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熊十力先生——《佛家名相通释》跋

——《佛家名相通释》跋

王元化

直到最近才从报上看到十力先生是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逝世的。报上发表的悼词说:“熊先生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在研究中国儒家学术思想上自成一派,是国内外知名学者。”

我认识十力先生在六十年代初。他自称,他在晚年已由佛入儒,对于阳明、船山二王之学,最为服膺。那时他的身体已很虚弱,他在写给我的一首诗中曾说到自己“衰来停著述,只此不无憾”。其实当时他并未停止写作。我每次去看他,都在他的书桌上见到一叠叠经过大量涂抹删改的稿纸。这就是后来由中国科学院影印出版的《乾坤衍》。在我认识他之前,我还在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见到正在发售的他的另一部著作《原儒》。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儒学的。他的佛学著作是早年写的,解放后似乎并未重印过。大概追悼会的悼词就是根据这一情况才对他的儒学作了评价,而对他的佛学却未置一词。可是,依我的浅见,在十力先生毕生的学术研究中,还是以佛学为胜。他可以算得上是“五四”后老一代佛学专家中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他和汤用彤先生交谊颇厚,两人都以佛学名家。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引十力先生就鸠摩罗什赠慧远偈所作的诠释。我不知道此文见于十力先生何书,曾请问过他。据他说,这段文字不是引自他的著作,而是应汤先生所请托,为汤先生所写的。从这件事来看,可见汤先生对他的佛学造诣是很器重的。

现在我手边还保留着十力先生送我的一部《佛家名相通释》(以下简称《通释》)。这部书于一九三七年初由北京大学刊印发行。看看书名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部类似佛学辞典的著作。序言中说明是应几位学生的建议,要他撰述一部疏释名相、提挈纲领的佛学入门书,以便使“玄关有钥,而智炬增明”。十力先生宗主唯识,在治学上力求成一家之言,著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等。这两部书为了创新,往往不免对佛家经论的原来面目涂上一层主观色彩,曾引起一些非议。关于这些问题,我由于浅陋,没有置喙的余地。这里不准备探讨佛学问题,只想就《通释》的《撰述大意》引申开去,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

这篇《撰述大意》曾批评了坊间作为初学津梁的《唯识开蒙》《法相纲要》之类的著作。他认为这类著作只是粗列若干条目,杂取经论疏记的陈言,割裂其词,分缀单条,读者纵然反复览观,终无一径可通。而作者撰《通释》却着重于阐发佛学的体系,探究其间的有机关联,所谓“名相为经,众义为纬。纯本哲学之观点,力避空想之浮辞”。其特点在于把分析与综合统一起来,“必于千条万绪中,综会而寻其统系,得其通理”。这种编纂辞书的方法是很有见地的。作者这部《通释》颇近似今天的百科全书或大事典,既易于寻检,具有工具书的便利,使读者可以迅速查考某一名词的简要解说,同时又可作为读者对佛学研究的入门向导,兼有教科书的作用。《通释》在分释各名相条目时,从佛学的整体性与连贯性出发,殚其统系,明其脉络。这样,就可以使读者从这一学科得到完整的系统的初步知识。此外,书中还在适当处列举了有关书目,予以钩玄提要的说明,写来似乎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有助于引发读者作更深入研究的兴趣。如果把《通释》作为一般辞书看待,我觉得上述这种编纂方法是很值得注意的。今天各国百科全书在工具性和教育性的矛盾统一问题上,尚未能彻底解决。从工具性来说,要求便于寻检;从教育性来说,要求知识的系统化。实际做起来,却往往顾此失彼。英百科十五版在这方面号称具有革命意义,然而英百科十五版采用《简编》《详编》并附一《知识纲要》,以求两者兼顾,事实上仍旧是一种折衷办法。《通释》只能算是专业性的百科全书,规模较小,但在编纂方法上,就其完整周密来说,颇多可采之处,足资编纂百科全书的参考。

《撰述大意》还有一段文字谈到研究佛学的意义,也值得重视。作者提出“今日治哲学者,于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必不可偏废”。作者认为“佛家于内心之照察,与人生之体验,宇宙之解析,真理之证会,皆有其特殊独到处,即其注重逻辑之精神,于中土所偏,尤堪匡救”。这段话也许说得过火了一点。事实上,自先秦起,我国古代就已涌现出大批名辩思想家,如:邓析、宋钘、尹文、彭蒙、慎到、尸佼、儿说、田巴、惠施、公孙龙,至《墨辩》更为发扬光大,不能说我国没有逻辑学的传统。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独标中国史学,而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则不免粗疏浅陋。这不是公允的意见。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自佛法东来,印度梵典的重逻辑精神,特别是在理论的体系化或系统化方面,确实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里可举一例说明,六朝前,我国的理论著作只有散篇,没有一部系统严密的专著。直到刘勰《文心雕龙》问世,才出现了第一部有着完整体系的理论著作,从而章学诚称之为“勒为成书之初祖”。刘勰精于佛学,在重逻辑精神上不能不说是受到梵典的一定影响。目前我们出版的文学史还很少涉及中外文化交流这一领域,甚至缩小一点范围来讲,连佛书流入中土后所形成译业宏富的翻译文学,至今也很少有人注意。就这一点来说,《撰述大意》提出的主张颇有可取之处。

