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女红

一

做女红的说法不知起于何时？

红是形声字，左边象形，右边注声。象形随丝，当与养蚕、缫丝和纺织相关；音是禾与工的反切，也就是禾的声母拼上工的韵母。同时工也具有干活的意思，那么“红”字也可以解释为“干”与“丝”相关的工作。尽管它最初的语义是指特定的颜色，应该是源自对包括生命在内的自然现象的命名，矿物质的颜色、人与兽的鲜血、花卉的颜色，以及太阳在某个时间的色彩等，从中抽象出共同的特点加以概括。在色彩的基本意义中，特别强调了指涉女性的文化含义，红颜薄命、红粉知己等，都是性别指认的套话。这大约是起于对女性生命现象的发现，身体的潮汐循环与生育时的血水奔流，都是红的具象，与石榴花显示着相同色彩，故有以石榴裙指代女人的说法。将植物与女人相类比，这显然是男性的视角。红前加女，重叠的语义区别于自然现象，体现着人类性的文化特质，同时也是对这一色彩象征双重语义的强调，可以理解成红上加红。

推广开去的各种意思，则使这个颜色在语言所象征的文化体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功能。它象征喜庆、主吉祥，古时的读书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都要披红挂花。它又象征顺利与成功，“开门红”、“满堂红”、“红歌星”、“红舞女”，“红得发紫”是对一个成功的人充满嫉妒的讽刺。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又和革命发生了联系，象征着暴力流血的政治变革，大概是专取红字色彩的单一意义。而这又与宗教的神秘信仰相关联，中国的萨满教认为红色具有驱邪镇妖的功能。这种信仰一直延续到“文革”，所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名字上都要打一个红色的大叉子。就连基督教中也有相近的观念，美国作家霍桑的名著《红字》，在女主人公的胸前缝上红色的字母A，惩罚她违犯教规的越轨行为，煽动普遍的歧视。进入商业社会以后，“分红利”更是普遍的集资分配方式。就是在革命以后，新的权力结构中，也仍然存在尊卑贫富的差别，于是有了“新阶级”的命名，这又重合于前一种语义。以上三种意义附着在原始语义上，都使红色关联着现世的利益，意味着顺遂和发达。其中也包括了女性的文化价值，作为男人欲望对象的体现。所以它又概括着所有人间的福祉，“红尘滚滚”、“红尘障目”，都是佛家形容世俗社会的用语。

工除了注音之外，也还有意义存在。工作的一般意义，加上丝的偏旁，强调了工作的内容，区别于渔猎、农耕、畜牧和其他的重体力劳动，以及两性都从事的生产活动，比如采集，这就使红字所代表的工作范围限定于女性。又古代所谓的“工女”，专指从事桑蚕、纺织和缝纫的女人，这大概是做女工的意思通于做女红的原因。由此推测，“做女红”的说法，大致应该产生于农耕文明中桑蚕业兴起的时代。这已经很古老了，至少早于先秦。《诗经》中多有桑间陌上的记录，《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卫风》中的《氓》，更是由以布易丝开篇，叙述被遗弃女子的痛苦，开中国“弃妇诗”的先河。周朝时卫国处于河南河北相接的地方，那个时代，中原一带的气候大概是适合植桑养蚕的，而生态的变化与政治经济中心的南徙，使桑蚕以及丝绸生产业逐渐随之南移，成为一般人印象中南方的特产。但是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超越地域的，首先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汉字偏旁，派生出不少与之相关的词汇。比如，绪的原始语义是丝之端也，经与纬都是织布时纵横的线路。如是说来，实在不应该小看了做女红，它几乎是文化的源头，关联着一大批词汇，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

起于中原，早于先秦，使“做女红”的说法拥有了广阔的时空范围。而它的具体内容则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棉花的引进与普及，棉纺织品代替了丝织品，产生了一个新的字“线”，特指粗于丝而细于绳的同型物体。棉线是用棉花纺成的，故有丝的偏旁而以注声字区别质料。陕北民间的口语，称纺棉花为纺线线。丝线并列，既指两种质料的混合品，所谓棉加丝，也代表所有细致的绳状物。随着棉纺织品的普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线的语义不仅脱离了丝，也大大地超过了丝的语用范围，关联着人体、科学、社会和政治的广泛事物，神经线、电话线、前线，以及路线斗争等，都是以线为中心词。做女红的内容再一次成为文化的起点，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

