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以五四为坐标

傅斯年:以五四为坐标

傅斯年的生命中,五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坐标。五四可以没有傅斯年,傅斯年却不能没有五四,以及他背后的母校——北京大学,这是他生命中沉甸甸的一幕。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使得五四的精神气质除了每年五月的纪念性,似乎已经黯然退隐。然而,重访傅斯年的五四状况,无疑可以给我们疲软的精神氛围嵌入某种他者叙事,在默默无语的时代消声器面前,呈现你我与家国的前尘往事。

没有童真的孩子

与傅斯年亦师亦友的胡适,很早就没了父亲,在胡适的记忆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有些过火的自尊,似乎使他很早就特别懂事,以至于偶尔的流露出一点点儿跟其他儿童一般的玩性,也会在邻里的笑话中,迅速收敛起来,“作圣”的心态远远压过了“率性”。

这在傅斯年可谓感同身受,因为乃父在傅斯年九岁那年即去世,傅斯年更多是跟寡母、幼弟相依为命。由于父执辈的慷慨相助,傅斯年早年得以进入名学堂就读,加之祖父的古典熏陶,看似不幸的傅斯年,却积淀起迥异于同侪的学问厚度。当然,或许庭训也使得他根子里那种“华夷之辨”始终挥之不去。

英达的爷爷英千里,很久之后回忆曾与傅斯年在天津生活过的一段时间,当时傅斯年在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在幼年英千里眼中,“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指英敛之——引者注)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幼年英千里对他只能敬而远之,这种心理英千里晚年“还没有完全撇掉”,可见傅斯年之老成(英千里母亲语),给了同辈与弟妹不小的压力,知识广博,似乎也显得有些“作圣”,不是那么和蔼。

傅斯年日后主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于青年后进督促甚严,甚至传闻后辈见到他,有如老鼠见了猫,而且是只胖猫(傅先生体态颇丰),这无形中印证了傅斯年早年的成长经历。

父亲的过早去世,加上祖父的作意栽培,使傅斯年早早就显得格外懂事,似乎除了一次醉酒与面对日寇的侵略之外,傅斯年很少发表过满的言论,这可见他内心的一种克制。

在旧北大砥砺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学,不乏被人刻意作古与矮化的意味。至少,当时主事者皆一时之选,而学生中也出了不少俊彦。

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那时的北大预科,分为甲乙两部,甲部偏重数理,乙部偏重文史。傅斯年身体虽然欠佳,但学习极刻苦,加上聪颖,成绩全都名列第一。此时,傅斯年所注重的,更多是中国的旧学,要通当时所谓的“国学”的全部,他心中潜在的大师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尽管随着跟进的速率越来越加强,傅斯年对于章太炎及其弟子有了新的认识,但其实正是由于登堂入室,所以才能看得清楚其中的弊病。

在傅斯年的中文系本科同学伍俶眼中,这个大胖子有点儿特别,因为老师的眼睛老是注意到他的身上,课桌上放了几册章太炎的著作,上面有不少红色的批点。下课后,他周围会围上一圈同学,谈笑风生,夹杂些笑声,不少同学认为傅斯年是“孔子以后第一人”,也有人说他是黄河沿岸第一才子。

胡适认为,他刚刚留学归国到北大任教,当时一些学生的学问是比他还来得深一些,傅斯年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他的室友顾颉刚。

还未走出校园的傅斯年,已经承载了太多期待。

天资卓荦的傅斯年,以满腹经纶与多年苦学在北大赢得刘师培、黄侃等旧派的赏识,目为衣钵传人。

然而,随着蔡元培出掌北大,傅斯年的学问生涯渐渐暗潮涌动。

新文化劲风拂动

傅斯年大一那年冬天,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开始执掌北大。

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他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从此以后,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此后蔡氏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不过,蔡元培心目中的学问,已经远不止于中国旧学,他广求知识于世界,引进西学,大大拓展学问的门庭。这些新样态的迅速引入,使得老先生们掌控的北大,逐渐不再平静。

二十岁出头的傅斯年,由于对西学的敏锐与见识的通达,使得新派的陈独秀、胡适诸人对他青眼有加。傅斯年本年而不同系的同学罗家伦就记得,他和傅氏在选课上都自由发挥,甚至有些贪多务得,彼此跨系选课,经常一起同堂上课。课堂之外,他们时常去新文化运动要角胡适的家中,由客客气气地请教问题,到肆言无忌地争论辩驳,在教学相长之中,傅斯年被慢慢拉入新文化运动的阵营,成为文学革命的有力拥趸。

师友砥砺之风,罗氏颇为怀念,“那时候学生物质的生活非常朴素简单,可是同学间的学术兴趣却是配合成一幅光怪陆离的图案”。

不过,这段平静很快就被时局所掀动。蔡元培的方案看似波澜不惊,其实是在旧瓶中不断注入新酒,新酒的不断增加,慢慢将旧酒的空间挤出,无形中演化成一场文化革命。

学界的竞逐之外,尚交织着社会与国运的苦痛,民国虽然诞生,但距离真正的共和之梦还相差甚远。傅斯年对此忧心忡忡,试图从社会革命的立场着手,将他所理解的俄国革命方式嵌入民初中国社会,这一方案是直接源于李大钊的影响,还是来自其他途径,至今依然是谜,不过这一选择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歧异,却很少见到有力的分疏。

