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起居注考
汉之西京，尚无起居注，唐顔师古《汉书注》谓“汉注记若今之起居注”，宋王应麟《玉海》谓“汉注记即汉之起居注”，余已考其非是。《隋书·经籍志》谓“汉武有禁中起居注”，似足证西汉已有之，然此系僞书，杭世骏辩之颇详，其言曰：
汉武禁中起居注者，特见之《西京杂记》，杂记出於晋葛洪家，与正史多所附会，如霍氏之孪生，杨王孙之裸葬，相如之贳酒，虞渊之草木簿，师古注汉，概所不取，岂非以其脞説不足信耶？禁中之有起居注与否（当云汉武如有禁中起居注），何以向、歆父子不标之《别録》、《七略》，至数百年後，乃始晚出，其僞章章矣。（《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一，《答任武承问起居注书》四）
案葛洪《西京杂记》序，言“洪家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此三书皆系僞作，前贤辩之已明，而洪所着《抱朴子·论仙篇》，引汉禁中起居注云：
少君之将去也，武帝梦与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下，云“太乙请少君”，帝觉，以语左右曰“如我之梦，少君将舍我去矣”，数日而少君称病死。久之，帝令人发其棺，无屍，唯衣冠在焉。
洪之引此，特以证明少君之爲屍解仙去，其爲僞着，更属显然。而西汉之无起居注，遂不待繁言而决矣。
东汉始有起居注，然史有明文者，仅有三帝，兹列於下：
一 明帝起居注
晋袁宏《後汉纪》：“初，明帝寝疾，马防爲黄门郎，参侍医药，及太后爲明帝起居注，削去防名”。（《後汉纪》卷十一）宋范晔《後汉书·皇后纪》：“明德马皇后，显宗永平三年春，立爲皇后，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録勤劳，无廼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着也。’”（案《明帝起居注》未必爲马后自撰。袁宏所谓爲《明帝起居注》者，犹後世言编定耳。盖明帝起居注，必当明帝御宇时，先有撰述，故马后欲削去防名；若马后自撰，即不记载马防参侍医药事，又何用削去耶？范书始云“马后自撰”，误矣。）
二 灵帝起居注
晋袁宏《後汉纪·序》云：“予尝读《後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汉纪》。其所缀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
三 献帝起居注
袁宏《後汉纪序》，已见上。
《隋书·经籍志》：“《汉献帝起居注》五卷。”
説者谓东汉起居注，起於《建武记注》，《後汉书·马严传》：“显宗召见严，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杂定《建武注记》”是也。案《建武注记》，即《汉书·律历志》之《光武皇帝着纪》，与起居注异撰，而与本纪亦不同。《汉书·班彪传》，“子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则本纪与注记亦非一书也。
自明帝始有起居注，其後章帝、和帝、殇帝、安帝，亦必世有起居注，故刘毅於安帝元初五年上书，请爲邓太後撰《长乐宫注》。时邓太後临朝，政有善绩，居长乐宫，故毅特请爲撰起居注。此《长乐宫注》，即《长乐宫起居注》，犹宋之《德寿宫起居注》也。言注者，省称耳。刘毅书云：“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所谓旧典，盖指明帝以来起居注耳。仍言注记者，盖沿着记旧称，实则着记掌於太史，而起居注则掌於内史。汉荀悦《申鉴·时事篇》云：
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动静之节，必书焉，宜复其式，内史掌之，以纪内事。
此其徵也。自刘毅误以注记之名混起居注，於是顔师古、王应麟等，遂纷纷指着记爲起居注矣。其实二者职掌既殊，质性又异，此不可不辨也。
东汉之时，尚无起居注专官，魏晋时始有着作郎，而起居注或有爲其所撰者。如陆机爲晋着作郎，而撰《惠帝起居注》（《魏志》注引陆衡《惠帝起居注》，沈约《宋书·傅亮传》引陆士衡《起居注》），然大都命近侍之臣，主掌其事。杜佑《通典》谓“汉起居注，似在宫中爲女史之任”，此盖承范晔《後汉书》之误，以爲《明帝起居注》爲明德马皇后自撰，而又以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故有女史之推测。其实皆爲宫中近侍臣所撰述。荀悦所谓内史，即宫内之书记官耳（史之本义爲书记官，余别有论文）。此内史属於泛称，汉之官制，实无此专职，唯决非太史所撰，则可断言也。
