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家自柏拉图已降，很少不被后人误解，然而像英国18世纪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这样“价值被严重低估”（穆勒语）的情形，却是非常之罕见。

这位发明英文单词“怪异”（eccentric）的人堪称当时学术界乃至整个英国社会的异类。边沁出身于律师家庭，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早早送他入牛津（时年15），结果被要求对“三十九条信纲”宣誓。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放弃抵抗——不过由此也在心底埋下仇恨的种子。边沁在牛津的生活并不快乐，他对牛津大学充斥着教条主义的古典课程深恶痛绝——“在这些我发现的以及我长久经历的事物当中，谎言和伪善是英国大学教育和英格兰一流教会教育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唯一的必然结果”。——他日后倡导创建“非宗教”的伦敦大学（UCL，即今日伦敦大学学院；边沁本人至今仍被视为该校“精神之父”，并以坐像列席校务会），与母校相抗衡，或许即为泄愤——正如英国历史学家F. C.蒙塔古在《政府片论·导言》（1890）中所说：“也许，牛津大学再也没有培养出另一位像他这样不喜欢牛津的名人。”

除了公开的无神论倾向，边沁对英国政坛人物也毫不留情，称之为“邪恶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只为极少数人服务；而他本人发明的功利主义，则致力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哲学和经济学界，边沁自认为（实际也是如此）他的学说影响了哲学家密尔（旧译穆勒）之父詹姆斯·穆勒，而后者又影响了李嘉图，所以他自鸣得意地声称：“我是詹姆斯·穆勒精神上的父亲，而詹姆斯·穆勒是大卫·李嘉图精神上的父亲，所以，李嘉图是我精神上的孙子。”由此开罪学术界一众头面人物。此外，作为文化界名人，边沁在公开场合却指斥诗歌尽是谎言，并宣称“如果快乐的品质是一样的，图钉和诗一样好”，由此遭到文学圈的愤怒声讨——黑兹列特对他大加挞伐，卡莱尔诋毁他“视野狭隘，人格也不完整”，狄更斯通过《艰难时世》中葛擂硬这一经典人物形象，更将他永久地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身处18世纪，边沁居然异想天开地认为动物，还有女性，跟人（Man）一样也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在欧洲人尚未将罪犯、黑人、女人当人看的时代，边沁就开始为这些弱势群体呐喊：“总有一天，其他动物也会获得只有暴君才会剥夺的那些权利……一个人不能因为皮肤黑就要遭受任意的折磨而得不到救助。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腿的数量、皮肤绒毛的形式、骶骨终端的形状都不足以作为让一个有感知能力的生命遭受类似厄运的理由。”——他为之辩护的对象，范围广大到包括被众人唾弃的高利贷者（他于1787年出版《为高利贷辩解》，与亚当·斯密进行辩论）；他甚至认同18世纪英国名医约瑟夫·唐森德（1739—1816）的惊世之论，认为“饥饿是社会的平衡轮”，并认为“只有饥饿才能刺激、驱使穷人去劳动”——以上种种论调，皆令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错愕不已。这也成为他被误解、遭攻讦的主要原因。

对边沁误会最深的当属同为思想家的马克思。马克思将边沁称为“庸人的鼻祖”，认为他的效用原则是“庸俗不堪的东西”，并说“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就象马丁·塔波尔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边沁）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马克思痛诋边沁，主要是反对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马克思认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才是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科学的经济学。从这一点上看，马克思很犀利，确实也击中边沁学说的要害——日后边沁的门徒穆勒便坦承，“他既没有内在经验又没有外在经验”，缺乏对于人性之了解，几乎可以说不谙世事——活到85岁高龄，养尊处优，不食人间烟火，连一场病都未生过，遑论其他！但马克思赠予他的恶谥“庸俗”二字，边沁无论如何是消受不起的。事实上，边沁不仅毫无小市民的庸俗市侩之气，恰恰相反——正如英国政治家布鲁厄姆勋爵（1778—1868）所言，他天真率直，像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而且终身保有这样的童趣（临终前还要拿自己的遗体开玩笑），堪称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之士（同时代英国大诗人柯尔律治将保持“童趣”视为天才的特权和标志）。马克思的误解和偏见，一方面是因为他将后来穆勒等人的经济学说（如将“可变资本或可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说成是一个固定的量”），误认为边沁所作；另一方面还因为，跟20世纪的哲学家如福柯相似，他其实“对边沁读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