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以五四为坐标
傅斯年的生命中，五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坐标。五四可以没有傅斯年，傅斯年却不能没有五四，以及他背后的母校——北京大学，这是他生命中沉甸甸的一幕。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使得五四的精神气质除了每年五月的纪念性，似乎已经黯然退隐。然而，重访傅斯年的五四状况，无疑可以给我们疲软的精神氛围嵌入某种他者叙事，在默默无语的时代消声器面前，呈现你我与家国的前尘往事。
没有童真的孩子
与傅斯年亦师亦友的胡适，很早就没了父亲，在胡适的记忆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有些过火的自尊，似乎使他很早就特别懂事，以至于偶尔的流露出一点点儿跟其他儿童一般的玩性，也会在邻里的笑话中，迅速收敛起来，“作圣”的心态远远压过了“率性”。
这在傅斯年可谓感同身受，因为乃父在傅斯年九岁那年即去世，傅斯年更多是跟寡母、幼弟相依为命。由于父执辈的慷慨相助，傅斯年早年得以进入名学堂就读，加之祖父的古典熏陶，看似不幸的傅斯年，却积淀起迥异于同侪的学问厚度。当然，或许庭训也使得他根子里那种“华夷之辨”始终挥之不去。
英达的爷爷英千里，很久之后回忆曾与傅斯年在天津生活过的一段时间，当时傅斯年在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在幼年英千里眼中，“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指英敛之——引者注）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幼年英千里对他只能敬而远之，这种心理英千里晚年“还没有完全撇掉”，可见傅斯年之老成（英千里母亲语），给了同辈与弟妹不小的压力，知识广博，似乎也显得有些“作圣”，不是那么和蔼。
傅斯年日后主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于青年后进督促甚严，甚至传闻后辈见到他，有如老鼠见了猫，而且是只胖猫（傅先生体态颇丰），这无形中印证了傅斯年早年的成长经历。
父亲的过早去世，加上祖父的作意栽培，使傅斯年早早就显得格外懂事，似乎除了一次醉酒与面对日寇的侵略之外，傅斯年很少发表过满的言论，这可见他内心的一种克制。
在旧北大砥砺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学，不乏被人刻意作古与矮化的意味。至少，当时主事者皆一时之选，而学生中也出了不少俊彦。
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那时的北大预科，分为甲乙两部，甲部偏重数理，乙部偏重文史。傅斯年身体虽然欠佳，但学习极刻苦，加上聪颖，成绩全都名列第一。此时，傅斯年所注重的，更多是中国的旧学，要通当时所谓的“国学”的全部，他心中潜在的大师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尽管随着跟进的速率越来越加强，傅斯年对于章太炎及其弟子有了新的认识，但其实正是由于登堂入室，所以才能看得清楚其中的弊病。
在傅斯年的中文系本科同学伍俶眼中，这个大胖子有点儿特别，因为老师的眼睛老是注意到他的身上，课桌上放了几册章太炎的著作，上面有不少红色的批点。下课后，他周围会围上一圈同学，谈笑风生，夹杂些笑声，不少同学认为傅斯年是“孔子以后第一人”，也有人说他是黄河沿岸第一才子。
胡适认为，他刚刚留学归国到北大任教，当时一些学生的学问是比他还来得深一些，傅斯年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他的室友顾颉刚。
还未走出校园的傅斯年，已经承载了太多期待。
天资卓荦的傅斯年，以满腹经纶与多年苦学在北大赢得刘师培、黄侃等旧派的赏识，目为衣钵传人。
然而，随着蔡元培出掌北大，傅斯年的学问生涯渐渐暗潮涌动。
新文化劲风拂动
傅斯年大一那年冬天，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开始执掌北大。
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他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从此以后，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此后蔡氏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不过，蔡元培心目中的学问，已经远不止于中国旧学，他广求知识于世界，引进西学，大大拓展学问的门庭。这些新样态的迅速引入，使得老先生们掌控的北大，逐渐不再平静。
二十岁出头的傅斯年，由于对西学的敏锐与见识的通达，使得新派的陈独秀、胡适诸人对他青眼有加。傅斯年本年而不同系的同学罗家伦就记得，他和傅氏在选课上都自由发挥，甚至有些贪多务得，彼此跨系选课，经常一起同堂上课。课堂之外，他们时常去新文化运动要角胡适的家中，由客客气气地请教问题，到肆言无忌地争论辩驳，在教学相长之中，傅斯年被慢慢拉入新文化运动的阵营，成为文学革命的有力拥趸。
师友砥砺之风，罗氏颇为怀念，“那时候学生物质的生活非常朴素简单，可是同学间的学术兴趣却是配合成一幅光怪陆离的图案”。
不过，这段平静很快就被时局所掀动。蔡元培的方案看似波澜不惊，其实是在旧瓶中不断注入新酒，新酒的不断增加，慢慢将旧酒的空间挤出，无形中演化成一场文化革命。
学界的竞逐之外，尚交织着社会与国运的苦痛，民国虽然诞生，但距离真正的共和之梦还相差甚远。傅斯年对此忧心忡忡，试图从社会革命的立场着手，将他所理解的俄国革命方式嵌入民初中国社会，这一方案是直接源于李大钊的影响，还是来自其他途径，至今依然是谜，不过这一选择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歧异，却很少见到有力的分疏。
