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能救国？
从前大家都知道外国人是要我们的钱，等到我们的钱都用掉了，这叫做经济亡国。现在日本人来了，不但用经济方法来亡我们的国，而且拿枪炮来亡我们的国。三天可以夺我们的东三省，那末一星期可以取我们的沿海口岸，一个月可以亡我们的全国，这不是一句空言，事实上已开端了。那末我们四万万有理智的民族，难道就束手就缚，忍气等死不成？所以我们要合全国的力量来对付这要亡我国灭我族的日本，要合全国的人来救垂危的中国。那末究竟有什么方法呢？据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要坚决的一方面实行毁衣，毁食，毁住，毁行的消极政策；一方面要施行造产，造物，造材，造兵的积极政策。
何谓毁衣，毁食，毁住，毁行呢？
（一）毁衣 从今日起，全国人必须要穿国产布衣，政府中人应即提倡外，学校应由校长起实行，工厂商店应由经理起实行，家庭中应由家长起实行，那末外国的穷奢极华的丝毛麻织品销与何人？每年的漏卮可省数万万圆。
（二）毁食 从今日起提倡一菜制，无论机关家庭学校商店均须实行。虚耗金钱之盛大宴会一概停止，必欲举行者，必须要十分简单。试问日本的鱼翅，金山的果橘，以及外来的糖果饼干，销与何人？每年可省数千万圆。
何谓造产，造物，造材，造兵呢？
造产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农国，但是他的米是暹罗来的，棉花小麦是美国来的（没有暹罗的米，国人要饿；没有美国的棉花与麦，工厂就无事可做），煤是日本来的，糖是南洋来的。外国的原料本来是救一时之急的，补不足的，试问我们有多少金钱年年来购这大批的外国原料？所以我们要尽力生产。只要政府提倡，恐怕上海一埠，千数百人的农矿专门人材必肯分头向各省区发展他们的才能来造产。
尤怀皋
按：这封信里所建议的“毁”字诀和“造”字诀，可谓深中我国的时弊。关于“毁”字方面的工夫，其具体办法也许还有商量之处，而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其中所含原则之重要。中国是个穷国，这是大家所听得不要听了，但是同时中国是个最浪费的国，这一点似乎还缺乏深刻的觉悟和痛悔。生产尽管落后，而享用却极力讲究，全是败家子的风气！此中当然还有分别：一般平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在实际上已经苦得不堪，无“毁”之可言，而上中阶级则纵奢极欲，大官显贵提倡于上，一般官吏风从于下，乃至国脉所倚靠之青年学子，亦有大部分奢侈浪漫，一到中学，别的未学，先学穿漂亮的来路货西装，玩跳舞场，一切力求形式上的“摩登”化，勤奋俭朴刻苦的精神殆视为不识时务的勾当，而不知新兴的民族如德意志，如苏联，其全国上下之勤奋俭朴刻苦的精神适与我们成一对照！此种风气倘不根本打倒，则如痨病鬼之更放纵于声色，其危孰甚？
关于“造”字方面的工夫，非先使政治上有办法，使政治能上轨道，简直无从说起。即如有许多人“赶到上海来”，也是因为内地恶劣情形“赶”出来的，这信里所提出的几个“造”字，却非以先解决政治问题为前提不可。
激 昂
（李秋水的来信略）
答：李君这封信之激昂悲愤，看到的人而不为之感动者必是没有了心肝的人。处今日之中国，内忧外患，交迫而来，除极少数搜括民脂民膏的享福阶级外，若再不知感觉激昂悲愤者，必是麻木不仁的活死人。但是我们虽对李君表示十二分的同情，而对于李君的消极态度则未敢苟同。我们以为环境尽管恶劣，我们仍须抱着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态度向前进攻，所谓扎硬寨，打死战。我们要想坚持这种态度，不为薄弱的意志所动摇，须有相当的信仰，然后才能于狂风骇浪中不失舵，于千苦万难中不灰心。就我个人愚见所及，以为有两种信仰特别的重要：第一种所当深信不疑的，是“忧民忧国”的事情不是短时期中所能一蹴而几的，我们所见愈远愈大，则忍耐坚毅的精神亦须与之俱远俱大。关于这一层，我觉得朱经农先生在《长风》半月刊创刊号中（现该刊已停办）发表过一封信，里面有一段很值得介绍：“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社会病态是很复杂的。要谋社会的改革，不是一人一手所能成功，更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美国十三州虽在一七七六年已经脱离英国而独立，但是他们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一直等到一八六五年南北战争终了以后，才渐渐得到完满的解决。法国大革命虽然在一七八九年已经开始，但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基础，一直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以后，才算立定了。其间都经过八九十年的历史，政治的革命易，社会的革命难。政治的革命尚须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成功；社会的改造自然非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切的努力不可。”不过这种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决不可作为我们因循苟且的藉口，却应该用来增强我们的忍耐坚毅的精神。
第二种信仰是：用出世的精神来干入世的事业，没有干不好的；再说得直截了当些，用不怕死的精神来干自己对群众所能干的事业，没有干不好的，因为死都不怕，便很容易做得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性格；便很容易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不怕阻碍，不怕失败，奋勇正直往前而不知什么叫做自私自利，什么叫做烦闷无聊。李君说“我自己却要刺一个假革命的军阀或一个万恶的土匪而死”，这种“出世的精神”，这种“不怕死的精神”，是记者所万分敬佩与赞成的，倘若李君真干出了“这样激昂的……稍有热血的事业”，我决不愿说“不对”；但我却不劝李君一定要往这条路走，因为这样一来，李君不过以一人拚一人；我更希望李君能利用这种“出世的精神”或“不怕死的精神”，向学术方面或社会服务方面进攻，不止一刀杀一人，将来却能尽量利用自己的特长救济数十百人，或千百万人。我不希望中国多出荆轲、聂政，却万分诚恳梦寐不忘的希望中国多出几个排除万难的林肯，多出几个坚苦卓绝的甘地！
我深信我们倘能有以上所述的两种信仰，便可有极坚强的忍耐坚毅的能力，便可有极坚强的排除万难与坚苦卓绝的精神，无论什么“不生不死”的局面，不足减其一毫的勇气，不足损其一毫的奋斗精神，“讨厌”与“厌世”都是屈伏于艰苦的表示，屈伏于困难的表示，天下最无可救药的是自愿屈伏。
以上是和李君讨论我们处此仍在过渡时代的中国所应有的态度与精神。至李君所涉及的关于个人的家庭经济与求学问题，那是要根据各个人所处的个别的实际环境与具体情形，在可能范围内尽其心力作相当的解决或处置，很难凭空作悬揣的具体建议。
人生意义
我是一个学科学的人，尤其是学科学中最难学的一种物理学，我受科学的陶冶已有十余年，所以在科学上得到的知识也不少，尤其这几年在大学毕业之后，即在母校本系服务，事情虽忙，但是学业的进步尤较学生时代为甚。所以单在学问的方面说，将来或可有一点希望，也未可知。不过我们学科学的人终日是和同实验室里的仪器过着生活，对于人情方面是非常冷淡。因此一直到现在，只觉得科学是有兴趣，而不知人生是什么了！
