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
《古诗笺》 灵运，陈郡人。以祖父并葬始兴县，遂移籍会稽。晋时，袭封康乐公，累迁黄门侍郎。时宋公位相国，以为从事中郎，迁世子左卫率。及宋受禅，降爵为侯。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武帝崩，出为永嘉太守。在郡辞归始宁。文帝登阼，征为秘书监，迁待中。未几，复称疾归。好寻山陟险。会稽太守孟觊，表其有异志。帝惜其才，授临川内史。复为有司所纠，徙广州，寻以事诏就广州弃市。年四十九。
《诗品上》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闲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原注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
《古诗选》 敖陶孙曰：“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陈绎曾）《诗谱》曰：“以险为主，以自然为工，李、杜最深处取此。”祚按评谢诗者，惟《诗谱》语最当。
康乐情深于山水，故山游之作弥佳，他或不逮。抑亦登览所及，吞纳众奇，故诗愈工乎？龙门足迹遍天下，乃能作《史记》，子瞻海外之文益奇。善游者以游为学可也。
康乐最善命题，每有古趣。
详谢诗格调，深得《三百篇》旨趣，取泽于《离骚·九歌》——江水，江枫，斫冰，积雪，是其所师也。间作理语，辄近《十九首》。然大抵多发天然，少规往则，称性而出，达情务尽，钩深索隐，穷态极研。陈思，景阳都非所屑；至于潘、陆，又何足云！千秋而下，播其馀绪者，少陵一人而已。
《古诗源》 前人评康乐诗，谓“东海扬帆，风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约经营惨淡，钩深索隐，而一归自然。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建安诸公，都非所屑，况士衡以下？
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追琢而返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千古并称，厥有由夫。
陶诗高处在不排，谢诗胜处在排，所以终逊一筹。
刘勰《明诗篇》曰：“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见游山水诗以康乐为最。”
《说诗晬语》 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康乐神工默运，明远廉俊无前，允称二妙。延年声价虽高，雕镂太过，不无沉闷；要其厚重处古意犹存。
《翁方纲重订古诗选》 魏楚白云：“五古学汉魏者，此抵转关必在大谢。唐之曲江（张九龄），明之北地（李梦阳），皆是如此”。方纲按此论于五言诗上下千古之脉，最得其实；但明之北地，尚未可同日语耳。又按此条极有会悟，然亦尚非“转关”之谓也！必别启一辙而后可云“转关”耳。五言诗自汉魏已来，至是而居其正轨矣，非“转关”也。彼云“转关”者，即是渔洋先生目杜韩以下为变格之说，故谓由此可转入唐人之路耳。此所以有“转关”二字之品目，而不知其将千古通津划作两截也。
《八代诗菁华录笺注》 康乐清旷似陶公，而气之骞举，词之奔会，造化天全皆不逮。然出以雕缛，坚老凝重，实能别开一宗。《南史》谓纵横骏发，过颜延之，而深密不如。此非知言；谢公正自深密耳。
《艺概》 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钟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谓“灵运兴会标举，延年体裁明密”，所以示学两家者当相济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优劣。
《白话文学史》 刘宋一代（四二○—四七八）号称文学盛世，但向来所谓元嘉（文帝年号，四二四—四五三）文学的代表者谢灵运与颜延之实在不很高明。颜延之是一个庸才，他的诗毫无诗意；鲍照说他的诗像“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钟嵘说他“喜用古事弥见拘束”，都是很不错的批评。谢灵运是一个佛教徒，喜欢游玩山水，故他的诗开“山水”的一派。刘勰说：
宋初文咏，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但他受辞赋的影响太深了，用骈偶的句子来描写山水，故他的成绩并不算好……其实“山水”一派应该以陶潜为开山祖师。谢灵运有意做山水诗，却只能把自然界的景物硬裁割成骈俪的对子，远不如陶潜真能欣赏自然的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才是“自然诗人”（Nature Poets）的大师。后来最著名的自然诗人如王维、孟浩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都出于陶，而不出于谢。
《诗品中》《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来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
《皎然诗评》 客有问予，谢公“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二句，优劣奚若？予曰：“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积雪”，旨冥句中。风力虽齐，取兴各别——
《吟窗杂录》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灵运坐此诗得罪，遂托以阿连梦中授此语。有客以请舒王……舒王曰：“权德舆已尝评之。……”诵其略曰：“池塘者，泉州潴溉之地；今曰生春草，是王泽竭也。《豳诗》所纪，一虫鸣则一候变，今曰变鸣禽者，候将变也。”
