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清末全家福的前尘往事
——垫江任氏家族史迹发微
20世纪，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是大动荡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各地大大小小的战乱，带来无穷劫难，对于个体而言，是辛酸乃至肉体的破灭；对于图籍而言，则是灰飞烟灭。这张重庆垫江任氏摄于清末的着色全家福，有幸在苦难之后，历经百二十年，重见天日，其中蕴藏着无尽的前尘往事。
从浙北到川东：任氏家族的迁移轨迹
任鸿隽祖籍浙江归安县（今湖州）菱湖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陷杭嘉湖地区，为避战乱，任氏开始外迁。
1863年，乃祖任轶才率全家到成都，投靠其叔祖父任秋苹。
1872年，乃父任章甫举家移居垫江，纳粟为官，长期担任垫江典史，1902年殁于任上。1886年，任鸿隽出生于垫江。
相对于作为湖州府首县的归安，垫江僻处川东、文物凋零，远不能相提并论，加上任章甫一直保留着家乡口音，念兹在兹的依然是浙江的故乡，任鸿隽尽管生长于垫江，且已习于说四川话，但是对于江南故土的思念却相当浓烈。任鸿隽后来在上海中国公学念书时，急切地与同学回归安寻根，却发现老屋已不知着落，“山河依旧，人民已非”，“此地名为故乡，实则关系都绝，余惟先茔一事则不可了然”，甚至祖坟也已无法辨识。
那种怀乡的冲动与热烈，一旦遭遇魂牵梦绕之地的萧条，两造之间的落差，使得一贯温和的任鸿隽，在给兄长的家书中也不由得带些火气，“吾欲为不孝之言，以为祖宗累人也”。
任鸿隽后来赴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是同盟会骨干成员，与吴玉章、熊克武等成为知交。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与其弟弟任鸿年参与很多民初政治的谋划。任鸿年愤于“二次革命”的失败，在杭州投水自尽，海内外一时以为国殇。
革命成功，然而任鸿隽放弃优厚的待遇，依然决定赴美留学，以学问贡献于新造之民国。后与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与赵元任等创办近代中国最大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并与才女陈衡哲相识，后来结为终身伴侣。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并出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与四川大学校长，尽心于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1949年因为当时最高层的挽留，留在大陆，担任“新政协”特邀代表，后将精心培育的中国科学社及其资产捐给国家；其妻子陈衡哲在学术与文化上也独树一帜，夫妇俩在民国教育史与文化史上光芒四射。
然而，任鸿隽在各种回忆录中都未提到这一枚全家福，不知是否由于任氏四兄弟投身辛亥革命，结果老四早逝，老大和老三也中年去世。任鸿隽或许害怕睹物思人，因为任鸿隽晚年就是因为吴玉章往谈辛亥革命旧事，言及乃弟任鸿年，突发脑溢血，后来不治而逝。不过，这一照片的历史确实相当久远。
任章甫于1902年去世，以此推断，照片的拍摄时间不应晚于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如联系到任鸿隽生于1886年，从照片中的身形与神色来看，或许在十岁左右，而不太可能是十五岁左右，那么照片很可能是摄于1900年之前甚至是1897年前后；如能确认照片中任鸿隽大姐子女的出生年月，则照片的拍摄时间或许可以精确到某年甚至半年。
在照片的保存者、任鸿泽之孙、任鸿隽侄孙任尔宁看来，根据后来任氏家书推断，这一照片应该出自当时德国驻重庆领事馆人员之手。同一照片保存至今的还有一60厘米长、40厘米宽者，很可能是在上海冲洗，然后带回重庆。
其中的主人公一一羽化之后，这一枚小小的照片却见证了一场场与他们后人息息相关的暴风雨。
暴风雨间隙的着色记忆
1949年底，重庆，解放军大兵压境。
任鸿泽之子任百鹏作为工商实业界头面人物，经过地下党劝说，与其他代表一起过江欢迎大军入城。
1951年，任百鹏被错判误杀，直到1985年才被平反昭雪。其子任尔宁至今认为，此系当时具体操持者企图吞掉任百鹏家产所为，因为任百鹏掌管重庆两大家族任、高两家巨额资产，冯玉祥、张澜、张大千、徐悲鸿等政界、艺术界名流是其家座上宾，任尔宁至今与张澜后人关系匪浅。
任家、高家立即被抄，任尔宁当时才四岁多，“几十个人冲进外公的家里，连木地板都撬起来搜查，我和二姐吓得在床上抱成一团”。任尔宁还记得，大卡车将值钱的东西一车车拉走，甚至连抄家者很少见到的内衣也未能幸免，三十多年后的抄家发还清单上还赫赫在目，只是名贵之物早已不知去向。
“当时家里的古籍书，起码四五十万本。张大千、徐悲鸿等大家的名画，起码几百幅。竹简，起码上万片。”重庆天气潮湿，任尔宁小时候每年都要将这些外公（高显鉴，民国四川教育学院院长，该校为西南师范大学前身）的宝贝翻出来晒晒太阳。抄家往往不期而遇，连绵不断，在任尔宁记忆中，至少不下于十次。
