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文的发现与再造（序）
王兆胜
以前，我读过一些穆涛的散文，也读过他对散文的论述，常感到眼前一亮。这次，有缘得读其全部作品，受到很大震动。这种震动既有关于他这个“人”的，也有关于他的散文的，还有关于他的文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如将所有这些概括起来，那就是：穆涛不是一般的散文家，也非一般人，而是个得道者。他胸有谋略，运筹帷幄；他心有韬略，内敛沉静；他大道藏身，举重若轻；他看透世界人生，逍遥自适。这与那些随波逐流的散文写作和浑浑噩噩过人生的人大为不同。本文主要谈谈穆涛散文的叙事策略，从中可见其境界、品位、风格、气度。
一、历史文化自信与整体时间观念
有人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所谓“小传统”，是指五四以来开辟的新文化传统，或曰向西方学习后得来的“现代性”传统。长期以来，对于这两个传统，不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处于断裂甚至尴尬状态：既然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是在批判乃至否定中国古代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求新求变、去老破旧也就势在必行。因此，不管怎么说，五四在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同时，也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传统断裂了，这在五四那代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人身上表现得尚不明显，越到后来这一断裂愈加突出。
五四那代人仿佛在清醒中又中了魔，他们不遗余力批判和否定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鲁迅将中国古代文化比成“吃人的宴席”，陈独秀觉得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释家都应打倒和根除，钱玄同甚至偏激地说中国应废除汉字和换血换种，林语堂则痛骂中华民族是根本败类的民族，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虽有学衡派等的坚决反对和据理力争，但基本是一边倒，即用西方的现代性之刀割断中国传统文化的脐带。乐黛云曾回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没读过《诗经》，被汤用彤的“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一句考住的窘态。尽管她找的理由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课，但汤先生却认为，连《诗经》都没读过，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于是，乐黛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发奋背诵《诗经》，并表示：“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
更年轻的国人、学人、作家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更是忽略，在西方文化的天然优越和先进的预设中，唯“西方是从”和“西方崇拜”的现象非常突出。即使所谓的“寻根文学”也往往不一定寻到真正的“根”，有的还将糟粕当精华。像余秋雨等人的历史文化散文往往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知识漏洞百出，因此受到多方批评；二是用西方价值观审视和剪裁中国历史。可以说，在五四以来的小传统面前，包括散文家在内的不少作家、学者都陷入一种盲目随从状态。他们在文化的意义上缺少谋篇布局，更无理性自觉。在此，穆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中唯一的一个‘不自信的一百年’。上一个世纪，军阀们做的恶劣事情以及恶劣结果，已经被认识到了，但文化上酿的一杯杯苦酒还有待于我们自斟自酌。”（《解放思想》）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启蒙逻辑：国家战败是因为军事不如人，军事战败是因为缺乏实业，实业不兴是政治所致，政治腐败是因为制度落后，制度落后的根源在文化的劣根性。于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成为罪魁祸首，被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挖根掘坟。
