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启动中国历史操作系统

一

四年前，和朋友杨早应出版社之邀，编写一本“给孩子的中国通史”——《中国通史》墙书。这是一种形式有新意，适合孩子们阅读的通史读本——说是书其实就是一张图，2.4米长的《中国通史》长卷，容纳了五百多个中国历史条目，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建筑、音乐、文字、人口、版图等方面的知识点。用了一年多时间编写，再经历两年多的编校及送审，直到2019年终于出版。

整个编写过程非常煎熬，每天蹲在图书馆，查阅大量史书，把海量的历史词条综合、整理、分类、编排；更难的是，核查大量的史实，经常碰到同一事件，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说法，有时候，想搞清楚一个历史条目，甚至要花去好几天时间。总算把海量的信息处理为符合成书要求的词条，又要经过编写团队的不断考问，且须与绘者沟通，推翻往复不少，删删减减，几乎无休无止。

过程虽然煎熬，但结果还算满意。这本书出版后，获得媒体和评选机构的肯定，在读者中反响也不错。最重要的是，在编写过程中，也是一次知识格式化的过程，很多认识原来是错的，还有大量的知识空白更是让人汗颜。所以，编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重新阅读，也重新思考历史对我们的价值。

人生中，“记忆”是很重要的。我们每天都要经历很多事，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记忆”，就像现在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也会成为每个人抹不去的“记忆”。除了自己亲历的“记忆”，我们还会去阅读和学习很多东西，这些慢慢也会组成个人的“记忆”。对每个人而言，“记忆”就是个人史。

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范围则更大，通常指集体的“记忆”、城市的“记忆”、民族的“记忆”或者国家的“记忆”，当然，还有全球的“记忆”等。读历史，就是要将这些复杂的“记忆”慢慢转化为个人的知识和“记忆”，进而形成自己的“记忆版图”。

我们中国人，一出生大脑里就内置了一套“中华文明操作系统”，随着一点点成长，知识逐步积累，这套系统中不同的功能被慢慢启动。大多数人可能毕生只启动了系统中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就像我们用智能手机，往往限于打电话、发微信一样，强大的系统也许根本就没人关心。

中国历史无疑是中国人的“文明操作系统”中最重要的源代码，这套代码散落在五千年来的历代典籍中，通过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思想家，不断地升级、迭代，形成如今这套超级无敌的“中国历史操作系统”。遗憾的是，我们现代人大多数看不懂古代源代码，尤其甲骨文和先秦文字；好在一代代历史学家，运用了不同的解码手段，打了无数补丁（注释、注解等），让今天的人也能看懂《春秋》《左传》《尚书》《礼记》等古代典籍。

我们要向历代的“历史程序员”致敬，是他们不懈的努力，让我们今天可以骄傲地以“五千年文明古国”自居。本文旨在向大家推荐中国古代了不起的“历史程序员”和他们开发的“系统”（著作）。

二

首先来认识太史公司马迁。我们很熟悉司马迁和《史记》，也在中学课本中读到不少《史记》选段，但就其价值每个人看法则不同，在我心中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了不起的人之一。

司马迁是汉武帝朝的人，出身历史世家，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朝主管天文、卜算的太史令。受家族的熏陶，司马迁“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的一次大旅行差不多走遍了当时的中国，《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可以说，二十岁出头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三十八岁时，父亲司马谈去世，子承父业，后成为西汉王朝的太史令，有机会饱览西汉国家图书馆的历代典籍。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在四十二岁这一年，开始了《史记》写作。中国从东周开始，各诸侯国就有设史官编写本国编年史的传统，多数诸侯国称这些史书为《春秋》，也有另外命名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春秋》是鲁国的《春秋》，系孔子编修而成，记录了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共计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

这部幸存的《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这部记录了二百多年历史的书，仅用了一万七千个字，实在太过简略；于是，之后出现了好几部为《春秋》作传的书，现存有《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主意，颁布“焚书令”，除了秦史、医药、卜筮、农法等实用书籍，其他书籍一律销毁，造成一大批先秦典籍彻底消失。这还不算致命，秦宫里保存的书籍容量毕竟巨大。然而是意图二世三世千万世的秦帝国，在秦始皇去世后迅速瓦解，项羽攻入秦都咸阳，一把火将秦宫烧个精光，“火三月不灭”，那些侥幸躲过秦始皇“焚书”的书，却没有躲过项羽这一把火。中国先秦典籍在这两次“书厄”中几乎消失殆尽。

