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江百咏》一卷，宋阮阅撰。阅字闳休，舒城人。赵希弁《读书附志》称其建炎初以中大夫知袁州。其事迹则未详也。所撰有《松菊集》。今佚不传。此《郴江百咏》，则其宣和中知郴州时作也。其诗多入论宗，盖宋代风气如是。而阅素留心吟咏，所作《诗话总龟》，遗篇旧事，采摭颇详。於兹事殊非草草，故尚罕陈因理障之语。如《东山》诗云：“藜杖芒鞋过水东，红裙寂寞酒樽空。郡人见我应相笑，不似山公与谢公。”又《乾明寺》诗云：“直松曲棘都休道，庭下山茶为甚红。”往往自有思致。又如《愈泉》一首，所谓“古来诗病知多少，试问从今疗得无”。语虽著相，然自为其《诗话》一编而作。是亦诗中有人，异乎马首之络者矣。此本出自厉鹗家，百咏尚阙其八。考《郴州志》亦不载。吴之振选《宋诗钞》及曹庭栋选《宋诗存》，均未及收。存之亦可备一家。惟每题之下不注本事，非对图经而读之，有茫不知为何语者。或传写佚之欤？《袁州府志》载其《宣风道上》诗一首、《题春波亭》诗一首，鲍氏知不足斋本录於此集之末，以补《松菊集》之遗。今亦从鲍本，并录存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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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撰。作为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和学者的王安石，一生著述很多，此编即是其全部著述，除《周官新义》、《老子注》、《字说》等书以外的汇总，其中卷六十五《洪范传》一书，是王安石诸多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洪范传》一卷，宋代曾有单刻本传世，《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及《明史。艺文志》皆有著录，清代以后，单刻本不传。王安石借注述《尚书。洪范》来阐发自己哲学思想，故名之为《洪范传》。王安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士五种物质元素，即所谓“五行”变化生成的，他说：“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五行也者，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自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这就是作者根据朴素唯物论“五行说”所提出的宇宙生成论。至于“五行”所以能运动变化，王安石并不认为有什么上帝鬼神在支配，而是由于事物本身“有耦”、“有对”。他认为“五行之为物”，“皆各有耦”，而“耦之中又有耦焉，而力‘物之变遂至于无穷”。他所言的“有耦”，就是说“五行”及其他一切物质性的东西，都是有对立面的矛盾存在。在书中，王安石又将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称之为“道”，“道者，万物莫不由之也”。“道”与“五行说”的范畴是一致的。作者提出“五事以思为主”的命题，所谓“五事”，为貌、言、视、听、思，强调人的思维的作用，并把视与听放在思的前面，作为思的前提，“明则善视，故作哲；聪则善听，故作谋”。这一认识序次，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者不主张人的本性先天注定，而肯定“愚者可诱而为智也”，“不肖者可革而为贤也”，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反驳了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总之，作者力图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尚书》的《洪范》篇，并最终把《洪洪》中的“五行说”从前儒陈陈相因的神学说教中解放出来，这种对待儒家经典敢于独立思考，另立新说的创新精神颇具进步意义。此书与王安石的另一部著作《周官新义》一样，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各种版本的王安石《全集》均收载此书，标点本中以１９６２年上海中华书局版《王文公文集》、１９７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王文公文集》最佳。

宋魏仲举编。仲举，建安人。书前题庆元六年刻於家塾。实当时坊本也。首列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篇，自唐燕山刘氏，迄颍人王氏共一百四十八家。又附以新添集注五十家、补注五十家、广注五十家、释事二十家、补音二十家、协音十家、正误二十家、考异十家，统计祗三百六十八家，不足五百之数。而所云新添诸家，皆不著名氏。大抵虚构其目，务以炫博，非实有其书。即所列一百四十八家如皇甫湜、孟郊、张籍等，皆同时倡和之人。刘眗、宋祁、范祖禹等，亦仅撰述《唐史》。均未尝诠释文集。乃引其片语，即列为一家，亦殊牵合。盖与所刊五百家注柳集均一书肆之习气。然其间如洪兴祖、朱子、程敦厚、朱廷玉、樊汝霖、蒋璨、任渊、孙汝听、韩醇、刘崧、祝充、张敦颐、严有翼、方崧卿、李樗、郑耕老、陈汝义、刘安世、谢无逸、李朴、周行巳、蔡梦弼、高元之、陆九渊、陆九龄、郭忠孝、郭雍、程至道、许开、周必大、史深大等有考证音训者，凡数十家。原书世多失传，犹赖此以获见一二，亦不可谓非仲举之功也。朱彝尊称此书尚有宋椠本在长洲文氏，後归李日华家。正集之外，尚有《外集》十卷、《别集》一卷、附《论语笔解》十卷。此本止四十卷，而《外集》、《别集》不与焉。盖流传既久，又有所缺佚矣。

