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翻译、出版、发行、印刷等问题

一、关于翻译工作方面

甲、据本人经验,翻译任何作品,欲求彻底提高品质,必须与国外学术机关联系:倘属现代作品,尤须与原作者联系;倘属古典作品,国外也有不少专门团体,例如法国的巴尔扎克学会,照理对翻译巴尔扎克的人可有很多帮助。但最好先由政府做好沟通工作,然后由译者直接通信。

附带说明:本人历来均系靠数十年前之法国老同学,由其代为委托青年讲师及教授,解决文学、风俗、史地、法律等方面的难题。但本人工作既系经常的,又是长期的,势不能无条件麻烦人家。因每部巴尔扎克的小说,问题平均有百数以上。帮助我们解答的青年讲师往往需在图书馆工作,时间精力都耗费不少,以往均以国内所印画册(例如北京所印的《敦煌壁画选》及古代名画复制画册等)寄赠作为酬劳,但事实上远不如金钱酬报实惠。关于此点,一九五三年年底,曾向中央文化部提出;据答,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通汇不便,不能允许国内私人汇款前往。

乙、为翻译工作的方便,事实上需要多种不同的版本,特殊的字典、辞典等等作参考。资本主义国家因纸张缺乏,二次大战后图书印数极少,转瞬售罄(本人往往请法国友人转托旧书店物色新书,否则永远无法购得)。过去所出图书辞典,又极少重印。本人虽以朋友关系,偶尔还能买到,但汇款亦成问题。国际书店历来经营不够积极,在西欧各国又无直接代理人,倘译者作者需要搜罗某种参考书而不知书名,简直无法解决。鄙意应请国际书店与国外各大书店建立经常关系,由其经常供应新书及重版书目,同时也需要与国外规模较大的旧书店发生关系(理由见前)。基本上还要请求国际书店改善经营作风,手续力求迅速简便,办事提高效率。

二、关于出版方面

公营出版机构宏大,任务繁重,熟练工作人员不够,许多地方还在手工业经营的阶段,致有时反不及少数进步的私营出版社。最显著的是办事迟缓、拖拉,各部门联络不够,甚至完全没有联络;所出图书,以印刷装订而论,倘以其他工业标准测量,“次货”比重极大;编辑方面的错误屡见迭出,即使经原作者一再提出,原书一再重印,亦未改正(此点巴金先生亦可提供材料)。

以办事迟缓与拖拉言,可举一事为证:拙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于一九五四年年终即由平民出版社将全部纸型移交人民文学出版社,至今瞬将一载,仍未与译者签订出版契约。据“人文”称,是为了审阅“译注”;但审阅“译注”前后几及一年而仍未竣事,不无拖拉之嫌。

以“次货”比重极大而言,亦可举一事为证:一九五五年年初,“人文”所印精装本《巴尔扎克选集》五种,印刷及装订成绩,以言“精装”二字,无异讽刺。

以各部门缺乏联络而言,则本人对“人文”直接提出意见,二三年来已不知凡几,但事实上并无改进(最近十个月来,本人因此已不再提意见了)。

综上所述,可见问题关键,在于内部工作人员对业务认识不足,又不专心学习,而这两点又可归纳到对业务的爱好不够。

本人与公营出版社的接触,只限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其他公营出版机关,情况是否较好,不得而知。但“人文”系中央级文艺出版社,一切应起带头作用,本人不能不对之求全责备。

三、关于发行方面

历年来各方面(包括出版社、作者、译者)对新华书店的经营作风及办事态度、效率,意见极多,本人兹提出两个基本问题——

甲、每种新书或重版书的印数,向例均由新华书店估计销售数额而批定,事实上此种办法流弊甚多:一则,新华书店总店所根据的估计,是各地分店所填写的需要量;而各分店工作人员水平不够,所填需要量往往甚不可靠。二则,新华书店对实际销售问题的注意比较多,对中央关于图书的政策注意比较少;故出版社根据政策需要大量印行的图书,新华书店从销量方面着眼而要求减少。出版社根据政策决定少量印行的图书,新华书店反要求增加。此种矛盾情形,经常发生,成为出版社与发行机构之间极不容易调和的困难。鄙意宜做根本解决,即——

(一)图书的印数(不论初版、重版)不能由新华书店决定,而当由出版社规定;新华书店只能以销售情况提供出版社作为参考;(二)凡根据政策需要大量印行的图书,新华书店应视为重要政治任务,设法大力推广。

乙、新华书店各级工作人员应大力加强业务学习,熟悉图书内容概要,研究各种推销方法,改善门市部人员的服务精神;同时,也当提高政治学习,彻底认识政府对图书发行的政策,明了图书发行业务,与其他消费品发行业务的本质上的不同,从而减少纯业务观点——即利润观点。

四、关于印刷装订方面

本人过去每出一书,常与印刷所,装订所直接发生关系,故有一印象,似乎解放以后的印刷业及装订业的工作成绩,并无显著提高,反有退步现象;与其他各业比较,相差甚远。鄙意宜发动各该业工人的劳动热情,加强他们的业务学习,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总之,希望印刷装订两业中,也多几个劳模与先进工作者。

五、一般性的问题

作家协会会员向无会员证,会员身份无从证明,在实际生活中常常遇到困难。一九五五年八月举行全国翻译会议时,周扬先生也曾提及此点。希望能于短时期内实现。否则无实际行政工作的作家,仿佛是无组织无单位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往外埠时,常感苦闷。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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