刘邦草创的西汉，一时间找不到更好的历史参考，只好继续沿用秦制，好在到了文帝、景帝，推崇黄老之学，老百姓终于得以休息、生产。到了汉武帝朝，汉帝国迎来全盛时期，不仅国库充盈，历史、文化、书籍等方面也找补回来了，这就为司马迁写《史记》打下了基础。但是司马迁写《史记》可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差点掉了脑袋。在“李陵之祸”中，司马迁被处以残酷的腐刑，但强大的信念让司马迁非完成《史记》不可。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比较详细地袒露了自己为什么非完成《史记》不可。他说：周公之后五百年，有了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刚好就是当朝，我该登场了。并且坚定地亮明自己的史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太史公了不起的地方有哪些。

1.《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八书、十表、七十列传。记录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历史。中国五千年历史，司马迁一个人就干掉了前面三千年。要不是司马迁，我们的历史从哪儿开始算起还未可知呢。事实上，我们现在对先秦的大多数历史的了解，还是依循《史记》的记录。后世大量的出土史料和考古发现，也证明司马迁的记录大多数是靠谱的。

2.从司马迁开始，中国的历史书写有了新的范本，从依据时间记录国家、帝王为主的编年体，过渡到以人为主的纪传体书写模式。即便是记载天子的本纪中，司马迁也用他的“成一家之言”把灭秦的项羽和乱政的吕后写入本纪；把孔子、陈涉写入记载诸侯的世家之中。他还把那个年代没有太高社会地位的游侠、日者（算命的）、货殖（商人）、滑稽等写入列传，让二千年后的我们，知道历史上有郭解这样的游侠，司马季主这样的算命先生，计然这样的大商人，优孟这样滑稽的人。

3. 司马迁遭受腐刑这样的奇耻大辱，进到宫里在汉武帝身边当太监，直至成为中书令。司马迁之前以及之后，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敢“成一家之言”写当朝以及当朝圣上的，司马迁敢。据说他写了《今上本纪》，也就是《汉武帝本纪》，尽管到东汉时就已经被销毁了。但司马迁依然在《史记》里埋了一个巨大的雷，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写了汉武帝和一个又一个方士的故事，他们都在迎合汉武帝想要封禅的想法，揭示汉武帝怕死的内心以及在鬼神问题上的劳民伤财。

4. 司马迁的《史记》，留存了很多历代文献。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录了司马家的史学传统，尤其对他父亲司马谈着墨很多。为了凸显他父亲的史学思想，全文收录了他父亲的代表作《论六家要旨》，使得这部作品得以流传至今。再比如汉初大儒贾谊，我们都知道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作品《过秦论》，细数秦为什么灭亡，讲得有理有据，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篇文章。而这篇重要作品，正因被司马迁全文收录在《史记》中，我们今天才有机会读到。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5. 司马迁确定了“正史”样式，本纪、列传成为后世“正史”的标准，《汉书》之后，“书”变成了“志”，但“纪传体”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唐朝官修《隋书》时，将“纪传体”确定为“正史”，《史记》就成为“正史”之首作。

6. 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求真，在于考信，在于亮明立场。二千年前的司马迁做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试问我们今天，有人能做到吗？在谣言满天飞，碰到问题就“甩锅”的今天，在疫情蔓延的今天，我们想过“究天人之际”吗？是什么原因让我们面临这样的灾难，为什么我们未能“通古今之变”呢？

司马迁和《史记》的了不起之处太多了，这里没法一一展开，我们唯有穿越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用更多的插件和驱动程序，尽可能多地启动司马迁开发的这套系统，才能感受中国历史的伟大与丰富。再次向太史公致敬！

三

接着再来认识一位“历史程序员”“大咖”，他老人家也姓司马，单字光。

从西汉司马迁到北宋司马光，历史行走了一千多年，中国的古人们可不闲着。不停的打打杀杀、分分合合，不断的王朝更替，给历代史学家留下无尽的书写素材。受了司马迁的影响，从东汉班固开始，中国进入了断代史代码模式，也就是说，每个程序只负责前朝的断代历史。

东汉班固写《汉书》，记录西汉帝国二百三十年史事，把西汉朝帝王、明星、大咖逐一纪传。司马迁自然也是大咖，被班固写入列传，但班固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抄了《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就成了《司马迁传》。此外，从汉高祖到汉武帝这段历史，基本上也是照抄《史记》。可见写同一段历史，想超过司马迁很难。但班固也有自己了不起的地方，他的《汉书》把《史记》中写制度史的“八书”，变为“十志”，尤其是新加的“艺文志”和“地理志”对后世影响很大。

