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句是中国特有的诗文创作方式，带动了集句诗、集句词、集句文、集句对联等不同类别文学作品的产生和发展。几种类别中，集句诗产生最早，也最为发达，其次是集句词，之后是集句文，最后出现的是集句对联。虽然它们产生的时间不同，发展的程度也不同，但都在清代达到高潮。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武器在中国烧杀抢掠，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充分暴露出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奔走呼吁，大力倡导政治体制改革。与此相联系，文化领域也暗流涌动，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化。无论是洋务派、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积极利用办报和著书的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受其影响，传统的诗文创作也走向衰落。可是，集句类别的作品不但没有随之衰落，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不仅集句诗、集句词保持了此前的发展势头，集句文、集句对联也比此前发达得多。就集句诗而言，据笔者《集句诗文献研究》中的不完全考察，仅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宣统（1909—1911）三朝保存到今天的集句诗集（或卷）就有69种，除以年数（50），其比例超过此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就集句词、集句文而言，今可考的专集（或卷）大多产生于这段时间。
本书共收录集句诗、文集（或卷）16种。其中集句诗集（或卷）有徐献廷《集陶诗故》、《集唐梅花百咏》，郭阶《集选诗》，戴锡钧《采百集》，沈韵兰《倚梅阁集唐》，王以慜《檗坞诗存别集》、《檗坞集唐杂感诗》，谭国恩《写趣轩集陆别编》，吴怀清《借浇集》，徐兆玮《集义山诗稿》等10种，集句词集（或卷）有石赞清《饤饾吟词》、陈钟祥《集牡丹亭词》、周天麟《双红豆词》等3种，集句文集（或卷）有徐献廷《燕赋集古》、许祥光《选楼集句》等2种，此外还有诗文兼收的许懋和《集其清英集》。这些作品固然无法展现近代集句诗文的全部面貌，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集句文学的基本特点：一、几种主要集句类别都得到发展。除了集句诗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外，集句词、集句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这种现象的出现，使中国的集句文学继续保持了繁荣的局面。如就选择语句的范围区分，又有集古、集唐、集选、集陶、集杜、集苏、集李义山之不同，其中尤以集选诗文的发展最为突出。二、应用范围达到空前的程度。集句作品不仅继承了以前的题材特点，而且较多地用于祝寿、悼亡、纪游、题画等方面，甚至直接反映现实并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应用范围空前扩大了。三、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特征。这些集句专集（或卷）作品众寡不一，多可数百首，少则仅有数首。而且，由于作者的学养不同，兴趣爱好不同，采用的文体形式不同，他们的集句作品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如就注释的形式而言，即有或不注出处、或仅注作者、或注释到原来题目等方式；就注释的位置看，又有注在句子后面、注在全文后面之区别。
集句诗、文能够在近代获得更大发展，而且形成以上这些特点，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以为，主要是以下几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保存文化传统的力量反弹。当传统文化受到威胁时，一些人便自觉地站起来加以捍卫。集句因为使用前人的成句，也就成了他们捍卫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一些作品的序言里，这方面意图表达得很清楚。二、文学创新的内在动力。即使在传统文化总体上走向衰落的近代，古代文学在局部领域仍然具有可创新的空间。集句诗出现新的类别，集句词、集句文获得更大的发展，都与这一点有关。三、调和新旧的智慧选择。在社会发生重大动乱或变革的时期，新、旧思想文化总会发生尖锐的冲突，于是调和二者就成了现实的迫切需要。表现在文学领域，最能体现这种调和特色的创作方式莫过于集句。以集句诗发展为例，相对于此前的顺治、康熙（1644—1722）两朝和雍正、乾隆（1723—1795）两朝，在嘉庆、道光、咸丰（1796—1861）三朝已经走向了衰落，但在近代却有了更大的发展，正是因为适应了融合新旧的时代要求。
本书所录的集句诗、文集（或卷）多为晚清到民国间的刻本或铅印本，少数为抄本。这些作品，今皆存本无多，其中有几种仅孤本流传。有的甚至从来没有被著录，仅存在于作者后人之手，非常珍贵。根据《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收录标准，本书不收录解放后已经出版的作品，凡在《续修四库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等丛书和个人别集中已经出版过的作品，因为不算“稀见”，皆不在收录之列。相对于其余三类，集句对联较为常见，所以亦不加收录。
希望本书的出版不仅能为读者欣赏集句诗、文作品提供方便，而且有助于更多的人了解近代集句文学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有助于推动集句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张明华书于阜阳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