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儒亦侠亦风流
——章士钊的社会交往
近代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时风起云涌，可谓天才成群结队地来，涌现出不少杰出人士，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不见得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位，但无疑却是极为独特的一位，他身上有着复杂的生存样态，极为丰富的人生经历，极为繁复的思想纠葛，给我们呈现出近代知识人的一个缩影。
在这一过程之中，他独特的经历与交游，既凸显了他本人的旨趣，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气象。以下拟从乡谊、同志、出仕与诗友四个角度，对章氏之社会交往做一个梳理，期待由此发掘出章士钊背后更多的社会文化意蕴。
一、化不开的乡谊
近代湖南著名知识人杨度有一首长诗《湖南少年歌》，气魄雄伟，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1]，面对当时危难的形势，道尽了湖南人的自信与担当，但是其中最为紧要的却是，其身后挺立着一个数目巨大的湖南知识人，这些杰出人士所撑持起来的湖南乡谊，有时候远远越出了简单的派别之争。
章士钊二十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不论是读书，还是教私塾，都在长沙这个地方生活，所以他对湖南的认同感颇强。后来去武昌就读于两湖书院，其中不少同学也是湖南同乡。[2]
后来成为著名革命家的黄兴就是章士钊两湖书院的学长，在此与章士钊结识，此后与章氏更是有很多交集。在上海《苏报》案之后，章黄二人结伴返回长沙，酝酿华兴会的成立事宜。
1904年春，章士钊又与湖南籍知识人杨守仁在上海组建爱国协会，成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章氏出任副会长。8月，章杨二人根据华兴会长沙举义的安排，在上海余庆里设立机关，接济同志，不料惨遭泄密。章士钊后来因探望行刺清廷官员未遂而坐牢者，反而被跟踪，导致机关被破坏，章士钊等人也锒铛入狱，后来因为湖南同乡蔡锷的营救被保释。
这里面，他与黄兴的交往尤为密切，当黄兴于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后，决定另行成立欧事研究会时，章氏毅然为其起草宣言，其中所营造的同乡氛围不可谓不浓。
晚年章士钊专门撰文回顾了二人的交往，那时的同乡之谊，对于章士钊而言，可以诚挚而深厚。
章氏与宋教仁都是少年英才，留日时期交往极为频繁，也源于湖南人的同乡之谊，后来宋教仁被刺惨死，章士钊毅然反对有重大嫌疑的袁世凯，投入反袁队伍。
杨开慧之父杨怀中，早年参加南学会、不缠足会，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前往日本求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虽大章士钊十来岁，却与其相交甚欢，在章士钊的极力推荐下，得以公费赴英国深造，与章氏、杨守仁三位湖南同乡同在阿伯丁大学就读。[3]
1911年，杨守仁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又目睹列强妄图分裂中国的惨状，悲愤交加，以致旧病复发，痛苦难忍，遂留下遗书，于是年8月5日赴利物浦蹈海自尽。
类似的例子尚不计其数，当时的省籍观念与同乡之情，是开始迈出湘中的很多知识人的立身之本，章氏也在这一环境中交结了不少杰出之士，他一辈子都极重乡谊。这种情愫，也使得他在面对同乡后辈的求援之时，有着天生的热忱，给予了杨昌济之婿以极大的帮助，虽然他后来守口如瓶，却在当代史上传为佳话。
二、豪杰如云的革命同志
章士钊之走出湖南，既进入了一个见识更加高远的同乡空间，也开启了其晚清末造的革命之旅。
当时清廷身处内忧外患之中，毫无振兴之象，不少趋新知识人由失望进而走向革命，逐渐积聚起革命派的力量。这里面既有很多湖南人，又不尽是湖南人，章士钊的革命空间一时拓展开来，成为他九十载生命历程中极为靓丽的一笔。
章士钊在两湖书院就读时间不到一年，翌年就前往南京陆师学堂就读，因其国文极佳，深获学堂总办俞明震赏识。不过当时革命风潮日趋激烈，一年之后，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学生在张园集会，风潮所及，南京学界也奋起呼应，在被压制后，作为学生领袖的章士钊，提出“废学救国”，率领三十多名同学前往上海参加蔡元培组的军国民教育会，出任军事教习，倡言革命，并投书各大报章，一时文字之才更为时人所知。[4]
上海的天地当然比武昌、南京更为辽阔，在此他与浙人章太炎、蜀人邹容、冀人张继趣味相投，金兰结拜。章士钊发挥其文学长材，从日文译介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一时洛阳纸贵，凸显了孙中山的革命形象。[5]
因着此书的巨大影响，章氏受聘为《苏报》主笔，连续刊登章太炎等人的反满文章，既使得该报名声大噪，也造成了章太炎、邹容的牢狱之灾，清廷勾结租界当局逮捕了章太炎、邹容，该报亦被查封，章士钊因为主办此案的俞明震宽宥，方才免于追责。
此报被封，章士钊又与陈独秀等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二人蛰居上海一小阁楼，共用一张旧书桌。后来章氏还回忆这一段因缘：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
他与陈独秀相互激赏，从清末一起试制毒药、炸弹，到陈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期望“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改观”，陈独秀在“五四”期间因散发传单被捕，章士钊奔走营救，痛陈“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呼唤释放陈独秀。此信当时被《湘江评论》等报章转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后来二人的交谊虽然曾中断，但到陈氏被国民党逮捕甚至公诉时，章士钊毅然决然起而为其辩护，尽管当时二人政见虽然不同，“一旦急难，居然援手于不测之渊”。[6]
