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里的异乡，异乡中的市井——一部底层视角下的“城市融入”小说

吴士田

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的历史就是乡村城市化。”但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来说，现代的历史不仅仅是乡村就地的城市化浪潮，还是一波波从乡村向城市移动、回流、再移动、移居再到定居的旋转。如果说高晓声的长篇小说《陈奂生上城》是农民以猎奇的心态揭开城市一角的话，那么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回到土地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则是在大胆迈出这一城乡跨越后的踌躇与畏缩。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迅速扩张，农民告别了土地，以工人身份在沿海地区打工，并以候鸟式的迁徙辗转于城乡之间。打工文学因此随之兴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打工文学描绘了城市漂泊者的艰辛，如欧阳一叶的小说《浪子飘》，他们的目光还是凝视着远处的乡村，只因那里安放着他们的灵魂，但当破败的村落已让他们无法回去时，他们将目光打量了一下所在的城市，城乡巨大的鸿沟依然存在，城市对打工人依然陌生，余华的《别人的城市》就表达了这种思想。毕竟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阻挡不了年轻向上的心灵，虽然有行走于“别人的城市”间的迷茫，却在内心深处渴望着“下一站”出现奇迹。张伟明的小说《下一站》正是这段纠结的镜像。随着奋斗并选择在城市的水泥中扎根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内心也完成了从异乡到城市的嬗变。许多作家也在用自己的文笔记录着这一切，广东作家白茅就是其中一位。

白茅生于重庆万州的一个清秀又贫瘠的山村，高考后走出大山在国企工作，经历了打工、创业，从一个销售员成为企业家，成绩斐然。这段不寻常的生命历程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城乡大变动相平行。他的“成长三部曲”真实记录了个人与城乡的成长史。《水井湾》是他站在黄土地上对城市的仰望，《英子》是一脚踏在城市、但向着乡村的方向深情的回眸。而《东官大道》则是他奋力融入城市所奏的一首高亢之歌。

小说讲述的是万州人区亮在东官城中艰苦创业的故事。故事中真兄弟、亲同学、骗子、劫匪、老鸨各种角色轮番上场，事业起起伏伏，跌跌宕宕，每一个转折点都扣人心弦。

小说采用都市平民与万州土语的语言进行叙述，在主题选择上也有突出的特点，他并没有选择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时代题材，而将注意力转向在市井社会里默默生存的外来移民。这种底层视角又因作者采用的章回体写作方式而显得格外契合。作品有着一种传统市井小说的强烈故事性和传奇色彩，为吸引读者，设置悬念的手法处处可见，又极其自然。例如范童创业初期的大顺为其面临的陷阱设下伏笔，而其失败后区亮的仗义纾困又让范童的突然返回变得有理可寻。

小说中区亮的家庭与事业两股叙述线索有条不紊地交织着，节奏也把握得比较到位。例如区亮帮采购搬家，喻芳闹离婚，区亮收款遇老杨患病。线索的来回切换，将读者的阅读感受充分调动，毫无疲倦之感。这一点比《水井湾》以新异之事来引发兴趣要高明得多。

小说语言明白如话，但在白描似的写作手法后也颇多精致之处，如“关着门一家人，杨志瑜到楼下招呼客人，几个老熟人就关上门闹腾开来，刚才端着的架子、摆着的谱，全都跟着一把把瓜子壳、一张张擦汗和鼻涕的餐巾纸丢进了垃圾桶”。冷峻的语言风格中暗藏着反讽意味的幽默。

我们也看到在这陌生的城市里，异乡的味道不时袭来，文中常用的万州土语在昭示着与城市的疏离，城市主动提供的温暖也不多见，而更多的是老乡和家人的抱团取暖。身在异乡，城市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催生了小说中人物融入其中的无穷力量。小说主人公并没有在城市的重压下选择回归故乡，而是如南方的榕树一样，在大风中坚定地将根扎在脚下的土地。因此，《东官大道》既不是改革初期的“农民进城”小说，也不是描写城市的老区居民以及他们富有传统特征的生存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市井小说”，更与描写打工族背井离乡、在卷入城市化进程后遭遇种种困境的“打工文学”不同。这是打工者抛弃打工方式选择创业并努力融入城市的奋斗史，所以将其称为“城市融入”小说更为贴切，这既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必然阶段，也是这一阶段在文学上的必然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茅的“成长三部曲”也是国家与城市成长的三部曲。

底层视角与日常生活视域将说书笔法与世俗情趣相结合，形成了白茅与作品的独特风格，这部作品也标志着其风格的成熟。小说的结尾写道：“区亮慢慢开着车，任一曲《春天的故事》迎风飞扬，一路向南，是公司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是的，这条大道是每一个奋力“融入”城市者的创业之路、生活之路，承载着每一个向往美好生活之人的梦想。此刻，城市已经褪去了异乡的色彩，有了家的温度。

将这段“城市融入史”用文笔记录下来，是今天作家们的使命。白茅试着去做，他做到了。

2021年12月写于拥翠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