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传薪者

夏承焘与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为一代词学宗师的夏承焘（1900—1986），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著作等身。他众多的著作，虽然由多家出版社出版；但是在他生前，与他联系最密切、出版其著作最多的出版社当推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有渊源关系的新文艺出版社，因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就是在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基础上成立的，其代表作《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和《龙川词校笺》《放翁词编年笺注》等，就是由上述出版社出版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三十多年间，夏先生与上述出版社的编辑密切合作，不仅把自己撰写的力作交付出版社，还为出版社推荐书稿、联系作者，给出版社以切实的支持，与出版社编辑成为知交。夏先生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与上述出版社的交往和出书经过（见《天风阁学词日记（三）》，《夏承焘集》第七册，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以下所引日记不再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书稿档案中也相当完整地保存了出版社与夏先生的来往书信和其著作出版过程的记录。本文即以夏先生日记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书稿档案为据，缕述夏先生与出版社的交往过程，从而展示夏先生治学为人的风范，再现学者和出版社同道相应的情景，为研究夏先生和出版史提供一份素材。

夏承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前身出版社出版的部分著作书影

一、从初次约稿到持续合作

夏承焘最早是与新文艺出版社结缘的。新文艺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一家公私合营的专业出版机构，1952年6月1日在上海由海燕书店等四家私营出版机构合并改组而成，定位是“以出版中国和外国现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全国性文学专业出版社”。1953年10月，刚辞去江苏省文化局长一职到上海工作的李俊民（1905—1993）接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李俊民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型的出版人，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并鉴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1954年迁往北京后上海没有了专业古籍出版社的情况，他在新文艺出版社里成立了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学书稿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因此与夏承焘有了往来。从1954年6月起至1958年6月这四年间，夏承焘与新文艺出版社及此后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之间书函往来频繁，几乎每月都有，甚至有一周数封者。

据夏承焘日记记载，先是新文艺出版社来约稿：“（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来函，约与龙元亮共编《宋词选注》。其计划为编一套中国文学名著选读丛刊，选辑历代诗歌、散文、戏曲、小说。第一辑共二十一种。顾颉刚编《尚书选注》，容庚、詹安泰编《诗经》，游国恩编《楚辞》，朱东润编《左传》等等，由郭绍虞、刘大杰主编，预定明年年底出齐。”同月十二日，他接郭绍虞、刘大杰函，嘱编《宋词选》。此前六月七日日记载：“得榆生端午函，谓刘大杰主持上海公营新文艺出版社，编印古典文学丛刊，先出十二种。约顾颉刚、游国恩、王季思分任编纂。其词选一种，约榆生与予合作，榆生用龙元亮出名云云。”郭绍虞（1893—1984）、刘大杰（1904—1977），都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当时皆为复旦大学教授。龙榆生（1902—1966），名沐勋，以字行。他是夏承焘的好友，也是著名的词学家。当时任上海博物馆资料室主任。因为他在抗战期间担任过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立法院立法委员和伪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曾以汉奸罪入狱，为时人诟病。这从夏承焘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所载即可看出：“微昭来，谓上海友人颇以予与榆生合编词选为言，榆生历史旧嫌，至今不恕于人口。”所以龙榆生写作要用“龙元亮”之名。微昭即夏承焘老友陆维钊（1899—1980）。夏承焘接到约稿后，就与龙榆生商量合作事。其六月十一日日记载：“发榆生片，告分任编词选事。同作序论一篇，互相补充选目，予任南宋。”其六月十五日日记载：“得榆生复片，要予任词人小传及词中关于史实方面。”其七月二日日记载：“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预支《宋词选注》稿费二百万……定本年九月交稿。”但这一合作后来没有结果。夏承焘1954年八月十九日日记载：“发榆生函，寄还唐五代北宋选目，并告事忙课忙，选词事不能兼顾，请榆生一手了之。”

