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优游出古今
——陈鸿森《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续补》序
陈鸿森先生是一位古典文献学家，他在中国经学以及清代学术史等领域之精深造诣，早已名闻海内外。他曾担任“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馆长多年，交游甚广，又乐于助人，很多到台北访书的学者都深受其惠，其美名也久播于学界。遗憾的是，我与鸿森先生却缘悭一面，直到四年前到台北参加学术会议，才有幸识荆。其后，鸿森先生来南京访书、开会，我们才慢慢相熟起来，我才知道他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还是一位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有诗集出版、至今已出版三本诗集的著名诗人，相知未尽，深惭孤陋。说实在的，在见到鸿森先生之前，我很难将一位现代诗人与一位研治古典经学与古典文献学的学者统一起来。环顾近百年汉语学术界，青年时代专力新诗创作，而壮岁以后专事学术研究且能并有建树者，固不乏人，其天赋之富盛，其才具之多方，自不能不令人艳羡、钦佩，但像鸿森先生这样，一边研治最纯粹的古典学术，一边写作现代白话诗者，却是相当罕见的。我此刻能想到的，则前有陈梦家，后有陈鸿森。
与其他诗人学者相比，鸿森先生自有其优长。长年从事文献考据之学，并没有消磨他的诗情；镇日浸淫古典书海，也没有使其心源枯涸。这一点，读出版于2005年的《陈鸿森诗存》，便可一目了然。这本诗集选录了他近三十多年里的诗作，最早的一篇，是作于1969年的《建筑》，那一年他年方十九；最晚的几篇则作于2004年，包括《狗》《公无渡河I》《公无渡河II》《蝉》等，那一年他五十四岁。诗歌创作力如此之持久与旺盛，实不多见。对读鸿森先生早年和壮岁的两组诗作，其诗思日益湛深，艺术亦更趋老成，是显而易见的。诗中既有其对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深沉感喟，也透露了其对古典学术文化的温情和敬意，虽然后者往往隐藏在诗的字里行间，需要细心体味，不是一眼能够望见的。
实际上，鸿森先生对古典学术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体现在很多方面，他对乾嘉学术之情有独钟，只是其较为显著的一方面。也许这是因为乾嘉学人往往兼诗家与学者于一身，与其身份认同之趋向较为相近；也许是因为乾嘉学术在经学研究上成就卓著，与其专精治学之趋向比较接近；也许是因为乾嘉学术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之学风，与其所服膺的学术风格最为合拍；也许是因为乾嘉学术盛行的考据、辑佚等实证研究方法，与其所习惯的学术取径较为相近。这种学术取向之形成，实与其师承及其所处的学术环境有重要关系。鸿森先生私淑陈槃先生，其得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亦得力于陈槃、王叔岷、李孝定等先生之力荐，其学术取向深受这些史语所耆宿的影响。此外，傅斯年图书馆的丰富馆藏，也为他从事乾嘉学人生平事迹之考证及遗文之辑佚，提供了极大便利。日积月累，历二十馀年，乃撰成乾嘉名宿年谱六种、王鸣盛钱大昕阮元三家遗文辑存等著作。缕述乾嘉名宿之生平行事，表彰他们的学行功业，对乾嘉学术如数家珍的鸿森先生，不愧为乾嘉学人的知音和功臣。
辑存遗文，貌似比考述生平、编撰年谱容易，其实未必。盖考述生平所依据之文献资料，其范围大抵比较确定，或者可以借助目录检索，按目索书，有的放矢，较易有得，而辑录乾嘉名宿之遗文，则往往如大海捞针，茫无头绪。凡从事过辑佚之学者，都能够体会此中的艰辛。乾嘉学人于经史子集四部之辑佚皆多有所成，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也树立了高标准的典范，鸿森先生心仪手追。拜现代电子技术之赐，很多乾隆以前的古籍已经有了电子数据库，可以按“库”索骥，一键而得。而乾嘉名宿之遗文散在各处，毫无线索可以追寻。从这一意义上说，辑存乾嘉名宿之遗文，甚至比辑录唐前文献更为艰难，盖只能靠手工翻检，而无法依赖电子检索，根本没有讨巧省力之方。《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成书十卷，辑存遗文203篇，《阮元揅经室遗文续补》又得71篇，总计274篇，涵盖记、碑、志、说、铭、序、跋、题辞、书、传等十馀种文体，蔚为壮观。其中又以序跋、书札为多。序跋之类大抵来自四部典籍，或为不经见之书，或出不易得之版本。书札之类既有见于文集、杂著者，又有据手书原件写录者，虽吉光片羽，而弥足珍惜。这些遗文零落各处，搜集为难，手札一类则更不易见，手书墨迹又往往难以识读，今得有心人如鸿森先生者不辞劳苦，集腋成裘，真可谓功德无量矣。
