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之派别

史学上有两大派别焉：一曰记述主义，一曰推理主义。而此两大主义必俟时间（年代）、空间（地方）之观念明确，然後能发达进步。吾国自周共和以後，始有《春秋》，既以年代相次，又以地方区别。然吾人今日所见，惟有孔子所修之《春秋》，其未修之各国《春秋》，如《鲁春秋》、《燕春秋》等皆已亡灭，其体例若何，不可论列；故其主义若何，亦不可悬断，然大概不外乎记述主义而已。——前章言史学之发端，有两元之倾向，即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自然主义发端爲谱系，其进步爲年代记；理想主义发端爲英雄诗，其进步爲纪传。此两主义皆包於记述主义之中。理想主义渐次进步，即爲推理主义——自孔子修《春秋》，一再相传，於是记述主义与推理主义两派始并立。记述主义爲《左氏春秋传》，推理主义爲《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其後记述主义，大形发展，而推理主义，则自汉以後，渐次衰微焉，盖记述与推理两主义，其发展之难易，各不相同。记述主义所凭藉，於史料精塙别择之外，有言语学（吾国之文字学）、古文书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谱系学、考古学等爲之补助，而又有政治学术之常识，即足以胜任。推理主义，则於记述主义所凭藉，固须全具；又必有哲学、社会学等爲之基础，於物心两界及宇宙全体，透澈憭悟，乃能成立而发展。吾国既无有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故推理主义不能发达，而记述主义，则累世扩张，颇有进步之可言。此章所述，仅属记述一派，且仅属此派外形发展而已。至於记述、推理两派之方法，与其利病得失，则当别爲篇以论之矣。

吾国记述主义之史学，自春秋以迄今兹，自形式上言之，则当类别如下：

一、　以时区别者，谓之时代史，吾国谓之编年史，分爲二类：

    甲、综合的　如《资治通监》　《续资治通监》

    乙、单独的　如《春秋》　《左氏春秋传》　《汉纪》

二、　以地区别者，谓之地方史，吾国谓之国别史，分爲二类：

    甲、综合的　如《十六国春秋》　《三国志》　《九国志》

    乙、单独的　如《越絶书》　《华阳国志》

三、　以人区别者，吾国谓之传记，分爲二类：

    甲、综合的　如《列女传》　《高士传》

    乙、单独的　如《东方朔别传》　《诸葛武侯传》

四、　以事区别者，大别之爲政治史与文化史，其类例滋多，分举如下：

    政治史

        甲、综合的　如《通典》　《五礼通考》

        乙、单独的

    文化史

        甲、综合的　如《别録》　《七略》　《七録》　《子略》

        乙、单独的

五、　混合各体者，吾国谓之正史，如本纪、年表之区别以时，世家之区别以地，列传之区别以人，书、志、汇传之区别以事，亦分爲二类：

    甲、综合的（旧称通史）　如《史记》　《通志》

    乙、单独的（旧称断代史）　如《汉书》　《明史》

六、　以事之本末区别者，亦分爲二类：

    甲、综合的　如《通监纪事本末》

    乙、单独的　如《三藩纪事本末》　《西夏纪事本末》

上述六例之外，如起居注、实録等作，仅足以供史材；如通考、会要等书，仅足以当策案，皆不足与於史学之林。而此六类之史，皆由简单而趋於复杂，又由混合而趋於分析。如先有《春秋》（以时代分）、《国语》（以地方分）、纪传（如《禹本纪》、《伯夷叔齐传》，皆先《史记》。以人分）、书（如《洪范》、《吕刑》，亦开《史记》八书之体。以事分），而後有《史记》、《汉书》，此由简单而趋於复杂者也。先有《史记》、《汉书》之书、志、汇传，而後有各种分析之政治史及文化史，此由混合而趋於分析者也。兹略述各种发展之次叙，与夫史学之对象与目的，然局於时限，亦不能详也。

一　编年史

西周之时，记载事实，时间之观念未明，故无编年之史。自共和以後，始有《春秋》，然各国史记，皆藏周室（见《史记·六国表》）。秦既得意，烧之尤甚。盖当时国典，自史氏外，齐民不得上窥此秘籍也。迨孔子修《春秋》，於是史记始布民间，编年贻於後世，不与周室俱亡，此则孔子之功足以垂诸不朽者也。

今之言史学者，有区爲历史文学、历史哲学、历史科学三阶级者。孔子之《春秋》，无哲学、科学之观想，而文学则颇有可言，盖孔子之《春秋》本由《诗》出也。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诗》主美刺，而意在言外；《春秋》主褒贬，若就一辞一句观，而不比例以相考较，亦不能得其言外之意也。由此言之，《春秋》由《诗》出，彰彰明甚，谓爲历史文学，谁曰不宜。

《春秋》既爲历史文学，故欲推其言外之意，遂至人人异见，人人异辞。左氏之五十凡，公羊氏之三科九旨，各张类例，以説《春秋》，皆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前贤谓“《诗》无达诂”，吾谓《春秋》亦然，盖文学之性质本如是也。司马迁谓，“《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然其所指，皆在言外，亦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而已。唐韩愈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苟能见其终始，虽三传束阁，蔑弃师法，亦何尝不可各寻其端绪，以自成一家之言？故历史而以文学出之，令人迷乱，不知所谓，不可不谓爲幼稚之史学也。而犹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也。”（见《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吾未敢信也。

《春秋》之微言大义，虽如《公羊》所设之三世，由据乱而昇平，由昇平而太平，颇有合於进化之哲理，他若《谷梁》之所传道，亦多有合乎哲理之言。然既非孔子所明言，则亦等於各人所创获，惟左丘明恐人人各自以其意，以测孔子之言，异其端，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使人因实事而观言，不因空言而求意，以与实事相背缪。於是记述之史学出，编年之文法定，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惟左丘明始能实践此言矣。

孔子之《春秋》，杜预所谓“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非疏明其事之本末，不足以明其真相，憭其义旨。故左丘明之作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後经以终义（杜预説），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刘知几説）。既以五十凡释经，又有“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七类，以曲畅其义，使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杜预説）。盖传之本字作专，爲六寸簿，意在解经，惟因经之言，而因着其事，使兴亡之原委，经国之谋谟，风教之盛衰，政事之得失，彰往察来，钜细毕陈，此後世作史者所以奉爲模楷也。

《史通·二体篇》论《春秋》之得失，以爲“系日月而爲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於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爲长也。至於贤士贞女、高才儶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説，如绦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録，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顔囘，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爲短也”。案：刘氏论《春秋》之短长，其言颇谛。盖编年史之所长，即在明时间之观念，叙事实之终始，使人寻其因果，以明事理。至其史学之对象，弊在局於政治，未覩社会之全体，此史学初兴之际，所不能免之弊也。

有孔子之《春秋经》，而後有左氏之《春秋传》，传以释经，尚非纯爲史体，至汉荀悦作《汉纪》，始有独立之编年史，自是每代各有斯作，起自後汉，迄於有明，或谓之春秋（如孙盛《魏氏春秋》、《晋阳秋》等），或谓之纪（如袁宏《後汉纪》、干宝《晋纪》等），或谓之略（如裴子野《宋略》等），或谓之典（如何之元《梁典》等），或谓之志（如王劭《齐志》等），名虽各异，皆依《汉纪》以爲准的。至宋司马光撰《资治通监》，则爲编年之通史，以与《汉纪》等之断代编年史相别。若纯学孔子之经者，则惟僞托之王通《元经》，纯学左氏之传者，则惟僞托之薛收《元经传》。兼学孔子之经与左氏之传者，则有朱熹之《通监纲目》。其中荀悦、司马光，尚有创作之才，其他则陈陈相因，谨守成规而不敢越，在史学上无进步之可言。至詈王通之拟经，以爲淫名僭号，罪甚扬雄，则拟者与詈者，皆拘执不通者也。