二 唐开元起居注考
《唐书·艺文志》：“《开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案：唐玄宗开元纪年，仅二十九载，信如《志》言，其起居注每年约有一百二十七卷，古今以来起居注之多，未有过於此者。窃谓当时记注，未必若是详明，蓄疑者久之，既而读《旧唐书·于休烈传》，始知《唐志》之谬误。然踵其谬者，尚层出而未有已，故特着斯篇以正之。
《旧唐书·于休烈传》云：
肃宗践祚，休烈以太常少卿兼修国史。肃宗自凤翔还，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録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後，皆被焚烧。
据此，则起居注与国史，皆非专属开元，上自武德、贞观，下讫开元、天宝，或系并包，或仅数代，均未可知。专属开元者，仅实録四十七卷，其文甚明，《唐书·艺文志》称爲“开元起居注”，其谬误一也。
“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云者，言起居注并余书共合三千六百八十二卷。非专指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也。起居注若干朝若干卷，余书若干种若干卷，皆不详列，仅合陈其总卷数而已，《唐书·艺文志》竟谓“开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其谬误二也。
《新唐书·于志宁传》：
志宁曾孙休烈奏：“国史、开元实録、起居注及余书三千八百余卷。”
案：《新唐书》列传，宋祁所撰；本纪、志、表，欧阳修所撰。宋祁承《旧唐书·于休烈传》节省字句，虽未有误，然开元实録与起居注连书，已易使人疑起居注亦属於开元；至欧阳修乃於起居注上大书“开元”，起居注下割去“及余书”三字，竟以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专属开元起居注。欧阳文人，往往断章取义，谬误百出，考核史材，非其所长，後之读史者，大都震於欧阳之名，不加考核，一承其谬误，如宋王应麟《玉海》、明焦竑《国史经籍志》等皆是。而清杭世骏专以考证起居注自命，其《答任武承问起居注第二书》云：
开元初，特令李乂与中书侍郎苏頲，纂集起居注，当时藏於兴庆宫，後世着於艺文志，多至三千六百八十余卷，京城陷贼，皆被焚烧。
然则杭氏亦承欧阳之误，而以起居注全属开元，卷数亦仍唐志之误，不数“余书”，杭氏亦尝读《旧书·于休烈传》，故知“京城陷贼，皆被焚烧”，何以不能纠正欧阳之谬，而反引李乂、苏頲事以爲之证明焉？
寻唐代起居注官，有起居郎、起居舍人，《通典》：“唐贞观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於门下，置起居郎二人。显庆中，复於中书省置起居舍人，遂与起居郎分掌左右。”《新唐书·百官志》云：
许敬宗、李义府爲相，奏请多畏人知，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长寿中，宰相姚璹建议仗下後，宰相一人録军国政要，爲时政记，月送史馆……未几亦罢。而起居郎犹因制勅，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惟入而位於起居郎之次。及李林甫专权，又废。太和九年，诏入合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
考许敬宗、李义府爲相，在高宗显庆龙朔间，李林甫专权，自开元二十四年爲中书令起，至天宝十一载乃死。然则开元以前起居注，惟高宗、显庆、龙朔间稍有减损，而开元二十四年以後，至文宗太和九年，起居郎、舍人皆废，则起居注更应间断。《旧书·于休烈传》之起居注，盖必包含开元以前，《开元起居注》，则自二十四年以後，恐亦有阙，此可推知者一也。
《唐六典》：“汉晋以後，起居注皆史官所録，自隋置爲职员，列爲侍臣，专掌其事，每季爲卷，送付史官”。《唐会要》：“武宗会昌二年十月，中书奏：‘起居注记，比者不逐季撰録，请每季即纳前一季所记与史馆，以迟速爲殿最。’从之。”据此，则唐代起居注，皆每季爲卷。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讫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共一百二十三年，每年四季，亦不过四百九十二卷。若此起居注全属开元，以二十九年计之，亦不过一百十六卷。《旧书·于休烈传》之起居注及余书，共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则余书必占三千余卷，起居注多则五百卷，少则百余卷而已，此可推知者二也。
