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的赣江

1

生在江边，水是我一生的景。水中嬉水，塘中摸鱼，做凼抓鱼，这些技能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会了。

一条鱼像是被炸蒙了，头探出水来，挣扎着想沉下去。江岸一群人看着，多是老人和少年。冬天，江风吹在脸上刺痛。我敌不住鱼的诱惑，脱去衣服下江。我触碰到鱼时候，感觉鱼很大，我试图两手去捧它，慢慢地将它引导到岸边，可它虽被炸晕，但还是本能地挣扎开。如此反复好多次，我的手僵硬了，感觉身下皮肤紧绷，嘴唇开始颤抖。岸上的人不断唤我上岸。我知道这是生的呼唤，冥冥中我决定放弃之前的努力，吃力地游上岸。

这一年我十二岁。赣江边的孩子诸如这样的经历不会少。我在八岁的时候被人救过一次，当然我也救过别人。

春天雨水多，赣江慢慢丰满，正是放排的时候，上游不断有排放下来，风浪大来不及靠岸，木排迅即被冲散。下游的人站在江堤上，看着满江的木头，一窝蜂奔下江去，收获自然不少。那时放的排都是公家的木材，风平浪静之后，公社派人来了，说是坦白从宽，如数上交。我记得当时木头或是藏楼上，用柴草遮盖，或是埋在菜园地里，公社干部搜得仔细，偶有幸存，对于平原上的人家也是了不得的收获。这似乎就是一个游戏，年年都会做下去。

在明朝，我们那一带有一个樟树排帮，专门为放排的东家服务。为首的是新干人肖伯轩，他不仅本领强，而且心肠好，在赣江上的名声很大。他百年之后，人们尊崇他为肖公，赣江上不少地方建了肖公庙祭祀他。后来由于政治需要，永乐皇帝朱棣将肖伯轩之孙肖天任御赐为水神，从此肖公庙的香火愈加旺盛。

在中国好人就是神，人们不必担心做了好事没人记住。有的时候，大好人甚至进入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让人们顶礼膜拜。

赣中小平原一望无际。河东种稻，河西栽果，是一种被乾隆皇帝赐名“大红袍”的三湖红橘。我们常常望见河对岸那平畴万顷的橘园。“花吐园林别有香，维橙维橘蔼春芳。”“春来到处发奇花，橙橘逢时吐翠华。”隔河千里，我们闻不到香，却看得见花，更知道其果珍贵。“直待秋来成果实，厥包赐贡献皇王。”“记取合欢香有果，分甘共羡帝王家。”后来我知道那是张恨水谈情说爱的地方，那个世界的芳名就是北雁南归。橘红时候，是一条很长的红艳艳的江岸，似乎赣江也被冬红感染，潋滟的水波上跳跃着冬红的兴奋。

我们等待着冬红下树。这个时候一艘艘满载冬红的船向我们靠岸。秋天的等待终于变成了现实。一筐筐的橘码在岸上，等待105国道上的汽车装运。夜色清冷，我们从篾筐中掏出冬红塞进衣兜，腆着大肚皮逃窜。在物资极匮乏的公社时代，这样的收获已是奢侈的享受。

我常常在堤上与江上的机帆船赛跑，我赢了，收获汗水和经验。我知道溯江而上的船，速度几乎等同于我的小慢跑。这似乎还是一个游戏，我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如此。旧时光留给我的不多，却永远都是我的，我没有办法失去这些。我骑在牛背上看河下桅杆和江风吹胀的风帆，我知道这个季节风是干的，晨露在阳光下一会儿消散，正如我望着水流怀想的远方。

2

大洋洲中学所在地是三千多年前一个王国都城，三千多年后我在这块土地上感受不到一丁点儿王气，王国都城的影子都不见了。

1980年我进入大洋洲中学读高中，正是梦想放飞的年龄，可我没有梦想，睁开眼睛想的就是跳出大洋洲。

那时候，王国都城的秘密还在地下。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人谈起大洋洲的历史，好像大洋洲根本没有历史。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休养生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来没有享受过厚重历史的地域自豪。