二　国别史

今世之言历史哲学者，类以普徧史爲归。然亦不废国别史，以非有国别史，则普徧史亦无所取材焉。吾国当一统之世，帝王在上，虽诸国分封，各自爲政，然史体所尊，在一正朔。故孔子之时，虽有百国《春秋》，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必以周正爲归也。左丘明既爲《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説，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於鲁悼公，别爲《春秋外传国语》，合爲二十一篇（刘知几説。案：谓左丘明撰《国语》，説本《史记》、《汉书》），盖《春秋》以时间观其通，《国语》以空间观其别也。

上言《春秋》爲历史文学，《国语》亦然。盖春秋之时，虽有百国《春秋》，然国自爲史，未闻聚国别之史而荟萃爲一书也。曰《诗》，有十五《国风》，於是《国语》因之而出。余尝爲《中国古代文学史》，论《国语》之源流，以爲“刘知几作《史通》，胪陈六家之史，明其条贯，着其源流，则以《左传》爲编年之祖，《国语》爲国别之宗，分析史法，可谓精矣。若夫剖析而言，《左传》多叙记之文，原始要终，钜细毕见；至其记载言论，大抵甄综典礼，折冲尊俎，间以策命之文多爲事而发，故名篇钜制，十之三四而已。《国语》则多论议之文，其所记注事端，大部爲语而发，简而不繁，其重在语，犹《论语》也，分国而载，故称《国语》。其书上追《国风》，下开《国策》，欲观全周列国之文章，此三书爲其渊薮矣”。观此则《国语》爲历史文学，殆非附会之言乎。

章学诚《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云：“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礼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徵诸选，风《诗》之流别也。马《史》班《书》已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监》，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又谓《文监》始有意於政治，《文类》乃有意於故事，与《文选》、《文苑》意在文藻，不徵事实者异）。章氏谓吕祖谦之《宋文监》，苏天爵之《元文类》，始演风《诗》之绪，余谓不然。《文监》、《文类》断代爲之，实仿虞夏商周之书，爲《尚书》之支流，与孔衍之《汉尚书》、《魏尚书》，王劭之《隋书》，同类并观可矣。孔、王之书，今虽不传，《史通》谓“王劭《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説》”。斯其徵也。若《国语》、《战国策》国别爲之，始可谓爲演风《诗》之绪矣。

《国语》而後，则有《战国策》，其体例甚相似。孔衍之《春秋後语》，亦其流也，若司马彪之《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实爲後世地方统志之权舆，惟其书亡佚，十存一二，无由论议，後世史家，体例淆乱，名实纠纷，刘知几《史通》云：“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爲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於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观夫陈寿《三国志》、路振《九国志》，名爲国别，实则纪传；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其书亡佚，无由置论（萧氏《春秋》近有辑本，崔氏《春秋》，宋时已散佚，今所存者，有二本，皆爲後人辑録拟作）。吴任臣《十国春秋》，体爲国别，论名则编年，故名《春秋》，观其所载，则仍爲纪传，附以考表，且其中或爲本纪，或爲世家及传，隐然有正统偏霸之别，淆乱纠纷，盖莫甚於此者矣。

有史以来，惟今日之世界，足以当普徧史之目，其余诸国之史，荟萃以观，皆国别史也。若统一大地，则自古至今，实未尝有，正统偏霸之分，皆小智自私，坐井观天之语耳。中国以赤县神州之内，自视爲天下尽此，而又以国土爲帝王之私産，於是正统偏霸之説出焉。其实魏、蜀、吴三国相等耳，帝魏帝蜀奚争焉？吴、南唐、前蜀、後蜀、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北汉十国与夫梁、唐、晋、汉、周五国相等耳，帝五代帝南唐奚争焉（《五代史》帝梁、唐、晋、汉、周，《续唐书》帝南唐）？惟明夫国别之义，则此等自大之私见捐，而平等观察之公心出矣。

明夫国别之义，则晋与十六国皆国耳，作史者不必重晋而轻十六国，置之载记之列，而十六国之史亡，五代与十国皆国耳，不必重五代而轻十国，置之世家之列，而十国之史微，观夫东晋、宋、齐、梁、陈与夫北魏、北齐、北周等史，并驾齐驱，则其成效之彰明较着者也。

有国别史之实而无其名者，其惟《明一统志》、《清一统志》乎。司马彪之《九州春秋》以州爲纲，《一统志》则汇集各省书而作，以省爲纲，故其实皆同，所不同者，惟一统与割据耳，要其史法则相类焉。

三　传记

上言以人区别者，谓之传记。盖传记初无区别，如《陈留耆旧传》（魏苏林撰）、《襄阳耆旧记》（晋习凿齿撰）、《列女传》（汉刘向撰）、《女记》（晋杜预撰）、《裴氏家传》（宋裴松之撰）、《虞氏家记》（虞览撰）、《王君内传》（华存撰）、《刘君内记》（王珍撰）、《东方朔传》《毋丘俭记》（以上诸书均见《隋书·经籍志》），至於後世，始以録人物者谓之传，叙事迹谓之记，分疆划职，似有不能相通者矣。

原夫传记之始，多由传述师説，记载经义而起，如《易》、《诗》、《书》、《春秋》皆有传，《礼》、《乐》皆有记。传之本字爲专，爲六寸簿。古者书用简册，长二尺四寸者爲经。六寸之簿，便於札记，师弟之间，口相授受，记之於簿，以备遗忘，故或谓之传，或谓之记，或兼称传记。《易》、《诗》、《书》、《春秋》固有传，亦有记，如《诗》有《齐杂记》，《春秋》有《公羊顔氏记》，《礼》、《乐》固有记，亦有传，如《礼》有《丧服传》、《周官传》是也（上引各书，皆见《汉书·艺文志》）。兼称传记者，则有刘向《五行传记》、许商《五行传记》（见《汉书·艺文志·尚书下》）、锺离岫《会稽後贤传记》（见《隋书·经籍志》）是也。着传记之作，或记故训，或记故事，如《诗毛氏传》，则主记故训，《春秋左氏传》，则主记故事，《韩诗内传》，则主记故训，《韩诗外传》则主记故事，然则传记之范围，本甚广泛，不以人与事限也。

司马迁作《史记》（《史记》本名《太史公》，见《汉书·艺文志》。然《六国年表》及《太史公自序》已有《史记》之名矣）。其後有《东观汉记》，薛莹《後汉记》。记或作纪，如环济《吴纪》、刘陟《齐纪》；纪又作志（记、志、识、志同谊），如陈寿《三国志》、卢宗道《魏志》，则记亦爲史之大名，而传则专属於人，而爲记之附庸，此爲传记之一变。自班固作《汉书》，志以记事，传以记人，实开後世记以记事、传以记人之端。然六代之时，则固未尝分别也，如《鲁国先贤传》、《襄阳耆旧记》、《武昌先贤志》（皆见《隋·志》），则传、记、志又何异乎？自唐以後，始渐以传专属人，记专属事，此又传记之又一变矣。兹所论者，则惟以人爲单位之传记，其他固别有专属也。

以人爲单位之传记，其最古者，如《禹本纪》、《伯夷叔齐传》（已见上引）、《高祖传》、《孝文传》（见《汉·志》），其书皆亡，不可得而论，其後传爲正史之一体，当别专论。至於单行之传，汉时则有《列女传》，魏晋南北朝之际，《列女传》之作，实繁有徒（如顼原、皇甫谧、綦母邃、杜预等各有撰述）。他若《童子传》（王瑱之撰）、《幼童传》（刘昭撰），亦属此类。而其最盛行之传，更有三种，一曰别传，二曰家传，三曰地方先贤耆旧传。（又有杂传一类，如《梁书·任昉传》云，昉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隋书·经籍志》有贺纵《杂传》四十卷，陆澄《杂传》十九卷，其他无名氏所撰《杂传》见於隋、唐《志》者尚多，今皆亡佚，不具论。）