所谓“遗文”，通常也称为“佚文”，其实，这些篇章并不是真正遗失或者亡佚了，而只是隐匿于不为常人所知的角落。或如幽闭深宫的女子，纵有倾城之色，也无人爱赏；或如闲花野草，为文献的林薮所遮蔽；或如璞玉浑金，有待爬剔面世，刮垢磨光。有时候，“遗文”也可以称为“逸文”，盖谓此类篇章犹如逋客，稍不留神，就径自逃逸于常规的目录体系和知识建构之外，追亡索逋，谈何容易。山川自蕴珍玉，草野本多逸才，所以，别小看这些零散遗文，善用者可据以考证相关人事之隐微，进而详列学人事迹，串珠成链，不善用者便只能视同鸡肋，让人徒叹明珠暗投。
有用与无用，会用与不会用，从表面来看，似乎只是见仁见智，无关宏旨，实际上，这取决于一个学者的文献视野与学术功力。文献眼界或阔或狭，判断文献价值能力或高或下，皆可由此窥见一斑。那么，本书所辑遗文究竟有什么价值？又该如何发掘利用其价值呢？囿于本书的体例，鸿森先生并没有多做解释，但是，本书附录《阮元与王引之书九通考释》，已为我们做了示范。区区九通书信，所涉甚广，举凡阮元生平之行迹、阮元与并世学人之交游、阮王商榷学问之得失，作者细细考索，不仅考订了每通书信写作的具体时间，而且恢复了具体的人事背景，烛见隐微，足证其考辨功力之不凡，不仅熟悉阮元一生行事，更对有关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术之文献烂熟于心。按照这种思路对《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中所辑录的遗文进行考证，必能大有收获。例如，《武虚谷征君遗事记》可以据以考证武亿行迹，并进而考察清代金石学史；《衡文琐言》则提供了研究清代科举史的材料；《十驾斋养新录序》提出学术当于百年前后论其升降的观点，富有启示性。《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是按文体进行编排的，这一体例当然有其合理性，但从考索阮元生平事迹的角度来看，或许按年代先后进行排列更好，更能直观、清晰地呈现阮元的人生印迹。
阮元为清代学术巨擘，著述繁多，又因位高名重，求撰序跋者众多，应接不暇，故有请门人或幕客代拟者。辑录揅经室遗文，首先要甄辨其是否已见于阮集，剔除重复；其次要考察其是否出于代拟，去伪存真。前者已非易事，后者更是难上加难。近年香港孙广海先生曾撰《阮元揅经室遗文再续辑补》一文，其中有已见于阮氏本集之文而误收者，有非阮氏之文而误收者，有阮元他书之文而误录为佚文者，有实为焦循等人代作而失检误收者，亦有为后人伪托之作而不察以致滥行收入者，有其体为诗而误录其诗序为佚文者，有重出误收者，有标题讹误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甚矣，辑补之为难事也！好在鸿森先生已撰有《孙广海君〈阮元遗文补〉书后》一文，辨析精细，读者自应参读。鸿森先生在这篇文章最后郑重声明：“今辑阮氏遗文，凡确知其出他人代笔者均删去之，然《辑存》所集，余固未敢信其皆出阮元自为之也。”其态度审慎如此。
《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卷五自诸朝栋所刊《诸氏家集》卷首辑存阮元序言一篇，其文有云：“古者文学萃于一门，父子传薪，兄弟竞爽，亦未尝无人。至联其著作合为一集，以传诸久远，则不多觏，盖作者难，而集者亦赖有人也。”在回顾家集编纂历史之后，阮元感慨道：“盛矣，非作之难，而集之者之不易欤！”创作非难，集存不易，作为辑录者，鸿森先生对阮氏此论肯定深有会心。在《陈鸿森诗存自序》中，他引用乾嘉时代著名史学家兼诗人赵翼的一则诗题，表达了与此类似的感慨。乾隆五十七年（1792），六十六岁的赵翼作了一首诗，诗题很长，简直就是一段小序：“有以明人诗文集二百馀种来售，余所知者乃不及十之二三，深自愧闻见之陋。而文人仰屋著书，不数百年，终归湮没，古今来如此者何限？既悼昔人，亦行自叹也，感成四律。”前人辛辛苦苦结撰而成的诗文，不过三四百年时间，就行将湮没而不为人知，文字流传之不可凭恃如此，怎么不令人怅叹唏嘘？
大约两百年前，阮元感慨古人家集集存不易，赵翼感叹前代诗文容易湮没，如今，轮到我们忧念阮元与赵翼作品之命运了。明知短暂的生命无法与永恒的时间抗衡，可是，文化人仍然坚信文明传承的力量，仍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文献代代相传，使文化薪火相承。他们坚定的脚步声，也是一种“生命在时间里的回音”——这句话原本是叶笛先生为《陈鸿森诗存》所作评论文章的题目，我以为也可以移评《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这也正是诗人陈鸿森与学者陈鸿森的交集点。
壬辰正月初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