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避寇难于川时，常规设中国哲学研究所，卒无法募款，事遂罢。三十六年回北庠，颇有意商胡校长于北庠附设之。继知其不必言，终未言。父亲兹谈及当时讲学意思，记录如左：今日各大学文科，皆习为杂碎考据，哲学与文学方面，既不足言思想。历史为民族精神所系，前代大政治家，其涵养身心之道与经纶世务之业，多由精研历史、鉴观往事资其观感、益其神智、养其气魄，而后能据既往以测方来，不迷于得失成败之故，不失其因革损益之宜。其于古今人物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所以激扬其精神志气而完成其伟大人格者，历史教训尤为重大。近世曾、胡、左诸公，皆深于历史，甚至千军万马中，日必读史，其成为一代伟人决不偶然。今日各大学法科学政治经济者，只知读外籍，玩空理论，而于本国人情及当世利弊曾不留心考索。至其愤激现状，往往因自身利害之私而不自觉，乃自居公愤，实无《大易》所谓“吉凶与民同患”之心。吾在清末，见革命党志士，实未有以反己之意去研经史者。盖清代汉学家，纯是考据风气，治学与其作人无关系，其治史不过以考定故事自务博雅而已，于世务素漠不关心，虽熟读百代之史，终不能开启其德慧，不能引发其精神志愿，故于历史中不能得到政治经济等知识。其本既亏，一切无感触。清末志士无救于国、无救于其自身，此事彰明，追原作俑，不能不归咎于考据学风之为害烈也。此等学风深入社会，使人失其为学之本，而一般人终不悟也。今之学风士习比清儒尤变本加厉，治历史者，形形色色，吾不欲言，即欲言之，亦无从说起。
余欲筹办中国哲学研究所，以哲学为主课，而史学文学及政治社会诸科学皆须兼治。，，。哲学以中国哲学思想为主，而西洋与印度皆须兼治。文史政治社会诸学，并须中外融通不待言。
哲学方法，则思辨与体认须并重，余欲为《量论》一书明此义，兹不及详。体认非修养不能臻，故余常以哲学为思修交尽之学。
哲学之至者，固期养成超世人物，如古所谓圣贤，而尤期养成各方面事功人才。舍事功而言理道，则理为空理、道为迂道。犹复须知，科学知识，其长在专门，而短亦在是，庄生所谓天下各得一察焉以自好，不睹天地之纯全，科学家不免此病，唯哲学不限于某一部门的知识，故宜求通识。
史学以本国史为主，而外国史须旁考。治史必有哲学家作人之精神，经世之志愿，而后可运用考据方法，搜集史料，以穷究民群治乱并运会推迁之故，与一切制度、法纪、风习沿革之由，及个人对历史上人物觉感所系，在在运以精思，不可徒作故事玩弄。凡治史者，必以郑所鱼《心史》、方正学《正统论》、王洙《宋史质》、顾亭林《日知录》、王船山《黄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为根本，然后可博览历朝专史及诸编年史与《通典》《通志》《通考》等书，旁及历代名臣文集之类。中国自汉以来，二三千年间长为夷狄与盗贼交相宰割之局，吾自受书以至衰年，常痛心于此。此事，汉以后之史家须负责任，民族、民主二种思想被历史家毁弃尽净，完全失去《春秋》经旨。《春秋》三世义归趣太平，国界种界终于泯除，人类一切平等，互相生养，犹如一体，无有相陵夺相侵害者；然在未入太平之前，则国家思想、民族思想必须涵养纯挚，不容舍弃。但其所谓民族，亦以同一国土、能敦义礼，而认为同一族类，并非狭隘之血统观念，此所以为人道之隆也。国各自爱自立，族各自爱自立，则无强凌弱、智欺愚、众暴寡之事，而世界乃大同，人类始太平。倘有一国一族不自爱不自立者，则人间世无可望平等，而弱者必见夺于强，愚者必见害于智，寡者必见侮于众，世界恶乎大同？人道恶乎太平？《春秋》最高之蕲向在太平，而必以国家民族思想为达到太平之阶梯，此义无可易也。但国族思想不容狭隘，自爱其国而不可侵他国，自爱其族而不可侵他族，若怀侵略之志，如今帝国主义者所为，则世界终无由大同，而人类将趋于自毁。