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酸楚于笑啼（代序）

——长篇小说《雷公仙传奇》评析

陈舒藻

（一）

我拿到何永洲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雷公仙传奇》时，还是清样稿。我依然还是一刻没停地扎进了这本厚厚的清样稿中了，连续几个晚上，扎扎实实地读了两遍。读得我格外的兴奋，格外的酸楚，格外的感叹。总感到心中有许多话要说出来，有许多的想法要写出来。否则，至少愧对了这部厚重的文学作品。细细地读完这部新作之后，我真正地发现：何永洲很有些文学创作天赋，他是生活的有心人，善于抓细节，很会讲故事，他是块写小说的料。

在这里，我首先想要说的是：谁要是以为，《雷公仙传奇》就是在写几十年前的乡村一些难登大雅之堂、令人啼笑皆非的、鸡毛蒜皮的、琐碎无用的俗事，那，怕是错了，怕是真的错了。

《雷公仙传奇》这部长篇小说，根本不是在写什么缠缠绵绵的“男欢女爱”，也不是在写什么低级趣味的“乡野风情”，更不是在写杞人忧天的“老皇历”。实在地说，这部作品的思想主题，含蓄性、隐喻性是比较强的。正是因为这种较强的含蓄性和隐喻性，更使作品具有更大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中国小说的美学要求，一直讲究一种微妙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有些东西不宜被说，或不宜直言而说，甚至不能被言说。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的心领神会。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好……我认为，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的情节中流露出来。”（《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一卷第60页）《雷公仙传奇》的作者似乎悟得了这种精神的真谛。

概而言之，《雷公仙传奇》这部作品，寓理性的批判于故事之中，寓辛辣的反讽于啼笑皆非之中，寓深刻的思想观点于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之中。作者没有用那种虚无缥缈、虚张声势、空洞说教、荒诞离奇的手法去表现，而是采取以小寓大，由此及彼，通过“雷公仙”这个小山村为典型环境，通过王三崽、花蒸钵等一系列底层结构中典型人物的身世、思想、感情、性格，呈现生活中的时空颠倒、观念混乱和不可思议，呈现出让人难以置信但又是活生生的真实存在。

我一直觉得，在何永洲的文学王国里，乡土气是他写作的底色，原创是他写作的看家本领，现实主义是他文学理想的意趣和旨归。《雷公仙传奇》这部新作大概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其艺术成就，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去认识，去评析，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作者心中的那份执着与朴素的乡土情结。这份乡土情结，始终伴随着他的思考与写作。童年生活、乡村记忆、乡土情缘、平民思想、文化情怀，既是他写作思维的起点，也是他的价值取向的基点。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叙事与写人的体裁，继承于文学渊源又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首先应当在于它的故事性和思想性。一部小说能否对读者产生吸引力，能否有效地反映现实生活，能否让读者在阅读后产生相应的感叹和感悟，取决于故事的精彩程度和思想深度。这是作者写作的成功与否和艺术性高低的基本标志，也是小说艺术生命力强弱的基石。应当说，在《雷公仙传奇》这部长篇小说中，故事的精彩处处可见。虽然在故事中存在着一些荒唐、愚昧、卑劣，但是，从这些故事的叙述和表达中，我们仍然可以在乡间平凡人的身上看到人间的真、善、美。作者艺术想象力自由驰骋，把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理性的批判，较为完美地结合起来并有机相融，其思想意义韵味无穷。这恐怕是这部长篇小说最基本，也是最突出的艺术特征。

小说中一些荒谬的、滑稽的、可悲的、可叹的人和事，都在反讽的笔调中展示得淋漓尽致，既给读者带来意外的阅读乐趣，又让读者掩卷后陷入许多的遐想和无尽的沉思。作者以流畅平实的叙述风格把故事讲得既朴素又生动，既玄乎又真实，几乎字字句句都能看到艺术韵味所熏陶的印记。整部小说的前前后后，自始至终保持着宏大的视野。这视野，从历史的视角去审视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视野，伴随着想象与虚构，也蕴藏着才华与成熟。

《雷公仙传奇》所叙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雷公仙”这个“算来算去，全队只有陈兰妹和花蒸钵有文化”的小天地里。小说以二十世纪极“左”年代为背景，以中国农村“底层结构”中的人物为对象，以乡村生活、时代气候、社会环境为前提，以人与人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为主轴，以平实和追怀的情感为基调，从最具体、最底层、最平凡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命运着笔，记述着丰富的人性状态和社会内容，让“雷公仙”这个小山村里的生活逻辑与生存法则，自然而然地折射那个时代难以想象的面容与身影。

（二）

一部小说的成败得失，一个最主要最关键的条件，并不是在于故事曲折，情节离奇，而是在于有没有塑造出富于思想社会意义的典型人物，在于有没有塑造出让人读了以后，许久都难以忘记，甚至还能常常回味的人物形象。