穆涛首先充分肯定五四革命的价值，他在《现代精神与民间立场》一文中说：“五四以其现代精神革掉了封建旧制式的命，拆除了老围墙，前后左右贯通了思路，进而在文心上真的雕了一个龙，而且是飞舞起来的巨龙。”不过，他也指出其局限性，“但从散文角度看，五四另一个‘大成就’正是把散文从正统席位上推了下去。”不过，与许多人不同，穆涛全力探入中国古代散文、文学、文化的历史，特别是对班固《汉书》有专深研讨，发表一系列成果。他在《代价与成本》一文中表示：“强化中国传统元素才显得更为迫切。一个国家的大学，特别是人文学科领域，自身元素不占上风，是让后辈人不幸的大事。”穆涛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态度诚恳坚定，充满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耐心，他像一个痴迷的探险者和寻宝者乐此不疲。
首先，在他笔下，中国历史知识如花树一般枝繁叶茂，充满生机活力。在《算缗和告缗》一文中，穆涛讲到汉代的两个经济措施：“算缗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之外的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功益处在于不加重农民负担……汉武帝是有作为的皇帝，有作为，就是多做大事情。”“为确保政令畅通，作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两度发布‘告缗令’，鼓励百姓检举揭发。”“告缗使民风败恶，倡导诚信反而使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类似的知识点在穆涛散文中俯拾皆是，如春日之繁花似锦，令人目不暇接。
其次，穆涛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认识非常透辟，处处是真知灼见，有的还是意义重大的，这在《敬与耻》《正信》《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致中和》《敬礼》《清雅》等文中都有较好体现。他这样谈“敬”：“敬有两方面的指向，敬人与敬己。敬己是敬德，是自尊，自重，自爱，是克敬守敬。敬礼不是举举手，摆个姿势，装装样子，而是循规守矩的总称。敬人、敬业、敬天地万物。”“敬是一个人的态度，要有态有度，态是行为状态，度是分寸感。无论对人还是对己，不及和过分都是失败。”（《敬与耻》）他如此论“信”：“正信，是迷信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迷信是忘我地去相信。正信要清醒，要走出迷宫，要找到通往理的大方向。正信，也不是质疑那个层面，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会出大问题的。迷信，再加上一份自信，离正信就不太远了。”“‘信得过’这个词指的是上一个台阶，仅仅觉悟了还不够，还要有超越，要跨过去。”“信见，是正信之后的所见。以信见指导所为，才会积好一点的功德。”“义的主航道不在生活的表层，有点类似隧道，也不是通途，需要勘探，需要拨开迷雾，有时也需要破冰或者凿岩。”（《正信》）他偏爱清正之气，认为“养正气或浩然正气，仅靠宽胃是不够的”“养出大气需要磨砺”“写文章写出正气是更难得的。一篇文章里，如果洋溢出了清正之气，就入了文学的境界”。（《气》）他还这样解“爱”：“爱的实质，是对自己的制约。”“博爱不是贪，是对自己多加约束，要更多地担当责任和义务。要特别留心爱自由这句话，自由不是放纵，自由的上限不是由自己，公众的利害要放在首位。”（《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现代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价值观无疑具有纠偏作用，因为它过于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在爱情与欲望方面泛滥成灾。
