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

少半由于余生也晚，多半由于余来也晚，辜鸿铭虽然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我却没见过他。吴伯箫来北京比我早，上师范大学，却见过辜鸿铭。那是听他讲演。上台讲的两个人。先是辜鸿铭，题目是Chinaman，用英文讲。后是顾维钧，上台说：“辜老先生讲中国人，用英文；我不讲中国人，用中文。”这是我们在凤阳干校，一同掏粪积肥，身忙心闲，扯旧事时候告诉我的。我没见过，还想写，是因为，一，有些见面之外的因缘；二，他是有名的怪人，对于怪人，我总是有偏爱，原因之一是物以稀为贵，之二是，怪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来于真，或说痴，如果有上帝，这痴必是上帝的情之所钟，我们常人怎么能不刮目相看呢？

辜鸿铭（1857—1930），名汤生，推想是用《大学》“汤之盘铭”语，取字鸿铭，一直以字行，别号有慵人，还有汉滨读易者，晚年署读易老人。籍贯有些乱，追根，粗是福建或闽南；细就所传不同，有说同安的，有说厦门的，还有说晋江的。不追根就没有问题，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父亲是那里的华侨。一说母亲是西方人。十岁左右随英国布朗夫妇到英国，先后在英国、德国读书，其后还到过法、意、奥等国。肚子里装了不少西方的书和知识。更出色的是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几种语文，尤其英文，写成文章，连英国人也点头称叹，以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味儿，可以比英国的文章大家加来尔、阿诺德等。获得十几个学位，其中一个本土的是宣统皇帝赐的文科进士，也许就是因此而入了《清史稿》。二十几岁回国，巧遇著《马氏文通》的马建忠，得闻东方的书和知识，如所传禅宗六祖慧能之得闻《金刚经》，以为无上妙义尽在其中，于是改读中国旧籍。很快心就降服了，并由内而外，形貌也随着变，蓄发梳辫，戴红顶瓜皮小帽，穿绸长袍缎马褂、双梁鞋，张口子曰、诗云，间或也流利地Yes，No，好辩，好骂人，成为十足的怪物。受到张之洞的器重，二十年，先在两广总督署，后在湖广总督署，都入幕府为幕僚。清末到外务部任职，由员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清朝退位，政体改为共和，他衣冠不异昔时，表示效忠清室，尤其皇帝。也许以为入国学充四门博士之类不算变节吧，蔡元培校长请他到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他接受了。这，至少由他看，是割鸡用牛刀，心情的冷漠是可想而知的。其后还到日本讲过学，时间不很长，回国，总算迈过古稀的门槛，带着瓜皮小帽及其下的发辫，去见上帝了。

我最初知道有这么个怪人，记得是在通县上师范学校时期，看《芥川龙之介集》，其中《中国游记》有一节记作者在北京访问辜鸿铭的事。作者问辜有高才实学，为什么不问世事，辜英语说得急而快，作者领会跟不上，辜蘸唾液在桌上连写一串“老”字。其后我就注意有关这位怪人的材料。道听途说的不少，靠得住的是以下两种。一是他自己说他是东西南北之人，因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另一是特别受到外国人的尊重，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这后一种传说想来并非夸张。证据不少。其小者是不少外国上层人士，到中国，访他，在外国，读他的著作。其大者可以举两项：一是丹麦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得斯曾著长文介绍他；二是托尔斯泰于一九○六年十月曾给他写一封长信（收到赠书和信后的复信），表示在忍让、忠恕方面道同的盛意。这种情况有个对穷书生不利的小影响，是买他的著作，既难遇又价昂，因为旧书店收得他的著作，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只接待外宾、收外币的规定，却是异代同风，非高鼻蓝睛就不让你看。幸而我有个同乡在东安市场经营书业，我住得近，常去，可以走后门，日久天长，也就买到比较重要的几种。先说英文的，买到三种：一是一九○一年出版的《尊王篇》，二是一九一○年出版的《清流传》，三是一九二二年再版的《春秋大义》（1915年初版）。次要的还有《中国问题他日录》《俄日战争之道德原因》，《论语》《中庸》英译本，英汉合璧本《痴汉骑马歌》，我都没遇见过。中文著作，重要的只有两种，一九一○年出版的《张文襄幕府纪闻》，我买到了，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读易草堂文集》，我没买到。（1985年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收以上两种。）买到的几种，《春秋大义》扉页有作者赠孙再君的既汉又英的题字，署“癸亥年（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立夏后一日”，字颓败，正如其人那样的怪。此外还有介绍他的材料，也有几种。其中一种最重要，是林语堂编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第十二期，一九三四年出版，后半为《辜鸿铭特辑》，收文章九篇，托尔斯泰的信和勃兰得斯的评介（皆汉译）在内。刊前收相片两幅。一幅是辜氏的半身像，面丰满，浓眉，眼注视，留须，戴瓜皮小帽，很神气，不知何年所照。另一幅是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合影，一九二四年六月在清华大学工字厅所照，全身，瓜皮小帽，长袍马褂，坐而拄杖，其时他年近古稀，显得消瘦了。一九八八年岳麓书社出版伍国庆编《文坛怪杰辜鸿铭》，收介绍文章比较多，写本篇之前我也看到。