陈独秀后来流落重庆江津，生活困顿，章士钊时不时予以资助，并与其诗词唱和，有时甚至将整月薪水寄给陈氏，后者有《简孤桐》诗：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兮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
章士钊从来都不是随风附和者。
章士钊因华兴会起义事泄导致随后被捕，出狱之后东渡日本，有些万念俱灰，坦承自己“才短力脆，轻妄致敌”[7]，连累了革命同志，同时也感到革命者学识与抱负并不能相称，逐渐决定走学术报国之路。
随后，他进入东京正则学校攻读英文、数学，试图前往欧洲留学，意志既然决定，哪怕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这样的大事，他也坚持不参加。章太炎设法让晚清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孙女、同盟会会员吴弱男去动员章士钊参加，章氏依然不为所动，不料吴氏一下子被章士钊的才华所打动，不久就成为了恋人。孙中山戏言同盟会与章士钊的关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8]旅日期间，他编了一部《中等国文典》，以其稿费前往英国留学，在伦敦与吴弱男结婚。后入阿伯丁大学，学习法学、政治学与逻辑学，同时给国内报刊撰文，尤其关注宪政。
当时，国内革命风潮从舆论抨击转向了武装起义。章士钊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形势，不时发表评论。
辛亥革命胜利，他立刻中断学业，回国后，拒绝了好友黄兴出任内阁总长的邀请，自愿主持笔政，后主持上海《民立报》，同时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
尽管后面章士钊逐渐与革命派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孙中山对其评价极高，认为“革命得此人，万山皆响”。
三、江湖与庙堂之间
章士钊回国后，由于吴长庆曾经提携过袁世凯，袁世凯以自家人待之，对于章士钊颇为欣赏，试图予以重用，甚至已经发出电文，让其出掌北京大学。
不过，章氏夫人吴弱男对此坚决反对，而同乡好友宋教仁的死更促成了章士钊与袁世凯的决裂，他对于袁世凯残害革命者的言行颇为不满，只身前往上海，代革命党起草“二次革命”宣言书，又替孙中山游说岑春煊，还出任讨袁军秘书长，失败之后，再度流亡日本。
目睹国事的艰难，章士钊创办了《甲寅》杂志，邀请李大钊、高一涵合作。后又执教北京大学，兼任图书馆主任，还引介李大钊进入北大，接替其图书馆主任一职。
此前的旧人岑春煊主持南方护法军政府，邀请章士钊南下，他随后出任军政府秘书长，还担任南北议和之南方代表，这一起起伏伏，使得他对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代议制有了不少怀疑，认为应该有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比如其以农立国的主张。[9]
伴随着对立国方式的怀疑，他也倾向于扶持强有力者来再造政治体制，针对大家颇为诟病的国会贿选，章士钊主张毁弃国会，这赢得了段祺瑞的好感，于是章氏跟段祺瑞有了不少交集，出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旧友吴稚晖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章此番跌入了粪坑深处”。[10]
后来为了维护段祺瑞执政府，章氏推行了不少惹人争议的政策，跟当时学界很多旧雨都有了不少的距离。这一段经历，由于革命声浪的发动，群众运动益发高涨，章氏作为政府要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不少举措现在看来虽然有理却跟时势有越来越远之态。
段祺瑞后被冯玉祥之国民军驱逐下台，章氏也出走天津日租界，继续出版《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虽然遭到很多人反对，但章氏依然故我。
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逮捕，他本来劝李大钊之子办理苏联护照，并让李大钊奔赴苏联，李氏颇为迟疑；他又利用与张学良、杨宇霆的关系，奔走营救，后因张作霖阻挠，李氏惨遭屠戮。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章士钊因系段祺瑞阁员被通缉，遂又赴欧洲游历。
这一段经历相对而言，是章氏较为灰暗的时光。加上当时轰动一时的与鲁迅的官司，在晚年一直是其心病，后经过高层调解，方才慢慢化解。
1930年，张学良邀请章氏出任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被海上闻人杜月笙奉为上宾。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彭述之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章士钊主动请缨为其辩护，其“辩论状”以孙中山“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的语录作为话头，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一时中外报纸竞相登载，其辩护词还被不少名校的法学系列为必读教材。
四、诗友饮河
章士钊在逻辑学、法学方面卓有成就，在文学方面也有不俗的造诣，钱基博曾以为，“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其政论文更是为胡适所推崇，以为是继梁启超之后极有影响的政论高手。