自欧阳讫於杭氏，失於考核，遂至以误传误，近者李君正奋，着《隋唐五代史籍考》，据《唐志》误本，列《开元起居注》二千六百八十二卷（汲古阁本《唐志》作三千，八史经籍志本《唐志》误作二千），然其起居注类六家下注云：“《开元起居注》以下，不着録三家：三千七百二十五卷”，所谓三家者，盖指上文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开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姚璹修《时政记》四十卷，三家相合，正得三千七百二十五卷。此可知二千必爲三千之误，毫无疑义。惟欧阳所注，谓《开元起居注》以下三家，此亦有误，当云，温大雅以下三家，此又欧阳氏行文之疏也。
三 宋高宗德寿宫起居注考
杭世骏《答任武承问起居注第一书》言：
唐宋以还，重实録而轻起居注。唐之存於今者，只温大雅之《创业起居注》；宋之存於今者，只周密之《德寿宫起居注》，密又非当时史官。
杭氏言《德寿宫起居注》今尚存，且爲周密着。徧考宋以来书目不可得，且《德寿宫起居注》，盖宋高宗爲太上皇帝时史官所作，周密爲宋末人，又非史官，何以能撰此书，而与温大雅相提并论乎？蓄疑者久之。既而读周密《武林旧事自序》，始知杭氏之误。序云：
近见陈源家所藏《德寿宫起居注》，及吴居父、甘昇所编，逢辰等録，虽皆琐碎散漫，参考旁证，自可互相发挥。又皆乾淳奉亲之事，因辑爲一卷，以爲此书之重。（鲍刻本误置此序於第七卷首）
据此，则《德寿宫起居注》，乃不署作者名氏，爲陈源家所藏，非周密所着，而周密所辑之一卷，仅十二条，兹列其目於下：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一条；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一条；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条；
淳熙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一条；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一条；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一条；
淳熙六年九月十五日一条；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条；
淳熙八年正月元日一条；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一条；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一条；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一条；
上列各条，亦非纯爲《德寿宫起居注》，盖吴居父、甘昇所编，逢辰等録，恐亦参错其间。而乾隆杭州汪氏刻本《武林旧事》，竟题此卷爲《乾淳起居注》，杭氏又题爲《德寿宫起居注》，且称爲周密撰，皆误之甚者也。
余读宋周必大《承明集》，载有《龙飞録》一卷，起绍兴三十二年壬午六月戊寅，止隆兴元年癸未四月壬戌，前後约十閲月。中载绍兴三十二年八月丁亥，除起居郎。考必大乞修《今上起居注劄子》，自称“左奉议郎，试起居注，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兼权中书舍人”，此劄子盖在九月上。《德寿宫起居注》，或与“今上起居注”同爲必大等发凡起例，亦未可知。《龙飞録》爲必大私自注记，凡孝宗赴德寿宫起居，必详载之，中载德寿宫制度甚多，如云：
圣旨，朕欲日朝德寿，太上谓恐废万几，劳烦群下，委礼官重定其期。礼官请用汉帝故事，五日一朝。
六月己丑，太上以车驾五日一朝爲烦，诏用朔望、初八、二十二日诣德寿宫。
七月癸卯，德寿圣旨，前尝止宰执等月内两次到宫，今闻尚与前説不异，缘宫前无待漏处，缓急阴雨，使百官暴露，殊不安怀，可令後只初二日率从官同一次来。
此皇帝与百官朝德寿宫制度之大概也，如云：
六月辛卯，德寿宫月进钱十万贯，太上令止进四万贯。八月己巳，有旨，光尧圣寿太上皇帝上尊号，进银五万两，圣寿太上皇后三万两。八月二十一日生辰，进银三万两。
此德寿宫经费制度之大概也。惜此书仅至隆兴元年四月壬戌，必大奉祠出都而止，未能详尽记载耳。
必大尚有《思陵録》二卷，起淳熙十四年丁未八月庚寅，止淳熙十五年二月丙申，前後约六閲月，中述太上皇帝疾病，凡二十七日，孝宗问疾之状，医官诊视之情，脉案药方，罗列靡遗。又述太上皇帝丧葬之仪，及宋告哀使、金吊慰使往来之节，其议告哀使礼物之数云：
