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叫花子观念与历下精神

第一章 叫花子观念与历下精神

这是一九九一年晚秋的一个午后,北京,临近北海的一座并不显赫的小楼里。窗外成熟的红叶正竞相投向绿地,极力试图改变那里的颜色。踏着落叶、沿着绿地向前不过几百米,就是中南海神秘幽深的回廊曲径。

墙上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案上一个旋转的地球仪,几上几杯有些乏味的热茶——谈话已经进行过一段时间了。

“……《古今注》上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什么意思?说古代的城市不过是些繁华热闹、被当做国都的地方罢了。现代城市的概念完全变了。这里有两个数字,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比例,大多不超过本国人口的一半。到七十年代初,普遍超过百分之七十,联邦德国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二,澳大利亚达到百分之八十五点六,比利时达到百分之八十六点八。另一个是,一九七二年,日本东京大都市圈内的国民收入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三十,企业数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五十六,销售批发量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三十八,而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五还强!这是说的一个东京!说的是一九七二年时的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现在所处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侃侃而谈的是一位银鬓华发的老者,一位学富五车、经纶满腹,同时又足以对中国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权威人物。为了写作这部以反映新时期城市建设战线生活为内容的长篇报告文学,我们几经曲折,敲开了这位权威人物的书房。

“那是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恐怕很难相比吧?”我们说。

“应该说现在不可设想,将来是必然趋势。”权威人物缓缓地品着茶,随手把桌上的地球仪一拨,整个世界都在我们面前旋转起来。“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怎么可能离开城市化呢?至多形式上有所不同就是了。新时期十年,几百座大中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八八年与一九七八年相比,全国的城市数量增加了一倍还多!这不就是证明吗?”权威人物有力地拍着沙发扶手,神情中带出了几分激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前无愧于古人、后无愧于来者的。深圳、珠海那些地方不算,你看看西安、哈尔滨,包括你们山东的济南和一些中小城市,三年五年不去你还认得出来吗?这是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都叹为观止的!可惜我们的文学作品对这方面反映得太少、太不充分!”

权威人物的话使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激流的冲击。“有人说,中国的希望在农村,中国的改革也只是在农村取得了成功。这恐怕也是反映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作品所以少的原因。”我们说。

“说中国的希望在农村是对的,但还应该加上一句:中国的未来在城市;说中国的改革只是在农村取得成功是不对的,但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在城市还没有取得像农村那样的成功。”权威人物又恢复了学者的安详和严谨。“有人说毛泽东搞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邓小平也搞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我赞成这个话,但这个话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在里面: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还是要夺取城市。打不开潍县、济南,攻不克长春、天津,踏不平南京、上海,到哪儿谈革命胜利去?现在的改革,也是同样的道理。七九年到八四年我们主要抓的是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连带着乡镇企业;八四年以后,我们改革的重点就转到城市来了。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改革比这还要早,八〇年前后中央就提出,要把城市政府的职能从抓经济工作转移到抓城市建设和管理上来。这不是改革吗?这不是根本性的改革吗?没有这个根本性的改革,我们的城市能有今天这个样子吗?我们国家城市化——也即现代化的过程,能有这样的速度吗?……”

地图高挂,地球仪旋转,有些乏味的热茶变成了更加乏味的凉茶。我们的心绪随着这位学者型的权威人物,飞向了世界,飞向了全国,飞向了我们的第二故乡——泉城济南……

古井死水,一石激起浪千重

一九九二年伊始,在我们最初开始这部报告文学的第一道工序——采访时,除了满心的激情、热情之外,更带着一脑子的焦虑和疑难:偌大一座省会城市,历史数千年,人口数百万,地域数百里,“沿海开放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十佳卫生城”……悠悠浩浩、林林总总,何处是可以切入的楔口?何处是文学之纛得以高扬的基石和立柱?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豪迈壮阔绝世的科学家也是有条件的。

“济南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改革、进步是从‘八七会议’开始的。”“就从‘八七会议’写起吧,那是济南新时期的转折点。”济南市委宣传部长和建委主任几乎同时提出建议。

好一个“八七会议”!一九二七年在江西九江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曾经把中国革命引向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相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济南竟然出现了又一个非同寻常的“八七会议”!

