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剧生活的回忆
很久以来，在我的演剧生活中，我就有一个念头：我想演出茅盾先生的一个剧本。我所以会有这种念头，是因为我们当时正向着所谓“内心的真实性”这条表演的路子上走，而我认为，在现代的文学家里，心理描写，茅盾先生是最擅长的一位。但困难是茅盾先生从来没写过剧本，虽然也很想尝试一下，但却不免有些畏缩，他很担心所谓“戏剧技巧”那类的东西，怕不能成功，因此迟迟不敢动笔。后来，我干脆告诉他：“你很可以不必担心什么‘技巧’，随他的意思写好了，‘技巧’之类，我们演出的人会替你安排的。”迟疑了很久，他终于写了，那就是《清明前后》。
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曾几次的丧失了勇气。而他的太太，又一个劲的在旁边泄他的气：“你这写的是什么呀，快别丢人啦！”要不是剧团的节目已经公布了，我又再三的催逼，说不定他真会中途停笔的。
听说他已经动笔，演员们都很兴奋，大家颇以能演茅盾先生的第一个剧本为荣。他的剧本才交来三幕，我们因为信任他，也因为剧团的经济关系，就开排了，而且订了公演日期。第一次TSAC排出来，演员是极一时之选。甚至戏剧界有些人，认为集中了这么多名演员演一个戏，乃是一种人力的浪费。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次圆桌会议演员就没到齐，接着，若干名演员就陆续把剧本退回来，不是说“生病了”就是说“有事分不开身！”而为了避免和我见面，她或他们甚至都躲到南温泉或北温泉去游览了。当我设法找到他们时，他们就说：“茅盾先生的剧本，我也不敢批评，不过我怕我演不好！”或者说：“我演这个角色不太合适！”
事实是：《清明前后》这个剧本既无我们所期望的“心理描写”足以发挥，甚至连一个可资炫耀的场面都没有，以所谓“内行”的眼光看起来，是“糟透了”的。《清明前后》所有的，是作者与人民同血泪的呼喊，是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怒吼，是以强烈情感写出中国所应走的道路。这一切，大家虽然也得赞赏，但做为演出脚本看，大家却觉得缺乏所谓“表演的戏剧性”，他们说：“我们并不是在舞台上举行讲演会。”
不得已而求其次，经过调整以后，戏还是开排了。我一面不断的给演员们打气，一面便不很有把握的说：“四五两幕会好起来的！”但四五两幕交来以后，就演员的标准看，其实是更“坏”。因为四五两幕已经发展到最高峰，作者那种时代感情也发展到极致，他干脆要他的主角面对观众，吼了十五分钟，以至到全剧煞台。离上演日期只剩几天的时候，演员们还向我建议：“最好不要演这个戏！”并且说：“我们失败了不要紧，我们在别的戏里可以补过来的。但剧社的经济，剧社赔得起吗？”我很知道剧社是赔不起的，我暗中盘算，这个戏大概要赔个五六百万，这个数字对剧社来说，实在不能不算是一种过重的负担。但除《清明前后》外，另一个戏，就是夏衍先生的《芳草天涯》也已经在进行了，而《芳草天涯》是同行中公认的好戏，排演进行的很顺利，演员都是第一流的，圈里的人有着一致的赞叹声。若果《清明前后》赔了，《芳草天涯》也许会赚回来的。《清明前后》政治性强，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应该演的。所以我决定演。
演给检查官看的那场检查排演，有几个专家也临时赶来看了。检查官看完了很高兴，专家们看完了却顶泄气。检查官之所以高兴，因为他们觉得“你们到底要砸了”；专家们看了所以泄气，因为他们都在心里想：“这难道算是一个戏吗？”事实上，这场戏是演得特别坏，原因是我事前已经通知了演员，要他们凡演到激昂的感情或激烈的词句处，就含含混混的念过去，就是说，《清明前后》最主要的精神，那种强烈的时代感，在这场戏里，我们却有意的忽略了。因此，演的稀松扯淡，在检查官的眼里，没感到有任何刺眼的处所。这些国民党的鹰犬，一面心里暗笑着我们的失败，一面就毫无阻难的把剧本通过了。
但当这个戏真的在舞台上和观众见面时，情形却完全不同了！
茅盾先生的那种强烈的时代精神，紧紧的抓住了观众。他对国民党残酷统治的愤怒，立刻传染给每一个人，他那种与人民同呼吸共血泪的感情唤起了每一个观众的真实感觉，观众心里所想的，正是舞台上所讲的，观众在实际生活中所迷惑的，舞台上有显明的指示，演员在台上吼的时候，观众的愤怒立刻激起来了。
一次最辉煌的成功！
在中国舞台上最懂得舞台技巧的曹禺先生看完了这个戏，不禁冲入后台和每一个演员拥抱，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我们话剧最主要的是要有‘话’，这是我们中国舞台上第一个有‘话’的剧本。”
潮水似的观众拥进了剧场，他们流泪、愤怒、吼起来了。一连几十场满座。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戏，竟是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的青年馆演出的。青年馆和我们在事前就订有营业性的合同。
国民党大小官员们都不禁发起抖来了。那个认为没什么刺目处的检查官不断的跑来看我：“你们故意的，故意的！”整个上演期间，大小官员便不断的向我们劝诱、恐吓和威胁。他们对戏里余为民那个角色特别感到刺眼，这位先生在《清明前后》里被茅盾先生描写成一个丑角，组织了一个什么“统一民主会”，就是要用他的“民主，把四万万五千万人都统一进去”。我们选了个细长个、大颧骨的演员演这个宝贝，只要他一张口，观众便报以哄笑和通嗤。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皱着眉头连连向我说：“你瞧，你瞧，这都是有意思的！”自然是有意思的，但他却不好讲出口，说这么一位宝贝实在就是他们的“总裁”。我于是说：“有什么意思呢？这不过是个噱头人物罢了！”
他连声叹气，并且说：“你们要吃猪肉，到别处去吃好了，我这儿是清真教门，把猪肉拿到我们馆来吃，也太那个了。”
他要求我们作某种程度的修改，最好少演几天，否则就禁止！
但我们是和青年馆订了商业性的合同的，剧本和排演都经过了他们审查和通过，所以我们决不让。我们一定要演下去，除非他们派宪兵把我们赶出后台。
而要禁演的消息一传出去，观众却更分外拥挤了。观众并且自动组织起来，誓为我们的后援。很多民族工业家、自由职业者、工人和学生到后台和我们简陋的宿舍来看望我们，表示一定尽全力争取这个戏能顺利演到底。
这种威势终使得国民党没敢公开下令禁止我们，他们只像阿Q似的讲了一句淡话：“以后看吧，对你们没好处的！”
《清明前后》在艺术上的成就，超过了八年来重庆演过的任何一个剧本。他的感情，他的吼声，深印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他号召了人民对残酷的国民党迫害走向更有组织的反抗，他的威力吓得国民党的大小官员们只有发抖。然而《清明前后》却正是一个最不讲究所谓戏剧技巧的剧本，这种不讲究甚至使得那些讲究技巧的演员们拒绝饰演。这个戏的上演教育了我也教育了跟我合作的那些演员，他使我们永远记住了这一点：只有真实的反映和指导了现实的作品，它的艺术价值才会最大。而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永远都不是那些炫耀技巧的匠人们所能企望的。匠人也许能制作一些精巧的东西，但他永不能像一个真实的艺术品那样使我们受感动。而艺术品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具有进步的革命观点和强烈的为人民的心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