别传之作，大都书其逸事，纪其异闻，以别於史传。《隋书·经籍志》《东方朔传》八卷（当作《东方朔别传》），此爲别传之始。《汉书·东方朔传》曰：“凡刘向所録朔书，俱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顔师古注云：“谓如朔别传，皆非实事。”今按《艺文类聚》诸书，引朔别传，类皆奇言谑语。故班固《东方朔传赞》亦谓“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於衆庶，儿童牧竖，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隋·志》又有《管辂传》三卷，管辰撰（当作《管辂别传》）。《三国志·管辂传》注“弟辰撰辂别传”。所引诸事，亦皆奇诞。盖魏晋南北朝之时，别传至多，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唐宋类书及史注所载别传，凡一百八十四家，皆不见於《隋·志》，窃谓别传之作，实爲小説之流，班固所谓“小説家者流，盖出於街谈巷语、道听涂説者之所造。”《汉书·艺文志》小説家有《伊尹説》、《鬻子説》、《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説》，盖爲别传之宗。别传之外，又有所谓内传、外传者，如《汉武内传》、《邺侯外传》等亦其流也（《太平广记》等书所引唐宋以来内传、外传甚多）。下至今坊间所行之《西太后传》、《袁世凯传》亦属此类。若论其弊，则宏奬怪乱，增益诬谤；然在史讳饰家传谀佞之世，则此等小説、野史之属亦时有述其真相者，作史者所不能废也。

家传之作源出於谱牒。《杨氏家谱》（见《隋书·经籍志》，又有《京兆韦氏谱》、《北地傅氏谱》、《谢氏谱》、《苏氏谱》等），《扬雄家牒》（《艺文类聚·礼部》、《太平御览·礼仪部》，均引之），此爲家史之总体。谱牒之中，有状、有记、有碑、有传，故家传者，谱牒之一体也。三国之时，有《王朗王肃家传》，其後家传之作，见於隋唐《志》者，不可胜数，唐宋以来，爲古文者，如韩愈、欧阳修辈，类以爲人作碑传，致来谀墓之讥。盖家传之作，例必请名人爲之，金帛之赠，名曰润笔，公行贿赂，请作佳传，有褒无讥，以诬来世。故自家传盛行，而国无信史。盖後世修史，往往据家乘以立传也。黄宗羲爲《明史案》，隐括以三例，“国史取详年月，野史取当是非，家史备官爵世系而已”。足以见家传之价值，仅等於国史之起居注与实録而已。盖此等记载，例皆讳饰而不敢记实者也。

地方先贤耆旧传，其源亦出於小説。《汉书·艺文志》小説家，有《周纪》、《周説》之属，道於诵训之职，采於黄车之使，方志郡书，即由此出。自汉赵歧撰《三辅决録》，圈称作《陈留耆旧传》，魏晋以来，此风遂盛。魏有周斐《汝南先贤传》，苏林《陈留广耆旧传》，吴有陆凯《吴先贤传》，晋有陈寿《益部耆旧传》，范瑗《交州先贤传》，其例不胜枚举。今所存者，惟有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等数种而已。盖自宋明以後，地方之志繁兴，耆旧先贤传记，皆孕包於志内，故其作遂衰。原其始作之意，不过妙选英贤，爲地方之表率，作後学之楷模而已。及其弊也，标榜之习，僞饰之风，亦所不免；而地方之弊俗戾风，亦不敢有所纪载，以获罪於乡里，盖与家传同其弊也。然後世徵考文献，欲以窥其地方文野之度，社会得失之林，则亦足以见其一斑，与正史同其价值焉。

四　政治史与文化史

凡百学术，皆由混合而趋於分析，前既言之矣；政治史与文化史亦不外此例。自班固创十志，博稽历代政典；刘向作《别録》，网罗累世学术，於是分门别类，各有专着。虽学术之科条未清，进化之轨迹不显，仅胪陈事实，详爲记载，然苟以科学之律，精爲分析，善爲部勒，则自可成爲良史，然则其创始之功，储材之绩，亦不可没也。此篇事类较多，文亦稍繁，故分爲甲乙二章。

甲　政治史

自《禹贡》详地方之制，陈赋税之要，《吕刑》言刑法，《周官》详职官，似已爲政治史之权舆。然此诸作，仅爲一代之法规，未尝详溯渊源，实未足以言史也。司马迁八书，已亡其三（礼、乐、律三书），其所存者，惟《封禅书》略言因革，余皆不详。惟班固十志，每言大政大法，必追述古始以讫於当时，故《汉书》虽属断代，而十志则实爲政治之通史也。降及唐代，杜佑作《通典》，颇有条贯，观其序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设职官，然後兴礼乐焉；教化堕，然後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爲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其书网罗宏博，评议精简；虽其铺陈政制，不能详其创造之因、与其施行之果，未免有取貌遗神之憾；然其整理之精，规画之宏，亦有足多者。至於清代，逐秉其遗规，有《续通典》、《清通典》之作，已不能及其简要。若夫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秦蕙田之《五礼通考》，虽亦爲政治之通史，然或近策案，或等类书，其条贯不及《通典》远矣。

法制之史，其完备者尠，《百官春秋》、《选举志》等书散佚已久，不可得而论，惟《唐六典》一书，差足备数。其书虽仿《周官》而作，然《周官》仅叙一时之制，《唐六典》则自唐虞而下，损益沿革咸具焉（《唐六典》凡唐制则大书；历代之损益沿革则细书於下）。其流又有二：一爲会典，如《明会典》、《清会典》等，其体亦略仿《唐六典》，惟其损益沿革，仅详本朝。一爲《历代职官表》（清乾隆时永瑢等奉敕撰），虽爲表体，然每表之下，详叙源流，亦上起古初，下讫於当时。他若董説之《七国考》、王应麟之《汉制考》，於七国、两汉之制度，摭拾残剩，汇爲章则，虽未足爲史，然亦爲考法制者所不废也。

经济之史，吾国更无有措意者，唐宋以来，虽渐有留意及此者，如唐李吉甫《元和国计略》、宋韩绦《治平会计録》、李常《元佑会计録》、丁谓《景德会计録》、田説《皇佑会计録》，及《庆历会计録》、《经费节要》等书（皆见《宋史·艺文志》），皆爲经济史之滥觞，其书虽皆偏於财政，未详民间经济状况，然其书苟存，亦足与历代正史之食货志，同爲经济史重要之材，惜乎其书皆不流传也。自司马迁撰《货殖列传》，农工商虞之事，皆详记靡遗，民间经济，亦既了然矣；而於国家财政，又别撰《平准书》，故经济之史，唯迁始能注意及之，然此入於正史范围，故於此不能引例。而迁又有《素王妙论》一书，亦颇言货殖之事（《史记》正义引《七略》云，司马迁撰《素王妙论》二卷。《史记·越世家》集解，《御览》四百四，四百七十二，皆引《素王妙论》，言管仲、子贡、计然、范蠡、吕不韦等理财殖货事）。自是厥後，言民生者竟无综贯之史，惟於河防、水利、荒政等事，略有言其源流，志其大概而已。言国计者，自唐宋而後，甄综大要者，尚有其人（明汪鲸有《大明会计类要》十二卷，张学顔《万历会计録》四十三卷，皆见《明史·艺文志》），而分记之作尤多，如田赋、漕政、海运、钱币、盐法、仓库、榷政、铁冶、茶马、屯田诸事，或爲之记，或爲之志，盖至明而大盛矣。

