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红木方桌卖了10元钱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曾经有过一张红木方桌。
我家原先蛮殷实的。母亲和父亲结婚以后，一共生了六个孩子。虽然子女不少，但由于父母两人的收入加起来有200多元，这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绝对属于高工资，因此家里还有佣人帮助照料家务。1958年，父亲在运动中被迫一次次做检查，均无法通过，绝望之下，郁郁而终。两年以后，国家进入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资源极度匮乏，我们家也陷入困境。
尽管贫穷，一家老小依然其乐融融。每当夜幕降临，家中25瓦的电灯就亮了起来。在灯光下一家人围坐在红木方桌边上，成了那时我们最幸福的时刻。我们兄妹先是做功课，然后说说学校的趣闻轶事，讲讲国内外大事。接着，大哥、二哥在桌子的一边玩起了游戏棒，游戏棒是用竹片劈细做成的；我和大弟则在方桌上摆开“战场”，小心翼翼地拿出纸折的青蛙，进行斗田鸡比赛，我们鼓起腮帮，用力地吹着，笑声、叫声不绝于耳；母亲则拿出针线包给我们缝补衣服。最淘气的是六岁的妹妹和四岁的弟弟，两个小不点儿和桌子差不多高，在桌底下钻来钻去嬉闹……红木方桌是祖传的，也许因为时间久了，它早已失去了应有的光泽，榫头也完全松了，几乎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由于红木十分坚硬，无法用钉子加固，只能用木条撑住。母亲一再叮嘱，我们在桌上玩游戏也都小心翼翼的，生怕碰翻了祖传的宝贝。
后来，哥哥、妹妹和弟弟都先后到外地务农去了，家中只剩下母亲和我两人。吃饭时，偌大的方桌空荡荡的。一天，邻居的孩子来我家玩，不小心将支撑方桌的木板碰倒，轰隆一声，那张红木方桌散架了！
没有桌子，不像一个家啊。买一张新桌子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买什么都要凭票，再说家里也拿不出这笔钱。唯一的办法，只有先将这张红木方桌卖掉，再去买一张旧方桌。那是1976年7月27日，我请单位的同事帮忙，用黄鱼车（人力三轮车，上海人觉得满大街跑的三轮车很像海里乱窜的黄鱼，因而称之为“黄鱼车”）将红木方桌送到海门路上的国营利群日用品调剂商店。其实离我家不远处就有一家国营立新风家具调剂商店，之所以舍近求远，是因为我事先摸了一下行情，利群寄售的价格要比立新风高些。当我和同事将红木方桌搬到车上的时候，母亲叹了口气，对我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卖完了……”是啊，为了维持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当时我奶奶还在），只能将家中值钱的东西陆续变卖光了。
到了利群，我正要将红木方桌搬下去，从店里走出来一个戴着老花眼镜的师傅，说道：“别搬，估价后再说。”“老花眼镜”前后一打量，开价道：“10元。”“10元？太低了吧！”我说这是老红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老花眼镜”说：“红木有啥稀奇？前几年抄家，一卡车一卡车红木家什送过来，都是三钿不值两钿（不值钱），现在能卖到10元钱就已经很不错了。嫌价钱低，那就另请高明。价钿吊了高（价钱要高了），没人买，到时候还是要你过来再降价，或者再车（拉、载）回去。”
我很纠结，因为在这之前有人到我家来过，愿出12元买下红木方桌。可是，那时不敢私下买卖啊，一来母亲是单位的中层干部，二来父亲的问题始终是我们家的心病，不能为了几个钱再惹麻烦了。我无奈地对“老花眼镜”说：“就10元吧！”我将工作证递给了“老花眼镜”。“老花眼镜”将写好后的单据交给我，红木方桌成了“坏方台”（方桌），价格10元。此外，我的姓名、家庭地址、工作单位以及证件号码都写在了上面。我离开的时候，只见“老花眼镜”用粉笔在红木方桌上写了个大大的“10元”字样。
仅仅过了两天，就收到利群商店寄来的通知，说是红木方桌已经售出，可以凭“红色收据”来店里取钱。我实际到手的是9.3元，还有0.7元是服务费（也有叫佣金的）。拿了钱，我马上赶到立新风，因为那里有张杂木方桌，家里没有桌子太不方便了。我贴了5.7元，将那张杂木方桌买回家。
我至今保留着当年将红木方桌卖到寄售商店的原始发票。将近四十年过去了，那张红木方桌也不知被谁买了去，后来又派了什么用场。
201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