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之本

《三国演义》之本

《三国演义》之本,无疑是《三国志》。《三国演义》只是一个简称,一个约定俗成的书名。它的全名、原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明确承认《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依附关系。“通俗”二字,是自谦,也是实情;是实情,又是策略。以史娱人的历史小说,只有降低身段,作出仰慕正史的姿态,才能获得上流社会的宽容,削弱、消解他们的鄙视和排斥,赢得生存的空间。《三国志》诞生以前,三国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泛地流传,但是,处于分散的、口耳相传、自生自灭的状态。直至陈寿的《三国志》诞生,三国兴亡的全貌,有了权威的完整的叙述文本,三国故事才有了依附的对象。《三国志》分别从曹魏、蜀汉、东吴三个角度,为三国的兴衰描绘出基本的线索,对三国时期众多历史人物的生平轨迹、思想性格作了基本的勾勒和界定。

说到《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以下八点:

一、作为正史,《三国志》关心的是军国大事,目的是总结兴亡成败的历史经验。这一点被《三国演义》继承。《三国演义》关注的,同样是军事和政治,特别注重战争的描写。其他的一概不管。军事政治以外的人物,统统被边缘化,可有可无。

二、封建社会的史学家信奉英雄史观。他们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关注的是帝王将相。这一点亦被《三国演义》所继承。英雄史观对群体的忽视,渗进了历史小说对战争的描写。逼上梁山的黄巾,在《三国演义》中,更是被描写成一群愚昧无知、唯知劫掠的乌合之众。小说的聚光灯,打在三国的领袖身上,打在各国运筹帷幄的谋臣和搏杀疆场的武将身上。

三、史家推崇实录。虽然史学必定为尊者讳,又必定为胜利者所涂抹,但这种避讳和涂抹,也是有时限的。历史的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住的,档案总有解密的一天。陈寿死于晋元康七年(297),他在撰写三国的历史时有很多顾忌,特别是涉及曹丕代汉、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无法彻底地做到实录。但历史的基本轨迹是不能伪造的,平心而论,他写到那样,已经很不容易。史官不直接参加行政管理,地位相对超脱,史学那种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史德”,也被《三国志》作为传统,惯性地继承下来。《三国演义》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摒弃那些明显违背史实,过于荒唐的情节。时至元明,对于曹丕代汉、魏晋易代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顾忌,没有必要替曹丕、司马懿父子遮掩。与此同时,根据拥刘反曹的需要,根据艺术的需要,作了大量的虚构,是所谓“七实三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国演义》里的精彩之处,完全出于虚构。事实证明:过犹不及,《三国演义》在历史与虚构的平衡问题上,处理得非常成功。

四、就《三国志》而言,《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其中《蜀书》的记载最为简略。因为蜀汉无史,陈寿必须自己收集资料。有关蜀汉的事迹,往往要到《魏书》《吴书》里去找。诸葛亮全神贯注于军国大事,没有设置史官,没有安排人去记录蜀汉的历史,身为宰相,是有责任的。如果说诸葛亮的治国有什么不足之处,这就是一点。譬如赤壁之战中,刘备方面在军事上如何配合东吴击败曹操,《蜀书》的记载极为简略,语焉不详。《先主传》里只是说:“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诸葛亮传》中大段文字介绍诸葛亮出使东吴,劝说孙权下定决心,与曹操决战。军事方面没有具体介绍,只是说:“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关羽大意失荆州,如此重大事变,《诸葛亮传》里居然一字不提。在《先主传》里也只有7个字的记载:“俄而孙权袭杀羽。”刘禅在位40年,而《后主传》居然只有3000字其中有13年的记载,每年不到20字。——亡国那一年的记载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的文字。其中刘禅的降表大约250字,魏元帝安慰他的诏书大约350字——似乎刘禅一生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投降。《后主传》中基本上没有记录刘禅的事迹,只记诸葛亮和蒋琬、费祎、姜维等人的活动。《三国演义》要突出刘备一方,歌颂刘备一方,《蜀书》却那么简略,这是一个矛盾。小说用大胆的艺术虚构来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蜀汉的国力,在小说里被大大地夸张了。其次,《三国演义》里大部分精彩的虚构集中于刘备一方,尤其是集中于诸葛亮和关羽。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虎牢关三英战吕布,陶谦的三让徐州,刘备三顾茅庐的种种花絮,诸葛亮火烧新野,刘皇叔跃马过檀溪,刘备去东吴成亲,三个锦囊妙计,诸葛亮三气周瑜,关羽的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斩文丑,庞统的连环计,草船借箭,诸葛亮借东风,华容道放曹操,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斩蔡阳、单刀赴会、战黄忠,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关羽显灵与吕蒙之死,诸葛亮七擒孟获、空城计、巧布八阵图,死诸葛吓退活仲达,等等。《蜀书》的简略为《三国演义》的虚构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材料少,一方面是困难,一方面是机遇,事情就是这样的矛盾。《三国演义》里,赤壁之战的描写用了整整八回的巨大篇幅,波澜迭起,精彩纷呈。巧妇做出了无米之炊。

五、《三国志》分国书写,每国的历史,仍然采用纪传体的体例,这种体例显然不能催生出长篇历史小说的框架。借鉴北宋司马光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参考其融《三国志》和裴注于一体的三国部分,可以更方便地构筑起长篇历史小说的巨大框架。

六、《三国志》对三国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偏不倚,没有明显的褒贬。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对刘备的评价:“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非常客观,一碗水端平。《三国志》对曹魏集团以正面的描写为主,而民间传说和野史笔记中对曹魏则以负面的描写为主。民间传说和野史的这种状况,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初见端倪。《世说新语》里提及曹操的条目,都是负面的描写。离三国的时代越远,这种趋势就越明显。在唐宋的诗文中,曹操还是正面的评价为主,而民间的舆论中,野史的描写中,曹操已经是一个酷虐诡谲的形象。

七、《三国演义》里的很多人物,其思想性格,与《三国志》对他们的刻画完全一致。譬如董卓、袁绍、袁术、吕布、荀彧、贾诩。恰恰是那些更加重要的人物,譬如曹操、诸葛亮、周瑜、司马懿,性格与《三国志》的描写有了一定程度的偏离,他们的事迹被极大地细化和扩张。

八、在《三国志》里,曹丕代汉,司马炎代魏,这种禅让的闹剧获得了正面的描写,似乎是一种正常的过渡。可是,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越来越加强,魏晋南北朝那种权臣以禅让形式篡位的模式,已经不能为后世的君王和史学家所接受,曹操、司马懿的形象也越来越黑,被钉在了乱臣贼子的耻辱柱上。《三国演义》对曹操、对司马氏集团的负面描写,继承民间对曹魏的反感,顺应这一重大的变化,而与《三国志》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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