应当说，既写出了人的面孔，又写出了人的灵魂，是《雷公仙传奇》突出的艺术特征之一。

何永洲真正做到了没有让故事指挥人物，而是由人物主宰故事，让人物走进你的记忆。《雷公仙传奇》中所涉及的主要人物共有十余个。这些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复杂，有历史渊源的，有感情纠葛的，有功利目的，有真情实意的，有相互嫉妒的，有互相利用的，有愚的，有猛的，有淡的。尽管人物众多，关系复杂，作者在叙述、描写、刻画时很有讲究，既不千篇一律，也不重复啰唆，各有特色，各有性格，个个栩栩如生。这些人物，很难说哪一个是纯粹的正面人物，哪一个是纯粹的反面人物，却都让我们感到：他们都是现实中的人。这些人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也反映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细微的观察思考。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能比较集中地反映那段历史的基本面貌，具有那个时代思想意识的基本特征。作者塑造和虚构艺术的功夫，让我们感到真的好像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样子，毫不加以夸饰地记录下来的，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作者艺术地再现真实的、活生生的、有着鲜明个性的“这一个”式的人物。

小说中，王三崽、熊大山、花蒸钵、陈兰妹、余番贵、何保财等几个主要人物的创造和塑造，基本上是在各自复杂感情领域里提炼出来的。他（她）们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其基本色调在于：这些人物既能够沉浸在一种努力向外喷发的情绪（激情、热情、悲情）之中，又受到当时的生活大环境和政治思想逻辑的制约。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在相关故事情节的描写和叙述上，极少看到人为着力修饰的痕迹，而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显示出自然的审美意趣。尤其是在一环相扣另一环的情节上，一桩转另一桩的故事中，作者能够细致地、生动地、多面地、完整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已经过去的那段生活岁月的沉重与滑稽。作者还巧妙地把历史螺旋式发展的哲学命题巧妙而不露痕迹地写进小说，把人生悲怆、人性的本能、人心的滑稽、人格的高下写进了小说。与其说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进行艺术雕刻，倒不如说，作者通过艺术创作不知不觉地让读者进行了一次现实意义上的审美。仅就这一点，足见作者及作品思想的深度和生活的厚度。

（三）

《雷公仙传奇》故事的大背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故事中的人物，受“雷公仙”这个小山村以外的力量和意识控制和摆布。这些人物的情绪和行为，有着极强的盲目性和无奈性，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仍然留存着没有被外来力量彻底吞没的质朴。王三崽这个人物就是很具典型、很具个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三崽，这个苦难深重民族的儿子，这个乡村大地的子孙，这个被他周围的人都称之为“老革命”的人，这个曾面对面地跟日本鬼子刀对刀、枪对枪地硬干过，而且干赢了，虽然伤了一条腿，终究还是干赢了的人。

复员后，王三崽充满着自信，满怀着豪情，保持着忠诚与纯朴，他的思想言行明显地打上了他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由于种种原因，只是他的那自信，存有太多的盲目；他的那忠诚，含有太多的愚钝；他的豪情，存有不少的冲动；他的那纯朴，伴有不少的冥顽。他的头脑中装有许多的概念：“斗争大局”、“誓死捍卫”、“反修防修”、“坚决拥护”、“公私分明”、“勇敢战士”、“斗志昂扬”、“革命精神”等等，这些概念是他的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对王三崽来说，反正这些都是为了革命，为了组织，为了党。因而，就决定他面对现实处境具有的独特反应。他的那种自知与不自知的意识与行为，集悲与喜、泪与笑、爱与恨、生与死于一体，实在是既可敬又可笑，既可歌又可泣，既可喜又可悲，既明快又酸楚。

应该说，这是写得很成功的一个人物。尤其是王三崽被“委以重任”守仓库，履行仓库保管员的“革命职责”，维护公家的革命的利益，机智地抓住“偷”公家干谷的那一幕，实在是写得甚是逼真（笔者曾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过，曾亲眼见过此类事件的发生）。在那一刻，王三崽这个人物的双重性格、“革命性”性格和“乡亲性”性格，发生激烈地对撞。一边是公家的干谷被偷与县委工作组长熊大山交给自己的职责，一边是偷谷的事实与恩人后代的情义。这对矛盾冲撞，折磨着他的心身，从他的外形到他的内心都被这样的折磨牵扯着、纠缠着，使他成为环境和体制、情感和道义的双重俘虏。虽然作者没有写尽王三崽最终怎样处理这一事件，终究还是非常巧妙地把人物灵魂深处的心理活动，揭示于读者面前。

（四）

王三崽和花蒸钵这两个人物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在仓库门前，王三崽，花蒸钵，一个是“贫协主席”，一个是“地主婆”；一个欲“出卖色相”，一个却“义正词严”；一个进攻，一个防御；进攻的，变换方式横下一条决心，防御的，坚守阵地，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这一对矛盾，同任何矛盾一样，在特定的环境中，发生戏剧性的转换，由不变走向多变。既有矛盾强烈的冲突性、人物鲜明性的表演性，又有矛盾变化的戏剧性和发展的统一性。他们俩，由“对抗”和“联系”，到“同情”和“理解”，再到救助和相依，既有庄严和滑稽，又有陷阱和善意，既有冷漠和热情，又有柔情和仗义。是整个小说中写得最成功的一对人物。