接着再说一种因缘。记得是四十年代初，友人张君约我一同去访他的朋友某某。某某住在北京东城，灯市口以南，与灯市口平行的一条街，名椿树胡同，东口内不远，路南的一个院落。我们进去，看到地大而空旷，南行东拐，北面是个小花园，花园尽处是一排平敞的北房，进屋，布局显得清冷而稀疏。我感到奇怪，问主人，他说原是辜鸿铭的住宅。介绍辜鸿铭的文章，有两篇说他住椿树胡同，其中一篇并注明门牌号数，是十八号，只有林斯陶一篇说是住东城甘雨胡同。甘雨胡同是椿树胡同以南相邻的一条街，如果他所记不误，一种可能，是住宅面积大，前有堂室，通甘雨胡同，后有园，通椿树胡同吧？不管怎么样，我一度看到的总是这位怪人的流连之地，虽然其时已经是燕子楼空，能见到空锁楼中燕，也算是有缘了。

因缘说完。言归本人的正传，想由外而内，或由小而大。先说说可以视为末节的“字”，我看也是因怪而坏。《辜鸿铭特辑》收陈昌华一篇《我所知道的辜鸿铭先生》，其中说：

中文的字体不十分好，但为了他的声誉的缘故，到台湾时，许多人请他写字，他亦毫不客气的写了，在台湾时在朋友处，我曾亲眼看见他写的“求己”二字，初看时，我不相信是他写的，他自己署名那个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离约摸有二三分阔，谁相信这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先生写的呢？

罗家伦在北大听过辜鸿铭讲英国诗的课，写《回忆辜鸿铭先生》，也说“在黑板上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我前面提到的《春秋大义》，扉页的题字正可以出来作证，十几个汉字，古怪丑陋且不说，笔画不对的竟多到五个。但是我想，这出于辜氏就再合适不过，因为，如果竟是赵董或馆阁，那就不是辜鸿铭了。

放大一些，说“文”。中文，怪在内容方面，可以不论。英文，表达方面特点很明显，稍看几行，就会感到与流俗的不同。我想，这是有意避流俗，求古求奇。这一点，林语堂也曾提到：

辜之文，纯为维多利亚中期之文，其所口口声声引据亦Matthew　Arnold，Carlye，Ruskin诸人，而其文体与Arnold尤近。此由二事可见，（一）好重叠。……（二）好用I say二字。（《辜鸿铭特辑·有不为斋随笔》）

总之是写英文，不只能够英国味儿，而且有了自己的风格。著文，用本土语，有自己的风格，使熟悉的人一眼便能看出，大不易，更不要说用外语了。专就这一点说，高鼻蓝睛之士出高价搜罗辜氏著作，也不为无因了。

再放大，说“性格”的怪。辜氏作古后不久，一位英语造诣也很深的温源宁用英文写了评介辜氏的《辜鸿铭先生》（后收入Imperfect　Understanding 一书，不久前由南星译成中文，名《一知半解》，由岳麓书社出版），其中说：

……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他留着辫子，有意卖弄，这就把他整个的为人标志出来了。他脾气拗，以跟别人对立过日子。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他所以得意扬扬，就是因为与众不同。因为时兴剪掉辫子，他才留辫子。要是谁都有辫子，我敢保辜鸿铭会首先剪掉。他的君主主义也是这样。对于他，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一心想特殊。……辜鸿铭很会说俏皮话，不过，他的俏皮离不开是非颠倒。所谓是非颠倒，就是那种看法跟一般的看法相反，可以把人吓一跳。……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对于辜氏的怪，这篇文章描述得有声有色，并能由形而神。不过说到怪的来由，温源宁认为只是求与众不同，就还值得研究。问题在“求”字；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就凡是多数人肯定的，辜氏应该都持否定态度，或者深入一步说，辜氏的所言所行，并不来于心里的是非，而是来于想反。事实大概不是这样，或至少是，并不都是这样。比如辜氏喜欢骂人，表现为狂，对于有大名的曾国藩和彭玉麟却网开一面，并曾套《论语》的成句说：“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有骂，有不骂，至少他自己会认为，是来于他心里的是非。是非的具体内容可能与常见不同；就辜氏说，是多半与常见不同。这是因为，“他觉得”他有不同于世俗、远远超过世俗的操守和见识。这种信念还固执得近于妄，比如他说，当时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他自己。因为此外都是坏人，他又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雅量，于是有所见，有所闻，不合己意，就无名火起，不能不一发作为快。发作之委婉者为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如：

（1）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张文襄（张之洞）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爱国歌》）

（2）近有客自游日本回，据云在日本曾见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与我今所谓《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仁义之说可得闻乎？’孟子对曰：‘王何必仁义，亦有富强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恶，言必称洋人。”云云。（同上《孟子改良》）

（3）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一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同上《官官商商》）

发作之直率者为点名的嬉笑怒骂，如：

（4）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忆刘忠诚（刘坤一）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同上《半部论语》）