王若虚《滹南诗话》 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为神助。《石林诗话》云：“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所能到。”冷斋云：“古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寓也。谢公平生喜见惠连，而梦中得之，此当论意，不当泥句。”张九成云：“灵运平日好雕镌，此句得之自然，故以为奇。”田承君云：“盖是病起忽然见此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为贵。”予谓天生好语，不待主张；苟为不然，虽百说何益！李元膺以为“反覆求之，终不见此句之佳”，正与鄙意暗同。盖谢氏之夸诞，犹存两晋之遗风，后世惑于其言而不敢非，则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颜延之
《古诗笺》 《宋书》：延之，字延年，琅琊人。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吴国内史刘押以为行军参军。后为秘书监。太常，卒。
《诗品中》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
《古诗选》 《诗谱》曰：“辞气重厚，有馆阁之体，盛唐诸家应制，多取此。”
延年本有风藻，亦娴古调。《五君》五咏，苍秀高超；《秋胡》九章，流宕安雅。而束于时尚，填缀求工。《曲阿后湖》之篇，诚擅密藻；其他繁似之作，间多滞响。就其所造，工琢未纯。以望康乐，相去甚远。岂独若汤、鲍所喻哉！四言浅质，都无佳句，不足登选。
《古诗源》 颜诗惠休品为“镂金错彩”，然镂刻太甚，填缀求工，转伤真气。中间如《五君咏》、《秋胡行》，皆清真高逸者也。
士衡长于敷陈，延之长于镂刻，然亦缘此为累。诗云，“穆如清风”，是为雅音。
《艺概》 颜延年诗，体近方幅，然不失为正轨。以其字字称量而出，无一苟下也。文中子称之曰：“其文约以则，有君子之心。”盖有以观其深矣。
延年诗长于廊庙之体。然如《五君咏》，抑何善言林下风也！所蕴之富，亦可见矣。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
《八代诗菁华录笺注》 颜诗凝厚典质，力足气完，差与大谢相埒。但功力有馀，天才不足；有海岳殿阁气象，不善学之，但成死句。本传，延之尝问鲍照，己与谢优劣？照曰：“谢如初日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缛满眼。”
鲍照（参看《七言诗》卷二）
《古诗笺》 照，字明远。文辞赡逸。世祖时，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不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临海王子顼为荆州，照为前军掌书记。子顼败，为乱兵所杀。
《诗品中》 宋参军鲍照，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古诗选》 鲍参军既怀雄浑之姿，复挟沈挚之性。其性沉挚，故即景命词，必钩深索异，不欲犹人。其姿雄浑，故抗音吐怀，每独成亮节，自得于已。乐府则弘响者多，古诗则幽寻者众。然弘响之中，或多拙率；幽寻之内，生涩病焉。二弊交呈，每伤气格。要须观过知仁，即瑕见美；则以虽拙率而不近，虽生涩而不凡，音节定遒，句调必健。少陵所诣，深悟于兹，固超俗之上篇，轶群之贵术也。所微嫌者识解未深，寄托亦浅。感岁华之淹谢，悼遭逢之岑寂，惟此二柄，布在诸篇。纵古人托兴，率亦同然；而百首等情，乌睹殊解？无烦诠释，莫足耽思。
夫诗惟情与辞，情辞合而成声，鲍之雄浑在声，沈挚在辞，而于情反伤浅近，不及子山，乃以是故。然当其会心得意，含咀宫商，高揖机、云，远符操、植，则又非子山所能竞爽也。要之，自宋以后，此两家洵称人杰。鲍境异于庾，故情逊之；庾时后于鲍，故声逊之，不究此二家之蕴，即不知少陵取法何自。古今作者，沿沂有因，至于格调之殊，易地则合，固不可强加轩轾耳。
《古诗源》 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后太白往往效之。五言古亦在颜、谢之间。
抗音吐怀，每成亮节，其高处远轶机、云，上追操、植。五言古雕琢与谢公相似，自然处不及。
《艺概》 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简薛华醉歌》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此虽意重推薛，然亦见鲍之长句，何、刘、沈、谢均莫及也。
《八代诗菁华录笺注》 李、杜皆推服明远，称曰“俊逸”。明远字字炼，步步留，以涩为厚。凡太炼则伤气，明远俊逸，又时出奇警，所以独步千秋，衣被百世。
鲍诗于去陈言之法尤严，只一熟字不用。又取真境，沉响惊奇，无平缓实弱钝懈之笔，杜、韩常师其句格，如“霞石触峰起”，“穷跨负天石”，句法峭秀，杜公所拟也。
《白话文学史》 当时的最大诗人不是谢与颜，乃是鲍照，鲍照是一个有绝高天才的人；他二十岁时作《行路难》十八首，才气纵横，上无古人，下开百代。他的成就应该很大。可惜他生在那个纤弱的时代，矮人队里不容长人出头，他终于不能不压抑他的天才，不能不委屈迁就当时文学界的风尚。史家说，那时宋文帝方以文章自高，颇多忌，故鲍照的作品不敢尽其才。钟嵘也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钟嵘又引羊曜璠的话，说颜延之“忌鲍之文故立休、鲍之论”。休是惠休，本是和尚，文帝叫他还俗，复姓汤。颜延之瞧不起惠休的诗，说“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颜延之这样轻视惠休，却又把鲍照比他，可见鲍照在当日受一班传统文人的妒忌与排挤。钟嵘也说他“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鲍照的天才不但“取湮当代”，到了身后，还蒙“险俗”的批评。
其实“险”只是说他才气放逸，“俗”只是说他不避白话，近于“委巷中歌谣”。古代民歌有建安正始时期已发生了一点影响，只为辞赋的权威太大，曹氏父子兄弟多不能充分地民歌化。鲍照受乐府民歌的影响最大，故他的少年作品多显出模仿乐府歌行的痕迹。他模仿乐府歌辞，竟能“巧似”，故当时的文人嫌他“颇伤清雅”，说他“险俗”。直到三百年后，乐府民歌的影响已充分地感觉到了，才有李白、杜甫一班人出来发扬光大鲍照开辟的风气。杜甫说“俊逸鲍参军”。三百年的光景，“险俗”竟变成了“俊逸”了。这可见鲍照是个开风气的先锋；他在当时不受人的赏识，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