作者通过他俩，写透了人性的复杂，写实了人生的沧桑，写尽了社会的本质。这两个人物的戏剧性和统一性，直到小说后半部时逐一显现。王三崽，这个唯上级是从的“老革命”，这个忠于党忠于政府的“老革命”，面对赤裸裸的极“左”性质的报复和迫害，他异乎寻常地展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他交织着一肚子的不屈不挠，满脑子的破釜沉舟，干干脆脆地跟堂堂的县委工作组组长“对抗”着干！从无可奈何的心理积淀中爆出了一句：“什么老革命，革命了一辈子，连肚子都填不饱！”

这话一出，让人心惊，给人一震！话虽简短，却凝聚着难以估量的深刻，让人在千头万绪里沉思。作者不追求语言辞藻的华美，而是注重一种寓大胆的批判思想于质朴自然的人物形象之中，注重一种以平凡的生活话语呈现复杂性格的艺术效果。仅这一句话，大实话、大白话、大俗话，为这位历经枪林弹雨的沙场老兵，为这位极其荣耀的贫协主席心中的坚韧执著的信念和坚守，完成了悲壮的奠基。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事实。二十世纪从五十年代开始，几乎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时代风雨，几乎淋湿透了那个时代一些人的心理高岸。极“左”的疯狂，把一个在抗日战场上立过战功的伤残军人推入了社会底层，只能靠施舍度日的“罪人”。若不是遇上花蒸钵、肖铜匠、余番贵这类也是底层结构中的“小人物”，在情感上、道义上、物质上，凭着良心和大义救助和帮助，这位“老革命”恐怕只有死于非命了。

然而，作者又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老革命”，在绝境中的一个又一个艰难而幸运的脚印。当王三崽为申诉自己的冤情，一步一步地行走在赴省上访的路途中，一个既不在意料之内，也不在情理之中的事情降临到他的身上：“地主婆”花蒸钵自愿主动地陪着他去上访，而且风雨无阻，解囊相助。在这时的路上，他俩不再有界限分明的两个阶级、两个阵营，不再有“靠拢”的羞涩和革命的严辞。有的是奋不顾身，有的是风雨同舟，有的是人间真情，有的是一呼一吸的生命存在。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把他俩捏到了一块。虽然当时他俩面临的生存空间仍然逼仄，仍然严酷。

其实，这个所谓的“地主婆”，花蒸钵作为根子上原本就是穷苦百姓家的姑娘，因为家中负债无力偿还，被逼嫁给了“地主”。用那个时代的话说，或者用“雷公仙”有些人的话说：“花蒸钵曾经流淌的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血液的。”她曾多次主动向王三崽“靠拢”。这种“靠拢”，让作者“靠”近了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爱情与性，也“靠”出了那时代有的乡村妇女处境的悲催，命运的无奈，还“靠”出了当时底层有的妇女性格中作为“人”别无他法的生存法则。

花蒸钵，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的情感负荷，求生负重，当然要比同时代的男人沉重得多。相比于小说中另一个人物陈兰妹的工于心计、阴暗狠毒，花蒸钵可归于那种敢爱、敢恨、放射着生命火焰的人。一个受苦人家出生，因厄而嫁的女人，她不甘心毁灭于无爱无性的婚姻当中，为了生存，她胆大敢为，为了真爱，她倾囊救人，为帮王三崽治病，毅然决然地卖掉自己结婚时的“全套项链首饰”，拿出自己多年偷偷积攒的“私房钱”。为了上访申冤，她给危难无助的沦落人——王三崽伴行。

任何一部小说，都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读法和评价。对《雷公仙传奇》，人们也尽可以尽仁尽智去读，去评。但是，无论如何小说中通过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所呈现的生命本质和人性本质，我们是不应当忽视的。像王三崽这个人物，我们读后，可能会在啼笑皆非之后予以肯定，至少会给予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应当说，作为小说人物，王三崽是塑造得成功的人物形象。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他似乎活得太累、太沉重，活得极少有主体意识，只在含冤无助之日，他开始成为一个清醒的人，至少没有了盲目性和愚昧性。其原因，肯定点说，大部分不是他自己的。

王三崽和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熊大山医生，从形式上而言，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无谓的牺牲品，盲目的守夜人。当然，在本质上，这两个人物有一点是绝然不同的。王三崽虽然没有文化，他的人格是健全的，熊大山则不然。这个“县委工作组组长”喜欢利用手中的权力去“用弯曲的脚走路”（尼采语），对无辜的“同仁”施之恶毒的政治报复，以自认为“情有可原”的理由发泄淫欲，以权谋色，坏人家庭，败坏风气，其人格是扭曲的。虽然这种扭曲的人格与那个时代有关。从这个角度看，作者较好地完成了文学的任务和使命：记录时代印记，既描写面孔，又写出灵魂。

