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儒亦侠亦风流——章士钊的社会交往

亦儒亦侠亦风流
——章士钊的社会交往

近代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时风起云涌,可谓天才成群结队地来,涌现出不少杰出人士,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不见得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位,但无疑却是极为独特的一位,他身上有着复杂的生存样态,极为丰富的人生经历,极为繁复的思想纠葛,给我们呈现出近代知识人的一个缩影。

在这一过程之中,他独特的经历与交游,既凸显了他本人的旨趣,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气象。以下拟从乡谊、同志、出仕与诗友四个角度,对章氏之社会交往做一个梳理,期待由此发掘出章士钊背后更多的社会文化意蕴。

一、化不开的乡谊

近代湖南著名知识人杨度有一首长诗《湖南少年歌》,气魄雄伟,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1],面对当时危难的形势,道尽了湖南人的自信与担当,但是其中最为紧要的却是,其身后挺立着一个数目巨大的湖南知识人,这些杰出人士所撑持起来的湖南乡谊,有时候远远越出了简单的派别之争。

章士钊二十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不论是读书,还是教私塾,都在长沙这个地方生活,所以他对湖南的认同感颇强。后来去武昌就读于两湖书院,其中不少同学也是湖南同乡。[2]

后来成为著名革命家的黄兴就是章士钊两湖书院的学长,在此与章士钊结识,此后与章氏更是有很多交集。在上海《苏报》案之后,章黄二人结伴返回长沙,酝酿华兴会的成立事宜。

1904年春,章士钊又与湖南籍知识人杨守仁在上海组建爱国协会,成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章氏出任副会长。8月,章杨二人根据华兴会长沙举义的安排,在上海余庆里设立机关,接济同志,不料惨遭泄密。章士钊后来因探望行刺清廷官员未遂而坐牢者,反而被跟踪,导致机关被破坏,章士钊等人也锒铛入狱,后来因为湖南同乡蔡锷的营救被保释。

这里面,他与黄兴的交往尤为密切,当黄兴于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后,决定另行成立欧事研究会时,章氏毅然为其起草宣言,其中所营造的同乡氛围不可谓不浓。

晚年章士钊专门撰文回顾了二人的交往,那时的同乡之谊,对于章士钊而言,可以诚挚而深厚。

章氏与宋教仁都是少年英才,留日时期交往极为频繁,也源于湖南人的同乡之谊,后来宋教仁被刺惨死,章士钊毅然反对有重大嫌疑的袁世凯,投入反袁队伍。

杨开慧之父杨怀中,早年参加南学会、不缠足会,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前往日本求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虽大章士钊十来岁,却与其相交甚欢,在章士钊的极力推荐下,得以公费赴英国深造,与章氏、杨守仁三位湖南同乡同在阿伯丁大学就读。[3]

1911年,杨守仁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又目睹列强妄图分裂中国的惨状,悲愤交加,以致旧病复发,痛苦难忍,遂留下遗书,于是年8月5日赴利物浦蹈海自尽。

类似的例子尚不计其数,当时的省籍观念与同乡之情,是开始迈出湘中的很多知识人的立身之本,章氏也在这一环境中交结了不少杰出之士,他一辈子都极重乡谊。这种情愫,也使得他在面对同乡后辈的求援之时,有着天生的热忱,给予了杨昌济之婿以极大的帮助,虽然他后来守口如瓶,却在当代史上传为佳话。

二、豪杰如云的革命同志

章士钊之走出湖南,既进入了一个见识更加高远的同乡空间,也开启了其晚清末造的革命之旅。

当时清廷身处内忧外患之中,毫无振兴之象,不少趋新知识人由失望进而走向革命,逐渐积聚起革命派的力量。这里面既有很多湖南人,又不尽是湖南人,章士钊的革命空间一时拓展开来,成为他九十载生命历程中极为靓丽的一笔。

章士钊在两湖书院就读时间不到一年,翌年就前往南京陆师学堂就读,因其国文极佳,深获学堂总办俞明震赏识。不过当时革命风潮日趋激烈,一年之后,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学生在张园集会,风潮所及,南京学界也奋起呼应,在被压制后,作为学生领袖的章士钊,提出“废学救国”,率领三十多名同学前往上海参加蔡元培组的军国民教育会,出任军事教习,倡言革命,并投书各大报章,一时文字之才更为时人所知。[4]

上海的天地当然比武昌、南京更为辽阔,在此他与浙人章太炎、蜀人邹容、冀人张继趣味相投,金兰结拜。章士钊发挥其文学长材,从日文译介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一时洛阳纸贵,凸显了孙中山的革命形象。[5]

因着此书的巨大影响,章氏受聘为《苏报》主笔,连续刊登章太炎等人的反满文章,既使得该报名声大噪,也造成了章太炎、邹容的牢狱之灾,清廷勾结租界当局逮捕了章太炎、邹容,该报亦被查封,章士钊因为主办此案的俞明震宽宥,方才免于追责。

