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与陶渊明的关系
王维和陶渊明有什么关系？
一个活在晋宋，一个生在唐代，其间隔了三百三十多年。他们的关系是——王维是陶渊明远在唐代的学生。
王维（701—761，一说699—761），字摩诘。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自幼聪颖，饱读诗书，九岁便能作诗写文章，十七岁就写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那样的诗。又工草书隶书，擅长绘画，熟谙丝竹音律，多才多艺。参禅悟理，精通佛学，有“诗佛”和“一代文宗”的美称，是盛唐诗坛上极负盛名的山水田园派的代表诗人。现存诗约400首，描绘山水田园和歌咏隐居生活，将诗歌、绘画、音乐相互沟通。佳作如《终南山》《汉江临泛》《山居秋暝》《青溪》《过香积寺》等等。
一、为什么说王维是陶渊明在唐代的学生？
因为文学史家都认为，王维学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才成就了自己。
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为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寻根”时说：
陶诗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这里说五位写山水田园诗的唐代诗人，各得陶诗的好处，第一个就说了王维。王维得到陶渊明的“清腴”。“清腴”就是清新美丽的意思。
也难怪沈德潜说，王维自己也有诗为证。这就是他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我们知道，“接舆”是春秋时代楚国著名的隐士，时人称为楚狂。孔子适楚，楚狂接舆迎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孔子想和他说话，他都趋而避之。而“五柳”则是另一个人，就是我们说的陶渊明。陶渊明写了《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五柳”遂成为陶渊明的代称。这首诗以接舆比裴迪，以陶渊明比自己；明白无误地说自己像陶渊明一样，是一个隐居者；并且，在思想、行为和在诗歌的意境上，都有学习和向陶渊明靠近的意思。
清代卢
、王溥辑《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载陈德公说：“此篇声格与上诸作迥别，淡逸清高，自然绝俗。右丞有此二致，朝殿则绅黻雍容，山林则瓢衲自得，惟其称也。评：三、四绝不作意，品高气逸，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同一格。五、六亦是直置语，淡然高老，无假胭脂。绮隽之外，又须知有此种，盖关乎性情，本之元亮，不从沈、宋袭得，独为千古。”指出王维的这部分诗歌学的是陶渊明体——因此，两个人值得比较。
二、他们的隐居：一个“富隐”，一个“穷隐”
他们同样是隐者，但王维少年得志，中了状元以后，太乐丞的官也做得好好的，就是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谪为济州司法参军；受到一些挫折，就想隐居了。但他并不死心，通过给张九龄写信，后来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天宝年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史之乱”以后，仍然被“责授”太子中允。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而陶渊明当的都是“参军”“县令”一类小官，是做人幕僚和地方性的官员。王维一生做的最小的官是“参军”；陶渊明一生做的最大的官是“参军”。
做着官的王维，隐居在长安南蓝田山麓的辋川别墅；那是初唐诗人宋之问的别墅；里面有山有谷，有湖有溪，林木幽深，参差馆舍。《旧唐书·文苑传》记载：王维“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而陶渊明隐居在自己的家乡，搬过两次家，一次搬到“颇多素心人”的“南村”。
王维很长时间是“半官半隐”，是“带薪隐居”。是没有过过苦日子，也过不了苦日子的人。与王维不同的是，陶渊明的常态是隐居，做官则是因为“亲老家贫”“母老子幼”。家里太穷，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一点小官，挣一点生活费；一旦形势险恶，立马就回归田园。而王维“挂职”朝廷，回归山林主要是潜心修佛，修身养性；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陶渊明完全不是同一种人。如果说王维是“贵族诗人”“精英诗人”，那么，陶渊明就是“乡村诗人”和“草根诗人”。
同样是隐居，他们之间不仅有“贫隐”“富隐”的差别，而且，隐居的原因、背景、思想，包括两个人的性格、生活习惯、爱好和关注点都是不同的。
譬如外出，疲乏了，要坐下休息，有“洁癖”的王维是一定要坐在“清泉”洗过的白石上才能休息的；而陶渊明却可以在林边，在田埂上坐坐，因为陶渊明热爱自己家乡有“温度”的泥土。