大洋洲是一个很粗糙的地方。粗糙与粗犷不同，粗糙是一种习惯，而粗犷则是一种性情。大洋洲像是没完没了地劳作还换不来温饱，所以这地方没有情调，生长在这个地方几近悲哀。

我后来才意识到，我带出来的母语有多糙：说话带“操”，似乎不“操”则不可交流。大洋洲的起名哲学，不在乎好听，也无须寄托什么，一律的根、如、芽、欠、苟、平，信奉的是名贱好养。所以欠儿、欠苟、正如、二根、发芽、细平之类的名在我的同学中比比皆是，到高考的时候，同学们都为改名的事费尽心思，结果改名的占了六成，我的同学李欠儿改名李洪瑞，刘正如改名刘捷，张二根改名张林泰，如是云云不胜枚举，这一奇特现象让人匪夷所思。大洋洲这一地域在起名的问题上，“60后”与他们的先辈在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上发生了强烈冲突，冲突的结果似乎并未昭示这一地域新的文化气象。

大洋洲中学旁边有个村子叫牛头城，处在一块黄土坡上，名字来源于村旁巨石像牛头。村子房屋老旧，我记得好几栋是有天井的老房子，因为村子不大，人口不多，村庄外象并不动人。村子周围许多夯土堆被村民种上了庄稼，在这块土地上劳作似乎总有拾不完的瓦砾，人们能够感到此地异样，却总也说不上来，历史教科书也没有把我们这些孩子的想象打开。

也许历史过于久远和虚无，从来就没有人把中华煌煌历史与大洋洲这个小地方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大洋洲的诡异早已露出端倪。1970年代，大洋洲公社组织社员在牛头城的东边修建中堎水库，一个社员挖出一堆“烂铁”，足有十多公斤重，社员把“烂铁”拿到永泰公社供销社卖了。不知经过怎样的环节，“烂铁”居然到了省博物馆考古队专家手上，这些人左拼右凑，“烂铁”神奇变身青铜器。经过鉴定，这批青铜器竟是商代物件。

一件平常的事，演变成了发掘牛头城遗址的理由和线索。不过，这一切进行得静悄悄，好像没有人在意，大洋洲似乎并不期待。谁知道呢，大洋洲的神经竟会如此疲惫。大洋洲泥一样的朴实和牛一样的勤劳，对无数次擦肩而过的历史机缘浑然不知，当青铜大墓惊现于世的时候，大洋洲看到了地方性格中的弱点，开始懂得好奇和探索的可贵。

对于未知的历史，坟墓里的东西最有说服力。寻找古墓与成就学者成正比，这是考古界生生不息的动力。寻找大洋洲商墓没有停止，但寻找古墓真的需要机缘巧合。1989年新干大洋洲青铜大墓发掘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大洋洲到了万安工作。得知青铜大墓发掘过程，我惊叹曾经与青铜王国擦肩而过。大洋洲是我的故乡，族谱记载我的先辈在大洋洲已经繁衍了九百年。在大洋洲中学读书时，几度寒假我都参加了加固赣江大堤的劳动，在发现青铜大墓的遗址附近取过土。

大洋洲青铜大墓位于牛头城西北，距离牛头城大约四五公里，这里是濒临赣江的平原，有遭遇洪水的危险，而牛头城东北则是延绵起伏的丘陵。人们推测，中堎水库发掘的商代文物正是出自牛头城贵族墓葬，那么牛头城西北的程家沙地是牛头城王陵？如果真是牛头城王陵，为什么仅此一处？难道还有没有发掘的王陵，或者经过几千年这座王陵被侥幸留下？

一开始，我倾向考古学界的质疑，地处赣中腹地的大洋洲怎么可能发现商代青铜大墓？是不是因为载有殷商青铜器的船只在此沉没？几千年前程家沙地未必不是赣江故道，如果这个推断可靠，学者的质疑就有了合理性。

然而，现场的考古专家们面对着发掘出来的1368件各种质地的遗物不禁深深为之震撼，礼器、乐器、陶瓷器、玉器、兵器、农具琳琅满目，简直就是一个微缩版的王国。

当人类懂得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青铜器的时候，双手已经充满力量，有了让日子过得好起来的心智，从石器时代跨入青铜器时代，人类迈出的这一步很猛。

