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朋友说起，片冈铁兵新近在一个什麽会上提议，对於中国某老作家，有甚高地位，而只玩玩无聊小品，不与时代合拍，应予以打击云。据说是指的周作人。原文我没有看见，因为身非文化人，文化界的动态对於我总彷佛是别人的事，不甚关心，而又彷佛全明白了似的，不想再有所发现，这不甚关心於是变成真的隔膜了。所以当那位朋友这麽说了以後，我只应曰「哦！」心里却想：为什麽要这样严厉呢？或许并没有这样严厉，也用不着这样严厉的。又想：或许他并非指的周作人。打算去查一查，好知道一个究竟，可是还是懒下来了。
但因此我记起了周作人，去年还在朋友家里见过一面的，并且送他到浦口上火车。看着他，当时我的心里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正如他写给我的一首旧作「禹蹟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的那种情味。後来在古今杂志上又看到他的一篇小品，自说他的文字是有着一种淡淡的忧郁的，可是读他的文章的人少注意到这一节。
淡淡的忧郁，正是北伐後到现在周作人的文章的情味。他的清淡，并非飘逸，他的平凡，并非自在，他的随缘，并非人生的有余，而是不足。只有这「淡淡的忧郁」是最好的说明，并且连带说明了那次和他在一道时我的那种惆怅。
我是更喜欢他在五四运动到北伐前夕那种谈龙谈虎，令人色变的文字的，後期的文字呢，彷佛秋天，虽有妍思，不掩萧瑟。他不是与西风战斗的落叶，然而也是落叶，掉在明窗净几之间，变作淡淡的忧郁了。
然而我仍然尊敬他，因为他有一个时期是曾经战斗过来的。他的晚期作品，虽然把人生收缩了，也还是言其所知，行其所信，诚诚实实的。尚有淡淡的忧郁，这是周作人的文章始终高出於论语派，不仅在工力上，尤其在气质上不是俞平伯林语堂之辈所能及的地方。
我也希望周作人的时代过去，可是我以为这不是开一文坛法庭的事。说到文坛法庭，忽然想起了路易士。也是朋友偶然之间告诉我的──因为我自己近来对於出版界的情况总是这麽生疏，说是颇有些人不满於路易士的诗的颓废，个人主义，与其为人的骄傲，在报章杂志上已经发表过很多攻击的文章了，而且还要更予以一次彻底的扫荡战似的。人家要攻击，要扫荡，本来不干我的事，而且所说颓废，个人主义，骄傲之类，我想路易士也的确是的。但我以为不必如此对付他，也不应当如此对付他，那个理由非常的简单：倘使是以色列人，听到耶稣对着耶路撒冷城恸哭，并且咒道：「以色列人哪，你们有祸了！」大家就会把他称为失败主义者，然而有人恸哭，偌大的耶路撒冷总算是不寂寞了。又倘使这世界是鲁迅的「野草」里所说的沙漠，则颓废的叹息，比较看不见的四下里空虚的笑声，总还算是温暖的吧。
路易士的个人主义是病态的，然而是时代的病态。
从他的诗以及从他的人所表现的，都有这种病态的气氛，然而不是堕落，因为他对於人生是那麽严肃，他的病态有时毋宁是过於把琐碎的事物看得认真而来的。有些人还说他是享乐主义者，这是完全不对的。至於说他颓废呢，我以为都还有保留。因为，颓废与积极，革命与反革命，有时候实在也不容易划定界限。就文学来说，例如夏多布利安在一八○○年出版的「阿达拉」，勃兰兑斯称之为以暴风雨的力量感动了法国的读书界的，内容却并非讲的革命故事，而是描写一个印第安基督教徒的女儿的恋爱与死的小说，非常之强调宗教的感情的。然而它仍然可以是代行法国那一时代的伟大作品。诸如此类，形如相反，实乃相成，说来话长，姑且从略，并且所谓路易士的颓废在与现时代的相反或相成上，是否也和夏多布利安的宗教感情可以作同样的说明，也姑且从略。在这里我只想提出一点──
即使是病态的个人主义者，较之啦啦队合唱的和声，是要真实得多，也更可尊敬的。
至於个人或与「时代」──其实是流行的风气不合拍，照以往历史上有过的例子来说，那是不一定咎在个人，倒大抵是「时代」应当反省的。
路易士的诗在战前，在战时──战後不知道会怎麽样，总是中国最好的诗，是歌咏这时代的解纽与破碎的最好的诗。正如他之为人。与路易士相处，给我的印象是不安，甚至於不愉快，然而他的一切依然是可敬的，就是最苛求的希伯来人的上帝，对於他也只看作是迷路的羔羊，还抱着深切的爱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写作「周作人与路易士」，行文上其实是不自联结的，所联结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以为文坛似乎以没有法庭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