王维有时在《终南别业》里“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终南山》里“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其实都是陶渊明《归园田居》中遇到“采薪者”的格式。
比起王维有裴秀才等朋友，陶渊明在南村的“素心人”朋友更多。《移居》诗中，“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尤其是“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没有什么比这种在诗文上的互相欣赏，在疑难时一起分析更好的朋友们了。除此之外，陶渊明还有真正的农民朋友，他们“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这是很不容易的。
三、王维、陶渊明的诗谁更好？“超级裁判”苏轼的评判很重要
王维和陶渊明虽然都写五言诗，但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大家公认的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陶渊明用的五言，是五言刚诞生不久，五言诗的写法像陶渊明一样不富裕，许多平仄、对仗、语言技巧都是陶渊明以后齐梁诗人集体创造的。而到了王维的时代，五言诗已经成熟了。运用成熟的五言形式，前人许多精美的意象、巧思可供借鉴，写起来自然不同，好像一个划的是小舟，一个乘的是画舫。
当然，诗人的创造性、理想和感情有时会突破形式；因为我们都不在写诗，我们都在写我们自己；自己的精神、人格、天赋和艺术技巧，会决定诗歌的高度。
陶诗的风格特点，其实不是我们所误解的“平淡”，而是渊深朴茂、清腴闲远、清新醇厚，是“低调”的“奢华”；因为具有震撼力和超越时代而不被认识。尤其那些表达知识分子、读书人“精神定力”的诗篇，其人格力量和艺术力量像长虹一样高悬在中国诗学的天际。
你可以把诗写成音乐，写成图画，写成精美的珠玑，但你不可能把诗里的树木，诗里的飞鸟，诗里的桑麻，都写成“有温度”的自己。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归园田居》其二），都是今天仍然活着的具有人性的象征。
那么，王维与陶渊明究竟谁的诗更好？宋代有一个“超级裁判”——那就是苏轼。
在众多诗人中，苏轼评价过陶渊明和王维。细绎苏轼对他们的评价，我觉得里面很有深意。
苏轼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四“五柳先生下”）这里的“曹”，应该指曹植；“刘”，应该指刘桢；“鲍”，应该指鲍照；“谢”，应该指谢灵运；到了唐代，“李”，应该指李白；“杜”，应该指杜甫。要注意的是，除了李、杜以外，苏轼只说“诸人”，一笔带过，“皆莫及也”的唐人名单里，没有提到王维。这是苏轼无意的呢？还是有意的？我以为是有意的，因为苏轼对王维同样热爱。
沈德潜说王维学到陶渊明的“清腴”，其中的“腴”，应该和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有一定的关联。
同时，苏轼赞美王维的诗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审美融合的愉悦效果。由此我们知道，苏轼对陶渊明和王维是同时欣赏的。在苏轼看来，陶渊明和王维都不可缺少。苏轼《伯时所画维摩诘》说王维“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可以证明这一点。
深一步想，苏轼对陶渊明和王维的肯定，都和他自己有关。喜欢陶渊明，是到了历经磨难的晚年，诗学炉火纯青；在论陶渊明的时候，确立自己诗歌美学的界碑；而在诗、词、文、赋、书法以及“红烧肉”的味觉审美方面，在北宋都处在一流或最高水平的他，喜欢文人画和各种艺术的融合；喜欢陶渊明和王维处，正是苏轼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四、比一下陶渊明、王维的弹琴和喝酒
在其他艺术门类里，新、旧《唐书》都记载了王维“工草隶，善画”，善于弹琴并会作曲，皆臻妙绝，简直是一个“超天才”人物的存在。
没有材料证明陶渊明会画画，但有材料说陶渊明会弹琴。可以和王维比一比。沈约《宋书·隐逸·陶潜传》说：
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这就是李白后来写《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的典事出处了。
假如王维和陶渊明有机会见面，王维拿出他的琴，弹奏美妙动听的音乐，弹完了，把琴递给陶渊明，请陶渊明也弹一曲给他听听，陶渊明一定不会弹。因为陶渊明弹的琴是“无弦”的；而王维弹的琴是“有弦”的。
假如陶渊明此时也递一张“无弦”的琴，请王维弹，不知道王维会不会弹？估计王维也不会弹。因为王维的琴是用“手指”弹的；陶渊明的琴，是用“意”弹的，是用道家的艺术哲学使自己的内心充满美妙的音乐的。
王维弹的是“形而下”的琴；陶渊明弹的是“形而上”的琴——就是说，两个人都只会弹自己的“琴”，不会弹对方的“琴”——这就没法比了。
但说到喝酒，王维恐怕要完败给陶渊明。