除此之外，章士钊的艺术成就却不太为人所知，他书法成就颇高，当时即享有一定声誉。
章氏书法早年师法二王、黄庭坚，兼及苏轼、米芾，精于行楷及隶书，气质内敛而不露锋芒，自成一格。当时由于其书名，加之其名气，不少商家即找其写招牌，索字者甚众。陈独秀对侪辈的书法少所许可，但对章氏的书法却评价极高，其书法所散发的清劲之气，在学人书法中很有特色。
章士钊喜欢写诗，但不以诗名。抗战时期，章士钊在重庆有更多时间赋诗作书法，留下了很多纪游诗，书法的境界也有了较大提升。
诗词方面，他传世有《论近代诗家绝句》一卷，对跟自己有接触的诗人进行点评，这也几乎成为他的诗友，其中包容面极广，也可以说是其文友的集合。
旅居重庆时期，章氏诗兴大发，曾组织饮河诗社，以当时享誉一时的《饮河集》诗刊为根据地，名家如云，极一时之选，留下了不少唱和的诗作，成为一段诗坛佳话。
他与亲友之间的函札，往往也是诗札，留下了不少对于往事的追忆，其中他与潘伯鹰的交往更是极为频繁，留下了书札无数。
二人谊兼师友，情同手足。章士钊激赏潘氏的才华，曾有“风流吾爱潘怀县”的题诗，认其为“生平第一知己”。潘伯鹰幼习经史，16岁应县试名列榜首。西学功底亦极为深厚。作为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被誉为“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
他早年就师从章士钊学逻辑，对章氏的学问与人格极为钦佩，后来一直追随章氏左右。
1931年，潘伯鹰曾被捕入狱，得章士钊等奋力营救得脱。后与章士钊夫人吴弱男的干女儿何世珍结婚，即使后来潘氏与何离婚，也并未影响到章氏与其的交往。《饮河集》就是潘伯鹰所主编的，潘氏长期在重庆各大报刊发表诗作，后来结集为《玄隐庐诗》，钱锺书曾说其诗作“瓣香山谷”，而到了晚年更是渐趋化境。
潘氏长期辅助章士钊，1949年章士钊参与国共和谈，潘氏担任秘书。
潘伯鹰后来记叙章氏重庆岁月曾说：“长沙章行严先生，以赴国难而至蜀。居蜀始为诗，大导其源，所咏最富，并世作者莫之与京。忆自重庆艰危之际，《饮河集》一纸初刊，至今十载矣。”潘氏这一时期诗作颇为精当，诗名大盛。
章士钊在重庆时期，结交了不少后辈，其中既有诗词唱和，又有学问商量，不少人后来也成为其少年学友，可谓其生命中颇为闲暇的一段记忆。
五、余论
章士钊交游遍天下，其留学生涯既有日本，又有英国，不可谓不广阔，其朋友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不过，在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后面，却有着他自己一以贯之的原则，其中讲义气、重交情占有很重的分量，世间所谓的评价他往往在所不计。
所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坊间曾有人对章氏人际交往过于广泛，有过些许微词，不过许宏泉先生的一个说法却值得我们留意。
章氏晚年，常在史家胡同家中书房抽屉中放置一叠厚厚的钱，以便周济随时来求助之人，“苦难在身，孤桐老人每每会拉开抽屉，捻出一摞钱来塞进信封，一尽绵薄心意”，“那抽屉里的几千元钱，真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多少家庭，度过难关。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他去香港”。而他念兹在兹的是，自己的月入毕竟有限，而需要援助的人却越来越多。[11]
周作人晚年危难之时，他不念旧恶，尽力相助，古道热肠，让人感动。类似的例子，在那个特殊而动荡年代，人人自危而力求自保尚不暇，章士钊不顾年迈，尚尽力扶助了不少旧人及其后辈。
如果说盛年时期的章士钊好交游还有好名一说，那么到了晚年，身体与处境皆大不如前，还如此关照故旧，那的确印证了其内心真挚的善念。恰如当年他为旧友陈独秀义务辩护，时人称赞其“古道可风”。
时穷节乃见，章氏的人际网络，在岁月的光影中，激荡出亦儒亦侠亦风流的人格魅力，也映射出那个大时代的历史氛围，那一代人的风骨，那种高自标持的操守，在浮泛而躁动的当下，显得弥足珍贵。当然，乱世之中的多种选择，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
原载《中国书法》2018年第1期
[1] 杨度：《湖南少年歌》，刘晴波编：《杨度集》，9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 章士钊：《示侄》，见陈书良编校：《章士钊诗词集》，2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3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1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243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6]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30、22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142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8]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33—3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 章士钊：《草新湖南案成放歌》，《甲寅》1925年第1卷第22期。
[10]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157—1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章士钊与吴稚晖交往甚多，也曾经给吴氏创办的《新世纪》报撰稿。
[11] 许宏泉：《章士钊：孤桐不孤》，《书城》2008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