沿着时间的河流,我们回到了八年前的那个流火的夏天。

一九八四年八月四日上午,历下区委书记孙常印、区长王荣胜,迎来了前来检查工作的山东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姜春云。按照通知,检查的内容只有一个:市容卫生。姜春云其时刚刚走马上任,捧起统领济南三军的帅印,就指名点题专程前来,孙常印、王荣胜无形中感受到一种压力和鼓舞。

照例先是汇报。做法、标准、成绩、问题,年年检查卫生、年年卫生上不去……当孙常印一丝一板汇报结束后,姜春云说了一句:“我看大体符合实际情况”,便起身率领同来的市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大步向门外走去。

他急于要看!看现场、看问题、看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

从区委大院出来,从不长的巷道出来,一条横贯东西的泉城路出现在面前。这是济南老城区的大动脉,也是济南的王府井和南京路。

马路早已突击进行过清扫,但纸屑、瓜果皮仍然时而可见;一阵串街风吹过,一辆汽车驶过,街面上随即扬起一阵尘土;尘土刚刚扑向路旁的商店、行人,又一阵风或一辆汽车经过,又一阵尘土随之扬起和四处飘散而去。

“你们看一看这种状况!先不说老百姓有苦没处诉,让外宾和外地人看了,会对我们济南和山东省产生什么看法!”站在马路上,姜春云一向挂满红润的面庞上,满是忧虑和严峻的云翳。

“关键是马路崖子土太多,扫不干净。”孙常印从一位环卫工人手里拿过一把扫帚,边扫边用脚蹭、踆,好不容易才使一段马路崖子下露出了若干原有的本色。按照当时的要求,马路上只要没有垃圾、泥石杂物等明显污迹污物,便算是符合卫生标准了。

“看来是这个问题。”姜春云接过扫帚用力扫了几下,问:“怎么才能清干净呢?”

孙常印说:“那就只有用水冲。”

姜春云说:“好,我看就按你的办法,坚决冲出来。”

马路看过两条,姜春云拐进一条胡同,来到一片居民区。街巷又脏又窄,家家门前堆放着杂物;院里蜂窝煤、蜂窝炉、自行车和各种家什拥拥塞塞;楼群外垃圾遍地,各种瓜果皮上群蝇如蚁,使人不堪喘气和睁眼。“我们天天讲两个文明,却让老百姓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姜春云又是一番感慨。

“还有更差的地方没有?今天我是专看问题。”从居民区和胡同出来,姜春云说。

“更差的?”孙常印有些不解地问,“这还不算是最差的吗?”

“不对吧?你们的厕所……”

厕所?姜春云要看厕所?那是检查卫生时,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很少进去的地方啊!

“走。”姜春云不容置疑。

汽车前行,片刻停在了百货大楼对面的公厕前。这里是闹市区,每天的人流量不下几十万,一座公厕不过几十平方,旱式,且既无专人清扫也无专人管理,其污秽之状便可想而知了。

“有人说,到济南找厕所跟着感觉走就行了,哪儿臭就往哪儿去,保险错不了。看来,这还真要算是经验之谈了。”从厕所出来,姜春云带上了几分幽默。那幽默引出了几声会心和无可奈何的低笑,旋即闷哑了。陪同的都是与城市建设和管理有关的党政要员,市委书记的意思他们是听得明白的。

看过一个上午,下午姜春云讲话了。

“济南在全国全省的地位我没有必要多讲了,历史文化名城、省会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济南现在的市容卫生状况,适应不适应这种地位,我看也没有必要多讲了。我要讲的是怎么办和从今天开始应当树立一种什么标准的问题。”