（5）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同上《翩翩佳公子》）

（6）丁未年（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张文襄与袁项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余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同上《倒马桶》）

像这些，用处世的通例来衡量，确是过于怪，甚至过于狂；如果换为用事理人情来衡量，那就会成为，其言其人都不无可取，即使仍须称之为怪物也好。

怪还有更大的，是比性格更深重的“思想”。其中有些近于琐细，很落后，或说很腐朽，也可以说说。较大的一种是尊君，维护专制。他自己觉得，这也有理论根据，是只有这样才是走忠义一条路，才可以振兴中国的政教，保存中国的文明。这显然是闭眼不看历史、不看现实（包括西方议会制度的现实）的梦话。可是他坚守着，有时甚至荒唐到使人发笑的地步，如对于那位垂帘听政的既阴险又胡涂的老太太，他也是尽拥戴吹捧之能事；又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中所记，五四运动时期，北大教授在红楼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商讨的事件中有挽留蔡元培校长，辜鸿铭发言，也主张挽留，理由是，校长是学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其次的一种到了家门之内，他娶妻，为本国的淑姑夫人；纳妾，为日本的蓉子如夫人。还为纳妾辩护，理由用王荆公的《字说》法，说“妾”是“立女”，供男子疲倦时靠一靠的。有外国女士驳他，说未尝不可以反过来，女的累了，用男的做手靠；手靠不止一个，所以也可以一妻多夫。他反驳，理由是，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没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这就又是荒唐得可笑，应该归入怪一类。还可以说再其次的一种，有关妇女的脚的，因为欠雅驯，从略。

思想方面还有不琐细的，由现在看，是绝大部分离奇而片面。举其大而总的，是中国什么都好，外国什么都不好。这种怪想法还付诸实行。大举是写，写书，写文章，给西方人看，说西方的缺漏和灾祸如想得救，就只能吸收中国的文明。小活动是骂，据说照例是，看见英国人，就用英语说英国怎么坏；看见法国人，就用法语说法国怎么坏；等等。而所谓中国文明，是指孔子之道，即四书五经中所说。奇怪的是，他觉得，他眼见的多种社会现象（个个人除外），并不异于四书五经中所说，直到男人作八股，女人缠小脚，等等，都是，所以都应该保存，歌颂。

但因此就说他的主张一无足取，似乎又不尽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他写《春秋大义》（英文名直译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导言的第一段说（原为英文）：

现时的大战引起全世界的最大注意。我想这战争一定会使有思想的人们转而注意文化的大问题。一切文化开始于制服自然，就是说，要克服、统辖自然界的可怕的物质力量，使它不伤人。我们要承认，现代的欧洲文化在制服自然方面已经取得成效，是其他文化没有做到的。但是在这个世界，还有一种比自然界的物质力量更为可怕的力量，即藏在人心里的情欲。自然界的物质力量给人类的伤害，是远远不能与人的情欲所造成的伤害相比的。因此，很明显，这可怕的力量——人的情欲——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调理和节制，那就不要说文化，就是人类的生存也将成为不可能。

以下分几章，介绍中国封建传统的“理想”一面，用意是告诫现代西方的重物质文明，说都错了，要改行中国的孔子之道，把力量用在治心方面，不必多管飞机大炮。他的这种思想，显然是坐而可言，起而难行。事实是，温良恭俭让与飞机大炮战，缩小到身家，“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与钱尤其外币战，前者胜利的可能是几乎没有的。但这是必然，未必是应然。即以辜氏的空想而论，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只顾物而不管心吗？如果胆敢理论上承认、行动上甘心这样，或只是不由自主地这样，那就一连串问题，大到“上下交征利”，小到为钱而不惜心与身，都来了。怎么办？如果还想办，我们似乎就应该想想辜鸿铭。他的救世的处方是，要德不要力，要义不要利，要礼教不要货财，总之是要精神文明不要物质文明。这药显然很难服用，因而也就难于取得疗效。但他诊断有病，不错，总可以算作半个好医生吧？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最后总而言之，辜鸿铭的特点是“怪”。怪的言行，有些有佯狂成分，那是大缺点。但有些来于愤世嫉俗，就间或可取，至少是还好玩。如：

（1）有一次他跟胡适说：“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指伪道学的孔教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文坛怪杰辜鸿铭》第3页）

（2）他在一篇用英文写的讽刺文章里说：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同上书第17页）

（3）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氏道：“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同上书第175页）

这虽然都是骂人，却骂得痛快。痛快，值得听听，却不容易听到，尤其在时兴背诵“圣代即今多雨露”的时代。痛快的骂来于怪，所以，纵使怪有可笑的一面，我们总当承认，它还有可爱的一面。这可爱还可以找到更为有力的理由，是怪经常是自然流露，也就是鲜明的个性或真挚的性情的显现。而这鲜明，这真挚，世间的任何时代，总嫌太少；有时少而至于无，那就真成为广陵散了。这情况常常使我想到辜鸿铭，也就不能不以未能在北大红楼见到这位戴红顶瓜皮小帽下压发辫的怪人为不小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