《撰述大意》又论到佛学的特点。作者以为:“以今哲学上术语言之,不妨说为心理主义。所谓心理主义者,非谓是心理学,乃谓其哲学从心理学出发故。”接着,作者从宇宙论、人生论、本体论、认识论四个方面加以剖析,并作结语说:“吾以为言哲学者,果欲离戏论而得真理,则佛家在认识论上,尽有特别贡献。”尽管十力先生始终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局限,有时甚至流入神秘主义,但他融会古今,力图用哲学观点来整理佛学的玄奥,使之明白易晓,却是应该予以首肯的。作者申明自己整理佛学所遵守的原则是“根底无易其故,裁断必出于己”。这句话很重要。今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佛学,一方面应切忌简单化地一笔抹煞,单是斥责它的迷信虚妄蠹国殃民,从而把历史上出现的这一有着深远影响的学说或思潮,看成一无所是全盘错误的陈迹。另一方面也应切忌简单化地生吞活剥,没有切实理会其来历,便望文生解,逞臆妄说,只是在行文中徒有其表地点缀着一些新名词、新术语,而对于探究佛书的真面目却毫无裨益。《撰述大意》提出读佛书有四要,即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这两组矛盾的辩证统一。作者感叹地说:“吾常求此于人,杳然无遇。慨此甘露,知饮者希,孤怀寥寂,谁与为论?”这是四十多年前的议论,今天看来未必全然中肯,但我认为读书四要之说,对我们在治学方面不仅有参考价值,而且还起着劝惩作用。

我觉得《撰述大意》写得最好的地方也就在于谈读书。自然作者是就读佛书而言,但也可以推之适用于读一切书之法。这里且撮录两条如下:“凡读书,不可求快。而读佛家书,尤须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否则必难悟入。吾常言,学人所以少深造者,即由读书喜为涉猎,不务精探之故。”贪多求快几乎为读书界的通病,甚至不少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也难免此弊。我接触过一些青年,大抵平时并不精研马列,一旦提笔作文,由于急于求成,意在求胜,就临时抱佛脚,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仓促翻阅经典著作,不顾时间、地点、条件,也不问上下文的文意,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倘要扭转此种不良学风,首在改变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的读书习惯。作者所谓“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这八个字正可作为读书的良箴。自然,今天由于知识领域不断拓广,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日益加深,从事每一专业的人要读的书愈来愈多,而读书的时间毕竟有限。在这情况下,不妨把要读的书分为略读和精读两类,对精读的书要痛下功夫,深入钻研,至少保证要往复熟读几遍,倘能做出笔记更好。在读书作笔记方面,过去经典作家留下大量的札记或笔记都是榜样。

《撰述大意》的另一条就是谈到精读的方法:“每读一次,于所未详,必谨缺疑,而无放失。缺疑者,其疑问常在心头,故乃触处求解。若所不知,即便放失,则终其身为盲人矣。”脑力劳动正如体力劳动一样,必须吃大苦,耐大劳,用流汗去换取收成。能不能做到“必谨缺疑,而无放失”,就是在读书上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的分界线。读书可以作为一种消遣,但目的还在学习。作为专业学习对象的精读书,不论是理论著作或文艺小说,都应一遍又一遍地读下去,否则就不会吃透其中容易一眼滑过的重要内容。倘使满足于一知半解,那么纵使不是终身为盲人,也要成为视力衰退的近视眼。“死啃书本”今天已成为一种贬义词。自然,用这句话来批判只啃书本而脱离实际的倾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同时也应看到那些以本本自诩的人,究竟啃了没有?又啃了多少?连几本必读书也未读全吃透,遑论更多的马列经典著作?他们作为资本的本本只是从语录中割裂出来的几句支离破碎的条文罢了。同时,更应看到今天读书界只为涉猎不务精探之风是相当普遍的。针对时弊,我以为倒是应该提倡“啃”。“死啃书本”的毛病只出在这个“死”字上。如果读书联系实际,“啃”又何妨?读书能啃能钻不但无害,而且大有必要。精读之要,首在“必谨缺疑”,使读不懂吃不透的疑问常在心头。而解决疑难的办法即在“触处求解”。这四个字说的不仅是反复思量,查阅有关参考书,并且也包括把问题和实际联系起来去追究,去推敲,以便使书中窒碍皆去,脱尔颖解。

以上是我读了《撰述大意》的一点体会。十力先生赠我《通释》,希望我由此入门,进一步深造。可是说来惭愧,我因诸事纷扰,加以心粗气浮,始终未能登堂入室。那时,他还用通信方式和我讨论佛学问题,几年下来,他寄给我的信积有一大叠。可是这些信在“四人帮”横行猖獗之际大都销毁了。现在只剩下一张名信片,由于夹在书中,竟然漏网,得以幸存,成了他留给我的唯一纪念。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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