（五）

熊大山这个人物，也是写得很成功的一个人物之一。

他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妇科医生。因医治了一例特殊病例，遭贬放，交官运、遭调整、交厄运。他被那个荒唐、荒诞的年代里的观念冲乱了他整个精神世界。在走上“县委工作组组长”这个位置以后，处处以“革命”的名义，以“贫下中农的利益”，进行说教，进行思考，进行行动，他是个“只要革命群众‘斗私’深刻，‘批修’透彻，他就‘高兴’的人。终究因一种独特的政治和生活上的际遇，催生了他自己的人生变故，演绎了一幕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哭笑不得”的闹剧。

在闹剧落幕之后，这位熊组长，“被夕阳的余晖染红了脸”，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叹恨与怯懦为闹剧“鸣金收兵”。这种收兵的“鸣金”之声，同时敲响了一代极“左”干将退下历史舞台的丧钟。这钟声，大概包裹着辛辣的讽刺和人生的沉重吧。这个沉重，也许是在告诉别人，当然也在告诉他自己：作为男人，再也难以引颈长啸闯峡谷，再也难以腾跃深河饮甘泉了。只有用低眉的忧、垂首的怨、缩头的悔，去面对自己和妻子。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悔恨：自己不该与权力范围内的村妇陈兰妹长期苟且，否则，不会遭此厄运。

熊大山作为一个“县委工作组组长”，是一个掌管着雷公仙这个小山村每一个人的生杀大权之人。可是，他却按照当年秦桧“莫须有”的思维逻辑，没有事实，没有根据地罗列王三崽这个“老革命”三大罪状。几乎把一个在抗日战场出生入死、立下战功的伤残军人置于死地。虽然王三崽最后终于走出了这场厄运，但是，熊大山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愤怒。

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推进，当繁华落幕，时过境迁之后，王三崽与熊大山，这两个曾经的“合作者”，曾经的“死对头”，曾经的“原告”和“被告”，在县城，在沿江路上，在“太阳已经偏西”的时候，他俩“一眼望去”：那“河岸上的老柳身子歪斜着，枝头挂着金光，把四华里的沿江路映出一路歪歪斜斜的影子……青蓝的河水掀着微波静静地流淌着……感觉清新凉意”。这时，王三崽说：“哎呀，有一条河的城市多好啊！”熊大山听着王三崽的感叹，看着那“无情流水”，便也感慨地说：“是啊，再美的城市也需要一条河。”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似乎想起了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说过的那句话：一部小说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确实试图表现现实生活。作者在小说即将结尾的时候这样安排这两个人物的关系和他们的生活态度，别有一番意味，“确实表现了现实生活”。这一点，凡是那个年代过来的，现在仍健在的人，大概都会懂的。我也相信，这种转换，无疑是一种非常清醒的文学精神。

在这个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城市不知道有多少。城市中有一条河的，恐怕会在多数。每一个城市中无论有没有河，应该都会有它自己的灵魂作依托。“有一条河”的城市，大概这条河就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在那样滚滚向东流逝的“灵魂”面前，曾经的啼笑，已经难以回味，曾经的酸楚，好像已经无影无踪，曾经的怨恨，好像已经烟消云散。作者以自己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作出了自己的艺术选择。在历史和现实的经纬中妥当而准确地给故事中的人物或必然或可能的安顿。在这样的安顿里，毋庸置疑地隐含着一个重大的人生哲学命题。“老革命”王三崽和医生、工作组长熊大山，在河边散步及散步时的对话，虽在意料之外，却在这个隐含着的人生哲学命题之中。对小说中这两个人物在不同阶段中的性格、意识的起承转合、发展变化，对这两个人物演变的时机及层次的把握，作者是很费了心思的，其笔墨精密，场景安排，冲突把握，心理活动，可见山外青山。使这两个人物的性格色彩同时散发出普通而真实的光亮。至于最后花蒸钵能不能运用祖传秘方把熊组长的“性病”彻底治好，就小说的意义而言，这已经不重要了。这些从极“左”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先生们，也许有的孑然一身地退出场外，有的以认命的态度去度过自己所剩的日子，也有的会伸出手去与旧日的“宿敌”握手示歉，甚至干酒摔杯。这一笔，作者虽然没有写，却有着“不写之写”（脂砚斋语）的味道了。在此时，在这里，我只想这样说一句：读《雷公仙传奇》，如果只读到它的啼笑，而没有读出它的酸楚，察觉不到彼岸与此岸的灵魂变迁与依托，那就可能没有读懂它。