这是傅斯年在主持的《新潮》杂志中的主张。
1918年夏，傅斯年约集同学罗家伦、毛子水等二十人，创立新潮社，筹办《新潮》杂志。这份杂志是向傅斯年等人的老师辈所办《新青年》致敬之作。
此时的傅斯年，对于国民性有着独到的观察，认为“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力图从中等学校学生着手，从修学立身上对其予以引导，其针对的目标读者跟《新青年》有不少差别。
傅斯年甚至将中国人与中国狗相提并论，以为二者的劣根性皆误人甚大。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造成“全国一盘棋”，而是令污浊的社会得以淘洗，在“造社会”之外，好使世道人心进入正轨，人性的光辉由此闪亮。
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到一年之内，傅氏铺陈了五十篇社会评论，几乎等于其后来所有时评的总和，这些思想因子与时代潮流的激烈碰撞，至今读来仍然动人心弦。然而，社会并未随着五四的呼告而回归正轨。
这些激烈的言论，使得《新潮》的锐气大大超过了《新青年》，《新潮》第一卷第一期甚至不断重印，销售量有一万三千册，后面不少期数更有一万五千册的销量，有时甚至远迈《新青年》之上。《新青年》杂志的重要参与者胡适的一位朋友就认为，《新青年》中颇有“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胡适也承认，“《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新潮》同仁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汇非常便宜的契机，大量邮购外文书，以致读外国书演化为新潮社同仁的共同嗜好，这些新思想又很快衍生为《新潮》的相关内容，传导到其读者脑海。国外思潮如此快捷地进入国内读者视野，跟当下的频率似乎已很近似。
傅斯年这段日子意气风发，不免有点儿恃才傲物，与自视甚高的罗家伦有时不免冲突，因争辩而吵架，有一次甚至吵得三天见面不讲话，然而不久又和好如初。共同的理想在青年傅斯年心中，一直最为可贵。这与20世纪30年代北大文科学生之间的氛围似乎大不相同，后来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大家的何兹全先生回忆，30年代的北大同学，“一个个都好像是大丈夫，神气很不凡。不仅同坐一堂，很少交谈，甚至同住一间宿舍，几年也不交谈”，使得何先生很是烦闷。相隔十余年，风气竟然如此不同。
激情五四：行动后的反思
五四运动不久，傅斯年给他北大同学、任职清华学校的袁同礼写信，颇为深入地谈到不少问题。傅斯年提到：“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傅斯年认为：“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提醒他的同志扎实工作，以便“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作为五四运动的健将，傅斯年似乎已经在这场运动刚刚爆发不久，就在反思为何运动由高潮渐趋低落，以及其泛政治化的转向。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北大学生数百人在北大二院礼堂开会，商讨第二天游行示威之事。
傅斯年被公推为二十个代表之一。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北京各校学生代表集会公推傅斯年为主席。
作为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亲率学生前往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宅邸，也就是在那里，“火烧赵家楼”之火得以点燃。傅斯年最初并不赞成同学们过于激进，劝说未果，才率众前往，不过对“火烧赵家楼”一事颇有保留。翌日，傅斯年甚至与激情过头的一位同学打了一架，大怒一场，发誓不到学生会工作。不过依然无法割舍，在一旁不断鼓劲。
冷静之后，已经毕业的傅斯年准备留学，他在山东官费留学考试中尽管成绩优异，却因为是五四运动的健将而遭到主考官的质疑，被定位为“激烈分子”与“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幸得陈雪南先生力争，方才放行。
他在《欧游途中随感录》之《北京上海道中》一文中提到：“社会是个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我现在对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难题目先去改造自己。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过发轨必须在这个地方。若把这发轨的地方无端越过去，后来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能倚赖得过”。“人生的真价值，现在看来，只是就其‘端’扩而充之，待后来充满了，作一个相当的牺牲”。
留学异国途中的傅斯年，面对大战之后的欧洲，正由战前的狂飙突进转入反思阶段，他的观察变得越发理性与克制。
不过，这种克制，却丝毫不意味着退化，而是慢慢深沉为一种美酒，在傅斯年心目中，“人的精神的大小简直没法量他出来，以强意志去炼他，他就可以光焰万丈。所以，愚人未尝不可做不朽惊天的事业。不炼他，他就会枯死。所以，虽清风亮节的人，常常不生产一点东西”。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红色报人与历史学家邓拓借东林党人的铁骨铮铮，颂扬书生的爱国情怀。这好比傅斯年心中的万丈光焰，经由五四精神的洗礼，那种意气与胸襟，在理性与血气的烘托下，可谓光焰不灭。
原载《中国民商》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