在我们所研究的物理学上说：宇宙间的一切皆是由于阴阳二电子构成，所以人也是这两种东西构成的，因而人是等于物的，人的生死不过是物质的变化，并不是消灭的，所以人的生死，依这种眼光看去，是一点无意义的。生死既无意义，那末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再进一步说，以宇宙这样的大，我们人体这样的小，时间这样的长久而无穷，人生寿命这样的短促，所谓人生的快乐悲哀，皆成为一瞬间的幻影，诸如此类的推想，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一次我同一位朋友谈话，他看我太消极了，他说人要努力奋斗，我说人就是努力奋斗又怎样呢？他说世上的成功皆是由人之努力奋斗而来。我说就是努力奋斗有了成功，那又怎样呢？人在希望未达到的时候，以为希望达到了，是非常之快乐，但是到了你希望达到时候，你也不觉得是怎样的快乐了。人没有饭吃，以为饭可以救命，及有饭吃，也不以为饭是可贵了。再深说句，古时的所谓圣贤俊杰，现在也不过是氢氧碳磷，现在的大人先生，也不过是一时的食色的逐鹿而已！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我们所研究的科学上讲起来，与其他的学问又有不同的地方，我们所得到的训练，就是以我们最精密的科学，尚不能得到宇宙间正确意义，其他的学问更不必谈了；所以世界上的各事是无是非的，所谓是非，不过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而已，是非是依环境而定，此种环境以为是而换一环境则以为非矣。世界上无正确无是非，那末人生还有什么正确与是非，人生无正确是非，所以人生无意义。
我对于人生哲学的书是没有读过，这完全是我个人科学的人生观，不过我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不能多写，以上不过是略写一点，不知编辑先生有如何的答复与批评，能使我有所满意也。
答：关于人生的意义问题，记者觉得《生活》第三卷第三十八期里登过一篇胡适之先生答某君书，其中有几句话颇有参考的价值，我现在撮述几句如下：“我细读来书，终觉得你不免作茧自缚，你自己去寻出一个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人生有何意义？’其实这个问题是容易解答的。人生的意义全是各人自己寻出来，造出来的：高尚，卑劣，清贵，污浊，有用，无用，……全靠自己的作为。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与一只猫，一只狗，有什么分别？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于自己怎样生活。你若情愿把这六尺之躯葬送在白昼作梦之上，那就是你这一生的意义。你若发愤振作起来，决心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去创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那么，你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义，作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总之，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作点有意义的事……”综结胡先生这几句话，有两点很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第一点是人生本来是没有意义的；第二点是人生的意义是靠各人自己造出来的。这两点我都表同意，不过我却不觉得君此信是“白昼作梦”，认为有好几处他本着科学家怀疑的态度，很能引起我们研究的趣味。
君认生死无意义，诚然，但不能因为“生死既无意义”，便断定“那末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愚意“生”与“死”尽管无意义，但在既“生”与未“死”之中间的一段生活的过程，未尝不可由各人努力造出意义来。
君又因宇宙之大，而人生之短而致疑于人生没有意义。宇宙之大，而人生之短，这诚然是一件事实，这个事实如看得透，对于我们的修养上且有大益，因为能知天地之长而吾所历者短，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知事之多而吾所成者实微乎其微，则对于个人之名利得失便看得不算一回事，对于骄矜自满的毛病也可以不至有。不过因生命之短而即断为人生之无意义，我却不以为然，因为人生价值在各人所自造者何如：苟有益于世，虽短不能抹煞其价值；苟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于世，则“老而不死之为贼”，多活几年只有愈糟！
我觉得做人是不得已的事情，我们并不是在未生之前自己预定好计划，由自己高兴来生在世上的，现在既不由自主的生了出来，只得做人。既然只得做，消极比积极苦痛，懒惰比奋斗苦痛，害人比救人助人苦痛，所以只想择其比较在精神上可以减少苦痛的方面做去，如此而已。这是我个人直觉的不得已在这里做人的赤裸裸的简单态度。君所提出的“又怎样呢？”“那又怎样呢？”，我只觉得无论“怎样”，既不愿立刻自尽，只得这样做去，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最后君认世界上各事是无是非的，愚意亦不以为然。愚意以为是非是有的，不过在现实的世事方面未必尽能适合于应是之是与应非之非而已。试举一件小事为例，女子缠足之有碍卫生，这种是非是很显明的，但在从前盛行缠足的时代，不缠足的女子反而嫁不出去，没有人娶，则当时是是其所不应是，非其所不应非，诚如君所谓“无是非的”。但苟能不为不合理的习俗所拘，而能用理性来研究一下“为什么”，则缠足之为有碍卫生的恶习，固有其是非所在，不因人之从违而变其本质。是非之本质既存在，能否看透真是非之所在，则在乎各人在思想上的程度而异，我们所希望者，则在具有明澈思想者能感化或提醒一般糊涂虫而逐渐增加现实情形之更能合理。试再就女子缠足一端为例，闻蔡孑民先生在三四十年前举国崇拜缠足之时，他征婚即以天足为条件之一，则在当时，他对此事之是非固为独能合理，不能谓为无是非。世界文化的进步，就在乎能由不合理的是非而逐渐走到合理的是非之路上去。我们所应努力者，也在竭力减少铲除不合理的是非，竭力增加培成合理的是非。
有意义的人生
我对于编者所给与君的答语，大体上我都赞成。不过我想要补充几句话，与编者和君及其他读者商榷，不知有否发表的价值？
人人都是喜欢有有趣味的生活的。过有趣味生活的人，便觉得人生是很快乐的，很值得生活的。反之，过无趣味生活的人，便觉得人生苦恼，不值得生活。所以生活第一求有趣味。胡适之先生觉得文学哲学有趣味，文学哲学便是他的工作和生命，便是他的人生意义。韬奋先生觉得办《生活》周刊有趣味，《生活》周刊便是他现在的工作和生命，便是他现在的人生意义。君研究物理学有趣味，物理学便是他现在的工作和生命，便是他现在的人生意义。趣味不必与人尽同，他人爱富贵，我却可以爱文学哲学；他人爱威武，我却可以爱《生活》周刊；他人爱嫖赌饮，我却可以爱物理学。所以这趣味要自己去选择去培养，不必与俗苟同，也不必故意与俗不同，要在以内心的真正趣味之所在为主旨这是第一点。
进一步言，我们不但求得个人的趣味生活，而且希望大家都过有趣味的生活，只顾个人的趣味生活而不顾他人的趣味生活的人，常常得不到深的大的久远的趣味生活，有时或者反得到痛苦。譬如一个人在看戏的时候，大吸其雪茄烟，他自以为津津有味，吸得痛快。殊不知前后左右的人，都要闻味掩鼻，愁眉苦脸。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想这个吸烟人的心中，除非完全麻木不仁，必不见得十分有趣。甚至前后左右的人动起公愤，竟加以警告或制止，则这位吸烟的人不但不得快乐，而且讨个没趣。所以他若要有趣，最好是戒绝吸烟，免得到处受人讨厌，至少也须到外边去吸，自己既可以吸得更痛快，而也不惹起别人厌烦。公共秩序及公共道德之应守，即是此理。军阀之不该捣乱，官吏之不该贪污，也正是此理。十数年来，横暴的军阀和贪污的官吏，残民以逞，弄得国危民困！国则危矣，民则困矣，而试问彼军阀官僚辈，果得到多少内心及外面环境的趣味和快乐乎？噫，当知有所悟矣！
