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自在菩萨的中国化转变——评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
在中国民众的佛教信仰历程中，固然涌现过若干在民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佛（如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等）、菩萨（如弥勒、地藏、文殊、普贤等），它们都受到中国民众的热烈追捧和崇拜，但就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佛当首推释迦牟尼，菩萨当首推观音。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中国民众的观音崇拜事实上已经超过了包括释迦牟尼在内的所有佛、菩萨，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中国本土，直至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部分中国民众的生活，其对中国社会潜在影响力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佛教信仰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因此观音崇拜问题很早就成为东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尤以日本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如松本荣一对敦煌壁画中观音图像的研究(1)、松本文三郎对古代印度支那地区观音信仰的考察(2) 、小林太市郎对晋唐观音信仰的综合考察(3) 、后藤大用对观音信仰的综合研究(4) ，以及佐伯富对近世中国观音信仰的研究(5) ，等等，都具有开创性。但事实上，要对中国观音信仰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如果仅仅运用佛教中国化的一般思路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可能还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深层次问题，比如观音性别转变的问题，若仅仅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探讨，很难获得满意的解决，因为它可能与中古以来中国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及其社会角色有关。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熟悉中国佛教史，还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有较深的积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不仅要充分运用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还涉及图像学、考古学等。所以对中国观音信仰仅仅进行局部研究相对容易，但系统深入的研究却相当困难。可能正因为如此，海内外系统研究观音信仰的专著十分少见，而近年在观音信仰研究方面取得较大突破的是华裔美国学者。
近二十多年来，西方汉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的热潮，在有关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中，民间信仰是一个相当受重视的主题，取得了一批成果，尤以美国学者成果突出(6)。观音信仰当然也可以纳入民间信仰系统，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于君方教授的观音信仰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步步展开的，她近期出版的《观音：观自在菩萨的中国化转变》（Kuan-yin: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以下简称《观音》）一书，是其近十几年来研究观音信仰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笔者迄今所见海内外第一部深入系统研究观音信仰的专著，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海内外关于观音信仰的研究取得了新突破，这从美国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中即可窥知一二。
Chun-fang Yu, Kuan-yin: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汉学家梅维恒教授（Victor H. Mair）认为：“《观音》毫无疑问地将成为未来研究这一特殊的通俗佛教形象的新起点……该书对佛教的研究自成一格。”以研究中国中古宗教著称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更认为：“《观音》是一部在未来几十年内将无匹敌者的力作。”（上述引文均见《观音》一书封底）