法律之史，更不多觏。《吕刑》一篇，已略言法律沿革，自是厥後，惟各史刑法志，言之颇详。单行之史，实未之见；惟《隋志》有《晋宋齐梁律》二十卷，聚四朝之律於一书，实可见其损益沿革，然书已亡佚，实无由证成斯説。至明有应廷育《刑部志》、庞嵩《刑曹志》、陈公相《刑部文献考》、来斯行《刑部狱志》、江山丽《南京刑部志》（均见《明史·艺文志》），今亦未见流传；清沈家本《历代刑官考》一书，亦其流也。家本又有《新刑律説明书》，每条律文，皆举历代沿革，详其源流，言其取舍，与《唐律疏义》空释条文者迥异，与《刑曹》、《刑官》诸考志仅言故事者亦异。此虽不名爲史，实法律史之先河矣。

军政之史，作者颇多。宋有钱文子《补汉兵志》、陈传良《历代兵制》，明有李材《兵政纪略》、杨时乔《马政纪》，清有《八旗通志》（此书以兵制爲主，间载典章人物等），皆於正史兵志之外独具专书，言其制度因革。而言战法、战略、战事之史，如明吴从周之《兵法汇编》、郑璧之《古今兵监》、顔季亨之《明武功纪胜通考》等，皆不在此例。

社党之史，作者亦多。自范晔《後汉书》作《党锢传》已开此例，然在正史，不能援爲例证。宋有《庆元党禁》一卷（不着撰人名氏，刊於《知不足斋丛书》），清陆心源着有《元佑党人传》十卷。盖元佑党碑凡三百有九人，《宋史》有传者不及百人，或附见而不尽详，且有舛譌。故特徧搜群籍，备爲之传，末附《党禁始末》。考元佑党禁者，此书其最详矣。明代社党，记者独多。陈鼎有《东林列传》二十四卷，陆世仪有《复社纪略》四卷，吴伟业有《复社纪事》一卷，杜春登有《社事始末》一卷，又有《东林本末》六卷，惜其不传，今仅有《东林事略》三卷，列於《荆驼逸史》（《东林本末》不知撰人姓名，《东林事略》末有《东林本末》序注云，“书共六卷，在陈其年维崧家”。《事略》殆其节本）。考明之社党，尚有几社、邑社、南社、北社、知社、匡社、应社等，无有专书记载，故亦尟爲前人所知。盖吾国社党，非若欧美诸国之有党纲政见足以标示於国人，其初不过宦官当路，权奸窃柄，目其反对者爲党人，爲一网打尽之计耳。至若明代诸社，亦不过标榜文章声气，实爲文社，而非政社。其後稍有得志者，於是结爲党援，干预政治。然则吾国社党虽爲幼稚，亦不失爲政争之具，足以爲政党之先道，故其记载亦不可忽视云。

外交之史，自唐而後，作者亦多。如唐有李德裕《西蕃会盟记》三卷（见《唐书·艺文志》），宋则有《皇华録》一卷、《南北欢盟録》一卷、《议盟记》一卷，皆不知作者。张棣有《金亮讲和事迹》一卷，寇瑊有《奉使録》一卷，王曙、戴斗有《奉使録》一卷，范纯仁有《使高丽事纂》二卷（均见《宋史·艺文志》）。元则有刘郁《西使记》、元贞《使交録》（均见《元史·艺文志》）。明则有张宁《奉使録》二卷、龚用卿《使朝鲜録》三卷、谢杰《使琉球録》、倪谦《使交録》（均见《明史·艺文志》）。虽其书大半散佚，然自唐以来，注意斯事，亦可概见，今所存者，惟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其书爲纪事本末体，记载宋金和战之始末，分上中下三帙：上帙记政和、宣和之事（二十五卷）；中帙记靖康之事（七十五卷）；下帙记建炎、绍兴之事（一百五十卷），皆采集诸书，编年条系，虽失之太繁，然记两国交涉之事，未有详於此书者。清光绪中，王之春有《国朝柔远记》十八卷，自顺治以迄同治，於中外交涉机宜以及通商始末，皆编年记载。虽不无自大之见，然指陈交涉得失，亦颇分明，抑亦外交史之流亚也。

乙　文化史

《庄子·天下篇》甄综学术源流，已爲文化史之先导。司马迁继之，其於《史记》列传半爲学者之传记。自管、晏、老、庄、孟、荀、申、韩、孙、吴、苏、张、计、范诸子，以及仲尼弟子，汉代儒林，屈、贾、邹、枚、司马、淮南之文学，扁鹊、仓公之方技，所谓诸子百家，莫不详爲列传，或连类附见。是则司马之史，其注重文化，可谓不遗余力，然此属正史，不能引爲例证。惟刘向校书，着爲《别録》（《隋书·经籍志》：《七略别録》二十卷，刘向撰）。《汉书·艺文志》所谓“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即谓此也。今其书虽散佚，其存者犹有《管子书録》、《晏子叙録》、《孙卿书録》（《韩非子书録》不着名，严可均疑是刘向作。他若《列子书録》、《关尹子书録》虽着向名，疑皆後人依托。又有《邓析书録》，亦不着向名，而《意林》及《荀子》杨倞注、高似孙《子略》，皆云向作，然此亦出於後人依托也）。於其篇目指意，固已条举撮録；而其国籍行事，尤详爲叙述。观各书所载《别録》逸文，如王史氏（《汉书·艺文志》注引《别録》云：“六国时人也。”）、徐子（《史记·魏世家》集解引《别録》云：“外黄人也。”）、鬻子（《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别録》云：“名熊，封於楚。”）、杜文公（《汉书·艺文志》注引《别録》云：“韩人也”），则详其时代，着其国籍。我子（《汉书·艺文志》注引《别録》云：“爲墨子之学”）、文子（《史记·荀卿列传》索隐引《别録》云：“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问於墨子”）、尉缭（《汉书·艺文志》注引《别録》云“缭爲商君学”），则着其师承。申子（《史记·申韩列传》索隐引《别録》云，“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己备，过太史公所记”也），则审其篇目。驺衍（《史记·荀卿列传》集解引《别録》云，“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其书天事，故曰谈天”），则明其指意。是其甄综学术，分部别居，条析源流，固己极文化史之能事矣。而世顾以目録校雠之学轻之，固浅之乎测向者也。其後刘歆《七略》，班固因以成《汉书·艺文志》，犹未失其家法，已駸駸乎成爲目録之学矣。其後齐王俭有《七志》、梁阮孝绪有《七録》。《七志》已亡，《七録》原有十二卷，今仅存序与目而已，故其内容若何，亦不敢悬爲论断。惟《七録》中有《古今书最》一篇，详载古今书籍存亡之大概，此亦足以爲文化史之资，而学术源流，亦不若《七略》、《艺文》之该备，盖其书既缺，自不能以此相责也。宋有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清有《四库全书总目》，虽各有品题，然学术之源流不明，部居之分别亦杂，故郑樵有《校雠略》、章学诚有《校雠通议》，皆思复向、歆之旧业以理董之，然兹事体大，彼二人者，亦未足以语此也。其後言目録之学者，仅能考版本之源流；言校雠之学者，仅能辨字句之异同，斯则其细已甚，更不足以窥见向、歆之巨业。惟宋高似孙《子略》，专载诸子，总存其目，其下四卷，则全爲论断，颇欲扬扦百家，清其流别，然其意则是，其学亦甚疏也（吾国无文化史，此节所言皆总论学术之史，姑归之於文化史，下节所谓学术史，仅指言学术之一部分者）。