反之，以良好的教育家为例，良好的教育家辈，自己日夕孜孜不倦，深研学问，觉得日有所得，趣味盎然；而一面尽力教人，眼看许多人受了自己的教育之后，知识增高了，能力充足了，品性改善了，变成了社会优良的分子，他们出去社会做事时，社会又受到他们的良好的影响。因此，社会进步了，社会上许多人因之而得过更有趣味更快乐的生活。这样，这教育家的内心上岂不是受到很深很大的安慰？他以后一生随时可以回味，他一直到死为止，他都可以无遗憾地向自己说道：“我对于人类社会，曾有了一点贡献，使人们生活得更有趣更快乐一些。”这样，岂不是使社会及个人都得到更有趣更快乐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趣味，比单顾一己快乐的生活趣味，要深得多，广得多了。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顾了目前的趣味快乐生活还不够，还要顾以后的趣味和快乐。嫖妓的人，未必没有一时的快活，然而到以后怎样？贪图一刹那间的趣味，你害了身体，破费了金钱和时间，又妨碍了家庭间的感情和乐趣，甚至一身杨梅疮，减杀了多少未来的趣味？增加了多少未来的痛苦？
综上三点而言：人生的根本希望，在乎过有趣味的快乐的生活；为谋深入及长久的趣味和快乐起见，所以要谋大家有趣味有快乐的生活；并要谋可以培养滋生将来的趣味和快乐的生活。这便是我个人所见到的人生的意义。
君研究物理学，有进步，有趣味，而物理学之为物，又是可用以增加大家的现在的及将来的幸福的一种学问，所以我觉得君的生活是极有意义的。君应该为自己的有趣味的生活而努力，为大家的有趣味的生活而努力。我们一方面希望君研究有得，有以增加世人生活的趣味与幸福，一方面又希望君在此中得到一生有趣味的生活。如此则君之生活，不但于君为有意义，于我们全社会，全国家，乃至于全人类都是有意义的了。
到了人类绝灭的一天为止，无论它是在无数千万年后，或是即在明天，人类总是要求过有趣味及快乐的生活的。为人类的趣味及快乐而努力的人生，都是有意义的人生。
鄙意以为有人来问人生意义的时候，应该告以如何去找出或造出人生意义，而不可告以“你不免作茧自缚，自己去寻一个本不成的问题”，他们若使真的都不以这个问题为问题，那恐怕他们真的都要去“白昼作梦”了，这岂是胡适之先生的本意？所以我对于编者综结胡先生的话而得的两点，我以为“第一点是人生本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简直可以不提，提起来恐怕很有使人走入浪漫堕落之途的流弊。要紧处在乎将“第二点是人生的意义是靠各人自己造出来的”，详细发挥。不知编辑先生以为然否？
曾克熙
答：作者所举三点，精辟亲切，令人受用无穷，记者除表示十分佩服与感谢外，没有话说。不过有一点记者在奉答君一文中已言及而现在尚欲声明者，即我们并不否认可使人生有意义，但我们所当注意者在“怎样生”而不在“何以生”；注意“怎样生”才切实际受用，如专从“何以生”方面发空论，唱高调，尽管连篇累牍，辩论无穷，我们但觉其隔靴搔痒而已。换句话说，我们不必在空论方面争辩人生原来有无意义，宜从实际方面研究怎样在当前使人生有意义；我们的人生意义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由我们自己造出来的。
无从寻到正路
真危险极了！国家争攘之时，既不能安逸为生，又无从寻到一条正路可走。尤其是我们中学生，想最近的将来无力升学，而一个中学毕业生要想在本是事浮于人而现在是人浮于事的境况下争一啖饭之地，恐是不可能的罢！
读贵刊第四十期先生说的“至诚牺牲奋迈前进”，我们真是知而难于行了！由衷心的感且奋的写出来求答于先生，先生虽是爱莫能助，但也有所建议罢！
宋志龙
答：宋君这封信连举了几桩事实，尤其重要而值得深切注意的是第一段中所述的“困苦窘难”的感触，总括起来，可以说是一篇“悲观论”。目前的中国在事实上确有许多悲观的印象，这是共见的事实，无庸为讳的，但我向来主张我们不做人则已，既已做人，不管悲观也好，乐观也好，只有尽其心力向前干的一条路走。我深信这种“尽其心力向前干”的态度能使我们常常拿得定主意而努力向前进，不至从事无裨实际的忧愁。也许宋君听到这里要大声呼道：“没头的路叫我们如何走法？”我们试察宋君所说的情形，是否可称为“没头的路”？他说“最近的将来无力升学”，无论如何“最近”，他在目前总还在学校里求学，依我所谓“尽其心力向前干”的态度，有一天的机会给我求学，我就在这一天“奋迈前进”的求学，决不放过这一天的机会。人生的一条路是很长的，走一段是一段，有一段走的时候，便应该挺胸拔脚兴奋的向前走。走完了这一段而没得走的时候则奈何——例如真到了“最近的将来”而“无力升学”则奈何？也只有“尽其心力向前干”！怎样干法？在乎各“尽其心力”，当然不能有一个呆板的公式：有的能靠自己的信用得到亲友的协助；有的能够寻得半工半读的机会；有的能够靠自己的本领考取免费或减费的学校；有的能够一部分靠亲友的协助，一部分靠自己课余的工作。倘都不能如愿则又奈何？仍只有“尽其心力向前干”！怎样干法？多方寻觅工作的机会。这件事当然也有若干附带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一方面自己须有相当的服务能力，一方面社会有相当的服务机会。前者是自己作得主的，可于平日注意修养得来的；讲到后者，也许宋君要大声呼道：“人浮于事的境况下，争一啖饭之地，恐是不可能的罢！”我以为“人浮于事”的“人”字要解作“没有服务能力与精神的人”，因为“才难”之叹，我们随处可以听得到的。所以说“人浮于事”犹可，一定说是“不可能”，并非社会上实际的情形。宋君也许要说中学毕业不能算人材，其实所谓“才难”之叹，不但指高等专门人才，即普通办事人才亦有“才难”之叹。我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天灾人祸的摧残，诚然是百业萧条，生计穷困，但谓为难走的路则可，谓为“没头的路”则殊非事实。既非绝对都是死路，便未尝没有奋斗的可能，我们便应就可能范围内各尽其心力向前干去。惟其环境困难才用得着奋斗，有现成的好环境便用不着奋斗，因为奋斗的意义原是应付困难的环境，解决困难的问题。在困难的环境中只有能奋斗者才能生存，不能奋斗者便受淘汰，所以我说我们只有尽其心力向前干的一条路走。孙中山先生魄力的伟大，事业的伟大，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他一生就没有顺利的环境：他生在“孤陋寡闻”的翠亨村，在他阿兄店里做过学徒，初赴檀香山演讲民族主义时，听讲者只有三人，试读他于奔命海外呼号革命之时致邓泽如、吴稚晖诸氏的信（见《总理全集》第三集），筹款之艰难，虽数百圆数千圆亦费尽气力，乃至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千数百圆，又有谁预先替他端整好顺利的环境让他舒舒服服的革命？
一般人的失学失业问题是整个的社会问题，要彻底解决，当然要靠民生主义来作大刀阔斧的建设，不是一二人在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但是我们仍当在可能范围内各尽其心力向前干去，干得一步是一步，坐着悲观烦闷是没有用的。
上海爱时髦的女同胞
我上月到了日本去。很佩服日本人民有爱用国货的精神，他们商店除了几爿极大的店带卖些外国货外，其余的大都是国货商店。不像我们中国的大商店专门代外国人推销外货。
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们国人倾向欧化是十分热烈，恐怕连那爱国的热度，也追赶不上他了。上海有几位好以“来路货”耀人的阔老们，他们住的是洋房，吃的是大菜，穿的是印度绸，哔叽呢，出外坐的又是新式的摩托卡。有几位好时髦的青年男女，甚且头上搽的一定要“司丹康”“雪而康”，面上敷的是旁氏或夏士莲的雪花膏，身上喷的又是新自法国运来的巴黎香水。总之，除了他们的肉体是从母胎带来的国货外，其余周身戴的，穿的，用的，敷的……都是些外国货。我也不敢向他们求别的希望，只希望他们看了我这封信之后，自己去思量思量！