诡秘而灵动的大洋洲让人们听到来自远古的天籁，这声音刺破苍穹。

乳钉纹虎耳方鼎，形体硕大，造型雄伟，装饰华丽，四角饰羊角兽面纹，耳上铸虎形样饰，耳外侧作空槽形，深腹平底，下承四足，鼎身四壁饰以乳钉纹，极尽王权风范。

伏鸟双尾虎，体貌憨态可掬，却不失威武勇猛之风，体态蓄势待发，尽显王霸气象。虎后长着两只尾巴，违背自然常理。不知大洋洲先民为何有此新奇想法，是单纯为了设计美观还是另有神秘意图？虎背静卧一只小鸟，扬起脖颈悠然自得，与身下那只凶猛大虫形成动与静、强与弱、大与小的鲜明对比，鸟儿虽然渺小，却全然不惧猛虎之威严，宛若猛虎的驾驭者，颇有以柔克刚的哲学意味。

虎带着大洋洲的气质走进专家的视野，如果这一地域真是商代的方国，那么这个方国的名字叫什么？专家在浩瀚的史籍中寻找，却没有结果。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王国都城，通过对牛头城遗址的发掘，考古学界得出的结论是方国的都城就在牛头城。

一座大墓书写了大洋洲的历史，也改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然而，这只是大概，大洋洲是一个永远的谜。人们想知道远古的方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它的国王是谁？它在大洋洲存在了多少年？它管辖着多大的版图？

让人诧异的是，南方方国出土的青铜文明与同时代北方殷商青铜文明可以比肩，可创造殷商青铜文明的人们被历史记录得栩栩如生，而创造南方青铜文明的所谓何人，这些人从哪里来，最后又到哪里去了，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方国文明没有留下今人能够破译的文字，出土的器物中青铜铭文很少，仅有一件铜手斧形器双面有刻画符号，陶瓷器上发现的刻画文字符号最多，占总字符一半以上，可惜这些字符目前无人能解。考古是从实物中寻找历史演进的证据，当实物上找不到文字的时候，考古只能依据推断，通俗一点说就是猜。

大洋洲是一个历史符号，这个符号颠覆了江南文明的进化史，昭示中国版图文明从一开始并非倾斜，只是北方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具备了文化核心地位。生活在南北版图上的人们具有同样强大的创造力，然而，创造的意义却因为人性的贪婪黯然失色。在物资出现剩余的时候，分配又出现了难题，而远古的人们缺乏调和社会矛盾的智慧，因此，暴力和战争这种简单而极端的方式便在历史的舞台上频繁上演。

大洋洲青铜大墓出土的兵器品种繁多，器类齐全，总量为232件，考古学界把这些兵器分成8类26种39式，既有长杆格斗兵器戈、矛、长条带穿刀、钺以及把手，又有短柄卫体兵器刀、剑，还有射远兵器镞以及防护装备胄，几乎包括了中国早期冷兵器的全部类型，说明三千多年前大洋洲有着强大的军备。可是，强大的方国跟谁打，打的结果如何，所有这一切都淹没在了历史的深处。

掠夺与反掠夺、暴力与反暴力、战争与反战争，世界充满血腥的屠杀，一些人死亡，一些人逃避，在没有人烟的地方重新繁衍。迁徙伴随着人们从远古走来，文化也在人们迁徙的步履中被重建和遗忘，从此地到彼地，化有形于无形，化无形于梦魇。文化的多样性存在于先秦之前，秦统一中国之后又拿起了对文化扼杀的另一把利剑。当一种文化记忆在时空中完全丧失之后，新来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已经不可能享有文化的尊贵，没有人可以体会文化被连根拔起的疼痛。

大洋洲原本就是个非常美的地方，在赣江没有修筑堤坝以前，站在丘陵上的方国都城可以看到赣江如玉带，赣中最大的平原上水草肥美，良田万顷。利于耕种的地方无疑是繁衍的好地方。

大洋洲青铜大墓出土的143件青铜农具和手工生产工具，似乎告诉了人们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秘密。考古界有过这样的结论：大洋洲青铜大墓出土的51件农具是考古学上罕见的现象。这些农具包括耒、耜、铲、䦆、锛、锤、镰、铚、犁铧等。在所有农具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耒和耜，因为这两样刻录了中国农耕文明最早的印记，有了这两样东西，农业才可能结束象耕鸟耘的时代。其实，耒和耜是很简单的农具，作用都是起土，但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玩意儿，过去我一直没搞清楚。在大洋洲青铜博物馆，我看到了这两样东西，尽管是复制的物件，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展出的物件都是照原样做出来的。有了先进农具，商代大洋洲农业就十分发达，这也让大洋洲先民站在了世界的制高点。