一次次抄家过后，任高两家的房产或上捐政府，或被没收，或被拆迁，住房越来越小，“到目前，我已经搬了十二次家，从大花园到别墅到斗室到地下屋，都是迫不得已的”，任尔宁面对笔者的电话采访，似乎有些哽咽。他更喜欢提到三爷爷任鸿隽与三娘姆陈衡哲的成就与声望，以及最近辛亥革命纪念重庆方面对其祖辈勋业迟来的敬重。
任尔宁祖辈的来往信札与照片，或许是因为不太值钱，被抄家者四处抛洒。暴风雨过后，幼时的任尔宁把先辈的手迹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有的放到稍为保险的地方，有的则随身携带。任尔宁九岁时，似乎正上小学三年级，自己搞了一个暗房，用玻璃底片冲洗了不少照片，分送亲友。
幸亏有老辈们留下的德式小照相机，还有一群可爱的小伙伴，任尔宁幼小的心灵才稍显充实。他把家中的照片一一找出来，有的还是清末照的，当时快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他至今记得，在被翻得七零八落的家中，小伙伴们围在他身边，他用调色纸，沾上清水，慢慢地给他那些大多未曾谋面的曾祖父母、祖父们的衣衫打上颜色。
除了将照片的整体背景涂上一层淡黄，任尔宁或许对照片中的小姑妈舒玉琳更有兴趣，因为毕竟都是小孩，而且照片中的舒玉琳跟当时任尔宁的年龄差距不大，就像一位可爱的小妹妹，所以在对这位小姑妈的人像着色时，他下了更多心思，而且尝试着用绿、粉红、黄等多种色素进行搭配。对于三爷爷任鸿隽，任尔宁也颇为敬仰，将其长衫的下摆涂成黄色。此外，还有他曾祖母的衣襟，爷爷的折扇，茶几上的花瓶。
在一点儿一点儿的涂抹中，那颗幼小的心灵或许可以稍微淡忘抄家者破门而入时的恐惧。
苦尽甘来的照片保存记
除了被抄家，还有被迫变卖。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任尔宁的外公病重，只好贱卖家中被抄剩的字画。为了生存，少年任尔宁不得不一次次地提着一些古籍，长途步行到解放碑，将这些善本贱价转让给古籍书店，以便换来一点点儿食物。一本成色较好的宋明刻本才卖一毛钱，十本书才能换一块点心。古籍书店知道任家有大量善本，更知道他家生计困难、着急花钱，经常会开出清单，定时拉着板板车到他家取货。
“文革”开始那一年，任尔宁到川东地区石油部门上班，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手风琴独奏手，长期在外演出。
由于住处太小，他只好将一些珍贵的小物件藏在手风琴的箱子与风箱里，以及一个长号的盒子，随身携带。
翌年，在任尔宁回家偶尔外出之时，他的小屋又被红卫兵抄了。当他回到家中，意识到一个家族的文脉或许就危在旦夕，即刻找到“抄家办公室”负责人，一再解释，“我是川油司（四川石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手风琴独奏手，春节后要上北京演出，况且手风琴不属于封、资、修的物品，它是1958年重庆生产的，是我参加石油会战工作后才买的”。然而对方无动于衷。任尔宁只好一直静静地呆坐在负责人对面的长木椅，一直到中午。对方或许动了恻隐之心，让任尔宁自己进仓库去找，还说鉴于他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又是光荣的石油工人（当时正宣传32111钻井队的事迹），是第一个破例要回东西的人。
在重庆民生路若瑟堂数十间屋子的“胜利果实”中，任尔宁终于找回了心爱的手风琴。当时临近春节，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要是手风琴中的“四旧”被发现，任尔宁或许会有性命之忧。
任尔宁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这真是性命换来的，有次去泸州演出，归途遇到红卫兵武斗，他们藏身于敞篷车上的沙袋之间，冒着枪林弹雨冲过战场，怀里紧紧护着手风琴，幸亏司机事先在轮胎外侧绑上钢板，否则即使不中弹，哪怕车胎被打爆，杀红了眼的红卫兵肯定也不会放过他们。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相对于那些看得见的政经手段，任鸿隽夫妇与任氏四兄弟的文化意义是不可复制的。任尔宁数十年的奔走，终于获得了任鸿隽祖居地浙江湖州，以及出生地重庆的高度认可。今年十月，重庆历史名人馆举办“任氏四兄弟与辛亥革命”专题展览与学术研讨会，不少知名学人与会。
照片中人，早已隐入历史。晚清以降，国人对待国史与先贤的种种，多不堪回首。一枚小小的全家福，竟能留存至今，或许真乃君子之泽所佑；再念及数百万甚至数千万文物的破灭殆尽，不由得让人惋惜不已。
附记：本文的写作，是笔者拟撰《任鸿隽与陈衡哲》一书的一个引子。首先要感谢任鸿隽先生侄孙任尔宁老师的鼎力支持，与任老师2011年1月下旬的面谈，2011年11月21日上午、12月4日晚上的电话采访，为了提供了丰富的口述史料，他还慷慨提供笔者所需照片，同时参考了《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与《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作为垫江人，笔者期待能尽力促成在重庆建立任鸿隽纪念馆，毕竟重庆能列为国士的知识分子不多，任先生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位。任陈贤伉俪的识见与风范值得每一个后来者追怀。
写于2011年冬，原载《澎湃新闻》2014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