姜春云的标准是两个“第一流”:争创全省全国第一流的文明城市,争创全省全国第一流的市容卫生水平。

他具体提出十条:一是马路无尘土,二是垃圾无堆积,三是场所无痰迹,四是市场无果(瓜)皮,五是处处无蚊蝇,六是厕所无臭气……

听讲话的人,对于这位新任市委书记要把抓市容卫生作为突破口,带动全市各项工作上台阶上水平的意图早有耳闻,并且料定今天会提出一些新的和更高的标准要求,有的还做好了挨批评作检讨的准备。新官上任三把火,身为省委领导人的姜春云的火,自然要比寻常人烧得更旺些。这些都不难理解。但姜春云所提出的标准,实在超出了人们所能理解和想象的范围。如果说两个“第一流”还是原则要求,不必过于认真,后面的十条具体要求,就近乎于吞云吐雾、痴人说梦了。

马路无尘土,马路能没有尘土吗?厕所无臭气,厕所从古到今有没有臭气的吗?……台下响起一片压低的议论和哗动。

姜春云仿佛并没有察觉听众的情绪,仿佛有意要给听众们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呷着茶,细细地品味了片刻,这才又接起了话题。

“对这十条标准我再说明一下。马路无尘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马路街巷要日清日扫,主要干线要按时冲刷,一尘不染。打个比方说,穿一身白大褂在地上滚一圈,要不带脏的。……厕所无臭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有专人管理,定时冲刷,使用药物喷洒除臭,要争取不但没有臭气,还要香化美化。……”

这真是旷世奇闻!这样的话如果不是出自这位市委书记之口,不是出自这种正式会议,而是出自舞台上的某位故做奇态奇想的人物之口,倒不失为精彩幽默之笔,说不准还会博得一片掌声和赞叹。然而……

会场上的低声交谈和议论消失了,人们一律板起面孔,低着头或仰着头,把眼睛投向墙角或地面的什么地方。市容卫生是城市工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会场上的人们哪一个不是这方面的干将能手?每逢外宾来访、重大节日、重要活动或检查评比,市容卫生总是少不了的。多少年来,济南市的市容卫生虽然说不上多好多光彩,可也是受到过不少表扬奖励的。市容卫生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任何一点进步都需要付出大量劳动和汗水的,是单凭唱高调、耍嘴皮,唱不来耍不来的!可今天这是抓市容卫生吗?这是真要叫大家干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在检查指导工作吗?

简直是!简直是!……有人忿忿然,有人肚里已经冒出了要多难听有多难听的话语。

姜春云依然一副沉静洒脱的神情。讲完,又呷下几口茶,收拾起纸笔眼镜,把提包交给秘书,随之宣布散会,若无其事地出门而去。

只是在上车前的一瞬间,他对前来送行的区委书记留下一句话:

“常印,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我还要来看。”

三日刮目,“八七会议”再加鞭

送走姜春云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孙常印陷入了沉思。姜春云的讲话和提出的十条标准同样出乎他的意料,同样在他心里激起了波澜。那标准实在太高,高的似乎入了云霄。但一上午陪同巡视,对于姜春云的意图和决心他是心领神会的。市容卫生是城市的脸面,怎么能设想一个满脸污迹、衣衫破烂、邋邋遢遢的人,能够博得人们的青睐,或者能够做出什么伟业来呢!市委书记提出的何尝仅仅是一个市容卫生标准啊!那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状态标准和工作面貌标准!矫枉必须过正,对十条标准的那些极而言之的发挥,不也是一种有所针对的、足以振聋发聩的轰鸣?不错,用原有的精神状态和眼光,十条标准是绝难企及的,可如果换上另外一副精神状态和眼光又会怎样呢?

没有第一流的工作标准,就不可能有第一流的精神状态!而没有第一流的精神状态,第一流的工作标准不过是一句空话、大话!

关键是精神状态!关键在精神状态上!

