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
尝闻上医贵能知病源，而尤贵如扁鹊之于齐桓公，能知病于未发之先。苟徒见病治病，不治其病之本源，则旋愈旋发，日见其殆。外邪易侵，百病必丛集矣。
治国者亦何独不然。今中国自为日本所侮，更为泰西各国所轻，皆知我兵将之弱，军器之窳，国库之空，汉奸之众，吏治之坏，民心之涣。莫不狡焉思逞，蚕食狼贪。尚欲以我之矛刺我之盾。当此时艰孔亟，如病者危笃之候，若非主治得人，力求治法，虽有对证之药，恐为庸医所摇，因以坐误，厥病何由瘳乎？
昔俄、日积弱之时，俄之旧主彼得，日之亲王大臣，皆肄业泰西，并聘其才德兼优之士数十人回国佐理。我国亦当筹措巨款亟仿而行之。
余侧足名利场中，留心中外时事三十年于兹矣。穷究成败之源，粗知治乱之理，旷观时局殊切杞忧。诚如陶中丞疏云：论事者动发大言，自谓出于义愤，不知适以长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聪明。一二有识者畏受訾謷，或曲为附和，或甘于缄默，绝无古大臣交相儆戒之风。平日视危为安，视弱为强，文武骄惰，莫由觉悟。一旦有事，不肯平心体察，谬托正论，务虚名而贾实祸，诚可为痛哭流涕者也。又云：若非激扬士类，则虚文相市，可与共安乐而不可与济艰危，非精究洋务，则成法虽高，可以制土寇而不可以御外侮。皆至论也。
幸圣明在上，广开言路，一腔热血，罔识忌讳，不揣固陋，用成《危言》一书，藉旌木之献。惟中日战后，势殊事异，情形已自不同，故复将未尽之言，奋笔书之，冠以地球图说，并附录深通时事者名言伟论，合共二百篇。以期天下人共知病源所在，毋讳疾而忌医，勿畏难而惮改，速求三年之艾，以起痼疾于已深，则大局庶几有豸！于以奠安我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不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