宋使金泛使例礼物“金器二千两，银二万两，贺正生辰半之”，告哀使许只正旦生辰礼物。後检旧制：“显仁皇后之丧，送金国遗留物数，金器二千七百两，银器二万两；又有银丝合二十面，贮宝玉乐器玻璃等物；其他象牙匹帛香药等不在数。”乃增告哀使所齎礼物，使与泛使同。
又述关於经费之谕旨奏事云：
十一月丙寅，宣谕：德寿宫杂费月可减七十万。
淳熙十五年五月丁未，延和奏事，呈永思陵攒宫，共费八十二万余缗，内库支银绢尚在外，德寿宫诸色人俸给，省十万余缗。
此皆可补德寿宫经费制度之阙。末载孝宗内禅光宗，称孝宗爲寿皇圣帝，后寿成皇后，乃终其卷。
观此二録，虽非《德寿宫起居注》而又仅载高宗爲太上皇帝始末二年之事，然较之《武林旧事》所载十二条，仅纪生辰庆节，及行幸聚景园与各宫殿亭苑，所谓承顔养志之娱，燕闲文物之盛，固铺张不遗余力。然视必大二録所载，则固有识大识小之别。惜乎《德寿宫起居注》全帙已不可得见，此等识小之处，固周密所节録，而识大者，岂遂无一二如必大之所记耶？
附记：周必大《龙飞録》之外，又有《壬午内禅志》一卷，记宋高宗内禅事，宋李心传撰，今存於《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此二书与《德寿宫起居注》，皆互有出入，足补当时史事。
四 宋孝宗起居注考
《宋史·艺文志》不载孝宗起居注，而杭世骏《答任武承问起居注第二书》，则云：
歙州汪宫赞杜林，曾言直内廷时，得见宋孝宗起居注，盖玉版金匮之藏，不得挂草野之目者，不知凡几，然万历时重编内阁之目，此书阙焉弗载，宫赞所言，犹在传疑之列也。
案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载有孝宗起居注，其後遂不见於着録。余读宋周必大《承明集》，有绍兴三十二年《乞修今上起居注劄子》云：
左奉议郎试起居注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兼权中书舍人臣周必大劄子，奏：臣以驽材，当陛下甫承圣绪，起居罔不钦，号令罔不臧之时，乃得簪笔便殿，侍立经幄，耳目所及当径书之。惟是往岁左右史不常置，故记注之未备者尚多。若必俟追补成书，始纪新政，则虽累岁犹恐未能竟也。夫他时之传闻，与今日之亲见，其详略固有间矣。臣愚欲望圣慈，许本省检照绍兴十年十一月起居郎李易申请指挥，断自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後，先後修纂，每月投进。其积压之未备者，依旧疾速带修。庶几陛下始初进明，言动必书，而小臣或得少逭疎略旷瘝之罪，不胜万幸，取进止，九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圣旨，依。
据此，则所谓今上，所谓陛下，皆对孝宗而言。盖孝宗於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受高宗内禅，九月二十九日，奉圣旨修六月十一日起之起居注，即所谓孝宗起居注无疑。《承明集》中尚有《起居注藳》一卷，即起於六月十一日，其下惟六月十二日及八月十四日，共三日耳，孝宗起居注之存於今日，仅有此一卷，汪氏在内廷所见，未知即是此书否。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其起居注每月投进，则每年必有十二卷，全书当有三四百卷（《宋史·艺文志》：《孝宗日历》一千卷，《孝宗实録》五百卷。则孝宗起居注有三四百卷，必爲至少之数），作者亦必不止一人，观必大所撰《龙飞録》，谓八月丁亥，除起居郎，隆兴元年四月壬戌，奉祠出都，《龙飞録》即止於此日，意此後起居注，亦必易人爲之矣。（《玉海》卷四十八，隆兴元年，起居郎胡铨言“史职之废有四：一曰进史不当，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五月一日，诏前殿令左右史侍立。则必大之後，继以胡铨，且矫正前失，是孝宗起居注，必较他起居注详核明矣。）而必大爲孝宗起居注创造之人，其《今上起居注藳》，必爲孝宗起居注开始之卷，殆无疑义。必大劄子列衔，有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一职，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光尧圣政録》三十卷，隆兴乾道间所修，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以勅令所爲编类圣政所，命辅臣领之，乾道二年冬，蒋子礼爲参知政事，上其书。”是《光尧圣政録》一书，必大既爲详定官，则亦预有载笔之力焉。（民国十九年十二月。）
（原载《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 第四期，一九三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