编者先生：请你将这封信看了后，就介绍给《生活》的读者，这是我所十分感谢的。
刘念仁
按：我个人不反对欧化，但是我主张能有自造欧化的东西，才配欧化，如专替外国货做生意，不是欧化，简直是“奴化”。再进一步说，我们极希望国人赶紧想法自造欧化的国货。例如穿西装，的确比中装来得便当，我有一次穿着一件夏布长衫乘电车，下车的时候因为稍为挤一点，后面的踏着我的后衣角，我当然没有留意，一脚刚才离车，哇的一声，撕破一长条，心里实在觉得中国长衣的累赘！我从前也是常穿西装的，后来如刘念仁先生所说的“思量思量”一下，觉得一套一套替外货推广销路，心里实在不高兴，便常穿中国衣，但总常觉得中国衣的累赘。我因此心里常望有什么新出的国货可以做西装穿。又如刘先生所提起的“新式的摩托卡”，何尝不比“两只长脚”或“小车子”来得舒适迅捷，但是中国留学生学工业的只会做大学教授，上上课堂教教书，很少学习造汽车的，造汽车的中国厂更没有，我事忙得不可开交时，就想坐汽车，但是我心里常想有什么国货的汽车坐坐，心里才舒服，所以总结说一句：我们希望国人赶紧想法自造欧化的国货。
两颊上好像涂了些红颜色
昨天下午，同学奚君到我家里来，要我同他到某大戏院看电影。在我坐位右边有一位西装客，听他的口音，似乎是甬人，头上戴着高高的呢帽，腋下夹了一份外国报纸，傲慢之态，令人见而难受！四面的电灯忽然都暗了，同时银幕上的戏中人亦倏然现于我们的眼帘了。可是这位傲慢的洋装先生并未把他的一顶美帽取下，这一来，使坐在他后面的一位同胞不得不立起来请求他一声：“先生，请你把帽子脱下。”同时后排还有几位高鼻子的外国人，口中亦叽哩咕噜的讥他太放肆了。他听了非但不把帽子脱下，还要打了英文对那位请求者说：“”大概是说“那是我的自由”。
呀！这位同胞究竟是个弱者，听了他这句洋话，竟无以对！但是可恨的几位外国人却不客气起来了，不约而同的都高喊道：“” （逐他出去），这位傲慢的洋装先生不慌不忙的把他一顶美帽，立刻就脱下，同时他的两颊上好像涂了些红颜色。
唉！早知要脱下，那么不经那位请求者的请求前，“识相”些，亦该早早脱下了，何况经了人家的请求呢！现在竟被几个异国人一句话就说得他如奴隶般的服服帖帖，我看了心里不晓得怎样难过，尤其是因为我们忝为同国的人。
谭德洪
按：西俗除遇友人，尤其是女友，依礼要脱帽外，还有两处也要脱帽，一处是在电梯里如有妇女同乘，做男子的无论认识或不认识她或她们，都要把帽子脱下，还有一处是公共集会的场所，戏院也是其中的一种。各国有各国的风俗，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不照西俗的地方都是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要注意的一点是除为我们自己求方便外，也须处处为他人求方便，有的人情愿自己吃亏些去给别人方便，那当然是更难得，至少在不妨碍自己的地方更应当顾到别人的方便。例如谭君所举的这件事，坐在戏院里“头上戴着高高的呢帽”，在戴的人方面并没有什么好处，但坐在他后面的人便有了障碍；把“高高的呢帽”脱下来，在戴的人方面也没有什么坏处，但坐在他后面的便有了好处。这样脱下帽子不必损己而可有益于人的事情，何乐而不为？所以西俗不西俗尚在其次，就是中国的风俗也未曾教人在公共聚集的场所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呢帽”蔽遮后面人的视线。
此外还有两点也很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一个人如要硬到底，先要“理直气壮”，先要想一想自己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否则与其要“鸭尿臭”（上海人说丢脸的意思），不如开头就不要硬。
第二点是傲慢实在是最蠢的行为。在傲慢的人，我们试分析他的心理，他也不过要想别人因此把他看得伟大，他不知道一个人的伟大不伟大，是要别人就他实际的贡献而鉴定的，不是可以在本人自己的面孔形式上所能招致的。他愈神气，别人愈觉得他的可鄙，这岂不是和他原来要人敬视他的目的恰恰相反吗？所取的手段和目的相反，岂不是最蠢的行为？
人生有涯，宇宙之广大，学问之渊深，都是无涯的，我们即有一二可以贡献于社会的地方，也是好像沧海之一粟，微乎其微，有什么可以傲慢的地方？至于不过会穿几件洋装，说几句洋话，腋下夹几张外国报纸，更有什么可以傲慢的地方？
我们要常常记着，学养愈深的人，为人亦愈谦；傲慢自大就是浅薄的表示。
鲠在喉腔里的话
这次大光明戏院里演的《不怕死》有声电影，因为污辱我国的地方，致有激起公愤群起而攻之的一回事。但是我们如肯凭着良心想一想，究竟是我们的错，还是影片的错。
我们中国人作事向来好掩饰的。你说，在中国，中国人办了些什么事情能令外人所赞服的。“政治”是紊乱的，“司法”尤其黑暗，“军队”是专为大脑袋们争地盘用的。弄得人民年年沉沦在战争之中，还讲什么建设吗？连以农立国的我国，已早有自顾不暇之势了。
再谈到《不怕死》的片子里，那件事是中国人未作过的？“绑票”未作过吗？“贩土”未作过吗？除非是又瞎又聋的人才不知道，才不晓得！
如要说片子里污辱中国，唉！更说不过去，外国人污辱我国的地方，是这一件事吗？可以说，外人在中国，一举一动，都是有污辱中国的可能性。这点事，就算污辱了吗？不有租界，怎么会大光明在美领署注册？不有外国巡捕，洪深先生怎会到巡捕房去？唉！外国人来教训你，刺激你，反而你要说：污辱你，我真不明白！又真好笑！
诚然！高镜清的人格扫地，是专门要钱的，又凭藉外势以侮辱欺凌本国人，那末我们也只可专骂高镜清，或戏院，不应当说人家的片子是凌辱你的。
这样的拿它当作一件事做，值得吗？这样并不增加我国民族的高强，徒显出中国人的本性的丑态！
编辑先生：真对不住！害得你进退两难了。登又不是，不登又不是。
不必为难，我的话对的，并且与国人有益的，就请你不妨登出来，反之，就不必登吧。
若你能很勇敢的登出来，以后出了什么事，可由鄙人负完全责任，决不累及贵刊的。请放心！
张志学
按：张君这篇“悲观论”里面有很沉痛的话，也有很大误会的话。最沉痛的是：“军队是专为大脑袋们争地盘用的。弄得人民年年沉沦在战争之中，还讲什么建设吗？”很大误会的便是以中国不免有绑票和贩土等事，便不应该反对罗克侮辱中华民族的影片，甚至说他不错。我们要知道各国都有各国的光明方面，也都有各国的黑暗方面，这两方面的异同只不过程度上比较的问题，不是绝对的问题。中国诚然不免有绑票，但就全体中国人说，做绑票的究居少数。中国诚然不免有贩土，但就全体中国人说，做贩土的究居少数。而外国影片之专门选用形貌极其丑陋的黄人——听说有许多是日本人——拖着辫子专干穷凶极恶卑鄙怯懦的事情，使不知中国实际情形的外国一般民众看了，便以全体的中华民族为对象，觉得全体中国人都是可鄙，只有那位能把一个一个中国人揶揄打死的罗克一类的白人是最可敬的！张君说这片能“教训”中国人，要知道他不是专给中国人看的，是要运到全世界各国给不知中国全部情形的外国人看的，这不是侮辱中华民族全体吗？所以张君如说我国人自己应该努力把黑暗方面的事情铲除，这当然是对的，如说罗克一类的外国人专拿中国一部分的黑暗方面来污辱中华民族是不错的，那是完全不对。况且他所做的情形并不是有具体的事实为根据，他要做贩土，索性做“高英贩土”，那还是一件事实——和罗克的同国人驻沪美国法庭内检察官胡萨之受贿是一件事实一样——他却不以某一件事实为对象，是以中国人为对象，便是做中国人的人所不能忍受。就罗克的祖国（美国）论，有许多事诚然比中国进步，但是绑票一事，在美国也是有的。至于盗案，所谓者，在美国大城中也是常有的事情。贩土也许没有，但美国禁酒，贩酒及偷喝酒的犯人却也常常闹得震天价响，我们却未曾看见罗克用几个丑状毕露的要角，编一出剧本在银幕上来演它一番，给各国人看看，用来教训教训刺激刺激美国人！
至张君所说的其他关于中国的悲观的话，国人固当警惕，但也不是可以一概抹煞的，我们向前努力则可，妄自菲薄也可以不必。
不同的待遇