这是傅斯年在主持的《新潮》杂志中的主张。

1918年夏,傅斯年约集同学罗家伦、毛子水等二十人,创立新潮社,筹办《新潮》杂志。这份杂志是向傅斯年等人的老师辈所办《新青年》致敬之作。

此时的傅斯年,对于国民性有着独到的观察,认为“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力图从中等学校学生着手,从修学立身上对其予以引导,其针对的目标读者跟《新青年》有不少差别。

傅斯年甚至将中国人与中国狗相提并论,以为二者的劣根性皆误人甚大。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造成“全国一盘棋”,而是令污浊的社会得以淘洗,在“造社会”之外,好使世道人心进入正轨,人性的光辉由此闪亮。

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到一年之内,傅氏铺陈了五十篇社会评论,几乎等于其后来所有时评的总和,这些思想因子与时代潮流的激烈碰撞,至今读来仍然动人心弦。然而,社会并未随着五四的呼告而回归正轨。

这些激烈的言论,使得《新潮》的锐气大大超过了《新青年》,《新潮》第一卷第一期甚至不断重印,销售量有一万三千册,后面不少期数更有一万五千册的销量,有时甚至远迈《新青年》之上。《新青年》杂志的重要参与者胡适的一位朋友就认为,《新青年》中颇有“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胡适也承认,“《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新潮》同仁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汇非常便宜的契机,大量邮购外文书,以致读外国书演化为新潮社同仁的共同嗜好,这些新思想又很快衍生为《新潮》的相关内容,传导到其读者脑海。国外思潮如此快捷地进入国内读者视野,跟当下的频率似乎已很近似。

傅斯年这段日子意气风发,不免有点儿恃才傲物,与自视甚高的罗家伦有时不免冲突,因争辩而吵架,有一次甚至吵得三天见面不讲话,然而不久又和好如初。共同的理想在青年傅斯年心中,一直最为可贵。这与20世纪30年代北大文科学生之间的氛围似乎大不相同,后来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大家的何兹全先生回忆,30年代的北大同学,“一个个都好像是大丈夫,神气很不凡。不仅同坐一堂,很少交谈,甚至同住一间宿舍,几年也不交谈”,使得何先生很是烦闷。相隔十余年,风气竟然如此不同。

激情五四:行动后的反思

五四运动不久,傅斯年给他北大同学、任职清华学校的袁同礼写信,颇为深入地谈到不少问题。傅斯年提到:“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傅斯年认为:“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提醒他的同志扎实工作,以便“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作为五四运动的健将,傅斯年似乎已经在这场运动刚刚爆发不久,就在反思为何运动由高潮渐趋低落,以及其泛政治化的转向。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北大学生数百人在北大二院礼堂开会,商讨第二天游行示威之事。

傅斯年被公推为二十个代表之一。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北京各校学生代表集会公推傅斯年为主席。

作为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亲率学生前往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宅邸,也就是在那里,“火烧赵家楼”之火得以点燃。傅斯年最初并不赞成同学们过于激进,劝说未果,才率众前往,不过对“火烧赵家楼”一事颇有保留。翌日,傅斯年甚至与激情过头的一位同学打了一架,大怒一场,发誓不到学生会工作。不过依然无法割舍,在一旁不断鼓劲。

冷静之后,已经毕业的傅斯年准备留学,他在山东官费留学考试中尽管成绩优异,却因为是五四运动的健将而遭到主考官的质疑,被定位为“激烈分子”与“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幸得陈雪南先生力争,方才放行。

他在《欧游途中随感录》之《北京上海道中》一文中提到:“社会是个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我现在对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难题目先去改造自己。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过发轨必须在这个地方。若把这发轨的地方无端越过去,后来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能倚赖得过”。“人生的真价值,现在看来,只是就其‘端’扩而充之,待后来充满了,作一个相当的牺牲”。

留学异国途中的傅斯年,面对大战之后的欧洲,正由战前的狂飙突进转入反思阶段,他的观察变得越发理性与克制。

不过,这种克制,却丝毫不意味着退化,而是慢慢深沉为一种美酒,在傅斯年心目中,“人的精神的大小简直没法量他出来,以强意志去炼他,他就可以光焰万丈。所以,愚人未尝不可做不朽惊天的事业。不炼他,他就会枯死。所以,虽清风亮节的人,常常不生产一点东西”。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红色报人与历史学家邓拓借东林党人的铁骨铮铮,颂扬书生的爱国情怀。这好比傅斯年心中的万丈光焰,经由五四精神的洗礼,那种意气与胸襟,在理性与血气的烘托下,可谓光焰不灭。

原载《中国民商》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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