夏承焘1954年8月29日信

夏承焘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的第一本书是《唐宋词人年谱》。在夏先生之前，王国维撰有《清真先生遗事》，已为考订词人行实作了尝试。但系统开创词人谱牒之学，实从夏先生开始。词人年谱十种是夏承焘在三十岁前后以多年之力编撰的成果，对唐宋词人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张先、晏殊、晏几道、贺铸、周密、温庭筠、姜夔、吴文英十二家（其中南唐二主、二晏合谱）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作了精深的勾稽和考辨，在词学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将词人生平事迹与其作品结合起来研究，使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这是他在词学研究领域的最大成就。这些内容三十年代曾以单篇形式分别刊于《词学季刊》，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屡为学人征引。夏承焘1954年八月十九日日记载：“阅程千帆《古典诗歌论丛》，屡引予词人年谱，颇思重加整理，了此旧业。”其八月二十八日日记载：“得詹祝南函，谓词人年谱须重印。”程千帆（1913—2000），时任武汉大学教授。詹祝南即著名词学家詹安泰（1902—1967），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友人的建议也正符合夏承焘的心意。因此，夏承焘想修订重印。其八月二十九日日记载：“发北京人民出版社信，告编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七朝词大系计划及理董旧版词人年谱十种，问能考虑出版否。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信，亦询出版词人年谱事。”夏承焘很快就接到了新文艺出版社接受出版的答复。其九月九日日记载：“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函，愿意印予之词人年谱，嘱于十月底前一次交稿，以便明年春季出书，并问钱仲联、王易消息。”随后，夏承焘就花了五十多天的时间，夜以继日，对旧谱作了改订，于十一月十七日将词人年谱稿七本寄新文艺出版社，十一月二十八日又“发新文艺出版社函，寄去十谱自序，属其慎重考虑出版与否”。十二月四日，“得新文艺出版社一日函，词人十谱决定出版”。他还请程千帆为此书作序。此前九月二十五日，程千帆来信告诉他，“在沪尝向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部主任钱伯城君推荐予之词人年谱”。 钱伯城，1922年生，江苏常州人，日后成为著名的出版家、学者，对明清文学也有深入研究，撰有《袁宏道集笺校》等。当时，他担任了《唐宋词人年谱》一书的编辑。

夏承焘1954年11月28日信

新文艺出版社不仅在接到夏承焘来信的十天后就决定接受《唐宋词人年谱》一书的出版，并且在编辑出版的进程中也抓紧时间，保证质量，在收到书稿一年后的1955年11月就出版了《唐宋词人年谱》。这以当时的出版进度来说，是相当快的。在审稿的进程中，编辑与夏承焘多次沟通。夏先生日记载：“（1955年1月21日）得榆生函，谓钱伯城君嫌词人十谱与词之本身发生关涉之资料尚感不足。此资料不足无可如何，不能如少陵、香山、稼轩之谱，可以行实发明其作品。”“（1955年3月24日）得新文艺出版社函，词人年谱决于五月付排。问谱中涉及神怪或附会之记载可删否?程千帆序可抽去否?夕作复书，前者请钱伯城君代为尽量删汰，后者请钱君去函千帆商之。”“（1955年5月2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寄来三年选题计划，词人年谱已于四月份发排，字数三十五万。”书还未出版，新文艺出版社已先致稿酬。夏先生日记载：“（1955年6月29日）得新文艺出版社《唐宋词人年谱》稿酬。”凡此，充分说明了新文艺出版社对夏先生的尊重和对《唐宋词人年谱》一书的肯定。夏先生日记载：“（1955年12月10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寄来《唐宋词人年谱》十一册，每册五百页，三十四万一千字，第一版印三千一百册，定价一元七角七分。二十年前旧著，居然能在今日问世，亦出于意料者。”其实，古典文学出版社正式挂牌还在一年之后，但当时已经用了这个社名，《唐宋词人年谱》版权页已署“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5年11月1版1次”。1956年11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在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基础上成立，李俊民任社长、总编辑，钱伯城为编辑部秘书。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书稿的编辑出版业务就自然地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接手了。《唐宋词人年谱》出版后，受到读书界的欢迎，也再次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1956年8月，《唐宋词人年谱》第二次印刷，共印两千册。每次重印，夏先生都有修订。其日记载：“（1956年10月8日）发钱伯城新文艺出版社函，请改词人十谱数条”。“（1956年11月8日）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函，发来词人年谱重排校样。”“（1956年12月23日）夕作古典文学出版社函，寄去王仲闻所告词人年谱增删数事。”“（1957年2月6日）发还词人年谱校样与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2月18日）发古典文学出版社函，寄去词人年谱后记及清水茂书评，属其添入书后。”“（1957年2月22日）发古典文学出版社词人年谱后记重改本。”1957年3月21日，夏先生日记载：“得古典文学出版社通知，词人年谱第三次印四千册，稿费九百余元。”1958年2月1日，夏先生日记载：“古典出版社寄来第四版词人年谱。此次印二千五百本。共一万一千六百本。”