在中国的每一个邮局，海关，铁路等处，总有不少洋员，订有长期合同，期限或十年，或二十年，待遇优渥，生活丰美，在合同未满期以前，不得停职或变更待遇。不但薪俸要比华人多几倍，还有津贴，公费，房租，汽车费，炊费，以至于仆役费等开支，更有特建洋房，作为住宅的。反顾我们华员，不但薪水相去天壤，可以开支房租，公费，津贴的，能有几人？若特建住宅，更谈不到！最奇的是同一当局，聘请华人，绝对没有合同的，以致随时可以解聘，或减薪，变更待遇。两相比较，真太不平了！
上海会审公廨收回后，成立临时法院，规定院长月薪一千二百圆，而在院长以下的书记官长（西人），月薪竟至一千八百圆！请问这是什么道理？若说外国人生活程度高；然同在中国的上海，上海的生活程度是一样的，外国人在外国生活程度固然高；但既生活于中国，不见得上海的牛肉鸡蛋，会卖出两样价钱来！
有几个外国教士，口口声声说：“为上帝故，在中国度清苦生涯！”可以藉此向本国多捐些钱来用。其实就是上帝不要他们传教，他们也不肯回去的！
就根本说：其中大概有不平等条约的关系，我们要求待遇一律，必须先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郑汝纯
按：郑先生的话诚然是我们所常听见的事实。我当然也觉得这件事要改良才行，不过我同时却也觉得很惭愧，觉得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我们国人自己太不争气。
譬如就海关说：据《大陆报》最近评论所宣布，上海海关在中国人手里的时候，因官吏的舞弊中饱，一年归公的只有几万圆，现在竟渐增至数百万圆！
又譬如邮局，仅就上海的邮局说，竟有盈余数百万圆造一所那般大的局所，中国经营的机关有那个有那样的盈余？招商局算是中国人经营的大机关了，但是请问内容混乱到什么地步？
又譬如市政机关，上海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我听见其上级西员有的因为生了一个儿子，就每月加领津贴九十两银子，再生一个，又加九十两，我何尝不觉得岂有此理？但是租界的道路和城里的道路比比看，也只有心里觉得难过。
我上面说的话，决不是存心歌颂外国人，我的意思，外国人诚然太享我们的福，不过在事实方面他们却有多少“颜色”给我们看，而我们的国人往往自己不争气的地方太多。这是我要赤裸裸的无所忌讳的对国人说的话。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允许外国人继续享我们的福，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固然要大声疾呼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待遇，而同时对于国民的服务道德，服务能力，及丝毫不容假借的责任心，非痛下一番训练工夫不可。这当然是对同国人说的话，不是对外国人说的话。
外 轮
我国自前清光绪年间，允许外人在内河外海通航以来，已有四十余年，金钱外溢，不可胜计，今将我所知，略述于后：
外轮航行内河外海的船只数和每年获利数实足骇人听闻，我国自前清允许外轮航行内河外海，起初只有英的太古、怡和，在沪上设立公司，专走外海南北各埠，后以获利优厚，便扩展到我国南部的珠江流域和中部的长江各埠。东邻日本因见英商获利富厚，于是援据利益均沾的话，强迫订约，在我国的白河、滦河和中部的长江流域，所有繁盛市埠，各设公司，肆意竞争，财力不足，则由政府补助。先为邮船株式会社，后又设日清公司等，未满二十年，彼在华航业的发达，已与英商相埒，近且有过之无不及。总计英日等国，在我国内河外海航行船只，不下二百艘；每船每月所获的纯利，约逾五万圆（如长江轮船航行沪汉往返一次约得纯利二万圆，每月每艘可得六万圆纯利，今大小统扯每月每艘作为获纯利五万圆，并非过甚其言），每艘每年以十月计（除去二月为修船时期），当得纯利五十万以上；以二百艘计，全年金钱的外溢当在一万万以上。但是我国货物，由外轮运至欧美等各国的运费，尚不在内，此事我国人似尚毫不注意，一任外商竞争攫夺，以助长我国所受经济的压迫。
愤 世
按：国际活动的中心已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故各国对于航行事业亦谋积极的进取，造了许多精美雄伟的轮船往来不绝于太平洋上力图竞争，即蕞尔三岛的日本亦对此事处心积虑，不甘落后，现在除原有之三十四艘三十万吨之轮船仍航行太平洋沿岸各港外，更图进一步谋执太平洋航行界的牛耳，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已实行制造九艘十二万吨新船的计划。其第一艘新船浅间丸自就航以来，营业甚为发达，华美壮丽，有海上皇宫之称，其设备之精美完善，已迭载上海各报，最近又造成新船三艘，即秩父丸，龙田丸，和平洋丸，都相继作处女航。闻秩父丸净吨数达一万七千五百吨，长五百八十四英尺，阔七十四英尺，甲板七层，有电梯上落，有邮政局，有银行，建造费一千二百万金，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周全可以想见，其他两艘亦相类，一切设备务使船客无航行之苦，有安舒之乐，此外尚有冰川丸，日枝丸，平安丸，照国丸，靖国丸五艘，每艘载重均在一万吨以上，明春十二万吨之九艘壮丽新船可以全部竣工，睥睨往返于太平洋之上。闻英商蓝烟囱公司亦增造摩托巨轮六艘，不久将落成来华，又有英商蓝星轮船公司已在南京设立分行，定派三十艘巨轮来华，总吨量二十五万吨。他人如此勇猛往前精进，同为太平洋沿岸一个重要的国家如我国者闻之，不知亦能稍稍动心否？我因愤世君提起外轮，特附述此事以告国人。
野鸡丝厂
读了贵刊第五卷第八期日本通讯《工女》一篇，引起了我的感触很多。慨我不幸做了一个上海丝厂里的小职员，亦有七八年，先后倒闭，换过了丝厂四五家，今年在这一家丝厂服务，明年到谁一家，尚在筹划之中。我们的丝厂同志老实不客气的美其名谓之野鸡厂；堂堂皇皇合资开办工厂，却谓之打野鸡。上海丝厂中，这种野鸡厂占有半数，做半年或一年无定。商标向他厂借用，另出商标钱，那末货品尽管恶劣，可混着卖顶上价钱。上海各丝厂卖丝不是与欧美绸厂直接的，须经过洋行手续，只要将丝解进洋行即可了事。明知其货恶劣，只要渡过洋行难关，便算成功；洋行里的行员先生又是金钱可以通神，只求混得过去，什么国际上的贸易信誉，都说不到。这种野鸡厂的主脑儿打好了一次野鸡，结好了账目，赚一票，就得意洋洋，立时享受他们的阔绰生活；亏了本，皱皱眉头，自认晦气，看山色，再来投机。他们的眼光，不但没有看到国家和世界，就是他们自己的前途也从未在意，只求混混目前而已！
陈延章
按：陈君所言，殊为沉痛，我们平日但知有所谓野鸡学校，如今才知道又有所谓野鸡丝厂，野鸡的效用竟有如此之大！野鸡学校之斫丧国民教育，腐坏民族前途，教育当局已有严行取缔之决心，像这样的野鸡丝厂，忽开忽闭，专造劣货骗钱，对国内则使职业界不安定，如陈君所谓“今年在这一家丝厂服务，明年到谁一家，尚在筹划之中”；对外则损失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信誉，不但不能发挥光大中国在丝业上固有的荣誉，且从而摧残之，此类事工商部及特别市政府社会局似应加以注意，规定至少限度的设备及基础，严检出货之优劣（以输出国外者为尤重要），严定取缔的规程。
盲同志
我不幸盲目以后，三四年来，没有和《生活》周刊见过一面，今天友人沈瘦梅君把最近出版的几期，读给我听，胸襟突然豁朗，竟忘却我是一个瞎子了。现在回想到没有盲目以前，不但我一个人想不到盲人问题，就是大众的心理，那里有顾到盲人的意念，不料我现在做了盲人，才晓得盲人的经验，和盲人的地位，现授意友人，写这信给先生。
我国盲人，假使以印度的情形作比例（在印度因沙眼，天花，花柳等症的贻害，每四百人中，必有一盲人），约略的推算起来，至少在百万以上，占全国人口四百分之一。就是以全世界而论，一共六百万盲人中，我国也占其六分之一。照这样看来，盲人问题，简直可说是盲人的生活问题，也许有几分之几讨论的价值了。
这样问题，在最近的欧美各国，却十分重视。即如今年四月十四日，纽约城里，世界盲人教育与事业的专家会议，是胡佛总统所发起，预备出席的代表，已有三十余国。