于君方教授祖籍中国湖北，童年时代是在抗战期间和内战期间的中国大陆度过的，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随家迁居台湾。她先后就读于台湾东海大学、美国北安普顿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 Northampton）和哥伦比亚大学，197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博士学位。之后长期执教于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即新泽西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宗教学系，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近期转任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及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并担任北美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于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佛教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既注重对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又关注现实中国的佛教信仰状况，在美国宗教学界有较高的知名度。其主要著作除《观音》以外，还有《佛教在中国的复兴：袾宏与晚明的整合》（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reprinted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2004）、《寻找佛法：一位当代中国佛教香客的回忆录》（In Search of the Dharma: Memoirs of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t Pilgrim，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遭遇佛法：中国佛教研究》（Encountering the Dharma: Studies in Chinese Buddhism, Binghamton: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2004）等。
《观音》一书的主旨是探讨观音崇拜的中国化过程及其特点、成因等，尤其对中华帝国晚期观音性别的转变与中国女性群体观音崇拜的微妙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全书由前言、正文、附录、参考文献目录和词汇索引等部分组成，煌煌640余页（前言5页+正文538页+附录14页+参考文献目录39页+词汇索引45页），正文中包含48幅插图和3幅地图。下面依次介绍本书主要内容和作者主要观点。
前言主要陈述研究缘起和对各方的致谢。在研究缘起的陈述中，作者特别提到了她的外祖母——一位生活在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普通中国妇女。正是这位普通中国女性虔诚的观音崇拜使作者自孩提时代起就对观音产生了兴趣，此后欲对中国的观音崇拜问题进行探寻成为作者长期的心理情结，而作者对观音的正式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此可见，作者对观音信仰的研究是基于个人兴趣和长时段的思考，这为她日后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而作者早年在中国生活的背景以及对中国民众观音崇拜的亲身经历，有助于她在后来的研究中对中国民众的观音信仰抱以同情式地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一点又恰是许多研究中国宗教的欧美学者所不具备的。
正文由十二章组成。
第一章绪论，简要阐述了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概述了作为观音原形的观自在菩萨在印度本土的情况；其次对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情形进行了简短的历史扫描，因为作者认为，要了解印度的观自在菩萨是如何转变成中国的观音的，必须具备佛教中国化的背景知识；最后介绍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第二章主要讨论了与观音崇拜有关的佛经材料，因为作者认为，观音信仰的引入与传播，经典绝对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讨论范围既包括显教经典，也包括密教经典，内容十分广泛。
第三章讨论了若干中国本土所造的有关观音的疑伪经，特别是《高王观世音经》。作者认为，检视这些中国本土的创新，并将它们与正规经典比较，可以找到观音崇拜在中国发展的线索。
第四章讨论观音灵应故事与观音中国化的关系。作者认为，尽管《法华经》为观音信仰提供了最重要的经典基础，但观音要扎根中国本土，必须获得独立的身份，而灵应故事在深化观音信仰、使观音获得独立身份方面无疑充当了一个强有力的角色。
第五章讨论了被认为是十一面观音化身的三位圣僧宝志（志公和尚）、僧伽（泗州大圣）、万回与观音崇拜的关系，深入探讨了三圣僧成为观音化身的原因。
第六章运用图像学的方法探讨了中国本土观音图像的传播对观音信仰中国化的推动作用。作者认为，艺术是使中国民众广泛知晓观音的最有力的、最有效的媒体之一，通过艺术可以最清晰地察觉观音性别的转变。
第七章检视了以千手观音为中心的、影响及于近代的大悲忏法及其救世神学。
第八章探讨了被中国民众认为是观音化身的妙善公主的传说，以及妙善公主与观音女性化的关系。作者认为，妙善不仅仅是观音的化身，而且特别是本土化的千手观音的化身。千手观音崇拜自唐代始在中国广为流行，通过艺术创作、称念《大悲咒》以及行大悲忏法而为中国民众所熟知。作者还认为，选择女性替代僧人不仅反映了艺术层面的性别变化，而且反映了在宋代一种新的组织化的居士佛教类型的兴起，这类居士佛教宣扬居士实践的同等效力，或许为妇女参与宗教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第九章考察了浙江普陀成为观音道场、进而成为观音朝觐圣地的过程，从另一个侧面对观音植根中国土壤的过程进行了考察。
第十章探讨了中华帝国晚期的观音形式，着重考察了白衣观音、南海观音和鱼篮观音等三种流行于帝国晚期的本土化的女性观音形象。作者认为，尽管这些女性观音形象对妇女有着特别的意义，但她们均为男性和女性所熟悉，并受到包括上流社会和普通社会阶层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崇拜。