大洋洲青铜博物馆静静地立在程家沙地，偌大的广场散布着青草的气息，仿佛不忍惊扰三千年前的亡灵。抚摸冰冷的青铜，我的内心一直热乎。

平原上的记忆艰辛而苦涩，一江春水或许就会湮灭大洋洲半年的辛苦。这样的记忆充斥在我青少年时期。端午时节，禾苗灌浆打包，洪水来了，半年的辛苦就没了，生计变得艰难。因为赣江，我的村庄两次搬迁，但都是近一百年的事情。宋代开基时，祖宗的房屋建在江岸，后来人口多了，村庄铺陈江岸。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洪水去了又来，但村庄形态千年不变。七十年前，江堤将村庄斩断，毁了大半个村庄，最古老的房屋陈设以及记忆消弭。二十多年前江堤加宽加高，大半个村庄毁去，新的村庄整整齐齐坐落在105国道旁。一千年的村庄形态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形态也都在改变，而精神世界里的价值形态发生了多少变化却很少被关注。洪水肆虐的千百年，村庄的人口发生过重大改变，明朝的迁徙中，一房人口悉数迁往四川，而另一房只留下少数，其余迁往云南。如果要说保留，村庄的精神大概都随他们去了。也许就是这样，天天伴人的物件并不珍惜，离开了才会是念物。

赣江给予我的苦难和磨难已经淡了。我记住的那些童趣和快乐全留在我三十多年前的一篇习作里。在这篇《故乡的河在我梦中萦绕》的命题作文中，我有板有眼记叙我少年时的过往，我的老师陈延吼极为重视，居然推荐到杂志把它发表了。就是这篇作为我处女作的小文引领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我感谢陈老师。他吃了太多苦，作为“右派”被打倒下放农村，平反后重返讲坛，而此时他已年过六十，如今他已作古。年轻时的过往，我只能写意般像流水经过，我只需记住奋斗和不屈的精神。

3

平常人一生面临的抉择并不多，而且简单平淡，往往在一念之间完成。毕业分配时我有两个选项，选择遂川多几毛钱路费，为了省这几毛钱，我选择了万安，却不知道多了一道天堑。

我离开村庄沿着赣江南下，横渡赣江前往万安。“吉州南上水环湾，十八滩头是万安”，我守在赣江的隘口，洞悉郁孤台下行人泪。

上世纪80年代万安偏僻。国道擦边而过，赣江把万安一分为二，进入万安要过赣江，进了万安，还有百嘉、蛤蟆、棉津、昆仑四渡。90年代万安水电站蓄水，棉津渡消失，县城架起了第一座赣江大桥，蛤蟆渡随即停渡，剩下昆仑、百嘉两渡。想不到，我先后在这两渡所在乡镇担任党委书记。有时候，我想去万安或许是天意。

弹前是古皂口驿站连通赣州的通道，史料记载，宋时隆祐太后被金兵追击，无奈拐进皂口河，跋山涉水经弹前进入赣州。这条道路一度成为古代文人和官员怀古的凭吊地。我下乡的过程中无数次走过这条路，皂口—皂迳—弹前，然后走新桥分水坳进入赣县境内。弹前的山多为沙化土层地貌，水土流失严重，二十多年前我脚下仍然是这种状况。我想象肩舆的太后和官员，以及那些心事重重的贬官，还有那些赶往岭南的生意人，他们是如何把这条路走实。我在规划中，拉直了弹前进入赣县的这条路，使得这条崎岖的羊肠小道变成了一条宽阔的大道。