正是有了《唐宋词人年谱》出版的因缘，夏先生对新文艺出版社及古典文学出版社产生了信任，陆续将自己的书稿交付出版社。仅隔一年，他的又一部代表作《唐宋词论丛》出版。其1956年6月18日日记载：“新文艺出版社寄来《读词丛稿》约稿合同及预支费百元。”1956年6月25日日记载：“发新文艺出版社函，告《读词丛稿》拟改名《唐宋词论丛》。”1956年11月21日日记载：“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唐宋词论丛》出版合同。一万册，每千字十五元。订至五八年底。”1956年12月，《唐宋词论丛》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印一万五千本。此书收录夏先生词学论文十余篇，包括《词律三义》《唐宋词字声之演变》《词韵约例》《姜白石词谱说》等，在词律、词韵、词谱和词籍考订等多个方面都有创获，是他数十年来研究词学和声韵学的心得。仅隔半年，《唐宋词论丛》第二版又印了一万册。夏先生日记载：“（1958年1月13日）古典文学出版社寄来第三次印之《唐宋词论丛》二册，印六千册。已印三万一千册。”1962年1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编辑出版了此书的增订本，印数3500册，增辑《承教录》一篇，系本书出版后各家与作者通信讨论的意见。

在唐宋词人中，夏承焘对姜夔及其作品的研究最为深入持久。早在1930年，他就写有《白石诗文杂著版本考》，后经修改，载《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之《版本考》。1932年，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白石歌曲旁谱辨》刊于《燕京学报》。此后，他就此推而广之，对于姜夔声学进行全面考订，“不仅将白石歌曲十七谱解译出来，使之成为可以探知的词乐文献，而且将白石歌曲小序中所记录下来的有关乐律术语一一细加笺释，弄清了白石声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施议对《夏承焘与中国当代词学》，《词学》第十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然后，在这一基础上，他完成了《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将白石歌词创作以及有关乐律资料汇为一编，即为白石声学研究提供一部小百科全书”（同上）。对词乐的研究，是夏先生词学研究的又一大重要成果。《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的问世，也只距《唐宋词论丛》出版一年半。夏先生1956年10月8日日记载：“发钱伯城新文艺出版社函，请改词人十谱数条，问肯印予白石词研究否。（词论、词笺、旁谱、校律四种；遗事考、版本考。）”“（1956年10月16日）得新文艺出版社钱伯城十月十五日函，谓白石论述专集，由彼社出版，万分欢迎，拟即列入明年出版计划内。”“（1956年10月23日）理予白石词各稿，订为四册。先寄新文艺，发一函与钱伯城，约十一月底交全稿，问明年春季可出书否。此稿二十年来费力最勤，故观成之望亦最切。”“（1956年11月26日）晨邮寄白石词校律及辑传共三本与古典文学出版社，并发一书。”“（1957年2月22日）发古典文学出版社复，白石各稿可先印词笺，但行实考须同印，年谱拟改作。”“（1957年3月18日）改白石词笺。此编着手二十年前，迄今未成定稿，自谓已殚心力矣。” “（1957年11月23日）作函告古典文学出版社，并问两年内能为予印白石词笺校、校律、事迹考、白石丛稿四种否。”“（1957年11月26日）得古典文学出版社函，嘱即寄白石词笺去，当尽速付印。”“（1957年12月4日）午后寄出古典文学出版社白石词笺三册。”“（1957年12月13日）接古典文学出版社十一日函，寄来姜夔词校律、姜夔事迹、白石丛稿、姜夔词笺校四书约稿合同，谓《又玄集》即将出版。”“（1957年12月15日）发古典出版社姜夔各稿合同，明年年内陆续交事迹考、词律、白石丛稿三种。发天津人民出版社，告姜词笺已交上海，问能印《乐府补题考》否。”在与新文艺出版社联系《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出版的同时，夏承焘也曾与天津人民出版社联系，但是新文艺出版社的回复最及时肯定，得到了夏先生的首肯。