第十一章讨论了出现最晚的第四种女性化的观音形象——作为圣母供奉的观音，作者注意到此种观音形象与帝国晚期兴起的秘密宗教派别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先后创建于十六、十七世纪的先天道、理教均以此观音崇拜为中心。
在八至十一章中，作者也一直在致力于探讨女性化的观音与妇女的关系。诸如女性化的观音形象为中国妇女提供了何种信息、女性化的观音以何种方式授予妇女权力，与此同时，观音崇拜又是如何适应儒家传统的等等都是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
第十二章为全书的结论部分。在结论部分作者提请读者共同思考这些问题：观音的转变问题如何能被当作一个佛教中国化的个案来研究？中国本土的传统是以何种方式来影响“进口的”大悲菩萨观自在的观念和感知的？作为中国化的“悲悯女神”的观音是以何种方式影响中国宗教的？等等。
综观《观音》一书，与以往的同类研究不同的是，在研究思路上，作者不仅充分注意佛教文献与传统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还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观音崇拜的中国化过程的影响，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不仅运用了诸如美国学者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所倡导的研究中国宗教应综合运用的历史学、文献学以及田野调查的方法(7)，还充分运用了艺术史家所擅长的图像学的方法，这一点非常重要。作者在研究中很早就注意到有关观音的图像知识对理解观音的中国化转变的重要性，但作者并未受过专门的艺术史训练，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她向美国著名佛教艺术史家何恩之（Angela F. Howard）教授学习佛教艺术达十余年之久。因而对于图像的重要作用，作者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我并不仅仅将单个的观音图像简单地作为插图使用，而是试图了解观音图像的演化是如何不但反映而且影响这位菩萨的感知变化的。我坚定地认为，这项研究乃至所有的中国宗教研究，利用文本文献和艺术图像都是绝对必要的。”（22页）所以《观音》一书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往的研究者或偏重于文献或偏重于图像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突破。美国的宗教学研究一直比较注重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比如近年来将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普遍运用到宗教学的研究中即是一例(8)。可以说，美国宗教学研究成果突出与美国学者注重理论与方法创新有很大关系，而中国方面，尤其中国大陆，目前在这方面还相对比较保守。笔者推重此书，原因正在于此。
笔者固然看重《观音》一书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较为圆满的解决，但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那样，该书不可能解决观音崇拜的所有问题（27页）。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如前所述观音信仰研究的难度所决定的，因此也不排除该书的某些观点有可商之处。但学术观点见仁见智，所以笔者不拟在此对书中的观点进行具体评述，相形之下，笔者更看重该书给研究者带来的研究启发意义，而这些研究启发意义主要来自作者新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论的突破。所以笔者完全同意梅维恒教授的观点，即《观音》一书目前完全可以作为研究观音信仰的新起点。在《观音》一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启发下，我们可以扩大视野，从而或可以对该书的某些论题作进一步的探索，或可以发现若干新的问题点。
下面就笔者识见所及，结合《观音》一书所带来的启发，对进一步探讨观音信仰问题略陈思路一二。
众所周知，佛教是像教，佛教信仰首先表现为偶像崇拜，图像资料完全可以视为探讨观音信仰变迁资料的一部分，因为对观音的偶像崇拜是观音信仰外在的表现形式，二者完全是统一对应关系，所以在考察观音信仰的变迁轨迹时，充分利用观音的图像资料，有助于探讨。因此，探讨观音图像的演变与观音信仰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应当成为研究观音信仰的重点之一。这方面，在《观音》一书的研究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但笔者以为，有关观音的图像资料还可作进一步研究，小则可弥补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文献记载不足的问题，大则可能有助于考察观音信仰变迁的轨迹。
（一）为了更好地把握观音崇拜在中国演进的脉络，需要更准确地了解观音崇拜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应当包括对两个方面的情况的考察，一是对图像本身的考察，即是要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观音造像（绘画、雕塑）进行图像学的研究，包括观音造像的类型、风格等，类型主要是对造像身份的辨别，风格主要是从美术学角度对造像的面相体征衣冠服饰等的考察；一是对造像者群体的综合考察，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得到造像者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造像者的身份、性别，造像的时间、地点，造像的目的、对象等。这一综合考察旨在试图了解各个历史时期观音信仰者群体社会阶层的变化、性别的变化（即男女比例的变化）以及信仰内涵的变化。了解社会阶层的变化、信仰内涵的变化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世俗化过程，而信仰者群体性别的变化与观音图像上的性征的变化如果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的话，即便这种变化只是微妙的，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观音在中国由男性向女性的转化过程。