学术之史，自明黄宗羲《学案》出，规模始宏大。先是，周海门有《圣学宗传》、孙锺元有《理学宗传》，皆言理学之源流，然或以禅学乱其流，或杂收而不甄别，颇觉疏略，於是黄氏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以正之。既成此书，又复溯宋元诸儒而爲之述其学派，成《宋元学案》，然其原稿不言卷数，全祖望修定序録，列爲百卷，其书述各家传授源流，详爲表列，颇觉清析。每一学案，首述其行事而爲之传，次摘其言论以表其学，终复加案语以详其得失，或附録逸事及他人之评论。其爲传也，视正史之传虽较简要，然於其学术之大凡，及其生平、读书、交游、着作，亦不加意详述，实与史传亦无异处（冯氏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云，“是书修补，谢山兼爲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略，而是书列传特加精详，语多本之《永乐大典》，其中经济着述，间或采入”。可见诸传不仅爲学案作也）。所摘言论，有时亦不能代表其学术，於其学术之本末条贯，实不能如指诸掌。而其评论，徒肆口辨，间有不衷於理者。又复入主出奴，陆、王、程、朱，便势同水火，故不爲客观之叙其真相，而独爲主观之肆其交攻。盖黄爲陆、王，全爲程、朱，已不免有此弊。他若陈建之《学蔀通辨》，攻陆、王；吴鼎之《东莞学案》，申陆、王；唐监之《学案小识》，又申程、朱，其《经儒学案》，掊击戴震诸人，又蹈汉宋交攻之弊，学术之真相，往往爲其好恶所左右，盖无科学严格之律令，又无学史客观之精神，故其成就止於如此，然其爲吾国学术史之先导，其功不可没也。其後江藩爲《汉学师承记》八卷、《经师经义》一卷，又爲《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其爲《师承记》则云：“经术一坏於东西晋之清谈，再坏於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於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於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其爲《渊源记》则云：“近今汉学昌明，徧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爲汉学者，始於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爲非，且以爲法，爲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江氏之书，其叙诸家学説，颇得要领，然其互诋之陋习，主观之偏见，亦所不免。同时阮元撰《畴人传》四十六卷。自上古以迄嘉庆初年，凡中外言历法、算数之学者，皆叙其行事，述其学説，复缀以论，以明其流变（自卷一至二十述中土，末四卷述西洋，颇无门户之见）。盖历算之学，须凭实验，且以後起者爲胜，西学之入吾国，以此爲始，良由理无二致，故首能输入焉。学术无国界，此书差能副之矣。其後罗士琳又续补六卷，合刊行世。寻畴人二字，义颇广泛，不能专指历算之人。《汉书·律历志》如淳注云：“家业世世相传爲畴。”考王粲《七释》、束晳《补亡诗》以世礼乐者亦爲畴人，此则阮、罗二氏之小疵也。其实专家之学，皆可仿此爲史，惟条例略须改变。一干衆枝，明其源流，条其异同，不可如学案等之漫无比较条贯也。

宗教之史，着者特衆。自齐王俭撰《七志》，佛经道经，各爲一録，梁阮孝绪撰《七録》，亦特列《佛法録》、《仙道録》，北齐魏收撰《後魏书》，特着《释老志》，此皆对於宗教而有系统之记载者也。然《七志》、《七録》，实已散佚，《释老志》又属於正史，皆无劳举例。且仙道目，汉刘向已有《列仙传》之作（见《隋书·经籍志》），晋葛洪继之，亦有《神仙传》十卷。其後《説仙》、《集仙》、《洞仙》、《道学》等传，作者纷纷，实繁有徒。而佛法则梁有释宝唱之《名僧传》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释僧佑继之，亦有《高僧传》十四卷（今存）。其後名德法师衆僧比丘尼等传亦纷纷继起。然此皆以人爲限，未扩厥宇。隋唐以来，佛法之史，颇多名着，如隋翻经学士费长房着《历代三宝纪》十五卷，虽言译事，而表年以爲经，列人以爲纬。而每人所译之经，既详列书名於前，又略言译事始末於後。隋以前各经译出之年代，观此纪盖了然矣。唐沙门智昇又撰《开元释教録》二十卷，虽无年表，以详衆经译出之年代，似稍逊於《三宝纪》，然所译各经，亦以人代先後爲伦，不依三藏之次。且每代之首，冠以总序，先述年数，次述人数，次述所译经律之数，颇觉明了。而译人传记，特加详叙，此则胜於《三宝纪》也。先是，唐贞观时，有沙门道宣者，撰《释迦略谱》、《释迦方志》、《大唐内典録》、《续高僧传》，颇足爲宣扬佛教之史，其书今皆存在，足以远绍僧佑、长房，後启智昇。自斯以後，代有着述，故佛教之史颇称完备。至於仙道，今《道藏》所有者，惟汉刘向《列仙传》二卷、晋葛洪《神仙传》十卷、南唐沈汾《续仙传》二卷（《云笈七签》尚有《洞仙传》二卷，案《列仙》、《洞仙》等传见於《隋·志》，疑早已散佚，後人自类书辑出耳）。而谱録记传一类，所载传记山志，皆限於一人一地，其数亦尟。汉《天师世家》则又限於一家，惟元赵道一所撰《历世真仙体道通监》五十三卷、续编五卷、後集六卷，此爲仙道最详之史。然其声教之盛，不逮佛经远矣。

文学之史，《诗序》爲之权舆。盖《诗》三百篇，大抵皆不知作者，作序者爲之稽考史乘，或详作诗之原由，或述作者之姓氏，使学者论世读《诗》，知其源流正变，亦後世述文学史之意也。惟作序者不知爲何人，衆论纷纭，此不必辩。司马迁作《史记》，屈原、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文人，特立专传，范晔《後汉书》，遂特立《文苑传》，然此属正史，无劳举例。自晋张隐撰《文士传》五十卷，挚虞又爲《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志》二卷（《隋·志》：《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又有《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单行之史，乃渐兴盛。其後傅亮有《续文章志》、宋明帝有《晋江左文章志》、沈约有《宋世文章志》，皆其流也。惜其书皆已散佚，存者亦仅百之一二耳。惟梁刘勰《文心雕龙》，叙文章之源流，锺嵘《诗品》（《隋·志》作《诗评》），述诗人之流别，言文学者，皆奉之以爲监，故其书赖以不亡。唐裴朏有《续文士传》十卷，许敬宗有《文馆词林文人传》一百卷，亦已散佚。降至後世，选总集者，大抵皆爲文人立小传（如胡震亨《唐音统签》、钱谦益《列诗朝集》，其後《全唐诗》、《全五代诗》、《全金诗》、《五朝诗别裁》等皆有小传）。又爲纪事、徵略之作（如《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及《诗人徵略》诸书，皆述诗人事迹爲多）。其他言词者，有《历代词人姓氏録》，言曲者有《録鬼簿》等书。然作者虽衆，皆散无有纪，不爲源流派别之言，以视《文心雕龙》、《诗品》且不逮，宁足以言有系统之史哉！