1958年6月1日，经上海市出版局批准，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习称“中华上编”（以下简称“中华上编”），受上海市出版局领导。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业务也就自然地由中华上编接手了。夏先生日记载：“（1958年6月3日）重对白石词笺一过，午后寄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月起改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专出古典文学。”1958年7月，《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由中华上编编辑出版。夏先生日记载：“（1958年8月13日）中华书局寄来新印《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十一册，初版只印三千二百册。原定印一万册，殆以厚今薄古改也。”全书除姜词编年笺校正文部分外，还包括辑传、辑评、版本考、各本序跋、行实考和集事、酬赠两个附录等。1961年12月28日，夏先生日记载：“上海中华书局寄到《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第二次印本。重印三千册，连前六千二百册。”夏先生在这一版中对代序《论姜白石的词风》一文作了修改，并在书末记曰：

予二十年来治姜词之杂稿，都凡八种：关于乐律者有《歌曲校律》《十七谱译文》《旁谱说》《旁谱辨》；关于作品者有《歌曲编年笺校》《论姜白石的词风》《白石丛稿》辑本；关于事迹者有《行实考》。兹写定《行实考》附《歌曲笺校》之后。集事、酬赠较前人所辑亦稍有增益，并缀其末。一九六一年一月夏承焘记于杭州道古桥。

1962年1月2日，夏先生日记载：“上海中华书局寄来《词人年谱》第五次新印本。印二千三百本。”

“文革”中，上海市出版局及下属的出版社包括中华上编被撤销，重新成立一个综合性的大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撤销上海人民出版社（大社），恢复上海市出版局和各出版社的建制。据此，在原中华上编和大社古籍编辑室的基础上恢复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建制，定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月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绍兴路5号宣告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任命年过七旬的李俊民任社长、总编辑。李俊民恢复工作后，首先用最快速度重版原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上编的优秀图书，1979年5月新版《唐宋词人年谱》（修订本），不久又校订重印《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并列入该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接着制订了上海古籍出版社选题的长远规划和近期计划，《放翁词编年笺注》等就列入了计划。

除了以上夏先生独撰的三书外，夏先生还与友人、学生合撰了多部著作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前身中华上编出版，其中夏承焘校笺、牟家宽注《龙川词校笺》线装本1961年11月由中华上编编辑出版，1982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平装本；夏承焘、游止水著《辛弃疾》1962年12月由中华上编编辑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4月新版，列入该社《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夏承焘、吴熊和笺注《放翁词编年笺注》1981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列入该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夏承焘先生还有许多已经与出版社联系过的拟议或着手中的著作没有完成。如，其1955年9月10日日记载：“作函与新文艺出版社钱伯城……附去《唐宋词系年总谱》稿样，分四格：一、作家行实；二、作品可考年代者；三、各种文学艺术有关词学者；四、政治经济大事对词有直接影响者。告一年内可整理增辑完成。”其1957年10月28日日记载：“接古典文学出版社《杜诗论丛》约稿合同。与天五同编。”天五即其老友吴鹭山（1911—1986）。其1957年10月30日日记载：“发古典文学出版社《杜诗论丛》约稿合同，明年一月底交稿，十一二万字。”1962年11月29日，他致信中华上编：“近整理‘姜白石诗编年校笺’和‘《白石丛稿》辑校’合作一册，明年三月可写定，你局能为出版否？”他还拟定过《词人年谱续编》的编写计划，其1964年8月9日日记就列出了《词人年谱续编》拟目十余种。这些书稿后来都没有完成。

二、从出版社的作者到“高参”