由此带来的阶级、文化差异，也扩及整个社会。棉花取代了兽皮的御寒功能，成本的低廉也是普通民众承受得起的四季穿衣用度。由此形成的平民性文化特征，也是读书人自我标榜的寄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工艺的考究体现着贵族精致的生活质量，而布衣粗食则是一般民众的生活标准。自隋唐开科举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就喜欢自称布衣，连诸葛亮贵为一国之相，还要在《前出师表》中声称“臣本布衣”。魏晋以前的名士，都要标榜出身高贵，且需华服美容才有资格，故有魏晋士人“痛饮酒，熟读《楚辞》，可为名士”的反动。传统的工女成为了少数人的仆从，从宫廷到官宦富商，都养着做丝绸刺绣的专门人才。就是民间的织户，也首先是为朝廷生产，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官至江宁织造，专门督办民间丝绸纺织品的采买进贡事宜，是官商。能得到这个肥缺，有赖于曹家与皇室的特殊关系。许多年以前，在苏州参观苏绣工厂，女工们把一条细丝线擗成二十多股，以各种针法在薄如蝉翼的素绸上，绣出有立体感的色彩层次。一个工作日也绣不了一小块，一件绣品短则一周，长则数年。一位从海外来的女汉学家摇着头叹息道，这样的艺术实在是太残酷了！估计绣工们中年以后，目力都不会太好。

棉纺织则主要是面对平民百姓，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主要靠女人的家庭式生产，是否形成过产业都是个问题。男耕女织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典型生产方式，纺线织布的主要原料是棉花。一直到抗日战争，北方民间交纳的军鞋等，主要还是靠手工机织的粗布为原料。做女红的范围首先是一个农家所有成员四季穿着的棉布衣物，纺线、织布、搓麻绳做鞋、剪裁缝纫，甚至漂染，全都靠家庭主妇的一双手完成。如果有女儿的话，还可以有一些帮衬。一个北方的家庭主妇，通常做完了秋装做冬装，要赶在季节来临之前，准备好一家人的衣物。有一句流行甚广的民谣云：“秋风凉，秋风凉，懒老婆，着了忙。”除实用以外的针线活，比如剪花样、刺绣、编织等，也是一个称职的主妇必不可少的修养。这样全面的技能，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才能够习得，也需要有相当的聪明才智。故民间有在农历七月七日深夜，牛郎织女相会于鹊桥的时候，女孩儿家乞巧的风俗。有一双巧手，是一个女人一生中靠得住的幸福，而有一个手巧的主妇，也是一个家庭所有成员的幸事。

棉纺织业的兴起，是近代开海禁之后的产物。这对于妇女的家务劳动是一个很大的解放。随之流行的棉布女红新工艺，也影响着女人们的趣味，比如十字花纹的刺绣就是棉布的特产。而机械的广泛应用，也产生出新的女红方式。比如，缝纫机的普及，比起手工来快了不知有多少倍，换上特殊的压脚，连多种花色的刺绣都可以完成，而电脑控制下的刺绣，几乎可以乱真，只是种类有限。尽管如此，不少的老百姓还是不认可，我下乡的地方是本省主要的产棉区，当地的老乡基本不穿机织的“洋布”，原因是花钱还不结实，而且穿在身上凉。他们穿的都是家织漂染之后的土布，也有简单的格子布，是把染了色的线和白棉线交叉着织成。因为棉花的纤维长，织出来的布确实比山区的粗布要细致得多。那里还出产一种紫花布，棉花的原色是鲜亮的土黄色不用染，一般是用来做男人的裤子。近年北京的市场也开始卖紫花棉的织物，称作彩棉，比白棉花纺织的衣物要柔软得多。

