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图书馆

北大图书馆

文章标题不宜过长,所以只好把本该写在前面的“我上学时期的”几个字略去;“北大”也用了简称,全称是要写为“国立北京大学”的。这时期的图书馆在松公府,是新由红楼地下室迁入的。这至少是再迁,因为据旧同学录“沿革”部分所记,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即建校之后四年)设置藏书楼,地点是在“学校后院”(推想就是应保存而于七十年代拆掉的所谓“公主楼”)。为了校外人看到这里不致茫然,这里要翻翻旧账。所谓学校,是指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经过许多波折,最后才成为“北京大学”的。且说创立时的校址,原是清乾隆皇帝的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下嫁傅恒之子福隆安)的府第,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借庙名为街名)西部路北。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在其东沙滩汉花园建红楼,后用作文科教室,称第一院(文学院),原马神庙(改名景山东街,不久前改为沙滩后街)校址降为第二院(理学院)。专说第一院的扩张情况。红楼邻街,坐北向南,为四层砖木建筑。其背后有属于松公府的空地,再北偏西是松公府。先是一九一八年,学校租空地作操场;到一九三一年,一劳永逸,连府也买过来。府有几进房屋,相当好,稍加修整就把图书馆和研究所国学门迁进去,馆在前,所在后。馆,藏书不少,所,藏古物不少,至今还是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珍贵家当。我一九三一年暑后上学,松公府时期的图书馆刚启用,一九三五年暑后离开学校,新图书馆已经建成(在府门西南),馆即将升迁,所以说句笑话,我是与松公府时期的图书馆共始共终。又所以,谈闲话就不该漏掉它。

当然,谈它,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时我还年轻,很糊涂加多幻想,盲人骑瞎马,而它,像一束微弱的光,有时照照这里,有时照照那里,就说是模模糊糊吧,总使我仿佛看到一些路。这样说,提到图书馆,我是应该永远怀有感激之情了。也不尽然,因为它给我的是一些“知”,而知,根据西方的最上经典,来于伊甸园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受了蛇的引诱才吃,得的果报必是“终身劳苦”。但木已成舟,也就难于找到解救的办法,因为生而为人,能力总是有限的,比如说,坐在哪里,面对众人,说些自己绝不相信的“天子圣哲”之类的话,练练,不难;至于静夜闭门,独坐斗室,奉劝自己相信鞭打就是施恩,那就大难。大难,想做也做不到,只好不做。话扯远了,其实我只是想说说,四年出入图书馆,我确是有所得,虽然这所得,用哲学的秤衡量,未必合理,用世风的秤衡量,未必合算。

该言归正传了。且说那时候,北大有些学生,主要是学文史的,是上学而未必照章上课。不上,到哪里去?据我所知,遛大街,以看电影为消遣的很少;多数是,铁架上的钟(在红楼后门之外稍偏西)声响过之后,腋夹书包,出红楼后门,西北行,不远就走入图书馆。我呢,记得照章应上的课,平均一天三小时,减去应上而理应听的,不应上而愿意听听的,剩余的时间还不少,就也夹着书包走进图书馆。经常走进的房子只有第一、二两进。第一进是卡片兼出纳室,不大,用处用不着说;第二进是阅览室,很大,用处也用不着说。两个室都有值得说说的,因为都有现在年轻人想也想不到的特点。

先说卡片兼出纳室。工作人员不多,我记得的,也是常有交往的,只是站在前面的一位半老的人。记得姓李,名永平,五十多岁,身材中等偏高,体格中等偏瘦,最明显的特点是头顶的前半光秃秃的。这位老人,据说是工友出身,因为年代多了,熟悉馆内藏书的情况,就升迁,管咨询兼出纳。为人严谨而和善,真有现在所谓百问不烦的美德。特别值得说说的还不是这美德,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出入图书馆四年,现在回想,像是没有查过卡片,想到什么书,就去找这位老人,说想借,总是不久就送来。一两年之后,杂览难免东冲西撞,钻各种牛角尖,想看的书,有些很生僻,也壮着胆去问他。他经常是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说,馆里有,在什么什么丛书里,然后问借不借。我说借,也是不久就送来。还有少数几次,他拍过额头,沉吟一下之后,说馆里没有,要借,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然后问我:“借吗?”我说借,大概过三四天就送来。我们常进图书馆的人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说他是活书目。四年很快过去,为了挣饭吃,我离开北京,也就离开这位老人。人总是不能长聚的,宜于以旷达的态度处之;遗憾的是,其后,学校南渡之前,我曾多次走过浅灰色三层兼两层楼房的新图书馆,却没有进去看他。应做的事而没有做,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再说第二进的阅览室。布置没有什么新奇,长方形比书桌大很多的木板大案,不远一个,摆满全室;案两面各有几把椅子,是供阅览者坐的。往图书馆,进室,坐在哪里,任随君便,只要那里还没有人坐。但是既已坐下,就会产生捷足先登的独占权。所谓独占,不同于现在的半天一天,而是长时期。这长时期,来于借书还书的自由主义。具体说,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书多少,数量不限;另一方面是借的时间,长短不限。此外还可以加上一种小自由,比如我们一些几乎天天来的看客,座位有定,借书,大多是送货上门。这样,借的书,有的短期看不完,有的常常要翻翻,就不是勤借勤还,而是堆在面前,以逸待劳。现在还记得,我的位子在室的东北角,面前的书,经常堆成小山岭,以至对面那位的活动情况,看什么书,是否记笔记,一点也不知道。前面说过,图书馆藏书不少,我,颇有现在一些旅游家的心情,到北京,不只著名的燕京八景要看看,就是小胡同,只要有感兴趣的什么人住过,也想走进去,摸摸残砖断瓦。于是而借这个借那个,翻这个翻那个。就这样,许多书,大块头的,零种的,像游鱼一样,从我的面前游过去。由自己方面说,是跳到古籍的大海里,尽情地扑腾了一阵子。结果呢,如果也可以算作有所得,这所得,至少就上学的四年说,完全是也奉行自由主义的北大图书馆之赐。这里需要加点说明,是我并不提倡这方面的自由主义也向外扩张,向下流传,原因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图书馆的任务,方便读者的一面当然要重视,但还有另一面,是看守,防止损坏丢失,这后者如果一放松,那就不堪设想了。

说到向下流传,我不由得想到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真够得上发扬光大了。迁到原燕京大学,新建了既高大又豪华的楼房。书,吞并了燕京大学收藏的,加新购,据说就数量说,已升到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图书馆。善本,甚至孤本,也不少。这新图书馆,我也利用过,是几年以前,因为考证有些旧人旧事,须查善本。照章,带着介绍信,还求副馆长版本专家郭君打了招呼,才拿到善本室的阅览证。善本室的工作人员也和善,但照章,要先查卡片,写好书名和编号,坐等。找到,要先交工作证和阅览证,作为抵押,然后领书。看完,还要立即归还。对于防止善本的损坏丢失,手续再增加,我也谅解;只是借到的书,有的盖有旧北京大学的印记,我看看,想想,感到那样多的书,那样长的过往,都离我太远了,不禁为之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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