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孙通（死约在前一八）
陆贾的同事之中，有一位叔孙通，也可以代表楚汉之间思想状态的一方面。司马迁作叔孙通的传（《史记》九九），完全用小说口吻，处处用尖刻的诙谐笔墨，把这位“汉家儒宗”描写的十分淋漓尽致。虽然历史文学里少见这样绝妙的艺术，我们用这种材料时却不可不稍稍存几分戒心，不可不明白这不过是司马迁心目中的叔孙通。
叔孙通是鲁国薛人，秦始皇时时以文学征为博士待诏。后来山东革命军起来了，二世皇帝召问博士儒生，诸生或说是造反，或说是盗匪，只有叔孙通说是一些“鼠窃狗盗，何足置之齿牙间”？二世大喜，特别赏赐他，拜为博士。散出之后，诸生怪他太会巴结了，他说：“您不知道。我几乎逃不出虎口！”于是他逃跑了，先投降项梁，后来跟着楚怀王；怀王倒了，他留在项羽手下，到汉二年（二五）才投降汉王。他从秦始皇到汉高帝，曾服事过这么多的主子，所以后来鲁国儒生骂他：“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司马迁这样形容他的圆滑手段：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这一点似乎不近事实罢？），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叔孙通闻之，乃谓曰：“……诸生宁能斗乎？……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即皇帝位时（二二），称号和礼仪都是叔孙通定的。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他却感觉他那一班屠狗卖缯的老朋友不容易对付。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高帝曰：“得无难乎？”
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这一段谈话里也可以看出荀卿、韩非、李斯的影响。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公往矣，无污我。”
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引绳为绵，立表为蕞，定表位标准），野外习之。
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即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史记》记第一次行新朝仪，最有意味：会十月，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此时以十月为岁首）
仪：先平明，谒者治礼（皆官名）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官，设兵（兵是兵器），张旗帜。传曰：“趋！”殿下郎中挟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侯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官名）设九宾胪句传。（旧说，上传语告下为胪，下传语告上为句。）
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帜？《汉书》作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尽伏。（此依《汉书》。《史记》伏作复。）
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
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这个定朝仪的故事是很有重大意义的。第一，这是儒生在汉帝国之下开始大批进用的历史。第二，这是那在马上得天下的帝国开始文治化的历史。第三，这是平民革命推翻秦国帝制之后又从头建立专制政体的历史。这三层都有莫大的历史意义。刘邦本是一个无赖，最看不起文士儒生，甚至于“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史记》九七）。叔孙通用他的圆滑委屈的手段，居然能巴结上那位无赖的皇帝，叫他心悦诚服的喊出来：“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五年之后（一九五），高帝征英布回来，过鲁，以太牢祠孔子。（《汉书》一，《史记》八不记此事。）这个以太牢祠孔子的皇帝，就是当年解儒冠溲溺其中的无赖。他如今明白了儒生的好处，也就彬彬有礼了，也就成了孔子的信徒了。司马迁评论叔孙通道：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从马上搬到马下，从军政搬到文治，从一个溲溺儒冠的无赖变成一个孔子信徒，这固然是一大进步。然而叔孙通的成绩只够使功臣诸侯王伏席震恐，只够使刘邦知道做皇帝的尊严，这却算不得什么大成绩。叔孙通见惯了始皇和二世的殿陛威严，故他的把戏很可以震吓那一群屠狗卖缯的乡下流氓。然而这一群山东儒生眼见韩信、彭越等人具五刑，夷三族，眼见那位穷凶极恶的乡下老太婆——吕雉——把人当猪狗，他们毫不作一声，他们的圣贤教训丢在那儿去了！所谓“汉家儒宗”，他的绝大贡献不过能教汉高祖学秦始皇学的更像一点而已！
叔孙通做了太子太傅，后来孝惠帝即位，便请他定汉家宗庙仪法。惠帝不久就死了（一八八），谥法上加个“孝”字，后来诸帝也都带个“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意。这一个制度，史家虽没有明文，我们很可以归功于那位叔孙太常。这便是儒教成为国教的第一声。儒家讲孝道，本重在尊重先人之遗体，其中含有重视个人的意义，未可厚非。但自从汉朝儒生行出以孝治天下的国教，用来巴结那穷凶极恶的吕雉，叔孙通教惠帝“人主无过举”，惠帝见了那惨无人理的“人彘”，也只能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而已。从此以后，专制帝主便成了民之父母，“人主无过举”，故后世便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荒谬议论，于是双层的专制便永永不能摆脱了。
（十九，三，廿六初稿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