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陶闿士
弟月来于讲说之余，稍阅魏晋诸史，颇增无限感伤。向见严又陵与人书，言吾华民质与国力至南宋而始为一大变，殆未尝读史之过。实则吾华民质之劣，国力之弱，乃自魏晋始耳。曹氏、司马氏以狗盗之徒，用极卑贱残酷之术，毁天地生人之性。五胡承其敝而入，取吾夏人而杀戮淫掳，凡鸟兽所不能为者，而无不皆为之。其惨毒之事虽在一时，而其惨毒之习则充盈大宇而熏染乎后世之人心，数百年而不可涤也。不独吾北方华胄胥化于夷而忘其所自出也，即南中号为正朔相承，其在廷之君臣与谈玄之士夫，能保持旧德而不染胡习者，有几人耶？梁武之困于台城也，狾胡侯景拥饥疲之卒，本不堪一战，而梁之诸子乃坐待君亲之危，莫之肯救，更无论诸镇帅矣。梁武、简文，其死与辱，犹不足论，而当时苍生所受逆胡之惨酷，则令千百世下读史者，至此触感伤心，不知人间何为奇惨如斯？当时梁人若有人气，岂令天下事至是耶？刘宋之诸子，皆非人类，又不待言。至于朝为君臣、暮相攘夺背叛者，则又习为故常，绝无足异。其居位乘势者，贪淫残暴，视烝黎若犬羊不如，而忘其为己之同类也。六代之间，习此为常，倘非中于胡俗之深，何为人丧其心至此极耶？李唐贞观之治虽盛极一时，然太宗与房、魏诸臣励精之效，仅于凋敝之余，有以整齐其政刑，使天下臻于富庶。又当时五胡族类新同化于汉族，中夏民族之气质，自起一种新的变化。太宗雄才大略，能导率民众，以征讨四夷，而盛著其武功，此所以称盛也。然唐承六代之敝，儒学衰微，太宗于伦常之地已亏，虽兄弟相残，其罪不尽在太宗一方面，乃娶弟妇而绝兄弟之嗣，则非胡俗不至是。太宗所躬行者如此，故于化民成俗之本，绝无所知，房、魏之徒亦无足语治本者。是以贞观之政，人亡政息。其后藩镇之祸，黄巢之变，皆惨毒无人理。浸淫及于五代，一如六朝之世。要皆狾胡凶习中于人心至深，其根株不可骤拔故也。有宋肇兴，诸大儒相继出，始追孔孟之绪，使人有以自反而自别于禽兽，于是人性可复，人道始尊，此诚剥极而复之几。今东夷兽习污我神州，御侮之功，不仅在以杀制杀而已，而于人心风习之间，所以固吾本而闲其邪者，其必有知所用力者焉。吾侪不负此责，而又何望耶？
附记：民国二十六年冬入川。值抗战之初，人心大坏，比战前且不如，故与陶君慨叹及此。君巴县人，少通经术，晚而学法相于宜黄大师。宜黄深礼之。二十八年逝去，蜀学其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