女红内容的再一次革命，是由于毛纺织业的兴起。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使毛线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而且创造出自己的名牌，著名的羝羊牌毛线就是其中的一种。随之引进的，是打毛衣的新女红，区别于传统女红棉活、单活的分类，俗称毛活。城市里的妇女几乎多少都会一点，两根针别来别去打出各种衣物，有的还能花样翻新地创造出各种针法，织出不同的图案与花色。技术的革新，使毛线的品种型号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最细的开斯米与最粗的棒针线，都可以带动毛活样式的潮流。与之相关的则是工具的变化，最初的毛衣针是竹木的，后来又有了各种金属的，一直到以尼龙绳连接两根很短的金属棒针，都与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除此之外，还有钩针，一扎长的金属细棍儿的一端做成一个小钩，带动着毛线穿来穿去，勾出各种花样。和手工毛活几乎同时出现的，是机械化的毛衣生产，以这样的方式打成的毛衣简称机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出现了家庭用小型毛衣机。多数是用于城市里打毛衣的家庭作坊，专门承揽零散的毛活，冲击着城市妇女为人手工打毛活赚钱的职业。只是花色品种相对比较单调，还不足以和手工打毛衣的能手抗衡。大约二十几年前，小型的毛衣机走近普通的家庭，不少主妇们开始用它为家人打毛衣，这大大地减轻了家务劳动。

毛活也同样体现着阶级的差异。首先是城乡的差异，六七十年代的北方农村，妇女们基本不会打毛活。就是在城市里，底层的市民阶级也消费不起毛线，所以他们的子女多数也不会打毛活。一件毛衣或两斤毛线，在当时是很有分量的彩礼。在我下乡的地方，大都市来的知青，私下嘲笑当地和小城市知青，连毛衣都不会打。作为家庭劳动的毛活，大多是城市里面中等偏下的家庭，主要是为了节省手工钱。机织的毛衣贵，但是有型，用上海人的话来说就是挺括，是买办一类从业人员的首选。正式场合中，很少看见有人穿了手工毛衣出场。但是，特别灵巧的女人打出来的毛活，几乎可以与机织毛衣媲美。一件普通的毛衣，手工费大约是五元人民币，一个手快的家庭妇女三两天打一件毛衣不成问题，如果在活计多的春秋旺季，一个月的劳动所得不会低于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只是这些年风气大变，着装的随便成为时尚，毛活的价值也以手工的为好。一些毛衣厂雇用大批的女工，按照外商订货的式样，用手工编织毛衣行销世界，通常是用大棒针织成松松垮垮的样子，用彩线拉织出动物或风景的简单图案。

虽然毛线的消费不普及，但打毛衣的技术却很快传到了穷乡僻壤，具有维新倾向的乡村妇女，把它应用到棉线的编织。工厂里的劳保棉线手套，成为重要的原料来源，攒够一定的数量就可以拆开打一件大的衣物。缝衣服的棉线也是原料，冀西的乡村里，有专门为人用棉线织袜子的手艺人，他们通常是在赶集的日子出现，用自行车带着一种小型的手工摇动的小机器，当场为赶集的人织出不同型号的袜子，顺带也卖一些成品。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使打毛衣的技术大普及。城市的知青，追赶着针法的潮流，水草花和阿尔巴尼亚花都曾盛行，后者是从阿尔巴尼亚电影中演员的着装受到启发琢磨出来的，又分大和小两种针法。乡下的女人则向知青学习，迅速掌握毛衣的花样。在无所事事的时代，在开不完的路线斗争的政治学习中，女人们经常凑在一起打毛活，被戏称为“线路斗争”。

由此可见，女红的种类和范围，反映着文化的变迁。至少与桑同时的麻，是从南到北做鞋的重要原料，也是纺织品的一种。《诗经》中有《丘中有麻》篇，和麦并举用于起兴，可见也是种植的作物。另有《东门之枌》，内有“不绩其麻，市也婆娑”，也可见当时麻制品的流行。一直到现在，披麻戴孝仍然是不少乡村丧礼的制度，大约有返璞归真、慎终追远的意味，只是麻布已经很少，通常是以白棉布代替。随着手工制作的鞋逐渐被淘汰，麻线纳底布鞋的生产也受到影响。只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对于手工制品的推崇，它又开始走俏。北京的商场中，有时可以看到“内联升”的手工布鞋，价格是塑料底布鞋的十倍。原本是出苦力的劳工阶级的用品，一反成为一种多少带有一点奢侈的文化人的标志。而取中的是一种用机器轧底的棉线布鞋，价格略高于塑胶底的布鞋，因为不结实，干体力活是穿不住的，只有老人们可以用于散步。扣子从手工编织纽扣到金属的摁扣，再到各种的化学制品，工艺越来越简单，价钱也相差越来越大。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木制的扣子走俏了二十多年，但也是用特定的机械车出来的。“文革”后期，在革命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崇尚简朴的风气中，手工包扣一度盛行，一直延续至今，但现在服装店里的包扣也都是用机械制作。

