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之起源

一　史字之本谊

欲明中国史学之起源，须先明史字之本谊。《説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其字古文、篆文并作 。案记事者，即後世之书记官，此爲本谊；历史官之史，乃引申谊。盖又，爲古右字，篆文作 ，象右手形。中，爲册字。右手持册，正爲书记官之职。盖古文册作 ，篆文作 ， 作 ，後世误认爲中正之中，其实中正爲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许君之説非是。中爲简册，戴侗《六书故》、吴大澂《説文古籀补》，已有此説，然其説尚非密。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吾师章太炎先生《文始》，引证更确实。江氏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持簿书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官，皆取此义。”章先生云：“ 从卜中，中字作 ，乃纯象 形。古文 作 ，则中可作 ， 二编，此三编也。其作中者，非初文，而爲後出之字。中本册之类，故《春官·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郑司农云，‘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於天府’。《记·礼器》曰：‘因名山升中於天。’升中，即登中，谓献民数政要之籍也。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谓握图籍也。《春秋国语》曰：‘余右执殇宫，左执鬼中。’韦解以中爲録籍。汉官亦有治中，犹主簿耳。史字从中，谓簿记书也；自大史、内史以至府史，皆史也。”

观上列诸证，则以右手持册之记事者，即记事之书记官更明矣（海宁王国维作《释史》一篇，取日本饭岛忠夫説，以中爲《周官》大史职所云“饰中舍筭”之中，爲盛筭之器。案此爲周制，初制字时，未有此器，故不从其説。史之本职仅爲记事，历数属史，皆爲後起，此从其朔）。

二　有文字而後有记载之史

《説文》序云：“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寻许君此説，出於《世本》。《世本》今亡，《广韵》九鱼“沮”下引《世本》云：“沮诵、仓颉作书，并黄帝时史官。”仓颉作书，古书有传述者多，可无疑义，如《荀子·解蔽篇》云：“好书者衆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五蠹篇》云：“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私当作厶，私爲假字）。”《吕氏春秋·君守篇》云“仓颉造书”，惟称仓颉爲黄帝史官，异説纷歧，足滋疑难。兹博采衆説，折中一是，亦研究史学发生之一要义也。

仓颉时代，説者不同。《尚书序》孔颖达《正义》曰：“《世本》云：‘仓颉作书。’”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传玄皆云，“仓颉，黄帝之史官也”。（一）　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二）　徐整云，“在神农、黄帝之间”。（三）　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四）　卫氏云，“当在庖牺、苍帝之世”。（五）　慎到云，“在庖牺之前”。（六）　张揖云，“仓颉爲帝王，生於禅通之纪”。（七）　张揖之説，出於《广雅》。《广雅》云：“自开辟至获麟，二百六十七万岁。分爲十纪，则大率一纪二十七万六千年。十纪者，九头一，五龙二，摄提三，合頟四，连通五，序命六，循飞七，因提八，禅通九，流讫十。”据《广雅》所説，则仓颉之生，在获麟前二十七万六千年余。其説怪诞，出於纬书，不足措信。崔瑗等説，但云古之王而不言时代，亦不足辨。卫氏言在庖牺、苍帝之世，则在庖牺後。慎到着《慎子》，云在庖牺前。他若徐整、谯周之説，与司马迁等説，不相舛牾，盖一则言其生在黄帝以前，一则言其官在黄帝之世也。

综上七説，惟慎到、司马迁等説，有辨论之价值。司马迁等説与许慎説同出於《世本》。《世本》与《慎子》皆出於战国时，其説均古。二説孰是，则又须考定造字之年代以断定之矣。