我写到此地，不由得要说起我们所已有动机而没有正式发起的中华盲人事业协进会了。这种团体，在英美法德等国，早已成绩卓著，现在我们三十余个盲同志，大半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有这个意思，要建议于社会。我们的计划是：（一）连络国内各盲人教育机关，统一盲人教育，并帮助盲人组织团体；（二）推广盲人事业，并从事于实际的建设；（三）宣传盲人的能力与需要，并盲目的预防，以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同情；（四）年老羸弱盲人的救济；（五）盲人教育的研究，及关于盲人方面的各种调查统计。
我们的计划，未免大而无当，那里是二三十个瞎子力量所及？但是我们一方面要追随世界的潮流，一方面要从根本上补救盲人的生计，以调节国民的经济力起见，我们不得不大胆的做去。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求社会的指导和合作，来促进我们的成功。所以我拉杂的写了这封信，敬候先生的明教，并望介绍与海内外人士，来做我们的南针，幸甚幸甚！
陆祖德
按：我们幸有着两只眼睛的人，不甚知道瞎子的苦处，大概都是“想不到盲人问题”。但据陆君所言，我国的“盲同志”“至少在百万以上”，全世界上的“盲同志”有六百万，确不能不算为很重要的一个社会问题，怪不得盲人教育与事业也有了“专家会议”。
我们对于陆君之“不幸盲目”，不胜其惋惜与同情。但展阅此信，足见陆君竭精殚思于救济全国的“盲同志”，仁风侠义，流露于字里行间，尤以他自身陷入此不幸的境地，犹能如此为同病者努力谋幸福，这种不知有己的救人济人的仁侠精神，实引起我们无限的敬意，足为我们的模楷。故记者敬于此执笔致其至诚之意，对陆君表示敬礼。
记者尚有一言为陆君慰者，即能在极困苦艰难的环境中作极困苦艰难的奋斗，这种精神最足感人，也许可以说在这种奋斗中未尝不可得到精神上的至乐。记者十年前在大学毕业后参加毕业礼的一天，夹在许多戴着方帽穿着宽袍的同学列队入大礼堂行礼正在走着的时候，在刹那间自念平日工读自给之辛酸苦况，在他人欢容笑语中，不禁俯仰身世，泫然下泪，可是自觉在此涌泪中实亦含有不能告语的至乐甘味。但转首一望，在同时毕业的同学中却有一位瞎子，也戴着方帽，穿着宽袍，用手附着别一同学的肩上走。这位同学在校里求学到中途，不幸盲目，仍自愿继续听讲，孜孜研学，校长及教授们哀其志，怜其遇，复敬其学业之优越，许其续学，其最后成绩竟获毕业。我当时觉得那天许多毕业同学中最令我钦佩感动的是这位“盲同志”！何以故？因为“能在极困苦艰难的环境中作极困苦艰难的奋斗，这种精神最足感人”。记者现在愿以此意奉慰陆君。
承陆君要向记者索取关于盲人教育的“明教”，我只得直率的说我是完全一个门外汉，深愧不能有所贡献，至以为歉。不过有一件小事，也许可以提出来谈谈，陆君来信提及“怎样训练引领盲人走路的狗”，去年我在美国的周刊上看见一篇记述，知道美国有上议院议员某君（姓名已记不起来）做议员做了一半时期，不幸盲目，有人送他一只德国狗。他牵着这只伶俐聪明而又忠诚的狗，简直好像有了一对眼睛，就是走到马路上，一有车辆当前，这只狗就停着不进，好像和他打招呼似的，引他在家走路，引他到办公室，引他到议院，出议院，来往非常便利。他坐在办公桌旁，那只狗就躲在办公桌下面，有客人来，它也会叫一声向主人通知；可依主人命令，替他取这个，拿那个；在街上走时，如有人敢得罪或欺侮了它的主人，那就了不得，它便猛扑乱咬，使你大吃苦头，所以也可以算是他的随身“卫士”。那个周刊上还登着这位衣冠整齐的议员牵着他的狗伴侣，与常人无异的步行着。这不过是随便将我所阅到的材料取来谈谈。至于这种狗应“怎样训练”，我是一窍不通的。
阳历之外的新历
国民政府今已把那“天干地支”“五行推运”和“诸事不宜”“宜出行沐浴纳礼动土……”的旧历废除了！这真是一件痛快的事情！
我国正在废旧之时，美国天文家，又发明了更新更好的日历，而说现在的日历为旧为不适用。
美国国家日历改良委员会，最近依照人类生活自然和适应时代的原则发明了一种新历，闻现在美国议会预备提出国际讨论，希望全球采用这新历，美国商部和许多工商机关已表示一致赞成。
这新历骤然一看，很令人不赞同，仔细一察，便见许多好处，我现在把它约略的讲述一下。
最大最惊人的更改，便是一年有十三个月，“十三”这数目，西人目为最不吉利之字，无怪许多人初见便摇头了！这添增的一个月，插在六月与七月中，名之曰（译音沙尔，译意为日轮，言该月在一年最热之时），每月各为二十八日，足足四个星期，每月之首日必为星期日。每年三百六十五日，每月二十八日，十三个月，共计三百六十四日，这余下来的一天，便放在十三月的末底，成为十三月二十九号。这一天不值星期，是赘生的一天，称之曰“岁日”（）。倘逢闰年，这闰余的一天，不放在十三月底而放在六月底，为六月二十九号，这一天也不值星期，也是赘生的一天，称之曰“闰日”（）。
徐汉云
按：世界科学家最令人佩服的是他们那样精益求精永不知足的精神——发明了一件东西，好了再求好，并没有半途自止的时候。老如爱迪生，他不但仍在电学上拚命转新念头，最近又在那里胡思乱想，要发明人工的橡皮，据说已有头绪。我看他不到瞑目的时候不肯停止！我读徐君关于新历发明的报告，又引起平日蕴着的这种思绪。我深觉我国人最大毛病是一种不生不死的知足心理，这种心理之所由来，大概是由于传统思想的遗毒。例如老庄等皆主清净无为，以为自然比人都好，即儒家亦有这种倾向。现代人类需要征服自然，而传统思想则劝人听天由命，服从自然的摆布，劝人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因此大家故步自封，科学乃无由发达，别人日新月异，我们尽可以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老古董，都可以一直保存下去，忍受下去，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谓“知足不辱”，甚至“犯而不校”，“唾面自干”，什么都可以一味的知足忍受就是了！这是与现代需要现代精神根本不相容的，我们非铲除它不可。
至于废除阴历，我觉得最大的利益是打倒许多迷信。算命瞎子的胡说八道，至今还有许多人闭着眼睛深信。他说你今年要发财，明年要升官，让你开开心，或是对望子如大旱之望云霓的奶奶们，说什么明年要添个小宝宝，让她凭空弄得眉花眼笑。这不去说他，最可恶的是要弄些什么合婚的把戏，我们常接到许多有情人的来信诉苦，说男的有意了，女的有意了，老子赞成了，娘也赞成了，但是后来老子娘却因为把他们的八字恭请算命瞎子先生合一合婚，说是“命宫直克”，坚持不许。如今索性把算命瞎子先生所根据的阴历除掉，采用和算命瞎子先生“命宫直克”的阳历，省得他们再胡说八道的来克别人的命！这真是徐君所谓“一件痛快的事情”！
聪明在玩皮
今日阅到贵刊四十二期，首先就读《爱之适足以害之》一篇，篇中有“第二，……儿童天赋的能力……发达的速率有快慢的不同……”这些话，据陈先生说是错误的，在下倒有点怀疑。譬如拿差不多年龄的两个男孩子来比，倒不大容易，最好的是拿年龄不相上下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来比，在幼小时往往女孩子要比男孩子来得晓事些，而同时到某年龄以后而男孩子未必不如女孩子，这是很明显的。还有从前不知那个说孔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也可以晓得小孩子知识开得早的，大来未必一定聪明的。还有以在下个人的经过，及平时留心所得，总觉得小孩子的知识的确有开得早迟之别。在下在十六岁以前，只知玩皮，可以说对于玩皮是很聪明的，虽被强迫读书，亦是食而不化，到了十七八岁，才觉得读书的趣味，念岁左右才晓得人情事理。与在下有同样经过的，确有好几个朋友都是如此。所以陈先生说：“小时候笨的人，大起来仍旧是笨，小时候聪明的人，大起来仍旧是聪明”，这话在下却不敢十分相信，不过陈先生是据近年心理测验得来的，我却没有这样科学的根据。
王素愚
编者按：这个问题现请原著者陈选善博士解答如下：