再次，用心感悟的智慧在穆涛散文中并不少见。这是一个理性和智力往往达不到的地方，是一种醍醐灌顶和豁然开朗的通透清明境界。在《黄帝的三十年之悟》一文中，穆涛说：“灰色是不动声色，包罗万象。黑和白掺和在一起是灰，红黄蓝掺和在一起还是灰。颜色越杂，灰得越沉。物质，当然还有思想，充分燃烧之后是灰的。天破晓，地之初是灰的。天苍苍，野茫茫，苍和茫都闪烁着灰的光质。在希望和失望的交叉地带上，是一览无余的灰色。一个人，灰什么都行，心万万不能灰的，心要透亮，不能杂芜。”他还说：“中国人真正相信的东西其实不多，但黄帝，是骨子里自发的迷信，着迷般的坚信。无论海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华人都自傲为他的孙子，附庸其后。黄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不被争议的国家领导人，既领袖当年，也滋润着几千年的民心民意。”这样的表述充满“悟力”，是从数千年历史文化中感受到的心语。“灰什么都行，心万万不能灰的”这句话，像智慧的“心灯”一样将暗夜照亮。
不少历史文化散文或寻根文学往往缺乏现实性和时代感，更缺乏未来向度，从而造成“面向历史、背对时代、失去未来”的困局。穆涛虽深潜于历史进行精耕细作，但并未陶醉和迷失于过去，在对历史不断进行批判与审视的同时，还有着强烈的现实感性、时代性和未来向度。穆涛认为：“读史治史不是念旧，旨在维新。”（《念旧的水准》）他又说：“回头看，要有历史观。”“回头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因此清醒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正向感而寻求反向，会从现实的泥淖滑入历史的漩涡。”（《回头看》）他也说：“文章合时宜而著。合时宜，是切合社会进程的大节奏，而不是一时的节拍或鼓点，看社会的趋势之变。文章一旦失去时代与社会的实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他还表示：“八十年代的文学是热的，读者多。作家们看社会问题准，脉把得好……作家们为多个领域代言，看得很是‘超前’。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作家看社会不太清楚了，不是眼花了，而是社会结构多元也多姿态了。作家的眼光不再‘超前’了。”“作家写的东西，如果不是社会焦灼层面的，不是社会进步层面的，如果听不到社会文明脚步艰难迈进的节奏声，听不到观念的车轮轧动铁轨的咣当声，这样的文学注定不受欢迎。”（《给贾平凹的一封信》）因此，作者常常古今类举、借古鉴今、互为生发，达到启迪社会与时代的作用。他这样写“静雅”：“静和雅这沉甸甸的两个字，在现代生活里，都被瘦身了。”（《静雅》）他预感到时代的巨变：“如今是哲学和科学大碰撞的年月，也是经济和文化大碰撞的年月，这样的社会趋势，散文写作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应对，还真是个大课题。”（《一杯水》）他还对未来中国文化发展充满期待：“我们中国以前是‘礼仪之邦’，各行当有各行当的规矩，‘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深入人心的。如今有两个自我检讨的热词：‘诚信缺失’和‘信仰缺失’，其实都不太妥当，事实上是规矩缺失。我们如今做事情，很不遵守我们老祖宗的规矩。如今我们讲‘繁荣文化’，我觉得首先应该对文化有个清楚清醒的认识。”（《文化是有血有肉的》）在此，穆涛对中国未来文化如何重建，虽未给出科学有力的设计，但针对当下存在的问题，从历史中吸取精华，富有前瞻性、发展性、建设性的一些看法，还是非常明晰和有益的。
历史传统、时代现实、未来发展是一个具有时间连续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的链条，我们应有整体视野、全局观念，并进行思想融汇和文化贯通。在这方面，穆涛散文做出一些努力与思考，体现了“中国人的大局观”，超越了五四以来形成的文化惯性和惰性，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觉”，值得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认真研讨。
二、深度写作追求与内外空间拓展
众所周知，“人的文学”观是周作人提出来的，它对于打破中国古代传统“非人的文学”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不过，当将“人”从复杂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特别是忽略了人的局限，将人的智力、欲望、创造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那就走向另一种极端甚至出现异化状态。因此，近现代以来，“人的文学”得失互现，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穆涛散文在彰显“人的文学”的同时，又做出了新的突破创新，这大大拓展了表现空间，丰富和深化了文化内涵。