艺术之史，以绘画爲最详备。自齐谢赫撰《古画品録》、陈姚最撰《续画品》，已发其端。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自上古至唐会昌，所有画家，皆爲小传，间述其派别源流。宋郭若虚又作《图画见闻志》六卷以继之，所述自唐会昌至宋熙宁。宋邓椿又作《画继》以继之，所述自宋熙宁至乾道。元夏文彦别作《图绘宝监》五卷，所述又自上古至於元。明韩昂又爲《续编》一卷，所述自明至嘉靖。清徐沁别作《明画録》十五卷，则述有明一代。而述明末清初者，则有周亮工之《读画録》（四卷）。述清初以至乾隆初年，则有张庚之《画徵録》（三卷、续二卷）。其後冯金伯有《国朝画识》（十二卷）、《墨香居画识》（十卷），蒋宝龄有《墨林今语》（十八卷，续一卷）。此皆累世继述，昭示来兹，而图画之史赖以不坠者也。其次则法书：唐张彦远《法书要録》十卷，起於东汉，迄於元和，与《历代名画记》并行；特继述无人，故不若绘画之详备。惟宋董更《书録》三卷、清冯武《书法正传》十卷，差堪继武。他若宋宣和之《书画谱》（各二十卷）、清康熙之《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明陶宗仪之《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明朱谋垔续编一卷），朱谋垔之《书史会要》（五卷），则又包举各代，汇爲鸿编，颇足以爲其羽翼。盖法书名画，着述甚多，或言其品，或言其法，或着收藏之目，或言鉴别之情。名号繁多，不可殚述，惟言派别源流，足以徵其变迁，觇其进化者，以上所举传记，虽未尽爲合作，亦足以供艺术史之选材已。若夫摹印之术，近代以来，亦有爲之作传记者，如周亮工之《印人传》三卷、汪启淑之《续印人传》八卷、叶铭之《广印人传》十六卷，亦足以见其一斑。他若金石雕刻、文房古玩之属，图谱、志録诸作，虽实繁有徒，而若元陆友之《墨史》（二卷，集古来善制墨者凡一百五十余人，旁及高丽、契丹、西域之墨，亦无不搜载），与书画印人诸传记足以并驾齐驱者亦尟矣。

农业之史，作者甚尟。自《夏小正》详言农之节候，於是周有《七月》之诗，秦有《月令》之篇，汉亦有《四民月令》，後世且有七十二候之説。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即以农圃诸事，分系於十二月令。此农业中天时经验之历史也。《管子·地员篇》言九州之土有常，而物有次。凡上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中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下土三十物，种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种三十六。此农业中土宜经验之历史也（《地员篇》详辨土宜种类之学，必由累世经验而来，必非管子所创，惜後世不传）。後魏贾思勰着《齐民要术》十卷，详言农事，中有引汜胜之述伊尹区田之法，自伊尹以後，又有爰田、代田之説，井田、班田之制。他若沟洫有记（见《考工记》）、耒耜有经（唐陆龟蒙着，一卷），此农田农器之史之散见於各书者也。元有《农书》（二十二卷，王桢撰，凡《农桑通谈》六卷，《谷谱》四卷，《农器图谱》十二卷）。明有《农政全书》（六十卷，徐光启撰。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十一类，颇称该备）。清有《授时通考》（七十八卷，乾隆勅撰。分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此三书者，虽非爲史，而取材详博，颇足观览。他若《茧谱》、《棉谱》，《茶经》、《酒经》，《群芳》之谱，《奇器》之图，《桂海虞衡》之志，《闽中海错》之疏，诸如此作，不可罄述，由此言之，吾国虽无农业之史，而史材未尝不丰富也。

工业之史，发达最古，自《世本》有《作篇》，详记车服器具等制作之原，惜其书已亡佚，然散见於各书，略可见焉（《礼记·明堂位》正义曰，《世本》，书名，有《作篇》，其篇记诸作事）。如奚仲作车（《御览》七百七十三引《世本》，下引仿此），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黄帝臣。《左》昭二十四年传正义引）、作衣（《路史·国名纪》六引），垂作铫（《御览》八百二十四引）、作耨（《左》僖三十三年传正义引），宓羲作瑟，神农作琴（《风俗通》引），杼作甲（《初学记》二十二引），挥作引，夷牟作矢（注云，挥、夷牟，黄帝臣。《礼记·射义》疏引），少康作箕帚（《御览》七百六十五引），公输作石磑（《後汉书·张衡传》注引），拥父作舂（《御览》七百六十五引），伯夷作井（《御览》一百八十九引），共鼓、货狄作舟（《艺文类聚》七十一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後作史者，惟舆服之制，略有记载，其器用工作，颇以形下贱视，无有持续记述者，遂致日用之物，如牀橙桌椅诸物，且无有知其始於何时，作於何人者，其器具之源，改良之迹，更无论也。吾国工业之墨守古制，不能发展，大率由此。其後惟宋沈括《梦溪笔谈》，稍记工艺，且兼言算数物理。如言阳燧照物皆倒，透光监承日光而铭文透壁上，洼监照人面大，凸监照人面小，唐高宗之玉辂，吴越王之木塔，喻皓营舍之法，毕昇活版之术，皆备言其理法，能於乐律历算，尤爲其专门絶学，言之更详。他若陶弘景之《古今刀剑録》、王俅之《啸堂集古録》、王黼之《宣和博古图》、吕震之《宣德鼎彝谱》，亦可以考见制作之源流。然此诸书，皆未成史体，惟吾族祖琰所着《陶説》六卷，言陶工历史，最爲详备（第一卷説今，言饶州今窑。第二卷説古，言古窑。第三卷説明，言明窑及造法。第四卷説器上，唐虞器、周器、汉器、魏晋南北朝器。第五卷説器中，唐器、宋器、元器。第六卷説器下，明器）。此则可爲工业史之模范矣。

商业之史，以吾国重农贱商，故尟有爲之记载者，惟司马迁《货殖传》中载都会之发达，及商人之传记，爲商业史之权舆。然此属正史，无劳举例。其後惟宋严守明有《通商集》三卷、赵勰《广南市舶録》三卷（见《宋史·艺文志》），专言商事，惜其书已佚，无可考证。至明有陈讲《茶马志》四卷、傅浚《铁冶志》二卷、王宗圣《榷政记》十卷，颇亦关於商务，然至於今，亦有録而无书。清自中叶後海禁大开，与外人通商，宜有专爲之史者。光绪中，坊间流传有王之春《通商始末记》二十卷，然考其书，实即王之春之《国朝柔远记》也（见外交史条），书估变其名以求利耳。是故清代通商之事，亦无有专爲之记载者，诚憾事也。惟同治时夏燮，撰《中西记事》二十四卷，中有互市档案，漏巵本末，五口衅端，洋药土税诸篇，颇言通商之事。其他散见於诸家之文集奏议，及海关之统计，东西洋史家之记述，实繁有徒，惜乎无人爲之辑録而爲专史也。

风俗之史，作者亦古。自汉朱赣《条风俗》，班固辑之，以附於《汉书·地理志》之末，言风俗者祖之。其後郑玄作《谱诗》言十五国风、二雅、三颂之不同，亦颇探原於风化。学者欲觇吾国古代之风俗，则此二书爲最简赅者矣（唐作《五代史志》，而其《地理志》略依古九州区画，条其风俗，颇得朱赣遗意）。自斯以外，纲举目张，条列全局者，实罕其觏。惟汉圈称有《陈留风俗传》（见《隋·志》），晋周处有《阳羡风士记》（见《唐·志》及《史通·补注篇》），宋孝王有《关东风俗传》（见《史通·补注篇》），唐张周封有《华阳风俗録》（见《唐·志》），他若《北荒风俗记》、《诸蕃风俗记》、《突厥所出风俗事宜》（以上皆见《隋·志》）、《高丽风俗》（见《唐·志》）诸书，亦实繁有徒。然或专録一地，或略举偏方，或仅载外国，固难与朱、郑等并驾齐驱者也。惟顾炎武作《日知録》，中有《世风》一卷，详言历代风俗，如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等条，颇能言其荦荦大者，惜其偏言土风，未能条举其俗，亦属偏而不全。今日而欲爲风俗史，则必采取社会学之精意，应用人类之条理，庶乎其可以超出於古人之上矣。

五　正史

前言混合各体者，吾国谓之正史，如本纪、年表之区别以时，世家之区别以地，列传之区别以人，书、志、汇传之区别以事；而此混合各体之史，实创於司马迁，以司马迁《史记》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也。

