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之本
《三国演义》之本，无疑是《三国志》。《三国演义》只是一个简称，一个约定俗成的书名。它的全名、原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明确承认《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依附关系。“通俗”二字，是自谦，也是实情；是实情，又是策略。以史娱人的历史小说，只有降低身段，作出仰慕正史的姿态，才能获得上流社会的宽容，削弱、消解他们的鄙视和排斥，赢得生存的空间。《三国志》诞生以前，三国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泛地流传，但是，处于分散的、口耳相传、自生自灭的状态。直至陈寿的《三国志》诞生，三国兴亡的全貌，有了权威的完整的叙述文本，三国故事才有了依附的对象。《三国志》分别从曹魏、蜀汉、东吴三个角度，为三国的兴衰描绘出基本的线索，对三国时期众多历史人物的生平轨迹、思想性格作了基本的勾勒和界定。
说到《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以下八点：
一、作为正史，《三国志》关心的是军国大事，目的是总结兴亡成败的历史经验。这一点被《三国演义》继承。《三国演义》关注的，同样是军事和政治，特别注重战争的描写。其他的一概不管。军事政治以外的人物，统统被边缘化，可有可无。
二、封建社会的史学家信奉英雄史观。他们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关注的是帝王将相。这一点亦被《三国演义》所继承。英雄史观对群体的忽视，渗进了历史小说对战争的描写。逼上梁山的黄巾，在《三国演义》中，更是被描写成一群愚昧无知、唯知劫掠的乌合之众。小说的聚光灯，打在三国的领袖身上，打在各国运筹帷幄的谋臣和搏杀疆场的武将身上。
三、史家推崇实录。虽然史学必定为尊者讳，又必定为胜利者所涂抹，但这种避讳和涂抹，也是有时限的。历史的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住的，档案总有解密的一天。陈寿死于晋元康七年（297），他在撰写三国的历史时有很多顾忌，特别是涉及曹丕代汉、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无法彻底地做到实录。但历史的基本轨迹是不能伪造的，平心而论，他写到那样，已经很不容易。史官不直接参加行政管理，地位相对超脱，史学那种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史德”，也被《三国志》作为传统，惯性地继承下来。《三国演义》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摒弃那些明显违背史实，过于荒唐的情节。时至元明，对于曹丕代汉、魏晋易代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顾忌，没有必要替曹丕、司马懿父子遮掩。与此同时，根据拥刘反曹的需要，根据艺术的需要，作了大量的虚构，是所谓“七实三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国演义》里的精彩之处，完全出于虚构。事实证明：过犹不及，《三国演义》在历史与虚构的平衡问题上，处理得非常成功。
四、就《三国志》而言，《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其中《蜀书》的记载最为简略。因为蜀汉无史，陈寿必须自己收集资料。有关蜀汉的事迹，往往要到《魏书》《吴书》里去找。诸葛亮全神贯注于军国大事，没有设置史官，没有安排人去记录蜀汉的历史，身为宰相，是有责任的。如果说诸葛亮的治国有什么不足之处，这就是一点。譬如赤壁之战中，刘备方面在军事上如何配合东吴击败曹操，《蜀书》的记载极为简略，语焉不详。《先主传》里只是说：“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诸葛亮传》中大段文字介绍诸葛亮出使东吴，劝说孙权下定决心，与曹操决战。军事方面没有具体介绍，只是说：“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关羽大意失荆州，如此重大事变，《诸葛亮传》里居然一字不提。在《先主传》里也只有7个字的记载：“俄而孙权袭杀羽。”刘禅在位40年，而《后主传》居然只有3000字其中有13年的记载，每年不到20字。——亡国那一年的记载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的文字。其中刘禅的降表大约250字，魏元帝安慰他的诏书大约350字——似乎刘禅一生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投降。《后主传》中基本上没有记录刘禅的事迹，只记诸葛亮和蒋琬、费祎、姜维等人的活动。《三国演义》要突出刘备一方，歌颂刘备一方，《蜀书》却那么简略，这是一个矛盾。小说用大胆的艺术虚构来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蜀汉的国力，在小说里被大大地夸张了。其次，《三国演义》里大部分精彩的虚构集中于刘备一方，尤其是集中于诸葛亮和关羽。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虎牢关三英战吕布，陶谦的三让徐州，刘备三顾茅庐的种种花絮，诸葛亮火烧新野，刘皇叔跃马过檀溪，刘备去东吴成亲，三个锦囊妙计，诸葛亮三气周瑜，关羽的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斩文丑，庞统的连环计，草船借箭，诸葛亮借东风，华容道放曹操，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斩蔡阳、单刀赴会、战黄忠，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关羽显灵与吕蒙之死，诸葛亮七擒孟获、空城计、巧布八阵图，死诸葛吓退活仲达，等等。《蜀书》的简略为《三国演义》的虚构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材料少，一方面是困难，一方面是机遇，事情就是这样的矛盾。《三国演义》里，赤壁之战的描写用了整整八回的巨大篇幅，波澜迭起，精彩纷呈。巧妇做出了无米之炊。
五、《三国志》分国书写，每国的历史，仍然采用纪传体的体例，这种体例显然不能催生出长篇历史小说的框架。借鉴北宋司马光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参考其融《三国志》和裴注于一体的三国部分，可以更方便地构筑起长篇历史小说的巨大框架。
六、《三国志》对三国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偏不倚，没有明显的褒贬。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对刘备的评价：“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非常客观，一碗水端平。《三国志》对曹魏集团以正面的描写为主，而民间传说和野史笔记中对曹魏则以负面的描写为主。民间传说和野史的这种状况，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初见端倪。《世说新语》里提及曹操的条目，都是负面的描写。离三国的时代越远，这种趋势就越明显。在唐宋的诗文中，曹操还是正面的评价为主，而民间的舆论中，野史的描写中，曹操已经是一个酷虐诡谲的形象。
七、《三国演义》里的很多人物，其思想性格，与《三国志》对他们的刻画完全一致。譬如董卓、袁绍、袁术、吕布、荀彧、贾诩。恰恰是那些更加重要的人物，譬如曹操、诸葛亮、周瑜、司马懿，性格与《三国志》的描写有了一定程度的偏离，他们的事迹被极大地细化和扩张。
八、在《三国志》里，曹丕代汉，司马炎代魏，这种禅让的闹剧获得了正面的描写，似乎是一种正常的过渡。可是，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越来越加强，魏晋南北朝那种权臣以禅让形式篡位的模式，已经不能为后世的君王和史学家所接受，曹操、司马懿的形象也越来越黑，被钉在了乱臣贼子的耻辱柱上。《三国演义》对曹操、对司马氏集团的负面描写，继承民间对曹魏的反感，顺应这一重大的变化，而与《三国志》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