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始终尊重夏承焘先生，视他为良师益友，不仅在处理他的书稿方面及时听取和回复他的意见，而且在出版社的选题规划和约稿人选方面也经常征求他的意见；夏先生对出版社也产生了信任，积极为出版社推荐书稿和作者，成了出版社的“高参”。

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多次赴杭州向夏先生请益。夏先生日记载：“（ 1955年12月28日）傍晚新文艺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偕汤永宽编辑来访，谓社中欲另订两三年计划，属予代为组织稿件。为介见宛春、驾吾、步奎。”宛春即胡士莹（1901—1979），驾吾即王焕镳（1900—1982），步奎即徐朔方（1923—2007），他们三人俱为夏先生在浙江师范学院的同事。隔了两日，夏先生“过浙江旅馆看李俊民、汤永宽、刘金三君。十时李、汤二君来订书稿，约予任二种：《李清照研究》，五六年八月交稿；《唐宋词系年总谱》，五七年九月交稿。共收预支费三百元。驾吾、宛春、步奎，亦各有一二种”。徐朔方著《汤显祖年谱》，1958年11月由中华上编编辑出版。徐朔方后来有多部著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他笺校的《汤显祖诗文集》和辑校的《沈璟集》等。1959年6月23日，中华上编副主任、副总编辑陈向平和编辑吕贞白、胡尧芳自上海来组稿，请夏先生“写出龙川、放翁词笺注及词人事辑”。 夏先生日记载：“（1961年1月28日）夕上海中华书局李俊民总编辑、杨友仁、郑家治来，谈组稿事。”隔了两日，夏先生“晨过招待所看李、郑、杨三君，坚嘱予任陆游全集整理事。予允作笺，介钱仲联作注”。 1961年1月31日，夏先生“发钱仲联江苏师院函，言分作放翁诗文词笺注事，期限三五年，以俊民嘱也”。1961年2月2日，他“得仲联苏州函，肯担任剑南集作注”。 其日记载：“（1961年2月22日）中华上海编辑所寄来陆游集、唐宋词辞典、唐宋二十名家词集提要、词史约稿合同，陆游集由予与钱仲联合作笺注（诗、文、《老学庵笔记》三部分），如何分工二人自商，决予任词、陆游词历及前言，由予介孙孟晋任校勘、分段标点。”“（1961年2月23日）作仲联复，寄去中华陆游集约稿，笺、注皆请仲联作，免得体裁不一。”1961年2月22日，钱仲联致信中华上编（1961年2月24日收文编号0290/217）：“陆游集作注工作，前由瞿禅先生来函督促担任，为贡献绵力，勉予承诺。但自问年来体力日衰，教务工作繁忙，此一艰巨工作，未知能否负荷，但当竭力以赴耳！一切体例分工，容与瞿禅先生详细商讨。”夏先生的推荐催生了《剑南诗稿校注》这部古籍整理巨著。经过钱仲联先生与编辑的共同努力，这部巨著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夏先生来上海开会或路过时也常抽空去出版社看望编辑朋友。夏先生日记载：“（1956年5月26日）今日往上海参加复旦大学科学讨论会。中文系同事偕往者胡宛春、蔡义江二君。……午后二时与宛春往徐家汇康平路八十三号新文艺出版社，晤郑嘉治、钱伯城二君。钱君才三十左右，常州白家桥人，乃名山先生族侄孙。谓词人十谱近将再版，属寄校本去。”