《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説文》序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爲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僞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许君断定庖牺至神农时，皆爲结绳而治，庖牺作八卦，垂宪象，始刻画卦文，爲造字之先导；至黄帝时，乃造书契，尽刻画之能事，次序井然，合乎进化之理。司马迁作《史记》，本纪起於黄帝，而其《货殖传》又云：“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盖亦以有文字而後有史，故起黄帝；神农以前爲结绳之世，故谓不可知。寻司马迁、许慎之説，皆本於《庄子》。《庄子·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案黄帝亦称轩辕氏，此轩辕氏在黄帝前）、赫胥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结绳爲记事之发端，亦爲史之权舆，惜其法式今已不传。然观外国记载，谓中国以外诸民族亦往往行之。往昔西藏及贵州之苗族，亦有结绳之事，而琉球近时，尚存其制，海南土人，犹有用之者。当西班牙之侵入秘鲁也，其国有通行之克泼斯Quippus者，爲一种最发达之结绳法。德国人对於结绳一事，考察详明，着有专书，结绳法式，皆有图説。吾国古法，亦可由此推测。此法行於简单社会，固可济用，至於庶业繁盛，则饰僞萌生，非有文字，固不足以济其穷。神农以前，既爲结绳之世，则始造文字，必在黄帝时无疑。苟在黄帝之时，则仓颉爲帝王之説，不攻自破。（仓颉爲帝王，盖由史皇而附会。《淮南子·本经训》云：“仓颉作书。”《修务训》云：“史皇産而能书。”高诱注云：“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着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慎到谓“仓颉在庖牺前”，僞《古文尚书》序谓“伏牺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其説皆非。《尚书正义》所引七説，惟第一説爲足存矣。

三　再论书记官之史

上言文字起於黄帝，则黄帝以前，既爲结绳之世，文字未生，仓颉何由得爲黄帝史官？曰：结绳以记事，则结绳之记事者，亦得追称爲史官。惟此史官，爲书记官，非历史官。必须严爲分别，不可混淆。或谓《説文》序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後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其後云者，似指仓颉之後。史字从又从中，爲相益之字，仓颉时似未有史字，何得称爲史官？曰：伏牺既能画卦，即能重卦（王弼説），仓颉既能造文，即能重文。韩非子云：“仓颉造字，背厶爲公。”公从八（八有背谊）从厶（私之本字），安见仓颉时无史字乎？假使未造史字，後世亦得追称。

书记官称史，不尽上古如此。《周官·太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十二人。”注曰：“史，掌书者。”其他各职皆有府史、胥徒。《大宰》又有“女史八人”。注曰：“女史，女奴晓书者。”《宰夫》“史，掌官书以赞治”。注曰：“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周官之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大氐皆爲掌管册籍起文书草之人，无爲历史官者，惟五史如後世之秘书及秘书长，爲高等之书记（説详後）；府史之史，则爲下级书记耳。《説文》序云，汉兴，《尉律》：“学僮十七以上，讽籀书九千字，乃得爲史，郡移大史并课，最者以爲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有佐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皆有长史。《续汉书·百官志》，自三公以下至郡国县道，各有掾史（分掾属与令史。令史各典曹文书。郡国县道，又有书佐）；三公亦有长史，又有记室令史。案：佐史、掾史之史，皆书记官，即《尉律》所课者；长史，即後世之秘书长；记室令史，则秘书也。

历史之作，必起於图书荟萃之地。古者图书荟萃之区，必首推太史，《吕氏春秋·先识篇》云：“夏太史终古，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案：疑太史之误）向挚，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亦以其图法归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其属小史掌邦国之志。《左》昭二年传，晋韩宣子来聘，观书於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司马迁自叙：“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故历史之记载，必萌芽於太史。然其初之所作，仅记述一时一代之政典礼仪，与夫辨世系及昭穆而已。如《尚书》、《仪礼》、《周官》、谱牒等皆是。凡此记载，正名定分，仅足称爲史料，未足僭名历史；盖因果之关系，时间之观念，爲历史最粗浅之条件，且尚未明也。

