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旧事
1968年深冬，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几乎影响（涉及）了中国城市每一个有子女家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当我听到这个必然要用锣鼓口号上街游行以示拥护的“最高指示”时，天津晚间的气温已经很低，海河变成了一条冰带。大凡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清楚，对“最高指示”的庆祝是不能过夜的。过夜就是不忠，不忠则意味着不革命，而不革命的罪名那是相当可怕呀。
天虽冷，但站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紧挨着车厢搭了个台，有不少人在上面发言、喊口号，都激动得不行。一女学生扎俩小辫儿，突然咬破手指，转身写了好一阵，然后举起一张挺大的纸，上写：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血红点点，触目惊心。
那女生我见过，16中的，天天上学从我家门前经过。看上去挺文弱的，没想到如此悍烈。我想看看她的手指：这么多血，不会咬掉一截儿吧？
有点可怕，赶紧挤出人群。天很冷，但站台上气氛很热闹，同学和同学、家长和孩子，都在不停地说呀笑呀，弄得我也激动了，心想早晚得走，真不如跟这拨儿走，挺光荣呀……
当汽笛长鸣，车轮启动，分别的时刻真的到了，也不知哪位母亲哇地哭了，大声喊着女儿的名字。连锁反应，顿时哭声、喊声一片，敞开的车窗里外不知多少只手紧抓不放，车站工作人员急得直跺脚，使劲儿拽，不拽就把人拎走了。火车远去，站台上随处可见瘫坐着的和被搀扶着的人，红旗、锣鼓已不见踪影。
我又害怕，这是光荣的时刻，怎么能流泪呢？我想等我走时绝对不哭，没准还有一点点庆幸——那几年，我家“客人”不断，可惜都是外调的。说是外调，其实是逼我父亲承认他昔日同仁有历史问题，一旦客人走了，街道又来找麻烦。我爸我妈说：不用号召，让你下乡你就走，省得在家遭罪。
于是，我就和很多同学不一样，我不大想去哪里，只想一走了之。不过，毕竟是少年，也羡慕在边疆持枪站岗，在草原上跃马扬鞭，起码在东站也戴上个大红花……过了两天到黄家花园买小豆冰棍，挤出来，看一女生好面熟：这不是那天在火车站写血书的女学生吗！手指光溜，我说：你没走呀？咬哪儿出那些血？她瞅瞅周边小声说：是红墨水。说完，扭身跑没影儿了。
真没劲，也太低估我们的觉悟了。冬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最高指示发表，哪儿都甭咬，踊跃报名，自觉销户口。正月二十一，起大早去东站，我还有点小兴奋，如果有人给我戴红花，让我在锣鼓、红旗下讲话，我该说些什么？
天还黑着，有人在候车室发车票，进了站台，就是去秦皇岛的慢车，别的啥都没有。上车朝下看，老爸站在人群后面朝我挥挥手，我想激动一下也没激动起来。
车启动了，同学们还在打闹，徐宏属牛，比我大一岁，他身子往外探，我用车窗压他，他嗖地缩进来，头上的新棉帽子掉下去。喊站上的人给扔上来，却来不及了，就见站台上有人捡起放在后面的车门下，但车门打不开。好久，到了一个小站，停两分钟，同学陆卫生从车窗跳下去，拿回帽子又爬上来。我很感谢他，要不我得赔人家帽子。
其时在欢庆打闹中，几乎所有人都顾不上细想，“再教育”这句话里可能还含有另一种理解，而这种理解就催生了知青下乡初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作为从天津市第一批到长城以北青龙县插队的知青，我愿将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写出以告世人。
那段最高指示中让人最激动并产生联想的话，应该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要说对青少年，就是对成年人，也极富诱惑力和感召力。尽管我因家庭出身的缘故不是红卫兵，心中对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只有恐惧而缺少激情，但听了街道髙音喇叭一遍遍的广播，还是不由自主也产生了些美好的向往与憧憬。脑袋里的画面于是也就有了，模样基本上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朝阳沟》，甚至还有《蚕花姑娘》（女主角很好看）等。至于接受“再教育”那个“再”字意味着什么，根本就未曾去想。日后才发现那个“再”字很可怕，它毫不留情地使知青身陷于一个很低的层次，从而去接受又一次无情的“教育”。用当时贫下中农中某些人的理解，就是这些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已经不管用了，城里不稀罕要他们，因此只能下放到乡下再接受一次教育。这类话在我初到乡下时常听到。
1969年初，我们“老三届”大部分还待在学校里（有少数1968年去了内蒙古农村和黑龙江兵团）。在34中主楼大教室，一位叫林海青的青龙县干部向我们介绍青龙县。他口才好，很善讲，甚至有些娓娓道来的意思，让少年学子听得鸦雀无声。他又很狡黠，他摸透了城里学生和家长的心理，避开了环境艰苦，选择了鸟语花香。“青山绿水花果遍野”，这景色使人顿时就像听到了郭兰英的歌声：人说山西好风光，水肥地美五谷香。可能还有同学想到“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便举手问：青龙是纯山区还是丘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