（六）

成功人物的塑造及其性格的刻画，不在于所写对象人是好人是坏人，也不在于其完美程度，而在于能够揭示社会生活中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显示其复杂性。也就是说，人物的自然性与社会性，都能有机统一在所要塑造的人物身上。

《雷公仙传奇》这部小说，它“确实试图表现现实生活”。因此，它把人的自然性的一面也“试图表现”出来。于是，“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切入了小说，作为塑造人物和文化背景的衬托。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的时代，是一个政治充满生活各个角落的时代，一个特权盛行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性被扭曲、被掩埋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有些人的一切都被所谓的政治所左右，所浸泡，人的主体性，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压抑。性，作为最深层、最隐秘的领域，相应地遭受到相当严肃、相当认真地监视，作者针对这个特殊的时代环境，用乡村中最本真、最原始意义上的性格行为，对那种“严肃的监督”进行顽强的、本能的、强烈的突围。尽管这种突围是以扭曲的形式去进行的突围，然而，应当肯定，它是这部小说艺术性地表达生活，较为成功的手法之一。这也许是作者文学才能中一个妙不可言的笔法所在。关于这一点，需要我们从文学性、人本性的深度去解读，才会避免不应有的“俗见”。

小说中，所涉及的熊大山的“性”故事，虽然荒唐、滑稽，可笑亦可悲，但是，作者没有把这种“性”的故事停滞在幽默的调笑、荒唐的情节、可笑的冲突和摩擦的低级水平之上，而是通过啼笑皆非的言行，让我们看到了病态的心理和变态的行为，让人们的一个基本的哲学认知得到巩固：事物的必然性存在偶然性当中。作者的艺术造诣和反讽智慧让人钦佩。当然，小说中的这个故事，不能排除“虚构”的成分。但是，让“虚”与“实”在小说里高度融合，让“虚构”与“纪实”在小说里比翼齐飞，让“人物”和“故事”在小说里齐头并进，应当属于何永洲文学创作中特别令人刮目相看的特质和能耐。

在写王三崽、熊大山这两个人物时，作者极少机械地去描摹烦琐的东西，而是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手法，使人物性格自然凸现，灵魂自然展露。这种手法，作者也都不同程度地用于小说中其他几个人物。诸如：陈兰妹、余番贵、花蒸钵、张连子、何保财等人物的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上，也都收到了令人叫奇的艺术效果。这些人物，各有其心理特点和生活轨迹，构成了那时代的世态百相，其中蕴涵了耐人咀嚼、耐人寻源的人生况味。尤其是这些人物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的思想转移、情绪变化、角色转换的时候所显现出来的本性更是令人惊叹。这些人物几乎个个真如活现，个个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陌生人”，都是一群具有“多重文化性格”的角色。他们的表现形态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同，性格各异，相互的关系密疏不一。有的是紧张或强烈的（如余番贵与熊大山之间），有的是隐秘或暴露的（如熊大山与陈兰妹之间），有的是无奈的，有的是悲催的，有的是相互依赖的，有的是鞭长莫及的，从而，演绎着他们自己的悲喜剧。比如说陈兰妹这个人。

陈兰妹是悲剧式的人物。她的悲剧最终是一个“可怜之人也有可恨之处”的悲剧。她的生活和命运既充满着无奈的感伤，也充满潜意识中深沉的悲悯。其丈夫余番贵原是生产队长，只因“编竹筐卖钱”“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但被熊组长一怒之下撤了职，而且还被“关押审理半个月”。为解救丈夫，她知道昔日对熊组长的挤眉弄眼，暗送秋波已经是力度不够了，只有去“跪，拜，哭，哀求”，但是，也没能奏效。在希望破灭之后，她走上了一条无奈之路：舍身救夫（反正她也不喜欢那个长得丑，鼻子歪，身子也瘦小的丈夫余番贵）。于是“细声细翼哀哀叹叹，一口气向熊组长汇报了几个小时”，之后，“变得头发溜光，衣服比以前花样多了”。

陈兰妹的遭遇，验证了中国一句众人皆知的俗话：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陈兰妹以给王三崽战友代写回信为条件，要挟三崽从公家仓库里给她“两担壮实谷”。遭到了拒绝。王三崽让她感到无比的愤恨。因此，她内心产生了无法遏制的怨恨和仇恨。于是，她开始挣扎，然后实施报复。她原本只是想去争得自己的一方立足之地，结果慢慢地发展到异想天开，想去左右别人。本来由熊大山给她带来了所谓的“红日子”、“好日子”，过得也“甜甜美美”，可是妒心顿发，欲发泄心中的怨恨，她竟然以妻子身份，利用色相威逼利诱甚至要挟丈夫去对三崽下毒手。她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残酷和狠毒的泥潭中，失去了一个人最起码的天地良心。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害人不成反害己，让自己走向孤零，处于恐怖之中。