三

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做女红早就不是女人的专利，裁缝多数是男人，更不用说各类纺织厂中都有相当数量的男工与技术人员。而产业化的总体趋势导致了做女红的技术革命，同时也使一个人的专业越来越狭窄。不要说一般的职业妇女，就是制衣厂的女工，都不可能独自完成一件衣物的制作。在现代化的流水线上，原料分解成许多块，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要经过许多人的手。一个工序的工人，经常是做一道缝，连成品的样子都无法想象。传统女红的创造性审美活动，彻底地消解在机械的单调重复劳作中。只有服装店还有干全活的裁缝，他们量体裁衣，根据顾客的要求制作。但是也有专业的分工，比如做西装与做中式服装的专门店等，专业性越强价钱也越贵。同时也受制于时尚，要迎合顾客的趣味，也很难有什么创造性可言。

能干的家庭主妇们，为了节约会利用各种材料制作简单的衣物，但是能做西装、丝棉袄和吊皮衣的怕是极少。此外，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物资与专业人才都很匮乏，女人被逼得不做女红就无法维持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能做全活的人才也涌现了出来。通常是基本的棉活与单活，诸如纺线织布、拆洗被褥、做四季衣裳。更多的时候是缝缝连连，保持全家人起码的体面。这就使她们的技术大大地受到限制，更多的是节约用料的常识，翻旧为新的经验，比如套裁的方法，以及各种废物利用的程序。在70年代的中国农村，缝纫机还是奢侈品，农村妇女主要还是靠手工做针线。对于一个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来说，一根线头都是宝贵的。补袜子、补鞋，更是家常便饭。做女红成为女人的日课，即使是在闲聊的时候，也很少看见有人空着手。小女孩儿和老太太通常是举着纺锤拧线，大姑娘、小媳妇和中年妇女则一般是纳鞋底。冬天在炕上纺棉线、做棉袄，夏天在院子的荫凉地里铺上席子絮棉被。

就是在城市里，女人一般的缝纫工作也是不可少的。民国初年创办的女校中，有专门的缝纫课，教女学生们刺绣等各种女红，力图把女学生们培养成有文化的新式淑女，并且配备了专门督导学生行为规范的成年女人当舍监。“五四”以后的女校风潮，多少都与这样的教育方式与制度相关。从许广平开始，许多的文化人都曾回忆过对当时女校保守风气的反抗。萧红对于学校的反感，以至于离家出走，首先基于以做女红为象征的教育思想，也包括学校与家庭沆瀣一气的管理方法。她在自己的小说中，抨击了新式教育的种种弊端，做女红也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那一代知识妇女还是受惠于学校的淑女教育，培养了她们的生活能力，形成她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鲁迅故居中，陈列着许广平绣的枕头套。萧红回忆鲁迅的动人散文里，有许广平打毛衣的细节。萧军和他的同时代人，都回忆过萧红做针线的神奇本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动荡年代，她从地摊上买来廉价的扣子等材料，自己缝制合体的旗袍，既美观又大方。我推想，她们反感的不是做女红的工作，而是拒绝仅仅当一个贤妻良母的文化角色。做女红其实是需要艺术想象力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少小时，曾听一个同学讲起，她的母亲未嫁之前，和村子里的女伴儿们暗中较劲，偷着精制各种花样的衣物秘不示人，等到做好后突然拿出来，争奇斗巧互相比量。我确实看见过她母亲做的婴儿鞋，式样大方、色彩雅致、针脚匀称，简直就是艺术品。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缝缝补补，更是起码的能力。连张爱玲这样贵族出身的女人，都因为自己不会做女红而惭愧。她在《我的天才梦》中，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生活能力的低下，其中不会补袜子是重要的一项，并因此说自己是一个废物。她经常为日常生活的细节所磨难，所以才断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虱子”。就是在国外，贵族妇女们也要会起码的针线活。安娜・卡列尼娜的嫂子，看见她华贵的内衣，立即对自己内衣上的补丁生出羞惭。而不修边幅的女人，则比衣冠寒酸的女人，要承受更多的文化压力。从城市到乡村，从农民、市民到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如此。如果是一个家庭主妇，她还要承担全家人着装风格的责任。有一句古话说，男人在外面走，带着女人的手。这就使做女红的工作，具有格外深厚的文化意味。不仅是能力，也是文化规范，所谓“德言容工”是最基本的操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