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关系史

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两种简介

在早期中欧关系史上，罗马教廷所在的梵蒂冈无疑是最重要的史料收藏中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者们对梵蒂冈教廷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所藏有关书籍的了解，远不如对法国国立图书馆、英国图书馆、上海徐家汇图书馆所藏书籍的了解程度，原因之一，是梵蒂冈一直没有出版相关书籍的目录。事实上，早在1922年6、7月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教授就编成一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e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以下简称《梵蒂冈汉籍目录》）。但这部目录只有打字本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和极少数汉学图书馆以及个别学者手中，而没有为学术界广泛使用。可喜的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高田时雄（Takata Tokio）教授，在获得伯希和打字稿本后，数访罗马，仔细核校，终于把伯希和这部遗稿整理成书，由京都的意大利国立东方学研究所（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列为该所的《参考文献丛刊》第一种（Reference Series 1），于1995年12月出版。高田教授在核正伯希和目录的同时，把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伯希和目录之外的汉籍，也按伯希和目录的注录方式一一登录下来，汇编成《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Supplément à l’inventaire des livre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以下简称《补编》），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列为《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第7册，于1997年5月出版。这两本目录使我们了解到梵蒂冈所藏汉籍和基督教或天主教传教士的中西文著作的基本情况，它们无疑是研究中欧关系史，特别是基督教入华史和明清时期中国文化西渐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书影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书影

正如意大利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富安敦（Antonino Forte）教授在序言中所推测的那样，伯希和应当是为了研究唐建中（780—784）时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其研究史而到梵蒂冈收集材料的(1)，他以极为丰富的汉籍知识和刻苦工作的学者毅志，在短短三个星期里，编制了这份现在看来仍是相当详细的目录。《梵蒂冈汉籍目录》按图书馆收藏单位，分七组藏品著录，由于一些藏品在图书馆内部已有分合，并增加了“Palatino收集品”，所以高田时雄氏将全书分八组著录，著录号码约八百余，每一号码少则一种书，多则有二、三十种。对于每一种书，伯希和都给出汉文书名的拉丁转写（用法国远东学院转写法），高田时雄则极为明智地改成拼音体系，因为这一体系对今天的大多数读者更方便使用。高田氏的另一贡献是给出每个汉文书名、作者名、出版地、出版社的汉文原字，这对于中、日学者来讲更为方便而且准确。伯希和的著录还包括作者、出版社、出版地，有时对作者和内容有所说明，他还给出高第（H. Cordier）《中国书目》（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és en Chine par les Européens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cle，Paris 1901）和古恒（M. Courant）《中韩日文书目》（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aponais, etc., Paris 1902-1912）中的编号，以便可以得知汉文原名。高田时雄的工作除了保留所有伯希和注记内容外，订正一些错字，并就藏本的转移，参考文献等作了必要的补充，写在脚注或方括号中以示区别。他在王重民先生《罗马访书记》中提到的几种汉籍处都做了注记，便于我们今天查找王先生提示的珍本。高田时雄没有保留伯希和编的没有汉字的汉文书名索引和欧洲作者索引，而是统编为一个索引，包括汉籍书名、人名、出版社名，更为方便。高田氏的《补编》，体例一同于伯希和目录。

据高田时雄教授在序言中介绍，伯希和所编目录虽然题为《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但其中也包括许多传教士用欧洲语言所写的著作，同时还有一些日文、韩文、藏文、蒙文、满文、越南文、泰文著作。这批藏书不是某种特藏，而是陆续受赠的，因此没有系统性。其中的主要部分是传教士在华印刷的书籍和所写的传教文献，包括一些汉文和某种欧洲文字的字典稿本，天文、地理等科技著作和地图，大量的传教和教义著作。至于非基督教内容的汉文古籍，主要是明末清初版的儒家典籍、史书、小说、通俗类书和字典等，价值不高。

此外，还有一些石刻拓本和早期佛典印本较有价值。就今所知，最早的一批大宗入藏品是1685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捐赠的约五百卷中文书。此后，不断有传教士或东方学家的藏书加入，特别是名为“Barberini Orientale”和“Borgia Cinese”的两大收藏，使梵蒂冈的汉籍藏书量剧增。《补编》所著录的汉籍，主要是1911年以后出版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大学汉学教授华嘉（Giovanni Vacca，1872-1953）的藏书也在其中。

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梵蒂冈汉籍目录》所著录的材料中，以基督教各派教士在华传教和他们回到欧洲后所写的文件、著作，编制的地图、词典等最为重要。属于写本的材料更富于历史研究旨趣，如其中的布教对话录、往来书信、传教士研究儒家经典的笔记、宣教文件、基督教教义著作稿本、地图，以及许多部词典稿本等等。如1694和1699年Basilio Brollo在南京编纂的汉语拉丁语词典，分别收词约7000和9000，是欧洲第一部综合性的词典，曾以稿本的形式为欧洲汉学家所使用，但因部头太大，始终没有出版。1813年，法国汉学家小德金（C. L. Joseph de Guignes）奉拿破仑之命，据Brollo的稿本，编纂出版了《汉法拉丁语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Paris 1813），但只署了自己的名字，随即为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 P. Abel-Rémusat）和柯恒儒（J. Klaproth）所指出。Brollo的原稿本就存在梵蒂冈图书馆（Borgia Cinese 392-393）(2)。已刊写本中有价值的材料，还有随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3-1740）到欧洲的中国人胡若望（John Hu）的一封汉文信，由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胡先生的故事》一书中发表(3)，而广为人知。