秦嘉谟《世本辑补》，谓《史记》之本纪、世家、列传，皆本於《世本》。“《左传》襄二十一年正义引记文曰‘太甲，汤孙’，《史记索隐》及《路史》注亦引《世本·纪》文，纪记音同，此即《史记》本纪之所本。《左传》桓三年正义引《世本》曰‘武公，庄伯子。韩万，庄伯弟’《世本·世家》文；又襄十一年、二十一年、定元年正义皆引《世家》文，此即《史记》诸世家之所本。《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世本》曰‘桓子生文侯斯，其传云孺子 ，是魏驹之子’。则《世本·世家》外，复有传，太史公作七十列传，其名亦本於《世本》也”。案秦氏推本本纪、世家、列传於《世本》，其言甚辨，若依其例则表与书亦可谓本於《世本》。表爲表里字，世表之表，乃谱之假借字，《世本》有帝系及王侯大夫谱，即《史记》表之所本。《世本》有《作篇》，记占验、饮食、礼乐、兵农、车服、图书、器用、艺术之原，《史记》八书，即本於此。虽然，《世本》一书，刘向以前未尝称引（《史记集解》序索隐引刘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记，凡十五篇。”《汉书·梅福传》：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隋书·经籍志》：《世本》二卷，刘向撰。希祖以爲《世本》、《战国策》皆刘向撰集，而班彪谓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削《世本》、《战国策》。窃谓《世本》、《战国策》，恐司马迁皆见不及，故《春秋正义》云，今之《世本》与司马迁言不同也。余别有《世本考》），其书有燕王喜、汉高祖（见《顔氏家训·书证篇》），亦未必爲古史官所记，司马迁得见与否，实亦未可定也。

司马迁所撰本纪、表、书、世家、别传，其体非其所创，固可断言。本纪爲编年体，本於《春秋》，而其名则本於《禹本纪》（《史记·大宛列传》云，“《禹本纪》言河出崑仑”。又云，“《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表之本字爲谱，桓谭《新论》及刘杳皆云，“太史公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则表本於周谱也（《史记·三代世表》云，“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十二诸侯年表》云，“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是亦可爲一证）。《尚书》之《禹贡》、《洪范》、《吕刑》等篇，即开後世书志之体，则书本於《尚书》也，《史记·卫世家》，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是《史记》以前已有世家也。《史记·伯夷列传》，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云云，则《史记》以前已有传也。《春秋左氏传》故事，亦爲传之发端，惟一以时爲纲，一以人爲纲耳。由此言之，《史记》以前，史之各体，固已有之。司马迁特混合各体以爲一书耳。此史学进步之徵也。

编年之史，往往局於政治，未覩社会之全体，正史则差能免此弊。世言二十四史爲帝王之家谱，不载民事，亦未免过爲苛论，且未尝浏览其书。且如司马迁《史记》，本纪、书、表、世家，固不免偏於政治，详於贵族。然其篇数，仅占六十，而列传七十篇，大都详载文化，自管、晏、老、庄、孟、荀、申、韩、孙、吴、苏、张、计、范诸子，以及仲尼弟子，汉代儒林，屈、贾、邹、枚、司马、淮南之文学，扁鹊、仓公之方技，以及诸子百家，莫不详爲列传，或连类附见，前既言之矣。他若诸丛传中如循吏、酷吏、刺客、游侠、日者、龟策、滑稽、货殖等传，大抵详察社会，精言民事，而文臣武将，则仅举其荦荦大者。其後班固《汉书》，又加《地理》、《艺文》二志，条举风俗，详言文化。司马彪《续汉书》则有《舆服志》，魏收《魏书》则有《释老》、《官氏》二志。而丛传之中，如范晔《後汉书》之《文苑》、《独行》（後世《卓行》、《一行》等传本此）、《逸民》（後世《隐逸》、《高逸》、《处士》、《逸士》等传本此）、《党锢》、《方术》（後世《方伎》、《艺术》等传本此）、《列女》、《宦者》等传，姚思廉《梁书》之《止足传》，欧阳修《五代史记》之《伶官传》，以及《宋史》之《道学传》，《新唐书》之《藩镇传》，《明史》之《土司传》，皆随世所重，专爲记载，则社会变迁，亦未尝捐弃弗道也。

刘子玄论正史之得失，其言甚辨。以爲纪以包举大端，傅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於天文地理，国典朝章，隐显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爲长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後屡出，於高纪则云语在项传，於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爲短也（见《史通·二体篇》）。详正史之体，储史材则尚称该备，言史理则未臻完密，盖史家最重之职，在明因果之关系，掸社会之真相，若同爲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甚难周览，则始末难寻，因果斯昧，子玄之论，可谓切中其弊矣。

刘子玄《史通》特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五篇，以论其得失，窃谓其言有是有非，不可不辨也。《本纪篇》云，“天子爲本纪，诸侯爲世家。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案本纪者，述其宗祖曰本，奉其正朔曰纪。周自后稷至於西伯，秦自伯翳至於庄襄，爵虽诸侯，而实爲天子之宗祖，必欲置之世家，是欲臣其宗祖，昧其本源也。自周赧王亡至秦始皇称帝，中间无统者三十四年，而灭周者秦，故列秦爲本纪。自秦子婴亡至汉高祖称帝，中间无统者四年，而杀子婴、封诸王者项羽。故列项羽爲本纪。必欲称项羽爲僭盗，则刘邦何尝非僭盗乎？必欲以称王爲非天子，则夏、商、周何尝称帝乎？子玄成败论人，实非公论。且《史记》尚有《吕后本纪》，以少帝非惠帝子，而政归吕后，故列吕后爲本纪，而子玄不敢论列，似避武后之嫌，惟於范晔《皇后纪》特致弹论（见《列传篇》）。由此言之，子玄於本纪二字之义，尚未憭然也。《世家篇》云：“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称，岂当然乎？”案：诸侯爲世家，割据称王，未成一统，故亦列之世家；况灭秦之祀，涉实发难，若在班固，必列涉於载记，似觉更当。子玄必欲以盗称涉，毋亦成败论人，又云“诸侯大夫家国本别，三晋之与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後，而前後一统，俱归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案：帝王追其本，诸侯详其世，本末既明，因果斯判。且子孙爲诸侯，使其先世祖宗爲臣，其蔽与论本纪同矣。《编次篇》云，“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爲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叙事篇》云“《日者》、《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子玄以爲传以记人，志以记事，自是唐代俗见，昧於传记之原。不悟子长列传，原有以人爲纲、以事爲统两类，以事爲统，後世谓之丛传，又称汇传，盖书志之记事，重在政治，汇传之记事，重在社会，例如《平准书》与《货殖传》，皆记财货之事，而其注意实有不同者也。《表历篇》云：“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於祖宗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説，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案：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传而表之者，有未入传而连类以表之者，表立而纪传之文可省，此万斯同所以补历代史表也。观夫《宋史》表少而纪传繁，《辽史》表多而纪传省，此其明效也（《史通·杂説篇》云“观太史公之创表也，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於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閲文便覩，举目可详”，则子玄於表，後亦知其有用矣）。子玄《书志》一篇，论辨尤详，以爲“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於三《礼》，而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録，何法盛曰説，名目虽异，体统不殊”。其推论源流，特称明允。惟於《汉书》《天文》、《艺文》、《五行》三志，以爲可以删削，毋事妄载。《宋书》之《符瑞志》、《魏书》之《释老志》，亦以爲不急之务。而可以爲志者有三，曰都邑，曰氏族，曰方物。夫五行符瑞，与当时社会心理有关，实不可去；天文则代有发明，艺文则世有增减；释老一志，可以觇教化，降及後世，景回诸教，杂然并作，尤不可以无志，惟其名不可以释老限耳。夫艺文、释老均爲一代文化所关，何可不详聚史材，以爲後世之参考？而子玄所蔽尤在艺文，以爲“前志已録，而後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夫文籍代增，诚不胜载，然酌剂损益，非无其术。一则当代所撰，务宜全列，子玄亦既言之；一则前世古书，亦既有目，史既断代，则当时亡佚之书，史宜备载。如梁代之书，焚於元帝，宋世之籍，沦於金源，此宜详记者一也。亦有前世亡佚，而忽尔复见，如汉之孔壁，晋之汲冢，清之敦煌石室，永乐重获金元之书，日本复归梁唐诸籍，此宜详记者又一也。当唐之世，《七略》、《七録》犹存，故视汉隋艺文经籍，烦而无当，若使子玄生於今世，必以爲吾国文化所存，全恃二志，得覩其概，又何嫌其妄载哉！