王维诗里的酒，要比陶诗中少很多，因为写到酒的比例小，因此，王维诗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酒味。而且，王维身上永远干干净净，不会像陶渊明身上、头巾上会有酒渍甚至酒糟的味道。
其实，魏晋的酒作为一种逃避，一种对社会的反弹，增加愉悦和生命的密度这些作用，到了唐代并没有消解，杜甫写的《饮中八仙歌》就是证明。也许王维天生不善喝酒。而且，最奇怪的是，王维即使写到酒，往往也是他自己不喝，劝别人喝。譬如《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这里的“饮君酒”，不是王维喝“君”的酒，而是让“君”下马喝酒。“饮”，是使动词，是王维劝“归卧”隐居的朋友喝。
还有《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也是劝“出阳关的朋友”喝，他自己不喝。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王维的酒诗。
当然，与陶渊明比喝酒，也不能说王维“完败”。因为陶渊明以“能喝酒”为胜利；王维以“不喝酒”为光荣。
不过，生活中的陶渊明最喜欢像王维那样——自己不喝，专门劝别人喝酒的人。
五、比一下王维和陶渊明诗中的月亮
陶渊明的诗里有月亮，王维的诗也有月亮，我选最常见、最有代表性的比一下。
王维诗中的月亮，经常是“照”在“松间”的。《山居秋暝》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坐在松间、石边看画一般的景色。晚年《酬张少府》诗中写的“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仍然在松间，同样有泉水，并且多了一把“琴”，在月下弹琴，该是多么美妙寂静的松林呀！
而陶渊明不同，陶渊明诗中的月亮，是跟着他的锄头走的。譬如在春天，陶渊明在南山种豆子，收工晚了，此时，回头一看，发觉月亮正跟着他的锄头走——“带月荷锄归”，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看见陶渊明忙了一天，现在终于收工，可以下班了，只有月亮看见。所以月亮成了陶渊明的朋友，而不是外人。
王维也写到，他在深林里，没有人看见，只有月亮看见。他的《竹里馆》诗写：“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但照的还是他在弹琴，他的长啸，也许带一点牢骚，而不是陶渊明怀抱着担心的希望，希望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实现自己的理想。
怎么比呢？这一冷一热，一动一静，还是不一样——说明同一种“物象”，王维和陶渊明经常有不同的艺术处理：王维经常从纯艺术化的角度出发，而陶渊明的心里，永远涌动着生活的热情和调皮的幽默感。
六、在思想、哲学、人格层面，王维与陶渊明不是一类人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最后说再也找不到洞口，让最美的社会定格在理想的层面上。
王维也写过《桃源行》，从开头“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最后结尾写到“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只是利用陶渊明诗歌并序的资源，敷衍陶渊明当年讲过的故事。和陶渊明的原诗及序一比，新奇、寄托、象征和巨大的创造力都没有了，只能算是一首非常优秀的练笔诗。因为那时王维只有十九岁，十九岁的陶渊明也许写不出这样的诗，只有天才的王维写得出。
陶渊明写《桃花源诗》，是因为现实不是桃花源。农民难当，土地难种。遇到灾年、荒年，天灾人祸，不免挨饿；房子失火，住的地方也没有。作为老农民的陶渊明越来越穷困。这使向陶渊明学习的王维，对陶渊明的思想和遭遇，抱有警惕的同情，不愿走陶渊明的道路，反映出他在思想、哲学和人格内心的层面，和陶渊明不是一类人。
王维有一首《偶然作》，诗中对陶渊明先生进行了一番调侃：
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王维的意思是，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时候，一定要有物质基础做保障。同时，你不是一个人孤独地活着的，你还有妻儿父母，还有肩上的责任。
王维这些话说错了吗？没有说错。
但这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整个唐代对陶渊明，都有从不理解—半理解—到宋代慢慢理解的过程。许多诗人都在“拒斥”和“有条件”地接受陶渊明，杜甫也是。
杜甫一方面用陶诗的方法和角度写自己身处的乡村，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同时觉得陶诗有点“枯槁”，儿子教育不好，说陶渊明的《责子》是“责怪”儿子的诗。
和杜甫一样，王维在接受陶渊明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拒斥”的心里。杜甫都觉得他过不了陶渊明那种贫苦的生活；王维就更不用说了。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里，说唐代的一些人喜欢“富贵”的牡丹，不喜欢陶渊明淡淡的菊花，不知道是不是就指这些思想观念的不同。
