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儒生与汉家制度
董仲舒提出的问题，除了已见上文的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的注意。一个是反对专用刑罚的问题，贾谊也曾提出这个问题，但董生加上宗教的色彩，使这个问题成为儒教的一部分。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对策》一）同这问题相连的，是教化的问题：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对策》一）教化问题的一部分是太学问题：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同教育制度有关的，是选士任官的问题：今之郡守县令，……既无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汉初选郎吏多出于“任子”及“算赀”二途。如袁盎因兄哙任为郎中，如霍去病任异母弟霍光为郎，这是任子。如张释之以赀为骑郎，如司马相如以赀为郎，这是算赀。景帝后二年诏曰：“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赀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赀算四得官。”十算为十万，四算为四万。汉时每万钱算百二十七文，是为一算，故称赀算。赀算不是捐官，只是要一个身家殷实的资格，方许做官——其理由有二。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赀十算，乃得为吏。”一也。姚鼐曰：“汉初郎须有衣马之饰，乃得侍上，故以赀算。张释之云，久宦灭仲之产，卫青令舍人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是也。”二也。《张释之传》注引《汉仪注》说“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汉之郎吏最多，有时多至千人。）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对策》二）他还有一个提议，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思想最大的，就是定儒学为一尊的政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六艺即六经），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对策》三）这个建议的文字和精神都同李斯的焚书议是很相像的。他们的主旨都是要“别黑白而定一尊”，都是要统一学术思想。所不同的，只是李斯自信他的制度远胜古人，故禁止学者“以古非今”，故要用现时的新制来统一学术思想；而董仲舒却不满意于汉家制度，故他实行“以古非今”，而要尊崇儒家的学说来统一现时的学术思想。
董仲舒的许多主张，有一些后来竟成为汉朝的制度。他的限田法，哀帝时师丹、孔光等人当权，想要实行，因贵族外戚反对而止。他的选举任官计画，本和汉文帝以来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及举“贤良文学”的制度无甚冲突，故更容易实行。武帝元封五年（前一六）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这更近于董仲舒的主张了。他的太学计画，也在武帝时实行。元朔四年（前一二一）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予是给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汉书》六）那时的丞相是公孙弘，他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议奏道：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复是免徭役）。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所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计是上计吏）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滥举博士弟子者有罚。《汉书·功臣表》，山阳侯张当居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不以实，完为城旦。）（此奏见《史记》一二一，又《汉书》八八。）这是太学的最初制度。太学本是贾谊、董仲舒等人的理想，于古无所根据。故公孙弘等说古者不备其礼，只好“依旧官而兴焉”。旧时博士本有弟子，如贾山之祖父贾袪便是魏王时的博士弟子（《汉书》五一）；如秦时有博士诸生，似即是博士弟子。汉初博士也可以收弟子，故景帝末年，蜀郡守文翁选送小吏张叔等十余人到京师受业于博士（《汉书》八九）。公孙弘因此便想到利用这个旧制度，即把博士弟子作为有定额的太学生。他们定的制度暂定博士弟子为五十人，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国立大学，卒业年限只定一年！后来昭帝时，增名额为百人，宣帝时由二百人增至一千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东汉晚期，太学诸生多至三万余人。（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有《汉魏博士考》，最可参考。）贾谊、董生的梦想居然实现了。
公孙弘等的奏议里，还附带提出一个选士任官的制度，也可以说是实行贾、董诸人的主张。董仲舒曾说：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公孙弘等奏道：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这是说，当时的郡国小吏已不懂得古文的诏书律令了。所以他们提议一个补救的办法：治礼（官名，《汉书·王莽传》有大行治礼，《平当传》有大行治礼丞），次治掌故（官名），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这两种官，升迁都缓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之〕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之〕卒吏：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以上是说用治礼去做卒史。）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掌故秩百石，见《史记·晁错传》注引应劭、服虔说。治礼官有“秩比二百石以上”者，其秩高于掌故，故云“次治掌故”。而掌故补卒史也在尽先补用治礼之后。此奏《史记》与《汉书》两本文字稍不同，句读不易定，向来学者颇多异说。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八十八。我现用《史记》原文，定其句读，略加注释，似胜旧说。）这是替书生谋出路，开后世用经学文学取士的制度的先声。萧何定律令，只考取能认字写字的抄胥之才；公孙弘的制度便进了一步，要“能通一艺（一经）以上”，才可以做中二千石（左右内史，即后来的左冯翊，右扶风；大行即后来的大鸿胪）和郡守的属官。博士弟子（太学生）此时的出路只是作文学掌故，递补作二千石的卒史。但后来太学人数增多，于是考试出身的制度也改了：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汉书》八八）郎吏向来只有“任子”、“算赀”两路，现在加上太学甲科的一途，这也是董仲舒的建议成为制度的一种。