历史之法，必爲治历明时者所创。《周官》“太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於官府及都鄙”。《续汉书·百官志》：“太史令，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西周以前，未有编年之史，至西周之末，始有《春秋》（説详後）。《春秋》之作必起於太史，观鲁之《春秋》藏在太史，即可知之。盖惟太史能以时间之观念，发明事实之因果，於是乎有编年之史，足以副历史之名。至孔子修《春秋》，鲁太史左丘明即爲《春秋传》；厥後司马迁爲汉太史，亦成《史记》。惟历史之作，尚爲爲太史者私人所发明，未必爲太史之专职。观夫汉之太史，至後汉时尚专掌星历，奏时节禁忌，记瑞应灾异而已（《史通·史官篇》云，司马迁既殁，後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於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候而已）。而着作历史者，反在兰台、东观。班固爲兰台令史撰《汉书》；李尤召诣东观拜兰台令史，撰《汉记》。夫兰台、东观，爲图籍秘书之所；令史掌奏及印工文书，盖後汉之时，尚无历史官专职也。至魏太和中，始置着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梁、陈二代，又置撰史学士。历史官之有专职，盖始乎此。由此观之，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可断言也（《史通·史官篇》云：“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於周室。”此误书记官爲历史官矣）。《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执本。”案：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爲柱下史，或云爲守藏室史。柱下爲藏书之地，老子实犹今图书馆长，或图书馆书记耳，未尝作历史官也。後世误以道家者流出於历史官，於是学术源流因而滑乱。此余所以斤斤致辨於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分别也。

四　未有文字以前之纪载

或谓仓颉造字，在庖牺前，慎到之説，未可厚非。盖《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三皇中有庖牺，庖牺既有书，则造字者必在庖牺前可知。况庖牺有《驾辨》之曲（《楚辞·大招篇》及王逸注），有《网罟》之歌（《隋书·音乐志》，又见夏侯玄《辨乐论》），而十言之教，至今尚存（《左》定四年传正义引《易》）。他若《葛天》之歌八阕（《吕氏春秋·古乐篇》引），《神农》之书，数十篇（《汉书·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兵阴阳家，有《神农兵法》一篇；五行家，有《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杂占家，有《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经方家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神僊家，有《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本草》一经，虽不见於《艺文》，而《汉书·平帝纪》、《楼护传》，亦尝称道）。事证如此，何以言黄帝以前无文字乎？

曰，黄帝以前书籍，或出追记，或出僞托，贾公彦《周官·外史疏》引《孝经纬》云“三皇无书”，申之云“此云三皇之书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録三皇时事”，此所谓追记也。汉魏以後追记邃古之事，其书弥多（如徐整《三五历》言盘古之事，项峻《始学篇》言天皇、地皇、人皇等事，皆汉以前书所未道），皆属此类。《汉书·艺文志》农家《神农》二十篇，原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於农事，托之神农。”《艺文志》所载黄帝时书，且多依托，何论邃古？《淮南子》云：“世俗尊古而贱今，特托黄、农以爲重。”此皆所谓僞托也。黄帝以前之书，皆可以此二例观之（严格言之，尧舜以前之书，皆可以此二例观之。盖初造书契，施於实用，未必即有着作记载等事，足资流传也）。

或又谓《管子·封禅篇》云：“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所谓十二家者，无怀、虙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而许慎《説文》云：“黄帝之史仓颉始造书契，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由此观之，七十二代之中，已有无怀、虙羲（即庖牺，虙或作宓作伏，皆声转）。许君云：“七十二代之字体，靡有同焉。”则慎到谓仓颉造字在庖牺前，更信而有徵矣。《左》昭十二年传云：“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章太炎先生谓：“封於泰山者，无怀、虙羲、神农谓之三坟，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谓之九丘。盖刻石记功，托体泰岳，故名坟丘也。五典爲五帝之典；八索爲三皇五帝之书。典书体例，盖不相同，然同爲简编，故名典索也。”然则刻石有三坟之文，简编有三皇之书，贞信可稽，何云黄帝以前之书皆出追记僞托乎？曰：《管子·封禅篇》其书早亡，今本《管子》有《封禅篇》，乃唐房玄龄注《管子》时，采司马迁《封禅书》所载管子之言以补之者。观篇中所云，盖秦始、汉武时假托管仲之言以谏行封禅者所爲，未必出於管子。即使出於管子，《管子》一书，亦系後人僞托。即非僞托，《封禅篇》言，“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云云。则前説之七十二家、十二家，後説之五物、十五物，皆系假设之辞以欺抵桓公者，《封禅篇》之不足信一矣（《梁书·许懋传》懋建议驳行封禅，以封禅爲纬书之曲説，与此篇相发明，可参考焉）。《封禅篇》言“封禅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记十有二”。此盖假设之辞，或系传闻之语，未尝见七十二代之字迹详其异同也。许君《説文》序所言，全与管子不相合（管子仅言自己所记，未尝言及刻石字体，管子所云七十二家，上起无怀，许君所云七十二代，上起黄帝，此或许君一时误记，或别有所据），不得并爲一谈，二矣。《尚书》孔序《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万余人，仲尼观焉，不能尽识。”《史记·封禅书》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余人（今本《韩诗外传》已逸此文）。”此盖传闻之语，韩婴爲《外传》则系之孔子；司马迁作《封禅书》，则系之管仲。此皆古有其语，後人追记。而传闻异辞，真相尽失，三矣。三説既明，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诸解，如《尚书·僞孔传序》，及贾逵（见《左》昭十二年传正义）、郑玄（见《周官·外史》注），下至章先生之所主张，其是非皆不足辨矣。《周官·都宗人》注云：“九皇六十四民。”疏云：“按《史记》伏牺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小宗伯》疏又引《史记》云：“九皇氏没，六十四民兴；六十四民没，三皇兴。”《通监外纪》引《史记》作“六十四氏”。案：司马迁《史记》起黄帝，此所引《史记》不知何据？司马迁谓：“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此等洪荒传説，不必信据。或者不察，竟谓六十四氏合之三皇五帝，正合管子七十二家之数，管子自言夷吾所记十有二，或者之言，竟可以补管子之遗忘乎？如此附会，世界史事，正不难牵连饰説矣。

