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人评说王安石
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
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十九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