宋苏轼撰。轼有《易传》，已著录。案苏辙作轼墓志，称轼所著有《东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并同，而别增《应诏集》十卷，合为一编。即世所称“东坡七集”者是也。《宋史。艺文志》则载前後集七十卷。卷数与墓志不合，而又别出《奏议补遗》三卷、《南征集》一卷、《词》一卷、《南省说书》一卷、《别集》四十六卷、《黄州集》二卷、《续集》二卷、《北归集》六卷、《儋耳手泽》一卷。名目颇为丛碎。今考轼集在宋世原非一本。邵博《闻见後录》称：“京师印本《东坡集》，轼自校。其中‘香醪’字误者不更见於他书。殆毁於靖康之乱。”陈振孙所称有杭水、蜀本。又有轼曾孙峤所刊建安本。又有麻沙书坊大全集本。又有张某所刊吉州本。蜀本、建安本无《应诏集》。麻沙本、吉州本兼载《志林》、《杂说》之类，不加考订。而陈鹄《耆旧续闻》则称姑胥居世英刊《东坡全集》，殊有序，又少舛谬，极可赏。是当时以苏州本为最善。而今亦无存。叶盛《水东曰记》又云：“邵复儒家有细字小本《东坡大全文集》。松江东曰和尚所藏有大本《东坡集》。又有小字大本《东坡集》。”盛所见皆宋代旧刻，而其错互已如此。观《扪虱新话》称：“《叶嘉传》乃其邑人陈元规作。《和贺方回青玉案》词乃华亭姚晋作。集中如《睡乡》、《醉乡记》，鄙俚浅近，决非坡作。今书肆往往增添改换，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云云。则轼集风行海内，传刻曰多，而紊乱愈甚，固其所矣。然传本虽夥，其体例大要有一二。为分集编订者，乃因轼原本原目而後人稍增益之。即陈振孙所云杭本。当轼无恙之时，已行於世者。至明代江西刻本犹然，而重刻久绝。其一为分类合编者，疑即始於居世英本。宋时所谓《大全集》者，类用此例。迄明而传刻尤多。有七十五卷者，号《东坡先生全集》，载文不载诗，漏略尤甚。有一百十四卷者，号《苏文忠全集》，板稍工而编缉无法。此本乃国朝蔡士英所刊，盖亦据旧刻重订。世所通行，今故用以著录。集首旧有《年谱》一卷，乃宋南海王宗稷所编。邵长蘅、查慎行补注轼诗，称其於作诗岁月，编次多误。以原本所有，今亦并存焉。

柳宗元，河東解縣人，世稱柳河東。讀書淵博，善為文章。弱冠考中進士，旋又中博學鴻詞科，為集賢殿校書郎，晉升為監察御史。順宗永貞元年（西元八○五），王叔文、韋執誼執政，被徵為禮部員外郎，方將大用，突然順宗因疾傳位太子憲宗，政局驟變，王韋等獲罪，宗元亦牽連，被貶為邵州刺史，於途中，又貶為永州（湖南零陵）司馬，宗元涉跡蠻荒，官微事少，迺日日流連山水，其最著名之山水遊記，多在此間所作。憲宗元和九年（八一四）冬月，奉召回長安。翌年春，調為柳州刺史，革除敝政，救贖奴婢，？授諸生，敦厚風俗，政績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卒於柳州，得年僅四十七歲。歿後之詩文，皆摯友劉禹錫為之編成文集，共四十五卷，後世名之曰柳河東集。

唐杜牧撰。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登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事迹附载《新唐书。杜佑传》内。是集为其甥裴延翰所编。唐《艺文志》作二十卷。晁氏《读书志》又载《外集》一卷。王士祯《居易录》谓旧藏杜集止二十卷，後见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数卷。考刘克庄《後村诗话》云：“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皆许浑诗。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别集乃有《南海府罢之作》。”则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续别集》三卷。故士祯云然也。此本仅附《外集》、《别集》各一卷，有裴延翰序。又有宋熙宁六年田概序。较克庄所见《别集》尚少二卷，而《南海府罢之作》不收焉。则又经後人删定，非克庄所见本矣。范摅《雲溪友议》曰：“先是，李林宗、杜牧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牧又著论，言近有元、白者，喜为淫言媟语，鼓扇浮嚣，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後村诗话》因谓牧风情不浅。如杜秋娘、张好好诸诗，（案杜秋诗非艳体克庄此语殊误。）“青楼薄幸”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说良是。《新唐书》亦引以论居易。然考牧集无此论。惟《平卢军节度巡官李戡墓志》述戡之言曰：“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於民间，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发愤者，因集国朝以来於古诗得若干，首编为三卷，目为唐诗。为序以导其志”云云。然则此论乃戡之说，非牧之说。或牧尝有是语，及为戡志墓，乃借以发之，故摅以为牧之言欤！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於元、白，其风骨则实出元、白上。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一篇，朱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费衮《梁谿漫志》载：“欧阳修使子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识曲听真，殆非偶尔。即以散体而论，亦远胜元、白。观其集中有读韩、杜集诗。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曰：“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则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薄视“长庆”体矣。