（一）一人的聪明程度自小至大无大变易，这一句话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不过例外是不免的；但是我们不能拿一二个例外来推测普通的定则。男女生长曲线不同（编者按，这是统计学上所用图表上的曲线，不是寻常所谓曲线美的曲线），亦是科学的事实，这是因为生理的情形不同。女子发育成人的时期早些，所以当那时候智力亦高些。亲愚先生以自己为例，说他自己小时候对于玩皮是很聪明的，可见素愚先生小时候并不笨，不过不喜欢念书罢了。我们往往看一人肯不肯读书来判别一人的智力，这是我们对于智力观念太狭了。（二）智力有许多方面。普通分为三种：抽象智力，机械智力，社交智力。抽象智力低的人，亦许机械智力很高；机械智力低的人，亦许社交智力高，不过我们晓得各种智力大致上是呈相关的现象的。
风化是什么东西
兹阅第四十期贵刊上《紧裹肉体的服装》一文，不禁引起我对于风化这一个问题的种种怀疑。——其实，一向怀疑已久了，爱拉杂书之，幸先生有以教之。
风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虽则现在来谈这个问题，可是我还不知道。我只听到大人先生们，遗老们，及遗少们说那是，或这是有碍风化的，于是我才知道风化原来是这么的东西——这么复杂而多变化的东西。盖风化说之不统一，几似自命革命者之骂人反革命，率以一己之喜怒为转移，而漫无标准或范围者也。
淫戏是要禁止的，但街头唱淫词邪曲的（如《十八摸》，乃其中之尤著者），却公开地流行着。《性史》是要禁止的，但街头卖淫画者，则如站岗之巡捕，沿途不绝。女人奇装异服，肌肤毕露，是要禁止的，但男人们公开地在街头小便，是无碍于“精神文明”的。女人偷汉，那还了得，但男人们嫖窑子，讨姨太太，那算得什么，那是他们有钱的表示！一面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沦亡，风化攸关；一面则大登其鸡奸，强奸，吃醋，风流，以及双服毒等等他们所谓社会新闻，另外还加点凑趣的话。他们越是关心（？）风化，街头的“野鸡”越是多。而她们的顾客——尤其武装的所谓革命同志——也越是多。（这是在游戏场中所见的事实。）
这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谓风化。我不知道风化是什么东西，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然而，风化真的就是这样吗？就是这样丑恶，矛盾，不合理，男性本位的吗？我不信，我不信这样的风化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是这样，还不如打破它的好。
最后，关于风化的真正的解释，希高明者有以教我。
朱 近
答：朱君鉴于现在一班自命维持风化者，其实际乃不外“丑恶，矛盾，不合理，男性本位”等等，故提出“风化是什么东西？”一问题，他的这种不肯盲从而要问个“为什么”的怀疑态度实在是进步的根源，改革的先驱，是值得我们取法的好态度，这是我读完这封信的劈头第一个印象。关于这种态度，我记得胡适之先生在他的《新生活》一文里说得很透澈，他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为什么不干那个？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个人的生活……为什么不把辫子剪了？为什么不把大姑娘的小脚放了？为什么大嫂子脸上搽那么多的脂粉？为什么出棺材要用那么多叫化子？为什么娶媳妇也要用那么多叫化子？为什么骂人要骂他的爹娘？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
其次请对于朱君所提出的问题略贡管见。《三国志》里有这两句话：“夫养老兴教，三代所以树风化示天下也。”“风”是风俗，“化”是教化。所谓“教化”是以教育的力量使人感化的意思，《礼记》有这两句话：“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这样说来，所谓“风化”就是良好风俗之有教育效用者。什么是“风俗”？风俗是一种已成习惯的“社会标准”。社会标准就是社会生活的规则。社会生活所以需要规则或标准，一因个人的行为要赖社会标准来控制，二因社会秩序要赖社会标准来维持。（可参看《新月》第三卷第一期陈翊林君所著《社会标准与控制》一文）但风俗往往因时代潮流而可改革以应新环境的需要，所以不是一成不变的。顽固者流闭聪塞明，思想落伍，拚命守着不合时代潮流的风俗，不许改革，自以为是维持风俗，便要闹出种种怪现状，反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物。改革有何标准？便在乎根据理性问个“为什么”。这也就是朱君在这封信里所表示而为我们所敬佩的态度。
男女同学等三问题
现在我们学校里——昆嘉青三县乡村师范——发生了几个问题，凭我个人的理解力，不能决定，因之投贵刊《读者信箱》，请予指教，并愿由此引起社会的注意。
（一）男女性在中学生时代是否应绝对的禁止交接？——我们的学校是男女同学的乡村师范，男女生接触之机会较多。学校当局是绝对禁止我们接触。禁止的方法：是拆信，监视，警告和开除；禁止的目的，是防止恋爱的发生；而禁止的结果立刻就发生了恋爱的事情——师生恋爱——接着便立刻被学校当局开除斥退。我个人的理想，以为思想的训练当较拆信禁止为紧要万分。有高洁的思想，正确的观念，亦何必要禁止恋爱？我不知道究竟孰者为是。
（二）学校行政之腐败学生有无干涉之余地？——这个问题也是根据事实而发生的。因为我们学校里，最近有个学生被学校开除。（诚然，他是我要好的朋友，不过我不愿替个人呼声辩白，我只求事理的解释，使我们同学都有正确的观念。）开除的原因就为干涉到学校当局。他写信给人家说：“指导员某禁止学生饮酒抽烟，而自己则秘密的喝酒抽烟；在会议席上禁止学生发表意见；学校的目标，是生活教学做，而教务与训育分家，只是上课发讲义，而没有生活训练……”被学校当局拆信查获，立即开除。我想这同学为什么不开诚布公，直接向学校当局贡献？理直气壮，何必怕学校的法律？假使学校而不能接受，不能改革，甚或虚辞谴责，则自动退学可也。因告诉人家而被开除，殊不值得。但是我还不敢自信，究竟学生应否有此种举动干预校事，或者应当用怎样的方式表示，或者任其自然只管埋首读书。
（三）学校当局可否拆阅学生的信件？——我想言论有自由，思想有自由，私人的信件在法律上是不受人家拆阅的。
王雪馨
编者按：这封信现请对中等教育深有研究的廖茂如先生答复如下：
韬奋先生：
尊书及王君原函均收悉。垂询三点，敢贡刍荛，以博一粲。
（一）中学应否男女同学，讨论此问题，须从学理，习惯，及事实三方面着想。就学理而论，亦各有主张。赞成者以为（）男女在教育上应有均等的机会，女校少，男校多，男女合校，可以救济女子失学的恐慌；（）男女交际的习惯，应在幼年时养成，深闭固拒，反而引起好奇的倾向。反对者以为（）中学生适当青年时期，身心方面均有重大的变化，双方意志未定，合校的危险很大；（）即使男女间个性上不发生差异（男女间个性的差异，大都系间接的关系，因为历来社会上对于男女的待遇不同，所以精神和体质方面，都受到影响），女子教育的方针，也不妨和男子略异，因为将来男女在职业界所占的位置，总有些不同（美国心理学教授桑戴克就有这个意见）。就这几点而论，各人的主张都各有相当的理由，学理上是不能使我们作一句肯定的话。
以习惯而言，各国情形不同。美国中学校内男女同学，由来已久，一七八四年所设的拉雪斯脱阿卡狄美（），实开全世界中学男女同学的纪元。自公立中学（）勃兴，合校的风气格外普遍。到现在差不多男女合校的中学占大多数。日本向来只有小学前数年男女可以合校，高小中学则绝对分开。我以前在东京只看到一所文部省未立案的文化学院有男女生同班上课，这是一所新设立的艺术学校，与普通中学不同。英国的“公立”中学校（），德国文科实科中学（），法国的国立公立中学（），都为历史悠久而享盛名的中学校。在此等中学内，绝无男女合校的事实。新设立的中学，如英国的市立中学，间有试行合校的办法。总之，中学男女同学，在欧洲尚属例外。所以从习惯方面，也不能使我们作一句肯定的话。