一是对于“人”特别那些“特殊人”有新的认知。穆涛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小地球，也可以叫小宇宙。”（《内装修》）这就赋予了人更大的内在空间和心灵空间。另以《笨人》为例，穆涛写战国时期的笨人商丘开，他从来到茅草房留宿的高士那里，听到有个叫范子华的高人收纳门客，于是投进范门。没想到，笨人商丘开的地位低下，加上他笨得要命，常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门徒还耍弄和取笑他。然而，笨人商丘开却从不为意，还总是绝处逢生和福运连连。对此，穆涛概括说：“商丘开讲的话，用大白话说就是心诚则灵。笨是不设防，不设防有什么益处？醉鬼，睡熟的人，以及婴儿从高处摔下来，所伤是无大损的。笨还有一层内涵，就是肯下死力气。心诚，再加上一膀子死力气，只要不是航天飞船入太空那类特殊的事，世上很多难题都可以解开。”这让人想到袁中郎笔下的笨仆，即使他们总给主人带来麻烦，主人也不为意，反而比聪明人更得主人重用和爱护。穆涛还写到通天之人：“据说中国民间有神通人，可以穿越时空，洞解人上辈子和下辈子事。”（《局限》）也是从此意义上说，李浩认为：“穆涛是个笨人。”同时，“穆涛也是个精人。”（《穆涛的风气》）
二是对于鬼神的关注兴趣和独特理解。无神论者是不信鬼神的，穆涛信不信鬼神，我不知道。但穆涛散文是谈鬼神的，并涉及与鬼神相关的人与事。在《神话与鬼话》中有言：“神话与鬼话，都是人说的。”在抄了几段话后，作者提出这样的看法：“带些人味的神话与鬼话，纵然不足信，但给人警醒，也可以填闲做下酒菜。没有人味的神和鬼，让人敬而远之。如今去大街上、市面上走走看看，这类生物真是不少呐。”在此，将“鬼”与“人”相关联。在穆涛看来，有时“鬼”比某些人还可爱。穆涛还特别欣赏画友画鬼画得像人，特别是像那些好人，“他的画我爱去看。他专门画鬼，在世俗观念里，鬼即无常，不走大路，不着边际，嘴脸狰狞，身子没肉，有一点肉也是和皮粘连着，衣服朴素得过了头，要么衣衫褴褛，要么一身旧朝的装束。我这位老兄却一反常识，他笔墨中的鬼，胸宽体胖，慈祥善良，个个厚谆可敬。”（《画事》）穆涛还站在“鬼”的角度写“人”，他说：“人体内最深奥处潜伏着两个能量源，一个叫魂，一个叫魄。魂是意志力层面的，比如有一个词叫灵魂。魄是生物钟层面的，还有一个词叫体魄。魂是上层建筑，是精神领袖。魄是物理基础，是生理主管。魂和魄两个字的结构，皆从鬼，都是可意会不可捉摸的东西。‘魂魄失和’‘神遇为梦’。魂和魄高度统一了，是大清和的境界，也就无所谓梦不梦了。但这样的人生，俗人能有几回合呢？”（《睡觉》）显然，与以往“人的文学”相比，穆涛的散文也就有了不同的风貌和意义。
三是对于“人与物”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在“人的文学”观念底下，“人”是天地主宰和万物精华，“物”特别是动植物是没多少地位的，至于那些无机物就更不在话下。这就带来整个二十世纪散文、文学、文化的偏执，也大大削弱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有时，一些作家也有“物”的描写，但多是拟人化的，即为了“人”而进行的忽略“物性”的表达，从而导致“失真”。穆涛散文除了写人，特别注重写事、物，并站在“事物”的角度体会其特性，然后反观“人”和“人性”，这样的做法将散文、文学的空间一下子打开了。他写草芥：“人生卑微，不如草芥，草芥有根呢，枯了可再荣，年复一年葱茏度日。人没有根，死了就死了……青史驻名的那些大人物，就是把自己植根于世道人心里边了。”（《道理》）他写树和碑：“树往上生长，长的是无量的功德，碑碣朝下栽，栽种的是教训和纪念”（《树和碑》）“老树就是佛，生长了那么多年，披风沐雨的，不怨不嗔，而且不停歇地增枝叶，长果实，人们可以热天乘凉，雨天避雨，还可以呼吸到有益的空气。”（《觉悟》）他写老城墙：“长安城老城墙经见的世面足够多了，把一切看在眼里，人伦物理、是非曲直，以及烟云浮尘、天光月影，城头变幻大王旗，它却是什么也不肯评说，形势高贵，镇定自如，‘凭自觉吧’。想来这该是老城墙对城墙内外忙碌着的人们的基础态度。”（《城墙下》）他写莲湖：“莲湖于我真是不解的缘分，每天早晨我一推开窗子，莲湖就知道我在望着它思想呢。”（《鱼在湖里》）他写马：“马的心肺发达，善奔跑，听力敏锐，无须转动脑袋，即可辩明声音来源。嗅觉也了不起，鼻翼扇动，几公里之外的母马即可‘眉目传情’。”