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

你问什么是“新文化”，这可不好回答；一定要说，必定是见仁见智。若仅限于反对“旧文化”，那这个词没有多少阐释力。因无论何时何处，你都能见到其缥缈的踪迹。正因内涵不确定，边界很模糊，谁都能用，因而谁都无法独占，不管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可收“新小说”“新儒学”，就是不收“新文化”。但如果加上“运动”二字，那就大不一样了。在当下中国，只要受过初等教育，都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那是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以及鲁迅等发起的以反传统、反礼教、反文言为标志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

说到此“运动”，必须区分三个相互关联但不无差异的概念：“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主要是社会抗争，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文化”居从属地位。谈“新文化”而戴上五四的帽子，标尺决定了视野，其论述必定大受限制。相对来说，还是“新文化运动”更有腾挪趋避的空间。

为什么强调“腾挪趋避”？因当初陈独秀在解答“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时，就显得宽泛无边：“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17]由此可见，这个今人表彰不已的“新文化运动”，最初就是个大箩筐，除了政治、军事、经济，其他的都可往里面装。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新文化运动”到底从何而来、应如何划定边界，并阐明其发展动力。

一、被建构的“新文化运动”

很难说是谁第一个使用“新文化运动”这个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不是陈独秀、胡适的自我命名。1920年4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开篇就是：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这都是我们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的事呵！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是个新名词，但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通了；第二，这新词不是陈独秀创造的，他只是“赞成”而已。同年9月17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讲，也有类似的表述：

我暑假里，在南京高等师范的暑期学校里讲演，听讲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时髦的教员了。这些教员是从十七省来的，故我常常愿意同他们谈天。他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又常常问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实在回答不出来。[18]

对于已经变得非常时髦的新名词“新文化运动”，作为主将的陈独秀好歹还是认领了；而年少气盛的胡适，则干脆否认自己所从事的就是“新文化运动”。

对于最早使用“新文化运动”这个词的那些人，鲁迅明显不太信任。在撰于1925年11月的《热风·题记》中，鲁迅有这么一段精彩的描述：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现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19]

在一年后所撰《写在〈坟〉后面》中，鲁迅再次表达了对于命名者的不恭：“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20]鲁迅没说最初的命名者是谁，但言谈中不无讥讽——那可是大势所趋时，用来“收割光荣”的聪明伎俩。大转折时代，风气说变就变，“新文化运动”很快就洗去了尘埃，成了万众瞩目的“绝妙好辞”。这个时候，那些原本犹豫、质疑、讥讽的，也都“咸与维新”了。

曾经风起云涌的新社会、新青年、新思潮、新道德、新信仰、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等，如今被集约成了“新文化运动”，这虽非陈、胡等人的初衷，但既然已经流行开来，作为始倡者，你不认也得认。况且，反对者打上门来，用的是《论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化运动》《评提倡新文化者》等醒目的标题[21]；而敏感的出版界闻风而动，编的也是《新文化辞书》[22]。因此，陈、胡等人只好也跟着讨论起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来。

比起1915年《敬告青年》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23]，毫无疑问，1919年1月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更为旗帜鲜明，也更能体现“新文化运动”的精髓：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4]

面对如一潭死水的传统中国，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横扫千军如卷席，虽如蛮牛闯进了瓷器店，撞倒了不少好东西，但毕竟促成了国人对于“旧文化”的深刻反省。此后的中国人，不再迷信“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学会追问“从来如此，便对么？”[25]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最让后人追怀的，不是具体论点，而是其坚定的立场与勇猛的身姿。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一时期的陈独秀，谈“新文化运动”时，是不包含实际政治的。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陈独秀称“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因此，“新文化运动”只包含“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而不涉及现实政治。[26]在陈独秀看来，“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是两回事，不该混为一谈。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进来，这“文化运动”就变得无所不包；若连军事也进来了，“那便成了武化运动了，岂非怪之又怪吗”[27]。最好是分途发展，“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各走各的路。对于鱼与熊掌之不可兼得，陈独秀有清醒的认识：

有一班人以为从事文化运动的人一定要从事社会运动，其实大大的不然；一个人若真能埋头在文艺、科学上做工夫，什么妇女问题、劳动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还发点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害在文化运动上的成绩。[28]

同样道理，从事社会运动的，不必要求其在文化运动上有成绩。此文意在提倡新文化运动，故强调“创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反对“拿文化运动当作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29]可作为壮怀激烈的“老革命党”，陈独秀的真正兴趣还是在社会运动。此文发表后两个月，陈便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此后更全身心地投入风云激荡的实际政治。

反倒是书生气十足的胡适，老是想不清楚，以为《新青年》同人原本可固守不谈政治的约定，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做文章的。因此，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日后的政治走向，胡适一直耿耿于怀。1960年5月4日，胡适应台北广播电台的请求，做了题为《“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的录音演讲，其中提及“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因此各党派纷纷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