此报被封,章士钊又与陈独秀等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二人蛰居上海一小阁楼,共用一张旧书桌。后来章氏还回忆这一段因缘: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

他与陈独秀相互激赏,从清末一起试制毒药、炸弹,到陈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期望“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改观”,陈独秀在“五四”期间因散发传单被捕,章士钊奔走营救,痛陈“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呼唤释放陈独秀。此信当时被《湘江评论》等报章转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后来二人的交谊虽然曾中断,但到陈氏被国民党逮捕甚至公诉时,章士钊毅然决然起而为其辩护,尽管当时二人政见虽然不同,“一旦急难,居然援手于不测之渊”。[6]

陈独秀后来流落重庆江津,生活困顿,章士钊时不时予以资助,并与其诗词唱和,有时甚至将整月薪水寄给陈氏,后者有《简孤桐》诗: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兮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

章士钊从来都不是随风附和者。

章士钊因华兴会起义事泄导致随后被捕,出狱之后东渡日本,有些万念俱灰,坦承自己“才短力脆,轻妄致敌”[7],连累了革命同志,同时也感到革命者学识与抱负并不能相称,逐渐决定走学术报国之路。

随后,他进入东京正则学校攻读英文、数学,试图前往欧洲留学,意志既然决定,哪怕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这样的大事,他也坚持不参加。章太炎设法让晚清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孙女、同盟会会员吴弱男去动员章士钊参加,章氏依然不为所动,不料吴氏一下子被章士钊的才华所打动,不久就成为了恋人。孙中山戏言同盟会与章士钊的关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8]旅日期间,他编了一部《中等国文典》,以其稿费前往英国留学,在伦敦与吴弱男结婚。后入阿伯丁大学,学习法学、政治学与逻辑学,同时给国内报刊撰文,尤其关注宪政。

当时,国内革命风潮从舆论抨击转向了武装起义。章士钊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形势,不时发表评论。

辛亥革命胜利,他立刻中断学业,回国后,拒绝了好友黄兴出任内阁总长的邀请,自愿主持笔政,后主持上海《民立报》,同时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

尽管后面章士钊逐渐与革命派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孙中山对其评价极高,认为“革命得此人,万山皆响”。

三、江湖与庙堂之间

章士钊回国后,由于吴长庆曾经提携过袁世凯,袁世凯以自家人待之,对于章士钊颇为欣赏,试图予以重用,甚至已经发出电文,让其出掌北京大学。

不过,章氏夫人吴弱男对此坚决反对,而同乡好友宋教仁的死更促成了章士钊与袁世凯的决裂,他对于袁世凯残害革命者的言行颇为不满,只身前往上海,代革命党起草“二次革命”宣言书,又替孙中山游说岑春煊,还出任讨袁军秘书长,失败之后,再度流亡日本。

目睹国事的艰难,章士钊创办了《甲寅》杂志,邀请李大钊、高一涵合作。后又执教北京大学,兼任图书馆主任,还引介李大钊进入北大,接替其图书馆主任一职。

此前的旧人岑春煊主持南方护法军政府,邀请章士钊南下,他随后出任军政府秘书长,还担任南北议和之南方代表,这一起起伏伏,使得他对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代议制有了不少怀疑,认为应该有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比如其以农立国的主张。[9]

伴随着对立国方式的怀疑,他也倾向于扶持强有力者来再造政治体制,针对大家颇为诟病的国会贿选,章士钊主张毁弃国会,这赢得了段祺瑞的好感,于是章氏跟段祺瑞有了不少交集,出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旧友吴稚晖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章此番跌入了粪坑深处”。[10]

后来为了维护段祺瑞执政府,章氏推行了不少惹人争议的政策,跟当时学界很多旧雨都有了不少的距离。这一段经历,由于革命声浪的发动,群众运动益发高涨,章氏作为政府要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不少举措现在看来虽然有理却跟时势有越来越远之态。

段祺瑞后被冯玉祥之国民军驱逐下台,章氏也出走天津日租界,继续出版《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虽然遭到很多人反对,但章氏依然故我。

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逮捕,他本来劝李大钊之子办理苏联护照,并让李大钊奔赴苏联,李氏颇为迟疑;他又利用与张学良、杨宇霆的关系,奔走营救,后因张作霖阻挠,李氏惨遭屠戮。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章士钊因系段祺瑞阁员被通缉,遂又赴欧洲游历。

这一段经历相对而言,是章氏较为灰暗的时光。加上当时轰动一时的与鲁迅的官司,在晚年一直是其心病,后经过高层调解,方才慢慢化解。

1930年,张学良邀请章氏出任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被海上闻人杜月笙奉为上宾。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彭述之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章士钊主动请缨为其辩护,其“辩论状”以孙中山“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的语录作为话头,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一时中外报纸竞相登载,其辩护词还被不少名校的法学系列为必读教材。

四、诗友饮河

章士钊在逻辑学、法学方面卓有成就,在文学方面也有不俗的造诣,钱基博曾以为,“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其政论文更是为胡适所推崇,以为是继梁启超之后极有影响的政论高手。