进行上述研究主要依靠两类资料，一是中国各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观音造像资料，一是中国各历史时期保留下来的观音造像铭记。前者主要是供观音造像的图像学研究，后者主要是供对观音信仰者群体的综合考察。很显然，集齐这些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最大限度地占有。
（二）中晚唐以后，观音造像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组合形式，较为常见的有观音地藏组合、观音地藏阿弥陀组合、观音地藏药师组合以及观音圣僧组合等。这些组合形式背后所潜在的宗教内涵中应当有中国民众观音信仰出现的新情况，所以研究这些组合形式应当成为考察观音信仰中国化的一部分。这些组合的出现可能对观音信仰的进一步中国化起了促进作用，因为它们使得观音信仰更加随意，人们完全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设计观音与其他尊像的组合模式，而不再在乎这种组合是否有经典依据。与以往常见的观音阿弥陀的组合形式有经典依据的情形不同，这些组合形式实际上均无正规的经典依据，若一定要寻找所谓的经典依据，可能只有求助于中国本土所造的疑伪经了。以疑伪经为依据来造像的行为本身已经表明，中国民众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而这些造像组合中又包含着观音造像，所以恰值唐宋变革期出现的这些新的组合形式对探讨观音信仰在唐宋时期的进一步世俗化应当具有特殊的意义。
该问题的研究涉及图像和文献两方面的资料。前者主要是中晚唐、五代、两宋时期观音与其他尊像组合的图像资料；后者要特别注意疑伪经资料，此类资料敦煌佛典中保存较多，可利用日本学者疑伪经研究的成果。
（三）一般认为，观音性别的转变发生在唐代以后，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究竟何时被完全认定为女性，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图像的变化与信众观念的变化在逻辑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例如，从图像资料看，有唐一代，观音的女性特征的确越来越明显，但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是否已认定他为女性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人们的观念中完全认定他为女性后，女性才可能由于性别认同感对观音产生更为特殊的情感而更加崇拜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或许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华帝国晚期的观音信仰何以与女性关系尤为密切这一问题的理解。当然，这一问题的探讨绝不是（事实上也不可能是）观音信仰与女性关系的全部解释，但既然对理解这种关系有所助益，这一探讨还是有意义的。
探讨这一问题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文献记载考察人们在观音性别认定方面的观念上的变化，而文献考察的重点是唐宋时期（兼及元、明时期）的笔记小说体史料。
（本文原载《艺术史研究》第六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地藏信仰研究的进展与困惑——评张总《地藏信仰研究》
在佛教的菩萨信仰中，地藏信仰的流行程度仅次于观音信仰，约自公元七世纪中叶开始，地藏信仰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直到明清时期在民间仍有相当的影响。不仅如此，地藏信仰还先后从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并且也有相当的影响，尤其在日本，其流行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而保存下来的有关地藏信仰的文献资料和图像资料也相对比较丰富，所以地藏信仰的研究也像观音信仰的研究那样，很早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之一。早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就出现了地藏信仰的专著(9)。日本学者的研究也起步较早，成果最为丰富。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松本荣一氏、塚本善隆氏就对敦煌的地藏绘画展开了研究(10)，其后日本学者不断有相关的论文发表，并有几部专著问世(11)。不过，日本学者的研究虽然也涉及中国的地藏信仰，但仍以研究日本本土的地藏信仰为主。西方在近二十多年来兴起的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热潮的推动下，地藏信仰问题重新受到关注，近年也出现了研究地藏信仰的专著，其中包括研究韩国地藏信仰的专著(12)。在中国学术界，台湾地区学者近年也有两种研究地藏信仰的专著问世 (13)。相形之下，大陆学术界对地藏信仰的研究则显得比较寂寥，除了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以外，一直未见研究地藏信仰的专著面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而，张总先生的新著《地藏信仰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以下简称《研究》）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