陈兰妹的悲剧是一幕包含丰富社会内容和复杂人性的悲剧。我们是否能在其中看到这种有“可恨之处的可怜人”本身以外的主体性的承担？时代、社会、生活环境，亦天然亦人为地设置了她自己凭借正常手段、正常渠道根本无法解决、无法克服的障碍。这样，使她一天比一天绝望起来，当走到无路可走的绝望之地，她便以下不为例，以侥幸的心态铤而走险，于是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了。

（七）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说中，那些人物关系复杂网络的编织，尽管纵横交错，却显得有条不紊，繁杂而不凌乱。这是需要功力的。如果没有悟透生活，深悟社会和人生，以及长期的艺术积淀，要想把这些既丰富又复杂，即单一又多向，既浪漫又现实的人物及其关系写得如此传神，是不敢设想的。这张“网”，疏密有度，有开有合，有张有弛，有粗有细，有圆有方，既有规范的平衡感，又有律动的结构美。情节、故事、人物、性格、思想、语句等等都在曼妙的曲线上互为印证；铺垫、分合、离聚、章法也能在滚动的直线上互为呼应，是一张构思精巧，结构严谨，绝妙组合的“网”。

《雷公仙传奇》中，人物众多，个性鲜明，写实性很强。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能在那个年月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虽属虚构，但不虚假。几乎可以成为那段历史的一个别开生面的缩写。何永洲以他自己特有的文学创作才能，一点都不吝啬地给了我们一桌丰盛的晚宴，让我们在“俗”和“雅”，“愚”和“灵”，“陋”与“美”的交织间，品味着理性反讽的意蕴。

反讽，需要有对生活、对事物本质的洞察力，也需要有充满勇气的批判精神和生活的激情。真正现实主义的小说，大概都会具有一个反讽的精神空间和事实基础。这也许是文学走向成熟的道路之一。

如果说《雷公仙传奇》是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的话，那么，它真正最具魄力、最吸引人——至少吸引了我的地方，就是依照现实生活的基本逻辑写出了一群生动、真实的各色人物。既写出了他们的面孔，又写出了他们的灵魂。它让我们的阅读始终跟着小说中的人物去走，好像是被那些小说中的人物牵着走似的。我在想，作为文学作品，《雷公仙传奇》这部小说，它的文学价值，也许会因这些鲜活的人物而显现。阅读时内心那种微妙的感觉，也会因这些人物而进入有心读者的记忆。

（八）

《雷公仙传奇》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征，就是它的语言特色。

我以为，小说的阅读，既是一种欣赏过程，也是一种审美过程。真正的阅读就应该是一种审美。这种审美，它把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认识和理解，诠释和顿悟，当作一种存在看待，看作文学作品价值的存在，看作是人和世界的存在。这种存在，当然是指艺术性的，思想性的，社会性的存在。然而，任何一种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社会性的存在，都只能依靠语言的表达，才得以呈现。除了成功地塑造人物以外，语言的特色，句子的精湛，也是《雷公仙传奇》这部作品无法忽视并应当特别关注的。

在何永洲众多的长、中、短篇小说的语言当中，除了有这样或那样的特点以外，最具特色的应该就数基本属于他个人所有，而又使读者对他的语言风格、叙事态度产生很深印象的两个字：土气。他的这个“土气”，充满了乡土气息、充满了简明素朴的气息。这个“土气”，是以乡村的俗语、方言为主要支撑的。这种“土气”，已成为他写作生涯中一贯的格调，一贯的趣味追求，因而，他的作品中总是弥漫着一种乡土气息，不少的读者也常常被这种气息所感染。那些“土气”的语言，常常产生奇妙的效果。叙述乡村的故事，需要相应的话语方式，何永洲是以他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中所积累的、所锻造过的语言来叙述的。如果不是用他自己所独有的语句语气，几乎是不可能抵达那些故事的本相和人物性格的本质，进入人的灵魂之地可能就是奢望了。

在我看来，何永洲用他自己的这种平实、生动、“土气”很浓的语言，创造了一个具有自身个性的小说世界。

在《雷公仙传奇》中，作者把眼界放在时代的大棋盘上，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同时，把语言功夫聚焦于人物的复杂关系上，把眼光和笔墨同时落到一个个小小的点上，一个个细节之上。正因为如此，我们便可以读到他那观察入微、朴实无华的文字：

老熊（即县委工作组组长）下到雷公仙的第一天，就开始“打雷”了。那天，恰逢温室小苗移栽莳早稻，生产队长让他先休息两天，在村中随便转转了解熟悉情况后，再到田间去。老熊哪里听得这一套，裤脚一卷，下了田，原原本本按上级指示精神，左叮右嘱，手把手地要社员们注意合理密植，又特别强调一个密字。当他转了一圈后，再来检查督促时，就发现其中一个社员秧苗仍旧插得太稀，这下惹怒了老熊。老熊突然脸上横肉一鼓，晴转阴，阴转晴，又转雨，打雷了。社员们弓着背莳田谁也不敢抬头，出口粗气，各自特别认真注意眼前的合理密植。以为老熊初来乍到会原谅一回，谁知老熊铁面无情、本性难移，雷眼一瞪，立刻将那位社员叫上岸了，问了阶级成分，吓得对方丢了三魂七魄，吞吞吐吐说是中农。后又问其父亲和父亲的父亲的阶级历史。最后将其九泉之下父亲的父亲定为地主，说是地主的后代火烧冬茅心不死，妄图破坏革命生产，坚决送到公社改造十天，罚工分十天，还在社员大会上重点批评教育斗争十天才罢休。