五　再论追记僞托之史

《尚书纬》云：“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书》，十八篇爲《中侯》（《尚书·序·正义》引郑氏《书论》所引）。”准此，则孔子所见帝魁以来之书，尚有三千一百二十篇，此孔子删书之説所由来也。自来言孔子删《诗》、《书》者，其説皆不足信（删《诗》之説，出司马迁《史记》，驳语见下）。《大戴记》宰予问五帝德，孔子曰：“黄帝尚矣，先生难言。”故孔子辑书，肇自尧、舜，黄帝、颛顼、帝喾之书，孔子时已不得见，非删之也（孔子不见黄帝、颛顼、帝喾之书，而《五帝德篇》述其德；犹孟子不见周初典籍，而述周班爵禄之制，盖皆得诸传闻耳）。杨朱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列子·杨朱篇》）盖言无书足徵也。孔子辑书百篇，而《尚书纬》言《尚书》百二篇。寻《尚书》百二篇，系汉张霸所僞造（见《汉书·儒林传》）。此《尚书纬》盖出於汉代，可断言也。

纬候图谶之书，多托之孔子。其中叙述古事，神奇怪诞，颇动听闻，诂经述史之士，或多采撷，以乱其真，故其源流不可不辨也。《隋书·经籍志》云：“説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於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文心雕龙·正纬篇》云，“八十一篇，皆托之孔子，通儒讨核，谓起哀平”（案：汉张衡上疏云，“成哀之後，乃始闻之”。荀悦《申鉴》谓“起於中兴之前”）。徐养源着《纬候不起於哀平辨》则谓：“纬书当起於西京之季，而图谶则自古有之。《史记·赵世家》‘扁鹊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於是出矣’。《秦本纪》‘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録图书’。盖图谶之名，实昉於此。要之图谶乃术士之言，与经义初不相涉；至後人造作纬书，则因图谶而牵合於经义。”刘、徐二説，後説较是。盖图谶纬候，其体迥殊；约而言之，惟谶、纬二类而已。谶自别行，如《孔老谶》、《老子河洛谶》、《尹公谶》、《刘向谶》、《杂谶》（见《隋书·经籍志》）等皆是。信者较寡。纬者所以配经，故自六经《论语》、《孝经》而外，无复别出；《河图》、《洛书》等纬，皆属於《易》。《汉书·李寻传》已有五经六纬之文，説者又以庄子所説十二经以当六经六纬（《庄子·天道篇》云：“孔子西藏书於周室，繙十二经以説老聃。”案：此所云十二经，殆指春秋十二公之经耳），故儒者多信之。自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中，又重其制；隋高祖受禅，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自是谶多亡。而纬则以儒者传述，不能尽灭。《隋书·经籍志》成於唐，所载仅有纬书，而谶则仅云梁有而已。今世所传《古微书》及七纬诸书，皆纬书之仅存者。盖自後汉以来，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襃撰谶以定礼；魏晋儒者，又据以撰史。於是司马贞之补《三皇本纪》，马驌之撰《绎史》，皆纷纷据纬以相传述；延及海外，则又据《春秋纬》十纪之説（见上），以附会巴比伦历史，谓爲汉种西来之证，谬种流传，盖非一日。夫此僞托之书，神话之籍，其不足以当信史，稍有识者当能辨之矣。