夏先生为出版社推荐书稿和作者的事例，在其日记中不胜枚举，除了同事及其书稿外，由于夏先生在学界享有威望，请他审读、托他推荐给出版社的书稿不少。这里略举几例。据夏先生日记载，1954年7月26日，“发新文艺出版社片，介绍钱仲联《人境庐诗笺注》”；1954年9月11日，“作新文艺出版社函……介钱仲联编注清诗选，介任二北、王季思编词曲史”；1955年1月27日，“晨作新文艺出版社钱伯城函，介绍吴则虞《花外集斠笺》”； 1955年3月11日，“作新文艺出版社函，为任中敏介绍《唐戏弄》”；1955年3月25日，“发任中敏成都复，告新文艺出版社肯为印《唐戏弄》”；1956年8月25日，“晨寄出钱仲联《人境庐诗笺》及《清诗选》稿五册与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10月15日，“得仲联函，已调往扬州江苏省干部文化学院师资班任教，谓《韩诗系年集释》已交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1月3日，“得仲联扬州函，谓《人境庐诗笺》及《昌黎诗笺》古典文学出版社皆已承印，示新词数首”。吴则虞笺注的《花外集》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任半塘（中敏）编著的《唐戏弄》增订本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1957年均由中华上编编辑出版。夏先生对钱仲联非常关心，积极为他推荐工作，邀请他合作整理《陆游集》，并多次推荐其书稿给出版社，充分表现出夏先生为人交友的准则，堪为典范，笔者将另文评述。夏先生日记又载，1957年5月4日，“得清水茂日本函，谓《又玄集》照片一百卅余张已晒出寄来。即作一书，问古典文学出版社能为影印否。此为唐人选唐诗之一，删姚合《极玄集》而成，仅三百首，应为唐诗好读本，可替代清人之《唐诗三百首》”。1957年6月6日，“得古典文学出版社函，愿印《又玄集》，影印线装，第四季出书”。《又玄集》影印线装本1958年1月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出版社编辑对其书稿的审阅意见，夏先生总是虚心接受，并表示感谢。如，其1960年11月12日日记载：“上海中华书局寄来白石词论打样，提出意见数条，皆甚中肯，不知出自何人手笔。”1961年2月23日日记载：“得胡道静上海函，又寄来词人年谱材料四张，其意可感。”

夏先生也应邀为出版社的选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如，其1960年10月9日日记载：“发上海中华书局信，为《全唐诗简编》提数意见：一、局定规划标准相当高，选五千首之数应减低；二、思想性强的作家应多选；三、晚唐作家以民生疾苦根源由于黄巢起义者，此类作品应批判；四、附书后之年表不妨简要，应另有详赡巨著别刊单行。”《全唐诗简编》后由高文先生主编，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三、提携学生和薪火相传

夏承焘毕生从事教学，培养学生无数，他对学生关怀备至，提携学生不遗余力，门下才士众多，其中传承其词学一脉并卓然成家者为吴熊和（1934—2012）。吴熊和，上海人，1955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班，由夏承焘指导。夏先生指导学生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学生参与其研究项目，与他合作整理古籍、撰写著作。吴熊和读研期间协助夏先生整理《词源注》，并与夏先生合作撰写了《怎样读唐宋词》（1957年12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夏先生日记载：“（1958年1月4日）浙江出版社送来《怎样读唐宋词》稿费八百三十元，与吴熊和均分。共六万三千八百字，每千字十三元。”1957年8月，吴熊和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与夏先生合作撰写了一些著作，如1962年1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的词论部分注释等。这里仅以《放翁词编年笺注》为例。

夏承焘对陆游及其作品早就关注，有全方位研究和整理的打算。其1955年12月7日日记载：“检旧稿，拟整理放翁词校笺、同甫词校笺二种。”1956年1月7日日记载：“晚与慕骞谈香山、放翁年谱，颇思扩大年谱体裁，成香山诗史、放翁诗史二书，融诗笺入年谱中，别开生面。”1956年1月8日日记载：“午后与步奎谈治香山集，彼不主张用诗史之名，可即名曰白居易全集，予思加编年校笺四字。全书体裁拟分两部，前部扩大王文诰《苏诗总案》之规模，分年合编，每年详考香山形实，每一作品提要，重要者详考内容，即以诗文校笺之体，融入年谱之中。放翁全集、稼轩全集亦可依此作。后编为作品编年校勘。”1956年9月15日日记载：“思扩大放翁年谱为放翁诗笺。”1959年8月23日日记载：“中华书局八月十五日发放翁词笺注、龙川词笺注、唐宋词研究资料三书合同。”此“中华书局”即指中华上编。夏先生《放翁词编年笺注》后记曰：