无已，只有就事实上说，我国中学男女合校的动机，发生在民国八九年。是时北大南高实行开放女禁，因此社会上感受女子中学的缺乏，江苏省第一及第二女师范都在那一年创办附设女子中学校。十年，广东省立中等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北高附中也招了一班女生，试办男女同学。到民十五以后，合校的风气大开。然就实施的利弊而论，颇有商讨余地。现时单独设立的女子中学校，已比从前加多，女子进大学读书，不一定须藉男子的中学校为阶梯。因此男校招收女生，人数往往不甚踊跃。有时一校男生人数在五六百以上，而女生只有二三十人。人数少，则对于社会的贡献不大，而学校方面引起了不少问题，或者说造成了数种特殊的现象。有的学校，名虽同学，实则不同班上课，男女生相见，避道而行（北高附中初办男女同学时有此现象）。实则此种现象，亦非怪特，青年富自觉心及害羞的表示。苟环境一不自然，同学时相嘲狎，即易造成此境界。有的学校，交际又太过分了。学生名虽求学，实则心驰鸿鹄，意在他方。学校当局怕学生的荡检逾闲，想出种种方法来监视束缚，结果于事无补，徒伤师生间的情感。至于以男女同学为号召的方法，结果更不必谈。总之，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必谈学理，不必谈实习，只须问社会上的需要如何，办学者的动机如何，学生的心理如何，学校的准备如何。如利多于弊，行之无害，否则似以郑重为宜。
（二）学校行政应否禁止学生干涉。我记得以前春秋时郑子产不赞成毁乡校，曾说过几句话：“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我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秉国政的人尚且如此博论群议，何况办学校的人，何况学生与学校，休戚相关，有所献替，更不宜漠然置之。不过建议与干涉行政不同。建议是善意的，合作的；干涉是无理的，反抗的。向学校建议，是学生应尽的职责，学生不发表意见，校长还应多方的探询。无理的干涉，校长应绝对禁止。建议的方式，最好由一组代表或个人向校长谈话；其次则用书面贡献意见；最不好的，是用匿名信。记得某校校长室外面，置一意见箱，学生有意见，可随时署名投入箱内。箱上的钥匙，由校长保管，每日开视一次。这亦是督促学生建议的一种方法。
（三）学校可否拆阅学生信札。主持学校的人，一方向社会负责，一方向家庭负责，他既负有重大责任，遇有特殊情形，自可便宜处置。但在寻常时候，学校似不应擅拆学生信札，妨碍个人自由权。所谓“防民如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以君子之道待人，人亦乐而为君子。时刻防学生如盗贼，终非正当的办法。
以上三问题，拉杂答复，幸先生斧正。
弟廖世承谨上。七月十日。
关于梅博士的问题
（赵尊岳的来信略）
答：拙著《梅博士的贡献》一文，其要旨不过说明“侈张之词”之决不能使人“因此以致名”而已。（当然是指名实相符的名。）今蒙赵先生赐长函指教，不胜感谢，惟读后亦觉“殊不能从同”。本刊非欲加入捧梅或攻梅的任何方面，不过本刊评论向以时事为中心，梅氏之得文学博士乃近来轰动社会之一件时事，故特对此一件时事加以评论，并非对于梅氏个人有何嫌怨而“必欲周纳其词”。本刊的立场既明，请就来信所提各点作分析的答复。
（一）作者一面承认“不获解”，一面却说“明明为增其知识”，既然使人“不获解”，何以又能“增其知识”？例如我们读一本书，既然不懂，还能说这本书明明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吗？至举乡下土老儿到上海看“电炬”“轮轨”为喻，若说能引起他们大惊小怪的好奇心固无不可，若说这样就增加了他们对于电学或机械学的知识，因此把科学博士的学位送给电气公司或汽车公司的老板，便不伦不类。
（二）《申报》每于梅氏来沪后即善为梅氏作无微不至的起居注，颂扬惟恐不力，实为各报所无，此乃公开的事实，非记者所能捏造，日美各报是否亦如《申报》之鞠躬尽瘁，固无损于《申报》之素以捧梅氏为己任的资格，因记者并未说普天之下，只有《申报》素以捧梅为己任。且记者在那篇文里所以提起《申报》，亦不过说素以捧梅为己任的《申报》中所载的梅氏给与美国民众的知识不过尔尔，对于《申报》捧梅并未加以优劣的评论，现在听了作者的话，才知道《申报》认详载梅氏吃饭睡觉的消息是有关于“陶写民性研究艺事”！
（三）作者对于放弃夜宫生活而崇拜东方艺术一语作为善意的解释，先把“夜宫”上面的“黑人”两字省去，大概觉得这是美人的“必欲周纳其词”！至引周处士及曾文正为喻，一若美国在梅氏未去之前只有黑人夜宫生活也者。但无论何人，不能妄断美国除黑人夜宫生活外，便没有他们的高尚艺术——如高尚戏剧音乐等等——苟其有之，他们不把自己的高尚艺术和东方艺术“相提并论”，却把黑炭所经营的夜宫生活拉出来寻开心，如作者认此为尊崇东方艺术，夫复何言？
（四）“其获解者如杨斯笃等叠有二十余文”，即认此“二十余文”为二十余人所作，似也很难加上“不少”的“考语”，美联社更变本加厉推到什么“美国民众”，那更“不少”了！记者的那篇文字是对该社电中所谓“民众”云云批评，初未想到“获解者”仅有杨斯笃等的二十余位“不少”的“解人”！
（五）“雄妇人”之引起美人奇异，乃因西洋戏剧进步到了今日，除极少数滑稽无聊的戏外，正当的戏都是男扮男，女扮女的（这是专研戏剧的洪深先生告诉记者的话），中国戏剧仍在“雄妇人”时代，我们对“雄妇人”仍是司空见惯，美人却不免少见多怪了。记者在那篇文里提起“中国的雄妇人”云云，不过谓“美国民众”“亲炙”梅氏后所“明明为增其知识”者仅此，与什么“重男轻女藐视伶官”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也。
（六）关于“偶像”一语，作者亦认为“梅氏诚不足为中国人所崇拜”，而美人却硬说是“中国所崇拜的人物”，则闭眼冤哉果何所取义，作者已自答，无庸记者之回答了。
（七）记者那篇文里所引证的“博士扫地”云云，乃见于六月一日的《时事新报》社评栏，可以复按，比之天天仅作寥寥几句不着边际令人看了头痛作呕的与中国无关痛痒的外国事评论，好像中国已经太平得无事可论，或者他们自己已不能算为中国人的主笔先生，似乎更能表示一些中国的舆论吧。孰为可哀，明眼人自能辨之。况记者那篇文里仅谓“舆论界方面有人大呼……”，“有人”二字固无意概括“人人”也。
（八）徐菊人之事早成明日黄花，《生活》当时尚未产生，故无从在娘胎里开口，至“上海约翰大学所致赠之诸公”，本刊也曾有过严正的批评。
最后对于作者所提出的“更有欲尽者”之三点，请再回答数言：（一）执笔论坛者根据事实为评论，无所谓藐视不藐视。（二）本刊素主张重真才而不重资格，不过愚意以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学位未尝不值得重视，名不符实的大学学位才无一顾的价值。（三）有名无实的勾当，我们都反对，并非以伶工而有所轩轾。至梅氏够得上称为戏剧家否，记者对戏剧学是门外汉，未敢妄断，特为此事往找友人中对于戏剧学素有专门研究的洪深先生，他以为戏剧家在最小限度须有创造力，须能影响人生，须能有裨于所谓世道人心。担任一个角色的戏剧家虽不能顾及全剧，至少对他所表演的一个人物（）也须有他的创造力，使人对此一个人物有更深澈的了解，更深刻的印象。梅氏所演的旧剧如《六月雪》《宝莲灯》等固仅拾他人的现成东西，即梅氏的新剧如《霸王别姬》，《洛神》，《太真外传》，《西施》等，对于各人物并无个性可言，例如他所演的西施，即太真，即洛神，即虞姬。梅氏媚（）则有之，彼仅宜于表演《天女散花》、《麻姑献寿》一类的戏剧，因为那些戏只要美，媚，用不到真性情的。梅氏此次到美所贡献的是在中国将成过去的古董，好像把铜香炉搬到美国去当古董给人看看，离人生的意义太远，在国内除供变态心理的老头子和姨太太们玩玩外，对于近代人生有何贡献？以上是撮述洪先生所谈的大意。今赵先生却把梅氏比英国的莎士比和意大利的卡罗沙（卡氏非戏剧家，乃有创造力的歌唱家），那就非我们不谙戏剧学的门外汉所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