这一段文字，简明、生动、“土气”得很。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量极大，也包含着一些乡土风俗元素。但凡过来人，一读就懂。

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是比较难写的。

这里面有一个小说人物的性格与小说语言风格的距离问题。描写和叙述，就小说的创作而言，虽然这是作者自己的权力、想象力、表达力范围之内的事，它往往在很大的程度上透露出作者的语言风格、生活风貌和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它们离作家自己大多都是很近的，而有时往往与小说中的人物，时近时远。当然，也有一些成功的作品例外。《雷公仙传奇》中，王三崽这个人物的有些对话，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成功的例外：

那天，三崽扯起裤裆，从茅厕窜出，就有一堆人等在外头。

“老革命，恭喜你进入公社贫管会，头上又多了顶那个！”

“嗯！”三崽点点头。

“老革命，恭喜你当永乐江中学校长啦！又升啦！”

“嗯！”三崽撇撇嘴。

“王伯伯，你是村里扫盲校长啦，往后听你的！”

“嗯！”三崽摸摸鼻子，搔搔头发。

“三崽哥，这一切都是真的么？”

“嗯！喂，是不是真的你还装什么糊涂呀！那天念文件，你耳朵聋啦？！老子打江山立大功，连这点都不该得吗？”

“唉！不，不！三崽哥，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问问而已！”那个人不好意思地被三崽憋得满脸通红。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开会没裤子穿的余番贵。

再看看一段对话：

“我娘临终时说，她亲手借了周苦丁一百斤壮实谷，嘱我一定还上，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那阵我还小，都是大人的事。”

“娘还说，三儿呀，一定得有个家，续个香火！”

“你续吧，你愿意续几个就续几个！我随便你！”

“这世道，我不害你，你也别害我！”

“哎哎！”

“要么将我俩的心思写到信上，和当官的战友商量商量！”

“哎哎！”

“我的战友都做着大官呢，我俩的事他定会帮忙的！”

“哎哎！”花蒸钵拿着信封心满意足哎哎着出了门。

这样的对话描写，就语言来说，较为平实、简明、乡土气。然而，当我们慢慢地去细读这段对话，是否可以看到一个在那个时代底层结构中的人物另一种生命的造型？

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之间有几次对话，话很“土气”、话很直白，都很有意味。有一段是熊大山欲加害王三崽，就把这个“老革命”叫到“公社党委办公室”进行问话，俩人之间的对话；另一段是王三崽想给“从湖北省调过来的”老战友“省民政厅厅长”写一封回信，找陈兰妹代为写信之前的对话；还有一段是陈兰妹遭到王三崽对其“献色”、“要谷”的拒绝之后，意欲除三崽而后快，同丈夫余番贵在床上那段对话。如果我们细细地、慢慢地咀嚼这些对话，其意味是无穷的。

这些对话，乍一看，直抒胸臆、平白露骨，还有点“土里土气”。然而，它们无不隐含着人与人之间感情深处，复杂微妙的矛盾冲突。对话双方的内心各自有他们的激荡、恨意，企盼、无奈，几乎都是借助着“政治外衣”指东打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意愿。在这些对话之后，相关事情发生峰回路转的演变中，别开生面地、深刻揭示出的人之本性，让我们觉得是那样的真实可信，整个作品的思想底蕴因此倍增。这也是作者语言很见功夫的一个标志之一。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不打算将这些对话抄录于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读原文。

但是，有不少好句子，我实在想与大家分享，选几例抄在这里，即使增加了本文的篇幅，就让它增加吧。

“……门闩了，灯熄了，外面很静，一切都睡去了，一切都那么美好。唯有那两家为白日多挣钱，靠夜里忙活的豆腐店，两块石磨还在轰轰隆隆慢慢腾腾有滋有味地磨着豆腐浆。”

“人家本来鼻子长歪了，老婆不喜欢他，你还说人家耳朵聋，不是逼人家喝农药？”

“这些细把戏见到吃的就咽口水，左一声伯伯，右一声伯伯，喊得三崽心儿痒痒酸酸的。三崽就揭开锅盖拿出所剩的三个红薯叫他们分了吃。”

“洁白而细长的手指握起白花红边洋瓷茶杯，往两唇间一凑，脖颈上的喉结就立刻上下运动一回，忽然，嘣的一声，洋瓷杯落在桌上，杯里的茶水就波涛式地荡溢出来。”