百嘉这个渡到2018年末才停渡，过去这个渡非常繁荣。素有“走上走下，不如百嘉”的美誉，宋时因百号商埠得名。自唐以来，九贤村就有贤居寺、昂溪书堂。贤居寺原名涵山寺，始建于唐，只因名僧怀渡禅师饮过寺旁龟泉，慨叹“泉有翰墨香，后当有大贤居此”才改名“贤居寺”。宋至明，刘辰翁、闵子林、王阳明、郭简斋、解缙、罗洪先、刘玉、欧阳德到此讲学。文天祥曾在昂溪书堂传经授道，昂溪书堂之名据说也是文氏所题。清咸丰年间，万安书院尽数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此后万安便无聚童讲学之所。张君行和王董两位乡贤发起倡议，得到乡民大力支持，时任知县欧阳建极为重视，政府和民众齐心，用了两年建起九贤祠，集九贤牌位于学舍。正门书有楹联“九君子曾临乡讲学，一都人乃仗义建祠”，门楣横书“天地正气”。遗憾的是，九贤祠只剩下一个挂面，我曾动议修复，终因诸多原因未果。

从赣中到赣南，我跨越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青铜文化区”“庐陵文化区”和“客家文化区”，我从未离开过赣江。赣江养育了我，我的肉体血脉流淌赣江的意气。赣江启迪了我，我的思想灵魂烙印赣江的标识。赣江淬炼了我，我的精神气质饱含赣江的基因。我热爱赣江，热爱她孕育的山水和人民。

2013年我创作出版了《赣江十八滩》,2014年我一鼓作气创作出版了《赣江边的中国》，我在这本书中试图解开我自己的心结，先秦以前的江西到底是什么景象？很难说我是成功还是徒劳，虽然我只是架构了一个并不丰满的南中国，但是我还是很欣慰。我的笔下仍然是一条不完整的赣江，尽管迄今为止我的文学创作大都围绕赣江，但是我仍然感到我的努力十分有限，我似乎还需要创作《赣江向北流》，以此讲述赣江文明。

我执意用《我的赣江》作为本书的序言，不仅是因为我的人生从未离开过赣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赣江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赣江向北流，流的是物质，也是人才，还有这个区间的人民献给国家的忠诚。

我的赣江，说白了就是我看赣江的视角。

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赣江水系支流众多，河长大于30平方公里的干、支流共125条，集水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000余条，集水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19条，支流的支流无数，其中一级支流13条。流域面积83500平方公里。我写赣江，不仅是赣江两岸，还包括支流在内的广袤地区。历史是一代代人土里刨食接续繁衍的奋斗过程。赣江两岸人口版图经历怎样的亏盈变迁，而赣江两岸文化又经历怎样的吐故纳新，最终定型的无疑是赣江最炫耀的浪花。

河流是有生命的。河流的生命是远山飞瀑的气韵，是溪水奔流击石的气概，是江河与江河交媾的气度，是一泻千里的不凡气质。河流的生命是河流上的人们赋予的。人口的迁徙和繁衍必定沿着江河，江河有着远山的灵性，太阳照耀，河谷生辉，灌溉田地，哺育人民。

河流是有性格的，她的性格是河流经过的地方表现出的文化。青铜文化，庐陵文化，客家文化，甚至还有豫章文化，袁州文化，临川文化，这所有的文化源自三千年前的赣江青铜文化，落定于相互交融，具有赣江性格的赣文化。她是忠和义的传统品格，她是不屈与不挠的进取精神，她是悠然自得的恬适性情。

考古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一个地方千年的过往虽有文字的记载，但遗漏的何止些许？先秦以前赣江流域几乎没有文字的历史，再能想象恐怕也只能借助考古的翅膀。吴城遗址、大洋洲商代大墓、赣江七星堆六朝墓群、海昏侯遗址、樟树国子山墓葬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掘，惊现赣江流域璀璨文明。

建筑是文化最好的传承。赣州有围屋，有九厅十八井民居大屋，庐陵有鄢坊的二十幢民居大院，其实袁州的祠堂式建筑富丽堂皇，东西两面的院落式厢房美观实用，除了说明锦江上曾经的富有，难道它不是性格和文化的铺陈？它顺着锦江流下来，在高安贾家变成了一座明清村落的经典范式，让人叹为观止。

罗霄山、武夷山、武功山、雩山，山脉纵横中，赣江脱颖而出，向着鄱阳湖奔去。千百年来，赣江的子孙们带着家国的忧思，乘风破浪一路向北，走向庙堂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