六　论历史之萌芽上

上数章论书记官之史与历史官之史性质不同，与夫一事之记述，一时之典章，皆爲史材，而非历史；且辨明未有文字以前及既有文字以後一切追记僞托之作，以清史学之源，言之颇极详尽。惟言成家之史起《春秋》，历史之官起於魏晋，此盖犹有疑义。《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郑司农云：“志，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郑玄云：“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檮杌》。”鲁《春秋》、晋《乘》、楚《檮杌》、周《志》、郑《书》，既已可称爲历史，则小史、外史，得非爲历史官乎？曰《周官》五史，皆爲後世秘书长之属，非爲历史官，前既言之矣。二郑之注《周官》，皆以春秋战国时之史乘解释西周初年之制度，所谓以後证前，不足爲训。且所谓掌者，职司收藏，非着作之谓。寻《周官》原文：“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所谓邦国之志，即志所奠之系世，所辨之昭穆，即邦国之谱牒类也。若依先郑所注，指爲周《志》、郑《书》之属，则与外史所掌四方之志，注称爲鲁《春秋》、晋《乘》、楚《檮杌》有何区别？又：“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此所谓志与书，皆记也，即记所书之号令。《汉书·艺文志》云：“书者，古之号令。”三皇五帝之书，如伏羲之教（见《左》定四年传正义），神农之教（见《汉书·食货志》），神农之禁（见《群书治要·六韬·虎韬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政语（见贾谊《新书·修政语》），庶几近之。四方之志，即班於四方之政令。若方志之书，在《周官》爲诵训（掌道方志）、训方（诵四方之传道）所掌，《汉书·艺文志》入於小説家者是也。後郑所释皆非。总之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谱牒、政令之属，可称史材，未成历史，断非鲁《春秋》等所可比拟也。

德国历史家郎泊雷希脱Lamprecht着《近代历史学》，以爲“历史之发端，有两元之倾向，皆由个人之记忆，而对於祖先尤爲关切。两元者何？即所谓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取自然主义形式者，最初爲谱系；取理想主义形式者，最初爲英雄诗”。推究吾国历史之发端，亦不外此例。然则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之谱牒，及春秋以前颂美祖先之诗，皆吾国历史之萌芽也。

《史记·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又曰：“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又曰：“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由此观之，谱牒文体，略而不详。司马迁之所见，今虽不传，然桓谭、刘杳均云：“《史记·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放《周谱》。”《大戴记》所载之帝系，《汉书·艺文志》所称之《世本》，皆谱牒之遗式也。司马迁云：“历人取其年月，谱牒独记世谥。”（见《十二诸侯年表》序）然则谱牒所重，在记世系名谥，《三代世表》，即其例也；年月异同之争，独在於历人，观《汉书·律历志》可知。《汉书·艺文志》有《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颛顼历》二十一卷，《颛顼五星历》十四卷，《夏殷周鲁历》十四卷，此所谓历也；《汉元殷周牒历》十七卷，此所谓牒也；《帝王诸侯世谱》二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此所谓谱也。此等书籍，未必即爲司马迁所读之历谱牒，然其性质，亦不外是。盖古人记载，所重世谥，而因果之关系未明，时间之观念亦浅，记载年月之法，独疏略而不详，故春秋以前，年代不明。虽历人亦多争执异同，此谱系之所以不能称爲历史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明《诗》所以载王者之迹也。春秋以前，英武之事，大氐皆播之歌诗。虞夏之诗，尚矣，不可得而见。《诗》之《雅》《颂》，独载商、周。如《商颂》之《长发》（有伐韦、伐顾、伐昆夷、伐桀之事），《殷武》（有伐荆楚，即《易》所谓高宗伐鬼方）。《大雅》之《生民》（述后稷家有邰）、《公刘》（述自邰迁邠事）、《緜》（述自邠迁岐事，且载昆夷駾喙、虞芮质成事）、《皇矣》（述太皇王季事，中有伐密、伐崇及侵阮徂共事）、《大明》（述大任、大姒事，且载尚父助武王伐纣牧野事）、《文王有声》（述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事）。《小雅》之《釆薇》、《出车》、《枤杜》（述文王北伐玁狁，《采薇》以遣将帅，《出车》以劳还，《枤杜》以勤归）、《六月》（宣王北伐。述吉甫伐玁狁）、《釆芑》（宣王南征。述方叔伐蛮荆）。《大雅》之《崧高》（述申伯式南邦）、《烝民》（述仲山甫式百辟）、《韩弈》（述韩侯伯北国）、《江汉》（述召虎平淮夷）、《常武》（述南仲整六师，惠南国。程伯休父陈师旅，省徐土）。此皆欧人所谓英雄诗，本於个人记忆，而於祖先尤爲关切者也。　