董仲舒同时有一个儒生政治家文翁，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文翁是庐江舒人，名党，字仲翁，通《春秋》。景帝末年他做蜀郡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他极力提倡教化：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一郡之财政官）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常璩《蜀志》，张叔官至扬州刺史。）这是省费派遣留学的政策。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更是更卒，繇是徭役）。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中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情愿自费送子弟入学）。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这是郡国自兴学校的政策。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不见于本纪，不知在何年。大概在公孙弘奏置博士弟子之后。从此中央有太学，州郡有学官，又有以通经取士之法，中国的教育制度的规模才算成立。因为创制之人都是儒生，故教材与考试内容都限于儒家的经籍，故儒家便包办了中国教育与科举制度二千年之久。
武帝元年（前一四），董仲舒对策，便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一年，丞相卫绾便奏道：所举贤良，或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武帝可其奏（《汉书》六）。这是第一次统一思想学术。这时候武帝只有十七岁（生于前一五六），太皇太后窦氏还很有势力，她是黄老的信徒，故卫绾不敢排斥黄老，只罢黜了刑名、纵横之学。故第一次的统一思想只是尊崇儒道两家而排斥其他学派。
这时候政治大权在两家外戚手里，一家是窦太皇太后的堂侄子窦婴，一家是王太后的同母弟田蚡。这两个人都好儒术，便有许多儒生也想依附他们，做点事业。武帝元年，卫绾因病免相，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他们推荐了两个儒生，一个是赵绾，为御史大夫；一个是王臧，为郎中令。这两人都是鲁国经学大师申公的弟子，都想借这机会提倡儒家的政制，遂运动那位少年皇帝把申公请来。武帝便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汉书》八八）赵绾、王臧的维新事业只有四个月的命运。（建元元年七月迎申公，到次年十月他们便倒了。）他们要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叔孙通的丧服制，被文帝的遗诏革除了。他们又要采用儒教的久丧之制），以兴太平。又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言，而婴、蚡、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悦。（《汉书》五二）变法失败的局势已成了，只待爆发的时机。二年（前一三九）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请毋奏事太皇太后（《汉书》六，又五二）。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耶？”得绾、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汉书》八八，又五二）。丞相婴，太尉蚡，免。（《汉书》六）儒家的变法事业遂失败了，赵绾、王臧成了贾谊、晁错以后的牺牲者。
但四年之后（建元六年，前一三五），窦太后死了，田蚡为丞相。田蚡是武帝的外婆田老太太的儿子，出身微贱，但颇有才，“学《盘盂》诸书”（《汉书·艺文志》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自附于儒家。他既当权，遂和武帝大兴儒学，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响风矣。（《史记》一二一）这是第二次统一学术思想。这时黄老之学的大护法窦太后已死了，故所罢绌不但是刑名、纵横之学，并且把黄老也包括在内。这才是儒学一尊。董仲舒的建议竟及身成为实际制度了。
（十九，八，十八—十九，八，卅，改稿成。）
〔附录甲〕
现在我要说几句话，说明《淮南王书》在汉朝，在中古的中国，占一个什么地位。
司马谈（死在武帝元封元年，前一一）把先秦思想分为六家：儒、墨、名、法、阴阳家、道家。他给“道家”下了一个定义：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曾指出这“六家”的名称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先秦的思想史料里从来没有“名家”、“法家”、“阴阳家”、“道家”的名称。韩非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十二年（前二三三），他的《显学篇》开卷就说：“世之显学，儒墨也。”这是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在韩非、秦始皇的时期，大家还只公认儒家与墨家是“世之显学”。
秦以前没有“道家”之名，“道家”只是战国末年以至秦汉之间新起来的“黄老之学”。《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写汉武帝初年政治斗争的思想背景，说：窦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窦婴）、武安（田蚡）、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上文说“黄老之言”，而下文说“道家言”，可见那两个名词是同义而可以换用的了。