（《过时》）他写岩羊：“有朋友从格尔木来，说青海的山上生活着一种岩羊，周身的皮毛一年四季里随着岩石颜色的深浅而变化自己，极富隐蔽性，外地人常常攀扶到它身上才自觉，即使高明的狩猎者也时而受到欺瞒。”（《两家巷里》）他写牛：“还有一个词，叫笨如牛。牛怎么笨？倔强，踏实，吃苦耐劳，少言寡语，这不是笨。对牛弹琴，不是牛笨，是人矫情。”（《认了》）他写大象：“一头非洲的大象和一头中国象见了面，不需要翻译做中介，凭直觉和气味，相互搭一搭长鼻子，很快就熟稔了。人是万物之灵，但两个陌生国度的人要成为朋友，先要熟悉彼此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落后国度的那一位可能还会产生微妙的自卑心理。让万物之灵显出这种脆弱的正是文化。没有文化的政治，理想国是大象的群落。”（《大象国》）他还写马、羊、牛的天性差异：“放牧的时候，马走在最前头，长腿蹚开厚厚的积雪搜吃草尖，马品性高雅，只吃草尖。羊群相跟着来了，甩开小腿脚踢踢腾腾着吃草的中部。打扫战场的是牛，牛倔，但老实，剩下什么吃什么。牛不会蹚雪，没有马羊开雪路，会饿死的。天意，比科学更科学。马羊牛在冬天的草原上，就这么和谐地过日子。”（《致中和》）在此，穆涛写出了“物性”，写出“物”与“物”的差异，“人”与“物”的不同，也以“物”的视角反观“人”，从而带来“人”的思想与情感变化，也获得更大的想象空间和独特启示。
四是探寻更为博大的天地自然之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重视“天地之道”，孔子强调“天”，它们都是对万事万物起着主宰作用的规律。穆涛散文中一直有这样一个天地自然的主宰，它自觉不自觉规约人们的言行与命运，从而将空间进一步拓展了。穆涛在《树与碑》中说：“八卦指乾坤巽震坎离艮兑，即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古人用此八种自然状态结构世界，这是中国人最早的宇宙观，是中国的大智慧。”他在《信史的沟与壑》中直言：“经是常道，世事变迁，但人的基本东西不会变，且会持久鲜亮。读经就是卫道，找天地的大道理。”他在《道理》中又说：“道貌岸然，是表面现象。道法自然，大道无形，指道的复杂和无量。但道不是虚无飘渺的，道是人间道，道的地基是常识，是寻常生活里过滤出来的认识和见识。”他在《谁敢窥天机》中写到明代朱静园与狐友饮酒悟道一事：狐友在朱家饮酒，大醉，但一直未显原形，也无一点变化。当狐醒了，朱静园问其故，狐友答道：“凡修道，人易而物难，人气纯，物气驳。成道物易而人难，物心一，人心杂。炼形者先炼气，炼气者先炼心，心定则气聚而形固，心摇则气涣而是形萎。”穆涛引了这段话后表示：“天赋是老天爷发的奖品。芸芸众生，都是老天爷的属下，老人家为什么单发给你？这就是世事的奇妙之解了。”他在《自然者默之成之》中还有一句话：“无为，是顺其自然。天道自会，天道自远。自然者默之成之。”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智慧。有了天地自然之道，“人之道”就变成一个方面，甚至是天地之道这个坐标中的一个“点”，穆涛散文的空间、精神与境界也就变得大为不同了。
五是描摹更为虚幻的“神界”“仙界”以及“三界”景象。穆涛对《西游记》等小说充满兴趣，并指出其中的玉皇大帝住的天庭以及“神仙鬼怪的行为方式”，都是“临摹着人间烟火的标准，佛也受贿，鬼也多情”。穆涛对于“神界”和“仙界”的看法，大大拓展了其散文的叙事空间，特别是超出了“人的文学”观。在《四月天》一文中，穆涛详细阐释了三界：“‘三界’这个词指的天界，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信在天界的是天人。欲界天在最底一层，已经离开了地球，但没有脱离太阳系，还受着日月男女的局限。断了大部分情，但欲根未了。比如思夫的七仙女，爱吃蟠桃的王母娘娘，再比如各路神仙……这个界面里的天人过的是神仙日子，修身养性，漂洋过海，登山赏月，养花护草，菩萨手里也是不离那株通灵的柳枝的。第二层是色界天，这是大自在界。这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甚至脱离了银河系……最上层是无色界天。这是最高境界，已经无所谓自在不自在了。色界天和无色界天里的天人，生育方式都变了，不再是胎生。”（《四月天》）这样的空间观深化了对宇宙的认识，使穆涛散文高远辽阔、缥缈无际、虚幻逍遥，极具张力效果。难怪李浩这样概括穆涛：“几十年下来，表面上是剑走偏锋，实际上是熟而生巧，巧而成技，由技进乎道。得了道行的，即便土偶也能成精，野狐也能修禅，何况颖悟灵醒如穆涛者乎？”（《穆涛的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