七　历史之萌芽下

郎泊雷希脱又云：“谱系进而爲年代记（吾国称爲编年史）；英雄诗进而爲纪传。”此两元之进化。其説固是；然以吾国史迹观之，则四者发生之次叙，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後。兹分述之（吾国谱系，虽至周代始发达；然周以前粗疎脱略之谱系式记载，亦必有之，故与两元进化説仍不相戾）。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故有言志之诗，而後有永言之歌（歌者，歌其诗也，此爲徒歌）；有永言之歌，而後有依永之声；有依永之声，而後有和声之律；有和声之律，而後有乐器之作，以与徒歌相和。自伏羲作瑟，女娲作笙簧，已有乐歌，所歌者即谓之诗。其诗如後世之歌謡，播於口耳，不着篇章，故易湮灭失传。然则诗歌先文字而有，郑玄谓“诗之兴焉，谅不於上皇之世”（见《诗谱》序），其説非矣。诗虽起於皇古，然商周以前，其诗已不传，而司马迁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见《孔子世家》）此孔子删《诗》之説所由本也。然观《左氏春秋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所歌之诗，不越十五《国风》、二《雅》、三《颂》，孔子之生，在襄公二十二年，当季札观乐，才七八岁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明周乐在鲁，只有此数，非爲孔子所删定。所谓得所者，盖编定其篇第，传述其事义云耳。其时六代之乐，及夏之《九歌》、《九辨》，盖已亡佚，即商之名颂十二，犹亡其七，他可知也。然则扬武功、述祖德，若《雅》、《颂》之诗，必起自古初（《吕氏春秋·古乐篇》，所引古歌之名，虽系传述，亦足爲徵）。特至孔子时，已湮灭不传耳。