除了这首诗，王维还有一篇能证明这种分歧的书信。信是写给魏徵后人“魏居士”的。王维劝这位“魏居士”不要隐居，他说：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受其后之累也。
王维以为，陶渊明弃官而去的做法太过轻率，而且迂腐；并坚持以为，陶渊明应该委曲求全，要与世沉浮，“忍一忍”。这样，就可以“安食公田数顷”，不会穷到要乞食的地步。
这就是沈约在《宋书·隐逸·陶潜传》记载的，陶渊明在任彭泽县令时，“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的事。梁代沈约和萧统记载这件事时，用的是肯定态度，赞扬的口吻，觉得，这就是具有人格理想的陶渊明，写出来，可以作为后世楷模；但王维觉得不可取。
王维说陶渊明“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是指陶渊明的《乞食》诗。所谓“乞食”，其实是向人借贷。向谁借？我考察下来，应该是向好朋友庞参军借的。此诗与另一首写给庞参军的诗在口吻、感情和氛围上完全一致；而且，在那种荒年，家中有粮食一定是任职的庞参军。这次借贷事件，也成了一次会会老朋友的愉快旅行。
陶渊明喜欢用幽默的口吻写自己的穷困。如房子失火，住在破船里；责怪儿子读书不用功。这首《乞食》诗也一样。一开始，陶渊明就为自己画了一幅漫画：“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用“黑色幽默”开篇，再接主人的幽默：“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主人不说“借”而说“赠”，还说“我怎么能让你白跑一趟呢”。然后便是“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一个“谐”字、“欢”字，定一篇基调。并没有像王维说的那么可怜。
还有，王维说陶渊明“屡乞”，陶诗中，陶渊明的乞食只有这一次，没有“屡乞”；“多惭”也是王维自己的想象。我理解这是一种调侃，也许“魏居士”是魏徵的后人，王维太想说服这位“魏居士”了，所以把陶渊明的情况说得严重一点，以便矫枉过正。
旭谓：自从陶渊明“乞食”以后，后世士大夫不再以“乞”为耻。唐杜甫《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乞米烦佳客，钞诗听小胥。”同为盛唐气象的代表，他的政治对头大书法家颜真卿也向唐中兴名将李光弼（太保）“乞过米”。其《乞米帖》云：“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磬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辛，仍恕干烦也，真卿状。”
其实，颜真卿与王维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官做得不小；但“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财政空虚，他在荒年靠朝廷“死工资”的日子也不好过。《乞米帖》中说的“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磬竭”，都和陶诗中的句子类似，但颜真卿并不觉得丢人。我做过相关研究，颜真卿的家谱一直追溯到孔子时代的颜回，正是陶渊明的榜样，他们的思想倾向类似；但这不是主要的。
王维和陶渊明在思想人格上不是一类人，主要表现在对待压迫他们的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的态度上，区别是：一个——“忍”；一个——“不忍”。 在《与魏居士书》中，王维说“一惭之不忍”，而“终身”之“惭”；强调“忍”，批评陶渊明对督邮“不忍”，是“忘大守小”。
在“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对王维威逼利诱，王维不肯屈从安禄山。但因为王维有“忍”的思想，所以虽然是“被迫”的，但客观上仍然做了安禄山的“伪官”，被回到长安秋后算账的唐肃宗作为叛国的典型。要不是当时王维写了《凝碧池》诗，抒发思念朝廷的感情，并传到行在，让唐肃宗读到；同时，弟弟王缙要求免除自己的官职来为兄长赎罪，使王维得到从宽处理，还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研究王维的人，应该注意到他这篇文章中的“忍”，并和陶渊明的“不忍”作对比。
幸运的是，王维的“忍”和陶渊明的“不忍”，都使他们对社会作了以退为进的反弹，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走向，从而有更多创作的时间和空间，成就了两位顶级的大诗人。
但是，现在如果要我们选择，做王维，还是做陶渊明？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做王维，因为陶渊明太难做了。
伟大的人，就伟大在难做。
同样难做的，还有屈原和杜甫。所以朱光潜说，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