“常印,咱们怎么办?”王荣胜和分管市容卫生的副区长李凤美焦急地问。

“马上通知常委开会!”孙常印想起市委书记临别的话,断然地把手一摆,快步向办公楼上走去。

区委常委会的议题只有一个:我们怎么干。

“这是市委对我们区的信任,也是我们区上水平、上台阶、创一流的机遇。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干出个样子来!”孙常印的话简约而坚定。做为一个富有经验的党务干部,他已经看到了这次行动将要对全区乃至全市产生的影响。

全体动员,全党动员,全区动员。常委会只开了十几分钟就变成了全委会——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区纪委和区武装部的领导同志被召集来了。全委会开了不过二十几分钟又变成了全委扩大会——各街道办事处和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也被扩大进来了。立即部署,层层发动,一夜星驰月奔鼓敲锣鸣,牵动了全区的每一条神经。第二天,当太阳又一次在泉城路的绿荫梢头洒下身影时,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已经走上街头,而驻地各大机关单位和厂矿企事业的负责人已汇集珍珠泉礼堂,开始了又一梯队的组织和动员。

闻风而动的并不只是一个历下区。受姜春云讲话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市建委。那时权力高度集中,城市管理、市容整顿、环境卫生,包括每一分钱的拨款,每一条马路的清扫,每一个环卫工人的使用安排,决定权统统都在市建委手里。市建委主任权力可谓不小,可每次列席市委常委会都断不了挨板子。偌大市区的市容卫生工作,区和街道竟然既没有一点权也没有一点责,出了毛病乐得看看热闹或者当个情况反映员、场外评论员。姜春云的十条标准,真好似在建委头上压了一座大山,可眼看历下区行动起来,又仿佛看到了希望和出路。“放权!放权!全力支持区街干!”建委主任彭元栋瞪起了眼珠子。

一辆辆垃圾车出动了。一辆辆洒水车出动了。一队队环卫职工出动了。出动的同时附带着一个个郑重的叮咛,一切服从区里安排,一切服从区里指挥!

马路被冲刷一遍又一遍,垃圾被打扫一次又一次,厕所被清理一遭又一遭,厂区、办公室、机关大院、居民区、楼群内外、包括群众的小院、厕所、伙房都被检查了一回又一回。孙常印三天没回过家门。王荣胜两宿没枕过枕头。李凤美十六岁的女儿几天找不见母亲的面儿,清早跑到办公室,搂着母亲放声大哭,直哭得颇有“铁娘子”风范的副区长,眼前也滚下了几串晶明晶明的泪珠。

历下区的行动自然也逃脱不了非议。非议不仅来自市、区机关,还来自省级部门和基层的干部群众。“一个省委书记抓扫马路清厕所,这不是不务正业是什么?”“小题大作,市容卫生再重要能跟生产和党的建设比吗?”“姜春云的十条标准纯粹是胡扯,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马路无尘土那还叫马路吗?厕所无臭气那还叫厕所吗?”“听说姜春云挨批了,历下区这么干也快啦!……”众口铄金,添油加醋,一时竟然闹到沸沸扬扬的程度。

但孙常印等人实在没有功夫去听那些闲言,三天突击作战,硬是把历下区换上了另外一副面貌,连区委大院原本光秃秃的沙土地,也奇迹般地变成了柏油路面并且出现了一座小小的花园。

姜春云没有食言,三天后准时又出现在历下区。这次随同的不只是与市容卫生有关的市直机关负责人了,全体市委常委、副市长、机关部委办局负责人,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分管副区长、建委主任等济济一堂,不下百人。进行第一项还是听取汇报和看,历下区是什么精神、什么干劲、什么速度。听过看过,姜春云又讲话了。

“有人说抓市容卫生是不务正业、小题大作,我看正好相反。中央再三强调,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要抓好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市容卫生是城市管理的第一条,这是小题还是大题?我看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小作,作得很不够。对我们各级党政领导来说,有没有能力搞好市容卫生、管理好城市,是非常实际的考核和检验。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就是失职或者是不称职。