除此之外,章士钊的艺术成就却不太为人所知,他书法成就颇高,当时即享有一定声誉。

章氏书法早年师法二王、黄庭坚,兼及苏轼、米芾,精于行楷及隶书,气质内敛而不露锋芒,自成一格。当时由于其书名,加之其名气,不少商家即找其写招牌,索字者甚众。陈独秀对侪辈的书法少所许可,但对章氏的书法却评价极高,其书法所散发的清劲之气,在学人书法中很有特色。

章士钊喜欢写诗,但不以诗名。抗战时期,章士钊在重庆有更多时间赋诗作书法,留下了很多纪游诗,书法的境界也有了较大提升。

诗词方面,他传世有《论近代诗家绝句》一卷,对跟自己有接触的诗人进行点评,这也几乎成为他的诗友,其中包容面极广,也可以说是其文友的集合。

旅居重庆时期,章氏诗兴大发,曾组织饮河诗社,以当时享誉一时的《饮河集》诗刊为根据地,名家如云,极一时之选,留下了不少唱和的诗作,成为一段诗坛佳话。

他与亲友之间的函札,往往也是诗札,留下了不少对于往事的追忆,其中他与潘伯鹰的交往更是极为频繁,留下了书札无数。

二人谊兼师友,情同手足。章士钊激赏潘氏的才华,曾有“风流吾爱潘怀县”的题诗,认其为“生平第一知己”。潘伯鹰幼习经史,16岁应县试名列榜首。西学功底亦极为深厚。作为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被誉为“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

他早年就师从章士钊学逻辑,对章氏的学问与人格极为钦佩,后来一直追随章氏左右。

1931年,潘伯鹰曾被捕入狱,得章士钊等奋力营救得脱。后与章士钊夫人吴弱男的干女儿何世珍结婚,即使后来潘氏与何离婚,也并未影响到章氏与其的交往。《饮河集》就是潘伯鹰所主编的,潘氏长期在重庆各大报刊发表诗作,后来结集为《玄隐庐诗》,钱锺书曾说其诗作“瓣香山谷”,而到了晚年更是渐趋化境。

潘氏长期辅助章士钊,1949年章士钊参与国共和谈,潘氏担任秘书。

潘伯鹰后来记叙章氏重庆岁月曾说:“长沙章行严先生,以赴国难而至蜀。居蜀始为诗,大导其源,所咏最富,并世作者莫之与京。忆自重庆艰危之际,《饮河集》一纸初刊,至今十载矣。”潘氏这一时期诗作颇为精当,诗名大盛。

章士钊在重庆时期,结交了不少后辈,其中既有诗词唱和,又有学问商量,不少人后来也成为其少年学友,可谓其生命中颇为闲暇的一段记忆。

五、余论

章士钊交游遍天下,其留学生涯既有日本,又有英国,不可谓不广阔,其朋友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不过,在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后面,却有着他自己一以贯之的原则,其中讲义气、重交情占有很重的分量,世间所谓的评价他往往在所不计。

所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坊间曾有人对章氏人际交往过于广泛,有过些许微词,不过许宏泉先生的一个说法却值得我们留意。

章氏晚年,常在史家胡同家中书房抽屉中放置一叠厚厚的钱,以便周济随时来求助之人,“苦难在身,孤桐老人每每会拉开抽屉,捻出一摞钱来塞进信封,一尽绵薄心意”,“那抽屉里的几千元钱,真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多少家庭,度过难关。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他去香港”。而他念兹在兹的是,自己的月入毕竟有限,而需要援助的人却越来越多。[11]

周作人晚年危难之时,他不念旧恶,尽力相助,古道热肠,让人感动。类似的例子,在那个特殊而动荡年代,人人自危而力求自保尚不暇,章士钊不顾年迈,尚尽力扶助了不少旧人及其后辈。

如果说盛年时期的章士钊好交游还有好名一说,那么到了晚年,身体与处境皆大不如前,还如此关照故旧,那的确印证了其内心真挚的善念。恰如当年他为旧友陈独秀义务辩护,时人称赞其“古道可风”。

时穷节乃见,章氏的人际网络,在岁月的光影中,激荡出亦儒亦侠亦风流的人格魅力,也映射出那个大时代的历史氛围,那一代人的风骨,那种高自标持的操守,在浮泛而躁动的当下,显得弥足珍贵。当然,乱世之中的多种选择,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

原载《中国书法》2018年第1期

[1] 杨度:《湖南少年歌》,刘晴波编:《杨度集》,9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 章士钊:《示侄》,见陈书良编校:《章士钊诗词集》,2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3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1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243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6]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30、22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142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8]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33—3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 章士钊:《草新湖南案成放歌》,《甲寅》1925年第1卷第22期。

[10]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157—1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章士钊与吴稚晖交往甚多,也曾经给吴氏创办的《新世纪》报撰稿。

[11] 许宏泉:《章士钊:孤桐不孤》,《书城》2008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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