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
经云：“上工治未病。”如扁鹊之望齐桓，能于病之未来洞见症结。苟俟其既见而治之，不探其得病之源，杂投方药，纵获暂瘥，而元气日损，客邪易侵，百病丛生，病加于小愈，殆矣！
治国亦然。我中国之病，其源在于学非所用，遇事推诿；其流在于粉饰徇私，见利侵权。自南败于法，北败于日，于是兵力之弱，军械之窳，府库之空，学校之陋，吏治之坏，工商之衰，民心之涣，向之上下相蒙者，至此予人以共见。
东、西各国假保商、护教之名，肆蚕食鲸吞之计，既据港口，复窥腹地，购粮练兵，以我之矛刺我之盾，明告译署，谓某省不可让人，长江、西江各口内地任彼通商行船。而我国工商旅食彼国者鄙为野蛮，非驱逐出境，即重征身税。种种欺侮，凡有血气，共抱不平，稍具知识，亦深耻惧。惟当道敢怒而不敢言，安于苟且，保其富贵。士商愈屈而愈愤，苦无生计，急欲图新。内讧外侮，势几不可以终日。彼崇新而强，我泥古而弱。善夫纯常子云：“今使房、杜为相，孙、吴为将，而仍用今日之制度，果足以富强而与各国争抗乎？故拟先变法而求人材以守之。”英士傅兰雅有云：“处二十纪之时，行十九纪之法，何异冬葛而夏裘，岂第贻人之讪笑！”呜呼！我中国人民矿产富于他邦，何反不能自立，而衰弱至此？
余读各国史论，究心世事三十年于兹矣。深察古今盛衰之故，粗知宇宙利病之情。昔俄、普、日积弱之时，俄彼德、日亲王皆肄业强邻，借才异地，用能日臻富强。普之转弱为强，亦由其后细雷鼎新革故，其伯相所设良民会固结民心。我中国丁此时艰，欲变法自强，非政府得人，取俄、日、普变法之成案，实力仿行不可。若行一新政，必饬六部、九卿、各省疆吏会议而后定，恐守旧者多聚讼盈廷，纵有变法终不免暗袭成规，有名无实，譬如人于病笃之候不能自主，全赖左右，而左右谬诩知医，虽有和缓之方，嫌其异己，谓非所宜，妄为加减，欲求疾瘳难乎不难？
尝闻德相卑士麦论中国人材不如日本。余于癸巳、甲午年间，曾以中西学校之优劣，农事之丰歉，工艺之巧拙，商务之盛衰，与夫议政院之利弊，养贫院之章程，策格致书院肄业诸生，各举所知以备当道之采择。奈何衮衮诸公不知师长弃短，或卤莽以偾事，或隐忍以偷安，是故中日之役不应战而战，中德之役应战而不战。陶子方制军云：论事者动发大言，自谓出于义愤，不知适以长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聪明，一二有识者，非曲为附和，即甘于缄默，绝无古大臣交相儆戒之风。一旦有事，又不肯平心体察，谬托正论，骛虚名而贾实祸，诚可痛也！
今幸圣明在上，广开言路，一腔热血，罔识忌讳，用成《危言》一书，藉作旌木之献。惟中日之后，势殊事异，情形又自不同，故复将未尽之绪，奋笔述之，冠以地球图说，并附录近人名言伟论，都计二百篇，以期天下共知病源所在，毋讳疾而忌医，毋畏难而惮改，则大局庶有豸乎。《易》曰：“不远复，无祗悔。”余为斯世望之。香山郑观应后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