“有人说坚持市容卫生的高标准不符合中国国情,那意思无非是说中国目前还落后、穷,用不着那么干净利落。落后、穷就该油脸麻面、破衣烂衫吗?我看只有叫花子才那么认为,这种观念无非是叫花子观念。

“有人说厕所从古到今都是臭的,你家的厕所就非臭不可吗?哪家的厕所臭,说明哪家的老婆懒。认为厕所臭理所应当的观点,我看就是懒老婆观点。”

他再次强调两个“第一流”和十条标准,号召全市总动员,以历下区为榜样,在最短时间内,根本扭转市区脏乱差的被动局面,并且提出开展全市性的评比检查,奖优罚劣,公之于众。

参加会议的干部们分组进行座谈讨论去了,姜春云找来孙常印和市政府秘书长马芸生等人,开起了小会:“突击搞一段是必要的,但突击不能长久,要从改革着眼,找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赏罚严明,郊区冒出新故事

不管有多少非议、反对,以治理脏乱差、整顿市容卫生为中心内容的全市大行动轰轰烈烈搞起来了,由副市长郭德耀和马芸生等人牵头的评比检查小组也随之紧张地开展起活动。第一次评比,历下区总分第一名,分管副区长李凤美受奖一百元;天桥区总分居末,分管副区长左贤让受罚一百元。奖好奖,罚却不易。第一,罚的是一位副区长,这在济南市有史以来是第一次;第二,罚的并不仅仅是一位副区长,那代表的是一个区几十万干部群众。为了慎重,马芸生找到姜春云,请示可不可以缓一缓再给一次机会。姜春云说:“讲了要罚就一定要罚,他下一次搞上去了再奖他嘛。”马芸生连夜找到天桥区委书记赵启升和左贤让做工作。左贤让五十多岁的汉子,面对区委书记和市政府秘书长把牙狠力一咬:“罚!明天我到大会上检讨受罚!下一次要是搞不上去,我向区委区政府和全区老百姓谢罪!”第二天,李凤美把奖来的一百块钱买成瓜果烟茶,欢欢乐乐地同机关和十几个街道办事处的分管领导互相庆贺鼓劲时,左贤让和赵启升一夜走遍了几乎全区所有单位和驻区部门。事隔不久,天桥区果然一跃而上,郭德耀、马芸生亲自把一百元奖金送到了左贤让手里。

龙追虎逐,济南由一个并不让人喜欢的邋遢汉,一变而成为一个潇洒俊逸的小伙。姜春云依然不肯稍许粗疏,每天上班前后,只要情况许可,总要到市区悠上一圈,发现问题立即督促改进。那天他驱车经过黄河公路大桥,发现桥头附近的马路上有几摊驴屎马粪,立即把脸沉下了,吩咐司机直奔郊区区委所在地洪楼。

姜春云永远不能忘记半年前的那次经历。那是一位中央首长前来山东视察工作,一切满意,姜春云代表省委前往机场送行时,路上忽然一连出现了几摊驴屎马粪。那位中央首长脸上顿时变了颜色,忿忿道:“济南是怎么搞的!建设不好也管理不好吗?你看到处这么脏!日本鬼子、国民党时期还能是怎么个样儿!”那神情话语深深地触动了姜春云的心。回去后他向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作过汇报,而稍后不久,省委便决定派他出任济南市委书记。市容市貌,尤其主要公共场所和交通要道的面貌,那是事关全市全省声誉,事关党和政府威信的事情啊!

黄河公路大桥恰恰是济南的北大门。

北大门的市容卫生恰恰是姜春云至为关注的。

车到郊区区委办公大院,未等通报,姜春云便径直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区委常委会正在进行,区委书记王儒学连忙迎过,向市委书记递过一张笑脸。

姜春云脸上却没有丝毫笑的意思:“大桥那边连着三摊马粪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还开常委会!开了也不解决问题!王儒学,你带人先去把马粪扫干净了再说!”

