1926年1月，谷崎第二次造访上海。这时的文坛气象已与8年前迥然不同了。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创造社的主将已陆续自日本回到了上海。文学研究会的谢六逸等也自早稻田毕业后来到了上海。

当人们不满意现实的时候，就会寄望于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鲁迅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黄金世界里就没有黑暗吗？照样有黑暗，而且还会有死人的情况。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科普作家、文学评论家，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有人说我是放下包袱、放飞自我，还是太简单了，没有摸透我灵魂深处的变化。到了现在这样的年纪，岁月带给我的，尤其是儿子带给我的，让我有了那种自信，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再让我经受不起的了。

徐皓峰心中的那个“北京”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参照，为那个转折的时代留下的一张张速写。他们虽然过着荒诞的生活，却怀抱着坚贞不渝的信念。

历史本身并不教导你什么，那是经过历史学家、经过学历史的人的头脑所得出来的结论，告诉人们应该从历史里边学习什么智慧。

北京庙会的变化并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而是有个很长的过程，从民国以来就在不断进行着改造。我观察的庙会和官方宣传的庙会是不一样的，是与人的精神关联紧密、以祭拜为核心的活动。

孙犁本人，在1949年以前，也完全在农村生活，虽然小学高年级、中学是在外地城市上的，高中毕业后又在北平流浪两年，但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农村打游击，和做文化宣传教育工作。

韦尔蒂则在这些男性作家统率的游戏规则之外，独辟蹊径给了写作者另一种启示：有了现实这块基石，不妨随心所欲展开美学摸索，“如何写、怎样写”这个创作过程展开了斑斓的微观世界。

生于乱世的杜荀鹤，或许出于自保跟朱温套了近乎，便遭历代文人唾弃。看来，搞人身依附的风险是极高的，弄不好就酿成无法挽回的人生悲剧。

回归后，年轻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了解不深，读过四大名著的寥寥可数。教育需要发挥引导功能，取消历史为必修课的举动，降低了学生的民族归属感。

北京的“齐白石故居”一是位于西城区跨车胡同那座老宅子，二是位于东城区的雨儿胡同的四合院。后者造访者寥寥，清静许多，有文化心的游者可以到这儿透透气，换换感觉。

学习过波斯语、设想过印度之旅、一直向往东方的埃凯洛夫对中国也有自己的想象。在埃凯洛夫心中存在着对“中国式”的某种可意会而难言传的定义。日常中的温馨一刻，他会称之为“中国时刻”。

与很多描写失恋的诗歌不同，阿赫玛托娃择取了一个小细节——戴错了手套，透露了抒情主人公内心的失衡，在行为的慌乱中凸现了后者的大悲哀。

社会经济史不是单纯地对社会经济政策、体制和运作形式的研究，而主要是应具备社会整体史宏观视野。把研究的任何一部分从整体史中抽出而不加以还原，都有片面性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