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天上父亲的礼物
《离乱弦歌忆旧游》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本书，再版时正值他老人家去世9周年。原书长达35万字，首版的责任编辑徐坚忠做事极为细致，也很耐心，因为这年逾八旬的作者老写不完，文章添了又添。奇怪的是老少二人从未见过面，来往书信却有一大沓。直到有一天，年轻的编辑从上海赶到南京时，已成诀别。
1999年大年三十的凌晨，我在北京被小弟赵苏的电话铃声惊醒，我不能相信10个小时前还和我在电话里聊天，叮嘱我好好写作的父亲，就这么快被病魔夺走了！父亲在乎过年，在乎跨越新世纪，在乎看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并不迷信的他，甚至要老天保佑他多活几年，好让他再完成6本书。遗憾的是，他都没能如愿，他没等到最后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出版，有人说他是活活写死的！
我给父亲的书写后记，这是母亲的主意。父亲走后，她说“你父亲的事都有你来管”，莫大的信任之外又带来了压力。这压力主要来自父亲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历史，虽沉甸甸的却已远离今天的社会，属于即将或者已经被许多国民遗忘了的领域。我很想去追回，去挽救，只感到力不从心了。
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和刘硕良先生的眼光和厚爱，在市场化严重倾斜的大环境里，还对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报以敬重之情。特别是责任编辑吴超，他提出西南联大70周年，要给西南联大毕业的学者们重新出书，他如此年轻，能为此类书的出版如此热心，令我感动。
12月13日上午，吴超捧来半尺高的书稿，命我4天内全部校好并写完后记。“今天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我脱口而出。
我看了整整两天，忘情地流着泪，跟着父亲又回到70年前民族危亡的关头，每个中国青年都面临着生死和命运的残酷抉择。原来想用过去写的纪念文章充当这篇后记，才发现它们远远不能表达这本著作的意义，以及带给我内心巨大的震撼。
原来，在那么多年的日子里，已逾古稀之年的父亲一直在默默地回忆并书写着这部他所亲历过的西南联大的历史。反复写，不厌其烦地写，趴在书桌上奋笔疾书，写啊，写啊，他的白发长年辉映在那盏橙罩绿柱的台灯光晕下。曾经是我们姐弟司空见惯的父亲背脊上的汗粒，被江南的湿冷冻裂了的手指，竟是这些用心血浇灌出的文字的代价！
我痛悔没能在他生前常去看他，多帮他一把。早点学会电脑，给他打打字，哪怕扇扇扇子，递上一杯热茶。而不是让他用客气的口吻说：“小妹，麻烦你，水开了，去灌暖瓶。”
此刻，我仿佛看见一个22岁面容清秀的温州青年，从家乡投奔到湖南南岳山。在战火逼近之时，又随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师生西迁春城，开始了“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迁移”。300人徒步3500多里登上云贵高原，父亲他们走的是车路和水路。
我仿佛还听见雨打铁皮屋顶发出的叮叮咚咚，秋风吹破纸糊窗户的声响。昆明联大教室里座无虚席，外文系才俊们正跟着教授大声念惠特曼的《草叶集》，也许是莎翁的十四行诗，或是但丁尼生的诗句。其中一个极用功的姓赵的男生，如饥似渴地学了英文、法文和意文。大家都爱叫他“年轻的诗人”。一边是敌人的狂轰滥炸，一边是在“抗战必胜”的信念激励下，写诗、翻译、做数学题，同学之间不分彼此，可以为学术争得面红耳赤。以“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的精神，“从1937年8月至1946年7月，共计8年11个月，以学年计算正好9个学年”。就这样，中国文化精英的火种，从“联大人”的手中传递着、燃烧着，并保存下来。史实证明，当年北方学府的迁徙和故宫国宝得以安全转移的奇迹，是靠百万将士的浴血奋战换来的！
我尚无法查证西南联大的学子健在的还有几位，单是“南湖诗社”转成“高原文艺社”的成员，恐怕只剩下我母亲和周定一老先生了。前两年去拜访他，他还精神矍铄地谈起西南联大，他和我父亲手里都各自保存着一张“南湖诗社”的老照片，同样在照片背后仔细写上同窗诗友的名字。90岁高龄的老人辨认昔日一张张年轻面孔，我能懂，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可悲的是，在后来的“文革”等政治劫难中，一批西南联大的学者遭遇摧残，其中有吴宓先生和梁宗岱先生。“南湖诗社”的旷世奇才、著名诗人穆旦，蒙冤去世时还不到58岁。
原“冬青诗社”的杜运燮和罗寄一（江瑞熙）也先后作古，在杜运燮参与编选的《西南联大现代诗抄》中他写道：“如果有人问我，像一些记者最爱提的那个问题：你一生印象最深、最有意义的经历是什么？我会随口用四个字回答：西南联大。我想，其他许多‘联大人’也会这样认为的。”
父亲的《离乱弦歌忆旧游》告诉了读者这是为什么！
而我们姐弟仨也从小听惯了“西南联大”四个字，有幸受到西南联大继承下来的“爱的教育”。今天比任何时候更为自己的双亲曾经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而感到自豪，正因为这两个“爱书之人”走到了一起，才会有我们亲亲爱爱的一家人。我深信我们的孩子们，也永远不会忘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这份光荣！
“爱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要学会感恩。没有哪一个学生，能像父亲对自己的老师这样知恩！暮年之际，在他的许多篇文章里，详细地回述了他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每位老师教过什么，是用哪本教材，选过哪一名篇，甚至这些老师上课时的谈吐、手势和神情，他都记得真真切切。他用诗人特有的敏感，画一般的视觉，带领我们回到蒙自、昆明、柏溪，展现出那些战乱中竟能存活下来的鸟语花香并洋溢着青春自由气息的“世外桃源”。瞧！繁忙的梅贻琦“穿着深灰色的长袍走来走去”，叶公超“衔着烟斗”“爱穿米色风衣”，“胖胖的”柳无忌“神采奕奕”，瘦长的英国现代诗人威廉·燕卜荪的“蓝灰色的眸子”和“红通通的高鼻子”，而闻一多的“炯炯目光”，沈从文的“和蔼笑容”，“笑眯眯”的吴宓“有时幽默”，冯至“身材魁梧”“声音洪亮”，钱钟书“完全用英文讲课”“滔滔不绝”……
谁想要了解这些极有学问的名师们在抗战时期真实的模样儿，那就请到我父亲的书里去看吧！
父亲走了9个年头。一定早在天那边见到了奠定他人生理想和东西方优秀文化启蒙的先生们，包括中学老师陈逸人、王季思和夏天翼先生。也许，他还见到被他翻译过著作的洋作家，比如梅里美、弥尔顿、马雅可夫斯基……当然，他更有可能回到20世纪40年代，去和斯丹达尔对话，关于索雷尔·于连。
我们姐弟仨多希望父亲“可爱的书桌”上的书本和稿纸永远摊开着，让它们的主人继续伏案工作，像以往的每一天那样。他所钟爱的书籍、藏书票、石榴树、杜鹃花，以及所有美的景致，都等着重新回到诗人的视线里。
2007年12月岁末于寒冷的北京
2015年5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