中西文印本书籍中，也不乏有价值的文献。1937年10月，王重民先生走访梵蒂冈图书馆，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以一天数百册的速度，翻阅一过，“薄而录之，罕传者手抄，珍贵者摄影”。他在《罗马访书记》中，择要介绍了《西字奇迹》、《大西利西泰先生行迹》、《坤舆全图》、《中国图》（卜弥格尔撰）、《汤若望恩纶褒荣录》、《天学传概》、《身见录》、《本草品汇精要》及《目录》等(4)。该文提到的王先生所编《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述书录》，惜后来将稿本遗失(5)。王重民先生在文中说的“暇中稍加校注而刊布之”的《身见录》，后遇专治中西关系史的阎宗临先生，即交其整理。此书是1707—1720年间奉清廷之命与传教士艾若瑟出使罗马的山西平阳人樊守义所写的旅行记，可以说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诚为中西交通史要籍。原稿夹在梵蒂冈图书馆藏《名理探》（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231）书中，大约与王重民先生同时走访罗马的阎宗临先生，也将此书抄出，并加以笺释，撰成《身见录校注》，先刊桂林《扫荡报》文史地副刊第52—53期（1941年），后列入1948年编辑的《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6)。解放后又发表于《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7)。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除了一些重要文献的历史价值之外，梵蒂冈聚集的这批藏书本身，也可以反映出17世纪以来中欧文化交流史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传教士们收集什么类的书，读什么程度的汉文典籍，他们的笔记表明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程度，这对于我们认识传教士对罗马教廷乃至欧洲社会影响的片面性问题。而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留下的档案资料，更为真切地展现了明清时期许多地方民众皈依基督教的实态。

中国学者很早就关注梵蒂冈的汉籍及相关材料。1927年4月25日徐宗泽致陈垣函称：“北平图书馆自袁先生回来后，亦曾寄下华谛冈图书馆书目，惟查各书，敝处（指徐家汇藏书楼——引者）都有矣。”(8)不知袁同礼先生所抄目录是否完备。王重民《罗马访书记》中也提到“袁守和先生返国后，将过罗马时手钞华谛冈教皇图书馆书目十余叶见示”，似乎不全。徐宗泽先生后来编有《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清间中国天主教人士译著简目》，但极为简略(9)，他又以《华谛冈图书馆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者书目》一名，将同样内容收入他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所据为张正明司铎抄本(10)。据刘修业女士文中讲，王重民先生摄回的胶卷入藏北京图书馆，惜未能广泛利用。此外，台湾的方豪神甫曾走访梵蒂冈图书馆，在许多论著中都使用过那里的中西文藏书(11)，另外，他还在台湾影印刊布了一些梵蒂冈藏汉籍。

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又有机会走访梵蒂冈图书馆。1984年我留学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主任马大正先生告我他从梵蒂冈影印回一份伯希和目录，浏览一过，颇有意前往罗马，一窥所藏。但因当时我主要的访查目标是敦煌吐鲁番写本，所以旅行路线未过巴黎以南。时日匆匆，此愿至今未了。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同事李孝聪先生已数次走访该馆，在所著《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中，对其中的地图略有涉及。而东友高田时雄先生又将伯希和目录整理出版，加上他的《补编》，成为最佳指南，相信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伯希和和高田时雄目录的指引下，探访梵蒂冈宝藏，揭示中西关系秘史。

（原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西初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3月，139—144页。）

(1)此书已由富安敦整理出版: P.Pelliot，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edited with supplements by A. Forte，Kyoto et Paris 1996.

(2) Cf. G. Bertuccioli,“Sinology in Italy 1600-1950”,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London: Han-shan Tang Books，1995，pp. 69-70.

(3) J. D. Spence，The Question of Hu，New York 1988，xiv-xv.参看T. H. Barrett为《梵蒂冈汉籍目录》所写的书评，载BSOAS，1997，p. 590.

(4)原载《图书季刊》第3卷第4期，1936年12月出版;收入王重民《冷庐文薮》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99—809页。

(5)参看刘修业《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编年》，《冷庐文薮》下附录一，893页，907页。关于王重民罗马之行，还请参看刘修业《王重民1935—1939年英德意诸国访书记》,《文献》1991年第4期，206—207页。

(6)由于当时北京的战争形势影响，此书没有正式出版，论文集目录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6页。阎宗临先生1936年出版《杜赫德及其对中国描述之研究》（Essai sur le P. Du Halde et sa description de la Chine，Fribourg 1937），为写此书，他曾七次往返于瑞士和罗马。参看拙撰《阎宗临〈大月氏西移与贵霜王国的建立〉按语》，《学术集林》卷十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待刊。

(7)参看阎宗临《身见录校注后记》，《山西地方史研究》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152页。另外，方豪也将《身见录》全文抄入其所著《中西交通史》中，岳麓书社，1987年，855页。

(8)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323页。

(9)《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2期，1947年，161—163页。

(10)中华书局，1949年，459—463页。

(11)除上引《中西交通史》外，均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及《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