王儒学怔住了,想要解释却张不得嘴,想要起身出门却又挪不动脚步。这惹恼了一位黑脸汉子,冲着姜春云便撇起了嘴角:

“你姜书记这么大的官,原先听说挺有马列主义水平的,这会儿看来也不过如此!”

姜春云被猛丁里顶了一个趔趄。以他的身份和权威,这是他多年中第一次受到如此尖利刻薄的戗白。他打了一个怔愣,目视随行的马芸生问:

“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吗?”

马芸生说:“这是李长河同志,是分管城建和市容卫生的副区长。”

姜春云嗯了一声,目光盯向李长河:“你说,我怎么没有马列主义水平的?”

李长河并不含糊,张口要说,旁边的王儒学连忙扯住他的衣袖使劲拽着。李长河知道那是不让他开口的意思,对王儒学道:“不说行吗?他姜书记来了不说,以后再到哪儿说去?”

话出言随,王儒学只好低垂眼帘,研究起手中的茶杯茶水。

“你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李长河振振有词。“你市里布置任务、检查评比每次想起郊区来了,跟市区一个标准。可一到拨款,郊区就拨拉一边去了,跟县里一个待遇,一分钱的城市维护费没有。这是什么马列主义?我郊区的路上就只三摊马粪吗?你让我们王书记去当一次劳动力可以,以后怎么办?天天去当又有什么用?”

姜春云显然没有想到这一层。目光再次转向马芸生问:“他说的这个情况有没有?”

“情况是这么个情况。”马芸生点点头,又委婉地解释说:“长河是个好同志,只是性子太急,说话不讲究方式方法。不过……今天他好像是特殊急了。”

的确,李长河今天的确是特殊急了。

“八七会议”之后,为了改变郊区的市容卫生面貌,天知道李长河骑着那辆破自行车跑了多少单位、磨了多少嘴皮。为了杜绝驴屎马粪上街上路,他曾经几天几夜守在公路马路上,给过往驴车马车挂粪兜、讲道理。可郊区比市里的区地盘大出许多倍,城乡交汇,人员复杂,卫生设施与市里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单靠区机关和乡镇、办事处的那几个干部和工作人员,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可市里检查评比用的是同一个标准。第一次检查评比,受罚的除了左贤让还有一个就是他李长河。区里的同志觉得他受罚实在太怨,区委书记和区长自愿陪着他一起受罚,每人掏了一百块钱。市里检查评比的同志也觉得李长河受罚有屈,商量来商量去,把名字悄悄抹了,把罚金如数退回了。尽管这样,李长河心里仍然憋着一肚子不平。偏偏今天又碰上姜春云批评驴屎马粪,他一急,自然也就顾不上别的什么了。

姜春云稍一沉吟,面色变得晴朗些了。

“如果市里把款拨下来,你能不能搞上去?”

李长河说:“你能拨下款,我就能搞上去!”

姜春云问:“你预计一年要多少钱?”

李长河说:“我算了,有三十万就行。”

“那好。”姜春云随即对随行的郭德耀说:“拨款的事你来办。拨不下款来我找你老郭,搞不上去我找你李长河!”

“行!款拨下要是搞不上,你拿我李长河是问!”

姜春云走了。三天后,三十万城市维护费拨到郊区帐号上。李长河找到区建委主任面前说:“得赶快找出个法儿来!这一回咱俩要是搞不上去,就干脆上吊抹脖子吧!”

法儿很快被找出来了,作为土生土长、当过多年郊区公社党委书记的李长河,把农村正在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稍加改造搬到市容管理上,一举扭转了郊区的“副班长”地位。市里看得真切,立即在郊区召开现场会进行推广。一条行之有效的、确保市容卫生长久保持高标准高水平的路子,终于被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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