司马迁也知道所谓“黄帝、老子之言”是六国晚年齐国海上起来的一派思想。《史记·乐毅传》末尾有司马迁叙述的这一派“黄老之言”的历史：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巨公，赵且为秦所灭（前二二九—八），亡之齐高密。乐巨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太史公曰，……乐巨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巨公，乐巨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曹参）师。河上丈人与安期生都是“仙者”。（《封禅书》称安期生是“仙者”，河上丈人即注《老子》的“河上公”，在传说里也是仙人。）大概毛翕公与乐瑕公、乐巨公才是“黄老之学”的初期大师，他们地域不出于高密、胶西一带，他们的时代不过是秦始皇到汉惠帝的四五十年而已（前二三—一八五）。在那个时期里，不甘寂寞的燕齐方士就跑出去替始皇帝候星气，求神仙了。亡国的遗民，如乐瑕、乐巨之流，就隐居在高密、胶西一带，编造古书，讲述黄帝、老子。这就是“黄老之言”的起原。
《老子》的五千字太简朴了，不够用来作一个大统一时代的大混合的思想系统的基础，所以有抬出黄帝来的必要。《汉书·艺文志》里“黄帝”名下的伪书总共有十二类，四百二十四卷之多！（详见《淮南王书》一六三—一六四页）汉朝的学人也明知道这些书是很晚出的伪书。司马迁就说过：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一）《艺文志》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原注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又有《杂黄帝》五十八篇，原注云：“六国时贤者所作。”又有《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汉朝人说“六国时所作”，就是说近时人假托的了。
这一个东方海上新起来的“黄帝、老子之言”的学派又叫做“道家”。依司马谈的说法，“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这分明是说，这个以“黄老之言”为中心的学派是一个很大的统一的、混合的思想系统。这个混合的大系统有个中心思想，就是司马谈说的“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这就是《老子》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那许许多多的黄帝伪书都不过是像《汉书·艺文志》说的“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都不过是晚近的人模仿《老子》造出来“黄帝之言”。
在那个大乱之后的几十年中，天下是统一了，帝国的基础还没有稳定：春天斩韩信，夏天醢彭越，皆“夷三族”、“具五刑”。（《汉书·刑法志》说：“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今年陈豨反，明年黥布反：黥布平定之后，创立汉帝国的刘邦（高祖）也就死了。
〔附录乙〕
我在《淮南王书》的第一章里曾说：“淮南之书是一个大混合折衷的思想集团。这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的‘道家’。”在第二章里，我开头就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十六页）“道家”是什么？是什么时代才起来的？这些问题原来在《长编》的第四章讨论过；现在《淮南王书》一章单独印行，所以我要简单的加几句说明。
先秦的思想史料里从来没有“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的名称。（看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本二，四十三页；又三，七十八页；又台北版自记，三至五页。）试看韩非的《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十二年（前二三三），他在战国最晚期还只承认当世的“显学”不过儒墨两大学派。
我在民国二十三年发表《说儒》长文（《胡适论学近著》一集，三—八一页；台北版《胡适文存》第四集，一—八二页），在那篇五万字的长文里，我曾详细研究“儒”的来历，我的结论是：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殷亡之后〕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存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字的本义是柔懦：《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老子也是儒：他的职业正是为人治丧、相礼、教学；所以《礼记·曾子问篇》里，孔子说：“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老子》的教义特别注重“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这都是很极端的柔道的教义。如果“儒，柔也”的古训诂是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原始意义。
依我们的新看法，古传说里孔子问礼于老聃，孔子“从老聃助葬于巷党”，丝毫没有可怪可疑之点。老子是一位为人治丧、相礼的儒；孔子和他的大弟子子张、子游、子夏、公西赤，也都是为人治丧相礼的儒。（《檀弓篇》记载孔子为卫国司徒敬子之丧相礼，此篇记孔门弟子治丧相礼的例子更多。）老子和孔子本是一家，原无可疑。后来老子和孔子的分家，也不足奇怪。
老子的思想——柔弱胜刚强的人生观，无为而无不为的宇宙观和政治观——乃是千百年的世故的结晶，其中含有绝大的宗教信心——“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这不是人人能够完全接受的。孔子从那种近于原始意义的“儒”出来，他的性情人格逼他渐渐的走上刚毅进取的方向，走上“修己以安人”的积极路线，要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里造出一种能负荷人类担子——“仁以为己任”——的人格。
孔子和他的大弟子们并不是不赏识“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的柔道态度；也并不是不了解“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但他们的新教义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任”是挑的担子。）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就是新的“君子儒”的新精神，这就是老、孔分家的开始了。
但从老子、孔子到孟子、荀子、韩非——在那二三百年里，我们还可以说老、孔没有分家，直到六国晚期还有人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因为在那个“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分化时期，左倾与右倾的儒家尽可以思想“取舍相反不同”，还可以自称为“儒”，正如同左倾与右倾的墨者尽可以“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还可以自称为“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