这些句子，读起来，甚是有味。若是结合前后的故事及语境去读，更是妙不可言。

语言，也是有质地的，犹如一个女人所穿的衣服和挎的包一样。

生活的阅历、思考的程度，一旦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后，都能感觉到的。甚至还可以让人比较直接地看见作者的气质和格调。一般而言，叙述时所运用的语言，似乎就像一组一组的密码一样，比较全面地隐藏着叙述者有什么样的身份和阅历，有什么样的格调和情趣，有什么样的教育和素养。

有的小说读了以后，让人感到粗糙乏味，其原因之一，一般都是因为对生活的细微的感觉和人物心理的描写。《雷公仙传奇》中没有什么影响历史的大事件，没有震动社会的大波动，没有多大声响的人物，只是那些平常事和平凡人。我们读完它之后，感到作者在细微地描写这些“小人物”时，几乎是全景式地活灵活现展示他们的心理路程，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到传神的地步。余番贵在妻子的诱导下那段心理描写，以及余番贵准备对跟自己妻子苟且很久了的熊大山下手前的那段心理活动；王三崽几次遭遇和转折后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熊大山跟陈兰妹交往中的几次重要的心理活动描写，等等。让人读了，深感那些土气语言的无穷魅力，更觉得作者既知人，又识心。

（九）

假若我们可以把作家分类型的话，那么，何永洲可能属于地域性比较强的那类作家。他把文学创作的激情和挚爱，大部分都倾注在生养自己的那片乡村的热土地上，乡村给了他太多的东西，包括生命，他是乡间的宠儿，所以，他在进行感恩性的回报。他所特别熟悉的乡村中那些风土人情、喜乐哀悲、油盐酱醋，生生死死，几乎占据了他绝大部分作品的大部分空间。乡间中那些浓郁的地方情调，朴实的人文情怀，独特的文化环境和深远的历史背景，是他自由的文学王国里永难枯竭的审美源泉，也让他的文学创作具有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雷公仙传奇》中的故事和人物，虽然都取材于有着浓厚风俗的乡村，可是，对乡村风俗写得好像不够。除了在小说开始不久有对唱山歌的单薄的描写以外，之后，便涉及得不多，至少分量不够。

一个地方的风俗，与其社会的发展、时代的特征、道德的观念、经济的水平、文化的品格、民族的性格、精神的风貌等等，都会是密切相关、密切相连的。《红楼梦》这部举世公认的文学经典，之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艺术性，原因之一，大约与书中那些风俗描写是密不可分的。沈从文、汪曾祺这样的大师，其文学的道法之一，也是跟他们作品中一幅幅风俗画、风景画而给人一种生活气息极为浓郁的感觉分不开的。何永洲先生可能是忽视了这一点。

再者，小说中处处呈现的是“生命之重”的浓墨，而“生命之轻”的色彩，难以寻踪。因此，文字表达、叙述角度、人物塑造、性格刻画、矛盾设置、冲突设计，其技艺和道法，好像有种匠气有余而意韵不足，多有骨骼，少有血肉之感。如果能适度地嵌入些乡间自然风景，那么，或许会犹如人在紧张的时刻，耳边顿时飘来了美妙而轻松，悠然而舒缓的音乐，使读者在阅读中有一些身心愉悦的停歇，那么，既可增添作品的韵味，也可湿润阅读者的心，效果会是不一样的。就小说美学意义上，风景又岂止是风景呢？

还有些地方的情节笔墨显得比较节约，读起来，有些乏力。比如，王三崽被关押在公社楼梯下一个半月的时间，后来又被“发送到雷公仙麻石街劳动改造”，之所以如此这般，是因为“老熊怕弄出人命来”，这种写法上的过渡虽然流畅，好像也还自然，可总让人感到轻巧了些，简单了些，跳跃了些。与真实情况是有些距离的。那种“老革命”与“工作组长”的思想斗争，言语和行为上的抗争，那种极“左”的疯狂性、惊惧性和“老革命”的内心的痛苦及愤怒和无奈等等这些，似乎写得不细不足，作者有点节约了。

当然，瑕不掩瑜。《雷公仙传奇》终究是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在它通篇所充满的朴素的乡村精神，时代的反思精神，理性的批判精神中，让我们看到：何永洲对文学艺术是尊敬的，对小说中的人物是尊重的，这些，皆出于他对生活、对历史的尊敬与用心。在他，写小说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上的追求与乐趣，更是一种智慧的实践，一种生活的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看，一部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具有反思精神，具有批判精神的历史。不少的文学事实都已反复地告诉我们，凡是被大多数读者所喜爱，所推崇的，且生命力极强的作品，其主要原因之一，几乎不是因为它为所处的时代献上的溢美辞章，而是它们具有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在本质意义上来说，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一种强劲驱动力。大概文学的魅力在此，思想的深刻在此，作家的责任也在此。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评论家协会会员，郴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湘南学院客座教授。）

2017.11.13

于北京.八果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