从《汉书》开始，都是后朝学者写前朝的历史，这就避免了掉脑袋的危险。而且，其中多数是官修史书，有些皇帝还亲自参与。南北朝人范晔作《后汉书》，西晋人陈寿作《三国志》。到了大唐，修史更是自上而下的大事，唐太宗、高宗等亲自挂帅，召集朝廷大臣如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等编南北朝诸国史，包括南朝四史《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最后李延寿根据“八书”又修订了《南北史》。

这一千多年来，纪传体史书可谓独领风骚，从《史记》到《五代史》，共计一千五百卷。在宋人司马光看来，这太可怕了，没法读也不好传播，于是，他有心编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1066年，宋英宗授意司马光编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有了当今圣上的加持，司马光工作起来就顺手多了，朝廷还派了几位得力的助手，都是当朝的著名学者，其中刘攽是两汉专家，刘恕治魏晋南北朝史，范祖禹是唐史专家。儿子司马康打打下手并担任校对工作。

《资治通鉴》历经十九年编成，宋神宗看后大赞“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前403），下讫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959），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这个编写团队效率非常高，治学也很严谨。有一次范祖禹捧着自己编好的六百卷《唐纪》，高高兴兴交给主编大人过目，结果没过多久被司马光删到了八十卷。

编写完《资治通鉴》后，他们当时在洛阳编书的两大间屋子，堆满了删掉的残余文稿。司马光利用剩余的材料又写了好几部书，如《通鉴考异》三十卷、《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等，他的几个助手在编《资治通鉴》外也都有作品名世，比如刘攽的《东汉刊误》、刘恕的《通鉴外纪》、范祖禹的《唐鉴》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著作。

四

没过多久，到了南宋，又一位“历史程序员”跳出来了，他是袁枢。

这位老兄看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觉得还是部头太大，有没有更便于记忆和检索的办法呢？于是，他用自己的方法把《资治通鉴》中同一事件的原文按时间顺序摘抄在一起，再按上一个标题，就这样，这位老兄抄了好几年，终于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的《资治通鉴》抄编成二百三十九个专题，抄订成《通鉴纪事本末》，除标题外，袁枢没有增加一个字，就这样，凭借抄书，抄出中国史学编纂新的体例——纪事本末体。

中国史书编纂，自先秦至北宋，一直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轮流坐庄，编年体从《春秋》《左传》到《资治通鉴》，纪传体从《史记》《汉书》到《新五代史》。编年体讲究以时间为中心的发展顺序，讲究历史的完整性，但这种体例的问题是一件史事，经常会被时间分割成许多碎片；纪传体以人为主体，兼顾志、表等，但往往一件史事重复在不同人身上出现。纪事本末体则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史事为主，把时间和人物贯穿其中。

在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后，明清两代产生了十几种纪事本末体史书，有《宋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等，成为史学编纂一大流派。

五

最后，再来介绍一位重量级的“历史程序员”，他叫郑樵。

郑樵生于北宋，卒于南宋，介于司马光和袁枢之间。这位老兄很酷，十六岁时，曾为太学生的父亲去世，他和堂兄郑厚在莆田附近的夹漈山搭了件茅屋，埋头苦读三十年，写了很多著作，《通志》是其中一种。郑樵很推崇司马迁和《史记》，于是立志要写一本像《史记》一样的纪传体通史。上起三皇五帝，下至隋朝。全书二百卷，五百多万字，是《史记》的十倍。

郑樵治学广博，对每一门学问都下足功夫，在他这里没有学问死角，可谓是史学通人。终身的志愿是把天下的学问汇集一处，“集天下之书为一书”，《通志》就是他志愿的落点。《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包括六书、七音、金石、昆虫草木等略。以一己之力，贯通古今全部学问，郑樵这样的治学态度和能力，的确让人佩服，也影响了后世很多学者。1161年，郑樵写完《通志》献给南宋朝廷，第二年春天就过世了。

《通志》和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后两部在史学编纂体例中属于制度史，在制度史体例中，《通典》《文献通考》是贯通历代来写的；还有断代的制度史体例，私人编修的叫“会要”，官方编修的叫“会典”；在“正史”纪传体中，“书”“志”一类就属于制度史的范畴，这个门类史籍也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