元郑元祐撰。元祐有《遂昌杂录》，已著录。元祐家本遂昌，徙於钱塘。而流寓平江凡四十年，为时最久，故其集名以“侨吴”。实则杭州所作亦在其内，盖从其多者言之也。集本其晚年所定，以授谢徽。今此本後有弘治丙辰《张习跋》，乃称元祐本有《遂昌山人集》，与《侨吴集》多繁芜重出。因通录之，得诗文之精纯者，并为十二卷，仍名《侨吴集》，用梓以传。则此本为习所重订，非元祐手编之本矣。凡文六卷、诗六卷。其中《与张德常书》，有“仆赞郡无补，尝移槜李”之语，而苏大年所作墓志、卢熊《苏州府志》皆称元祐以大府荐，两为校官，不言尝为他职，与元祐仕履不合。岂代人所作，失於标注耶？其文颇疏宕有气，诗亦苍古。盖元祐生於至元之末，犹及见咸淳遗老。中间又得见虞集诸人，得其绪论。末年所与游者，亦皆顾阿瑛、倪瓚、张雨之流。互相薰染，其气韵不同，固亦有自来矣。

宋真山民撰。山民始末不可考。宋末窜迹隐沦。以所至好题咏，因传於世。或自呼山民，因以称之。或云李生乔尝叹其不愧乃祖文忠西山。考真德秀号曰西山，谥曰文忠，以是疑其姓真，或云本名桂芳，括苍人，宋末尝登进士。要之亡国遗民，鸿物外，自成采薇之志，本不求见知於世，世亦无从而知之。姓名里籍，疑皆好事者以意为之，未必遽。今从旧本题曰《真山民集》，姑仍世之所称而已。其集《宋艺文志》不著录。明焦竑《经籍志》蒐宋人诗集颇备，亦未载其名。《江湖小集》始收之，而亦多未备。此本出浙江鲍氏知不足斋，较他本为完善，然皆近体，无古诗。《元诗体要》中录其《陈雲岫爱驴》七言古诗一首，此本无之。或诗本两卷，而佚其古体一卷；或宋末江湖诸人皆不留意古体，山民亦染其风气，均未可知。然就其存者论之，黍离麦秀，抱痛至深，而无一语怼及新朝，则非惟其节至高，其安命知天，识量亦不可及。视谢灵运辈既袭康乐之封，而犹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者，相去不啻万万矣。诗格出於晚唐，长短皆复相似。五言如“秃难瞒老，心宽不贮愁”、“烟碧柳生色，烧青草返”、“风竹有声画，石泉无操琴”、“棠醉风扶起，柳眠莺唤醒”、“地皆宜避暑，人自要趋炎”、“飞花游荡子，古木老成人”、“新葬冢无数，後来人更多”，七言如“欲谈世事佛无语，不管客愁禽自啼”、“看世情晨睡去，怕伤时事暮吟休”、“商岭定无屠狗客，雲台宁有钓鱼人”、“囊空侭可偿诗僓，脚倦犹能入醉乡”、“雕锼花柳春无迹，沐浴山川雨有思”、“炭为骤寒偏索价，酒因不饮论交”之类，皆不出晚唐纤佻粗獷之习，至於五言之“鸟声山路静，花影寺门深”、“风蝉声不定，水鸟影同飞”、“与鸥分渚泊，邀月共船眠”、“窗月灯昏见，岩泉雨歇闻”、“水清明白鹭，花落失青苔”、“曳杖雲同出，开帘山自来”、“寒塘倒山影，空谷答樵歌”，七言之“泉石定非马路，功名不上钓鱼船”、“水禽与我共明月，芦叶同谁吟晚风”，“隔浦人家渔火外，满江秋思声中”、“小半夜青灯雨，幽树一庭黄叶秋”、“涧暗只闻泉滴，山青賸见路分明”、“几亩桑麻春社後，数家鸡犬夕阳中”，则颇得晚唐佳处矣。一邱一壑，足资延赏，要亦宋末之翘楚也。

照字明远，本上党人，居东海，元嘉中，临川王义庆以为国侍郎，又为始兴王浚侍郎。孝武即位，除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转永嘉令，除临海王子顼前军参军。泰始二年，子顼败，为乱兵所杀，有集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