史学要义，以最近者宜最详，良以当代各事，皆由最近历史递嬗而来，其关系尤爲密切。吾国史家，颇明斯义。司马迁《史记》百三十篇，自上古至秦楚之际，年代绵邈，仅占其半；记载汉事，亦占其半（《史记》一书，本纪十二篇，汉占其五；表十篇，汉占其六；书八篇，汉约占其四；世家三十篇，汉占其十二；列传七十篇，汉占其三十八。故自黄帝至秦楚之际，约六十五篇，汉亦有六十五篇）。而汉五世（高、惠、文、景、武），武帝时事，载之尤详，约占五分之二（汉六十五篇，而武帝时事约二十六篇）。可谓最近而最详者矣。班固记载汉事，共爲百篇。自是厥後，每易一代即新撰一史，以至於清，追踪前武，亦成明史，盖亦以最近之史，於当代尤爲切要也。不特此也，班固既成《汉书》，又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此亦记载当代之史尤详於近世史之明证也。自是之後，私家记述当世之史，代不乏人。自魏收《魏书》有秽史之目，至隋开皇乃发令禁絶人间撰集国史，臧否人物，於是设官修史之局开，私家着述之风微。然国史虽爲官修，而野史之业仍未絶也，南宋、南明，其风尤甚，尊王攘夷之微义，爲外来君主所最忌，至清顺治、康熙，乃大兴史狱，庄廷鑨、戴名世以此诛夷，乾隆时又销毁明季史书，不遗余力，自是私家记述当代史事之风絶矣。故今日而欲言史学，当屏除官史而奬励私史，又当整理古史而尤宜注重当代之史（整理古史，以通史爲归；注重当代之史，则自清中叶以迄民国今日百年之间，尤爲重要。吾国旧时，以《史记》、《通志》、《南北史》、《五代史》皆目爲通史，其实《史记》、《通志》略具通史之质，《南北史》、《五代史》则章学诚所谓丛史而已，不可混也）。

六　纪事本末

以一事爲纲，而记述其始末，始於《尚书》之《金滕》、《顾命》。至宋袁枢，乃有纪事本末一体，此亦史学进步之徵也。盖纪传之弊，一事复见数篇，主宾莫辨；编年之弊，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其於事之因果，皆难综核，而欲发明大律，指挥人事，固其难也。自纪事本末出，遂使纪传、编年贯而爲一，以事爲经，以时爲纬，远因近果，於是麤备。盖史学发达之次叙，其始杂记事端，年月莫备，其次详编年月，始末间隔，再进则事时兼顾，始末萃列，掸因寻果，方臻精密，盖斯体发生，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

自宋袁枢撰《通监纪事本末》四十二卷（或作二百三十九卷，以一篇爲一卷耳），杨万里爲之序，以爲“予每读《通监》之书，见事之肇於斯，则惜其事之不竟於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知其初。自袁书出，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读其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宋淳熙本《通监纪事本末》序）。而赵与 亦云“通监以编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体。编年则一事而岁月辽隔，比事则虽累载而脉络贯连，故读《通监》者如登高山、泛钜海，未易遽覩其津厓，得《本末》而读之，则根干枝叶绳绳相生，不待反覆它卷，而了然在目中矣”（宋宝佑大字本《通监纪事本末》序）。是纪事本末者，实所以救编年之弊者也。其後明陈邦瞻作《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或作一百九卷，亦以一篇爲一卷）、《元史纪事本末》四卷（或作二十七卷），虽以宋史、元史爲名，似爲纪传体而作，其实仍以编年爲前驱也。盖其时薛应旗有《宋元资治通监》一百五十七卷、王宗沐有《宋元资治通监》六十四卷，故能比事次年，有条不紊也。

清丰润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此书先《明史》、《明纪》而成，既无纪传之史爲之前驱，又无编年之书爲之先导，似爲特创之作，其书与《明史》颇多异同，各篇之末，附以论议，文仿《晋书》，体规张溥（张溥有《通监纪事本末》等论），多俪偶之词，遗词隶事，曲折详尽。或谓此书实成於谈迁，其论实成於陆圻（姚际恒説）。又郑元庆述朱彝尊言，“此书德清徐侍郎倬所着，爲诸生时，爲谷所识拔，以此报之”。《四库全书提要》则谓“邵廷采《遗民传》称山阴张岱尝辑明一代遗书爲《石匮藏书》，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岱慨然予之”（希祖案：《石匮藏书》二百二十一卷，其书体例仿《史记》，余藏其稿本）。谷爲浙学使，书成於浙人，谷以金购得之，此姑不具论，第论其书必有凭藉，可断言也。其时浙江撰明史者，黄宗羲有《史案》、谈迁有《国榷》、张岱有《石匮藏书》，皆综述有明一代史事，他若郑晓之《吾学编》、朱国祯之《史概》，亦尝先後记述，况浙人之外，着述尚多，纪传编年，各有其书，盖纪本末一体，若无他体以爲之前驱先导，必不能发生也。

有以纪事本末施之古史者，宋章冲有《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书太简略，未尝传称於世。清高士奇乃着《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其书以国爲经，以时爲纬，虽以《左传》爲主，然亦别采经史诸子，爲之补逸，爲之考异，爲之辨误，爲之考证，篇末各附以论，此其胜於章书者也。先是，明沈朝阳有《通监纪事本末前编》，其书始於盘古，终於周分东西，荒诞不经之説，累牍连篇，故不足传云。

有以纪事本末体施之偏方之史者，清杨陆荣有《三藩纪事本末》二十二卷，其书成於康熙五十六年，时温睿临之《南疆逸史》、邵廷采之《东南纪事》、《西南纪事》等亦先後出，而传钞未广，杨氏亦未必见也。张监《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其书有表有图（首列年表、职方表及西夏堡塞地图），盖仿马驌《绎史》例，至是而纪事本末一体又稍进化矣。且西夏史事，成专书者甚尟，洪亮吉之《西夏国志》十六卷，未刊行於世，张氏亦未必见。然则杨、张二氏之纪事本末，其成书盖有独难者也。清光绪时，萍乡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其本文俱本《辽史》、《金史》，间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略者，并仿裴松之注《三国志》、胡三省注《通监》例，小注双行，分载每条之下，名曰考异。自着书而自注，此又纪事本末之一变体也。清初马驌撰《绎史》一百六十卷，起自上古，讫於三代，亦爲纪事本末体。博采羣书，贯穿古事，事撷其要，略具始末，且又有政典，有学案，有世表，有舆图，体大而思精，在纪事本末中可谓独创而进化，足以自成一家者也。虽其中僞书谶纬，杂然并陈，不能鉴别，亦其一弊，然其规模宏远，在斯体中固莫之与京者矣。

吾国史书，虽以纪事本末爲最进化之体，然尚不知因果之精律，社会之要素，故其取材少客观之精鉴，叙事尟主观之断制，轻重详略，多失其宜。此则改良史学，在乎後起之英，不可以此苛责先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