四十年前，予讲诵杭州之江大学，属苏州彭重熙为《放翁词笺》，尝刊布于《之江中国文学报》。二十年前，四川刘遗贤来从予于杭州大学，别去时，成《放翁词注》。一九六三年复属上海吴熊和增删写定为此编，其致力尤勤于彭、刘，故所获亦特多。然不可没二君前导之功，爰记之如此。重熙工词善书，不通音问数十年矣。一九八〇年八月夏承焘。

《放翁词编年笺注》写定在1963年。在这之前，1961年，中华上编有整理陆游集的计划，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出版精确的校点本，第二步在校勘本的基础上再有重点地陆续出版笺注本。整理工作约夏先生主持。《剑南诗稿》笺注本原拟包括《放翁逸稿》和《放翁词》两部分，其中《剑南诗稿》部分的笺注由钱仲联承担，夏先生承担《放翁词》部分的笺注。1962年11月29日，夏先生致信中华上编（1962年11月30日收文编号3694）：“陆放翁全集，钱仲联先生主张分册出版，我很同意（词笺校部分，不日可写成）。”这样，《放翁词编年笺注》就先单行了。此稿1963年交到出版社，编辑富寿荪（1923—1996）等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夏先生日记载：“（1964年7月1日）上海中华书局寄来陆游词笺注，谓明年度可出版，嘱早修改。”由于遭遇“文革”，修改稿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李国章到北京夏先生家取来，由李学颖（1930—2014）担任责任编辑。编辑审稿后，又提出了一些意见。夏先生对作为该书代序的《论陆游词》进行了较大修改，《论陆游词》篇末注云：“一九六三年三月初稿，一九八〇年八月修改。”1981年6月，《放翁词编年笺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书稿档案中保存了夏先生的三封来信。1980年8月20日，夏先生致信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辑同志：

来信收悉。

（一）《放翁词编年笺注》署名：夏承焘、吴熊和。

（二）《论陆游词》原稿改用铅印稿，它是从拙著《月轮山词论集》上撕下的，第7页11行加一大段文字，对陆游消极出世的作品有所评述。11行“这些都是他的缺点。”句后，接直行稿“对于他的游宴赠妓一类词，无足深论……”一大段，直到它的末行末句“等等都是。”再返过来接7页14行“但是这类句子从来不曾出现于他的词集里。……”

这里稿子上有横有直，不知排字师傅是否会有意见？或者麻烦您们找人代抄一份亦好。即以《论陆游词》作为代序。此稿如有问题，请再联系。

（三）小记已略作修改，作为后记。

（四）最后校样，我只希望看《论陆游词》（请附原稿）（代序）一篇，其余卷帙浩繁，委托您代劳了。

专复，祝

编安

夏承焘上 八月廿日

1981年10月25日，夏先生致信李学颖：

学颖同志：

手书奉悉。拙著放翁词印出，无任感荷。敬烦代购壹百册，托邮寄京。书费及邮寄费均在稿费内扣除。（请嘱经办人邮寄包裹要使书得到保护。）

又，吴熊和稿费，请径寄杭州大学中文系吴本人收，不必由焘转寄。

匆此，敬谢，并颂

大安

夏承焘顿首

十月廿五

李学颖在信尾注：夏老所云“手书”，即寄作者样书时所附便笺。

收到信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1月3日复信（古字第1439号），告前奉样书三十册亦包括吴熊和样书在内，请示知稿费处理原则。夏先生于1981年11月6日回信：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办公室

负责同志：

十一月二日古字第一四三九号来信奉悉。《放翁词编年笺注》承代购壹百册，无任感荷。书费请在承焘稿费内扣除。该书稿费，请按总数分一半径寄杭州大学中文系吴熊和收。并请注明稿费是对半平分。样书三十册已妥收，并已分赠一空。待一百本购书寄到，当寄还吴熊和十五册。

匆复，即颂

近安！

夏承焘 十一月六日

《放翁词编年笺注》以考订翔实、笺注精审而著称，出版三十余年来仍为陆游词研究的基本文献和重要的整理成果。受吴熊和的委托及指点，并得到夏承焘遗属的支持，吴熊和的学生、浙江大学陶然教授对该书作了订补，包括补笺补校、增补评语和序跋等。由陶然订补的《放翁词编年笺注》（增订本）201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夏门薪火相传的故事谱写了新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