纪传之名，始於《禹本纪》（见《史记·大宛列传》），及《伯夷叔齐传》（见《史记·伯夷列传》，或谓《世本》有《魏文侯斯传》亦在《史记》前。《尚书传》、《春秋传》不在此例）。推而上之，《尧典》、《臯陶谟》，虽无纪传之名，已有纪传之实。《尧典》一篇，首尾百五十载（尧在位七十载。舜徵用三十载，在位五十载），与纪载一时之事迥殊，实爲本纪之权舆，若以司马迁之本纪相较，则《尧典》所缺，惟年月之不明耳。此史学上时间之观念尚未明也。《臯陶谟》但以“粤若稽古臯陶”发端，中间杂载臯陶、禹在帝舜前相陈之昌言，而又叙述帝舜与禹、臯陶、夔之语，而殿以帝与臯陶相和之歌，盖重在臯陶，故曰《臯陶谟》，纯爲叙纪之体，与《尚书》中诰、誓、命之文迥别，实爲列传之权舆，与《史记》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列传不载事功惟载言语文章者相契，所不同者，惟不书臯陶爲何地人耳，此史学上空间之观念尚未明也。司马迁之纪传，在年代记发生之後，史学已达进步之时，《尧典》、《臯陶谟》乃继英雄诗而起，史学尚属幼稚，故仅述局部，不能覩其全体，与诗之叙述相似，试观《尧典》自“钦明文思安安”，至“黎民於变时雍”，以四十八字，概括尧之生平，似商周之雅颂，似後世之铭赞，《臯陶谟》篇末，竟以歌诗作结，盖未脱英雄诗之习也。《尧典》、《臯陶谟》等书，今文家谓爲孔子所作。此盖臆説之辞，不足措信。《左》文十八年传，季文子已引《虞书》“慎徽五典”等文（今见《尧典》），《左》僖二十七年传，晋赵衰称郤縠説礼、乐而敦《诗》、《书》；又引《夏书》“赋纳以言”等文（今见《臯陶谟》，他若《左》文七年传郤缺引《夏书》，《左》庄八年传庄公引《夏书》，《左》昭十四年传叔向引《夏书》，《周语》内史过引《夏书》，《周语》单穆公引《夏书》，诸如此类，或见今《书》，或爲逸文，不胜枚举）。则孔子以前，已有人引《虞》、《夏书》矣。《左》哀十八年传孔子两引《夏书》，则孔子亦引《夏书》矣。谓爲孔子作，夫岂其然？然如段玉裁説，以《尧典》爲夏史所作，据《尧典》“舜陟方乃死”爲证；孙星衍説以《臯陶谟》爲虞史伯夷所述，据司马迁説《臯陶谟》，及《大戴记·诰志篇》虞史伯夷释“幽明”爲证；则又不明虞夏之时，无历史官，且虞夏史去尧、臯陶尚近，何以篇首皆云“粤若稽古”？以意揆之，则《典》《谟》之作，殆出於夏商之际或西周以前乎（英雄诗进而爲纪传，《尧典》、《臯陶谟》前英雄诗必已发达无疑。然纪传既兴而英雄诗仍未絶，如汉以後郊庙歌诗是也，此犹年代记既兴而谱系仍未絶，如汉以後所出谱牒是也）？

谱系起於何代，不可得而考，迹其初起，不过如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而已：年代事蹟，必不详也。司马迁谓“谱牒独记世諡，其辞略”。又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则谱系殆兴於周乎？唐虞传贤，夏初传子，其谱时系有无，盖不可考。有殷一代，兄终弟及者多，至於周代，主於立嫡，始严大宗小宗之辨，故奠世系、辨昭穆，其要事也。此证一也。《史记·三代世表》，出於《世本》，法效《周谱》，然云从黄帝至夏桀二十世，从禹至桀十七世；从黄帝至殷汤十七世，从黄帝至纣四十六世，从汤至纣二十九世；从黄帝至周武王十九世。寻《世表》云：“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汉书·律历志》则云“颛顼五代而生鲧”。《世表》从夏禹至桀十七王，中有传弟者四，至桀实十二世（依《世表》例，末王不数，下放此），则黄帝至桀实十六世。若依《汉志》，须加三世，则十九世也，一疑矣。《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殷本纪》则云，“小甲，太庚子”。索隐引《世本》同。《世表》，从黄帝至殷汤十七世，从汤至纣二十九王，中有传弟者十四，至纣实十五世，则黄帝至纣实三十二世；若依《世本》及《殷本纪》，须加一世，则三十三世也，二疑矣。据《世表》黄帝至汤十七世，黄帝至纣三十二世，而黄帝至周武王仅十九世；武王与纣并世，何殷周世系相差如是其远乎？三疑矣。由此观之，周以前谱系，皆由周人追録，知则録之，不知则阙；自周以下，不特王室世系，井然不紊，即诸侯之谱，亦详载而靡遗，此二证也。周代掌谱系之官，在王室则有小史，在诸侯则如楚之三闾大夫；周以前未闻有此官制。此三证也。《史通·表历篇》云，“谱之建名，起於周代”。盖亦同於斯意也。（梁玉绳《史记志疑》据《礼·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云，“黄帝传十世，少昊传八世，颛顼传二十世，帝喾传十世”，以疑《史记·三代世表》。）纬书之不足信，已如上论，然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谓“喾爲伏羲後，尧爲神农後，舜爲黄帝後，禹爲少昊後，汤爲颛顼後，皆不同祖”。而蜀秦宓亦辨五帝非一族，亦足见周以前谱系皆系追述，不足信据。