《春秋》于侵略者，斥之以夷狄，等之于鸟兽，其诛绝之严如此，圣人重人道而忧天下来世也无已，其仁矣哉！汉以后史家，受豢养于夷与盗之帝，即尊之如天，亲之如父，为之讴颂其鸟兽之行，而何有乎国家民族思想？可痛哉！可耻哉！二十五史也。民族、民主诸思想不发达，汉以后史家贱狾，不容不负责也。二三千年间，有明圣间出焉，郑所南《心史》，则民族思想上继《麟经》也；方公《正统论》，黜夷狄，民族思想也，黜盗贼，民主思想也；王洙《宋史质》，以明朝赠皇，上承宋统，亦民族思想也；船山、亭林之书，并富于民族、民主思想，皆《春秋》经之羽翼也。有此数部书端其本，而后治群史方可避史家污贱之恶毒，但取其材料而究明得失可也。史家之至鄙贱、至无知无耻者，无逾魏收。唐太宗虽得统于北庭之夷，而不直收之所为，此其所以为千古之英也。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昔人推尊备至，足见奴隶思想入人太深耳。温公于民族、民主思想全无所有，纯是以帝制思想为根据而造此书，其大旨不外希望为帝者鉴过去成败兴亡而致谨于用人行政之际，行政毋病民，用人唯贤，则以成以兴，否则败亡。《通鉴》之书，予人主以鉴者如此，至于人臣事君之道，尤其所致详。故此书纯为帝制之书，揆之《春秋》，则圣人恶之，必不稍宽也。然其书终不可不读。近世政体虽变，群治虽复杂万端，然当一国行政之任者，于用人贤否、行政得失，必敬慎周详而不敢忽，其可于历史取鉴之处犹不少，凡夷与盗及愚贱官僚市侩等祸国祸民之奸谋与恶事，必不可容于今之世。能如是取鉴，则吾民国治定功成亦久矣，然则温公是书可轻弃乎？吾国吾族经二三千年夷与盗之摧残，人民在暴力之下偷生，习于种种不幸之败德，如效顺外人为虎作伥而无耻，，、，？自私而不知有公，偷避而不能见义勇为，此皆在暴力下偷生必有之恶果。然中国人有唐虞迄春秋战国之高深文化，民质甚优，其智力颇不低，高明俊伟之人物衰世犹不无，中华民族毕竟有优点；但须领导者能宽大以养之，而勿操之过急、束之太严，须如慈母之扶育小孩然。如此，不数十年，中国人必为大地上最优良之民族，吾敢断言。吾望今后历史家能以爱国爱族之心而治史，幸勿自毁！
政治社会诸学，须研西洋书籍，自不待言。然于六经、四子、诸史及历朝名人文集，虽不克全读，总宜择要熏习。一则感受先圣贤成己成物之精神志愿而不甘凡鄙，二则熟悉过去社会得失。如某家子弟对其家族先世至现在之一切情形，闻见愈亲，关切益至，将如何兴利除弊，如何革故鼎新，其下手必不卤莽灭裂，而有实事求是之效矣。今各大学法科，教者学者，其心只为利禄而来，其生活又深染于都市恶习，其所读之书又只是远西学者之理论，而于本国社会一切脱离，欲其卒业从政、可以为治，不亦难乎？民国垂四十年，革命不知几度，吾总觉革命不难，革命而能建设诚难之又难，此非注意养才不可也。犹复须知，吾国自清季以来，只是逐层崩溃，而实难言革命，吾人不可不自省。
文学自汉以后之诗文家，甚少有可道者。诗人除少数触境抒情，表现其闲适、悠远、冲澹之生活为不容菲薄者外，自余感遇之作，得君而喜，失官而戚。散文如序、传、碑、志诸作，亦以记述职官、赞扬荣宠，居其大半。中国人卑鄙之官僚思想，由于汉以下愚贱诗文家之养成者为多。余于诗古文辞甚少尝玩，魏晋人诗文华而无实，气势复薄，尤所不喜。学者宜熟读《三百篇》《楚辞》《左传》《国语》及于《史》《汉》，能味其质实意味，亦大佳；至于练习著述之文，则诸子书、佛经、宋明大师语录，皆不可不读，船山、亭林遗书，读之意味深长。
余在川时，筹办研究所，原想写一文字详述教学旨趣，后因其事不成，即不复写。今闲谈及此，殊略甚。当时意思自多，兹不尽忆。余年未二十，即投身兵营，以谋革命。三十左右，自审非事功之才，故专力于学术一途。老而感世变愈深，觉得今日中国人，过去之毒根未拔，一旦接触外化，则又群习于浮浅混乱，依外力转，而无自树之道。抗战时，吾作《读经示要》一书，确甚重要，惜乎今人不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