春秋以前，无编年之史。观乎《尚书》之文，年月阔略，称王称公，非序莫辨，《甘誓》一篇，禹、启、太康，説者非一，莫能证明，《太誓》上系纪元於文王，《金縢》直书“克商二年”，随文泛説，不以一王践祚爲统，此年不系於时王也。《康诰》首书“惟三月哉生魄”，《召诘》首书“惟二月既望”，知有月日而不知事在何年，此月不系於年也。《召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师，戊辰，王在新邑”，知有日时，而不知事在何日，此日不系於月也。史法草苴，明成周故无《春秋》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之术也（周初不特系年於事，即记日亦系於事。如《召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甲，太保朝至於洛卜宅”，以下“越三日”、“越五日”、“若翼日”、“越三日”、“越翼日”、“越七日”等句，皆不以日系月而系於事。《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頮水。越翼日乙丑，王崩”。四月不载月朔之日子，则甲子乙丑，亦不知在四月何日，则亦以日系事而已）。或谓春秋以前，既无编年之史，何以司马迁谓“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乎？曰，黄帝至周世数，且传闻互异，遑论年数，《汉书·律历志》云，“太史令张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李轨注《法言》云，“世有黄帝之书，论终始之运，当孝文之时，三千五百岁，天地一周也。”（见《重黎篇》）司马迁所以谓“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也。《史记》自共和以前立世表，共和以後始立年表，盖亦以共和之後乃始有编年之史也。或谓晋代汲县发魏襄王冢，得《纪年》，托始黄帝，至春秋以前，皆有年数可稽。此书前人定爲战国时魏人所记，而《汉书·律历志》载刘歆《三统历》，唐虞夏商，皆有总年，自周初至共和乃用鲁历，时周历已亡，则共和以前自有年代可稽，何以谓编年史始於《春秋》乎？曰，《竹书纪年》盖晋束晳等所僞造，本不足信；今本《竹书纪年》，又系宋以後人所僞造，僞中之僞，更不足信。刘歆《三统历》由於推测，与张寿王、单安国等，盖无以异，亦不能据爲塙证。《纪年》云，“夏总年四百七十一年”，《三统历》则云“四百三十二岁”。《纪年》云，“商总年四百九十六年”，《三统历》则云“六百二十九岁”。《纪年》云“自武王灭殷至幽王二百八十一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云，“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此足证今本《竹书纪年》，非晋代原本明甚），《三统历》则云“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二家之説相歧既如彼。刘歆据《鲁历》春秋以前至伯禽初封三百八十六年，而《史记·鲁世家》自伯禽初封至惠公末，得三百二十一年（《史记·封禅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三统历》“成王元年，命伯禽侯於鲁”。《鲁世家》“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杀幽王”。据此，以鲁世家推算，武王灭殷至幽王末凡二百七十五年。《三统历》云，武王克商後七岁崩。据《三统历》推算武王灭殷，至孝公二十五年幽王被杀，凡三百四十五年。与《纪年》説均异），鲁历与《鲁世家》相异又如此。足见春秋以前，无编年之史，各家所记之年，皆由推算而得，非真出於信史也。然则编年之史始於《春秋》，有説乎？曰《春秋》之作，盖在共和宣王之世，故司马迁年表始共和，墨子引诸国《春秋》，亦上逮宣王而止（《墨子·明鬼篇》引《周春秋》言宣王、杜伯事，又引《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皆言春秋时事。《左》昭二年传有《鲁春秋》，其後孔子修《春秋》，盖即据此。《晋语》羊舌肸习於《春秋》，《楚语》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申叔时告之曰，教之《春秋》。孟子谓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盖当时编年纪事之书，别言之，则曰《乘》、曰《檮杌》，总言之，则皆名曰《春秋》。《史通·六家篇》、《隋书·李德林传》并引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盖当时各国皆有编年之记载。故自共和以後，各国诸侯始有年数可稽也。总之《春秋》之名，共和以前，未闻有此，而《史通》云“《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目爲《夏殷春秋》”，此又足徵其僞矣）。孔子修《春秋》，托始鲁隐，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时者，春夏秋冬也。当时有周正、夏正之不同，故时颇重。《春秋》之名盖即约举四时之春秋也），以时系年。自是厥後，时间之观念明，因果之关系着，历史最要之条件，於是乎始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