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序

李明官

大道至简。庄子认为道在稊稗瓦甓，阐释的是道之无处不在。观照文学，亦当如是。阳春白雪，春风大雅固然令人起敬；下里巴人，一域之谣同样不可或缺。唯其如此，文学的多元化才得以彰显，文学的天宇，方能河汉耿耿，群星熠熠。

戴南古镇，作为兴化东南部的一颗耀眼明珠，更多的是以经济为标杆，它的文史意义依然如蒙尘之珠，初掘之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未得到拭擦打磨。好在护国寺的暮鼓晨钟，茅山号子的宛转悠扬，蒋庄良渚文化遗址的浩博邃远，让这片神奇的土地根源立现，传承之脉，宏实充沛。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戴南便有了一本铅字排版的文学期刊《泥土香》，一群文学青年聚拢于此，胸中气象，笔底波澜尽诉于一页页稿纸，状写彼时风云际会。时光之辇疾驰，而今，又一批文学爱好者簇积“阿紫文学沙龙”麾下，放言直抒，姿态万千。这个平台的搭建，不仅唤起了人们对乡愁的记忆，而且从精神层面为广大作者提供了一个直抒胸臆的平台。这个乡愁，是个人的，也是地域的；是当下的，更是时代的。

所谓地域性，即指一方水土的风俗人情，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来展示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达到让人心驰神往的效果。究其滥觞，《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邶、卫、郑、齐、陈、豳等，皆为一域之谣。就近而论，沈从文的湘西，孙芸斋的白洋淀，赵树理的山西农村，贾平凹的商州，冯骥才的津门，乃至汪曾祺的里下河莫不如是。

“重湖叠獻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是柳三变《望海潮》中的句子，这种对西湖美景浓墨重彩的铺排，竟然令金主完颜亮顿起挥鞭江南之意，可见，地域文化的诱惑力是多么巨大。

或问，一座普通的平台，何以承载地域文化？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发问，更兼思想和精神上的考量。实则，《太阳花》的内涵是极其丰厚的，它土生土长于圩南一带，存活在老百姓的烟火日常里。这本书的最大特色，当是雅俗共赏。好的文字不是苏绣，不是锦上添花的繁绮,也不是百年老宅里的木器，于时光的黯淡中透出陈腐。譬如《太阳花》，它的文字是原生态的，自出机杼，温暖亲切。即便是修饰，亦非刻意，只是恰到好处地连缀着，积极活泼，充满生机。这些朴茂的文字，充溢着劳作者本质的汗味，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温情。庸常琐碎，甚而有一点点俗，但它是活生生的，是有棱角的，有个性的。

文无定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述方式，铁板琵琶，大江东去是一种写法；黄莺婉转，斜依熏笼也是一种写法。环肥可写，燕瘦可写；白马秋风可写，杏花春雨亦可写。较之《太阳花》，同样可圈可点。

书名《太阳花》，取于沈培林的同名散文，其代表性自不待言。这一书名的妥帖，更在于它的喻指：“春夏之际，她悄悄地发芽、蓬勃地生长，在你没留意间突然含苞开放，一片灿烂。”虽是状写伶仃花草，征之“阿紫文学沙龙”现象，如出一辙。

全书分为十个小辑：草木含情、且听风吟、岁月无声、心香一瓣、凡人逸事、生活浪花、往事如烟、人间万象、书海泛舟、四季行吟。对当下的书写，林林总总。备述市井人生有之；描摹雅趣美食有之；慨叹既往，记述民生有之。所选文章，贴近生活、关注当下，与时代同呼吸，与社会共发展，正因如此，这本书更像是一部生动的地方史。

《太阳花》定位于大众写作、在场叙事。其作者囊括五湖四海的戴南人，兼及其他。专家学者、务工人员，兼容并蓄，包罗万象。举凡各行各业，无论何种身份，皆可入选。如果华干林等本邑专家的佳构，为这本书增添了厚重的砝码，那么，王玉兰、常玫瑰、夏所珍、华九红、张三凤这些作为生力军的本土作者，无疑，是这本书的脊梁，他们用心血和真情，支撑起了这本书。尽管他们的文字尚显稚拙，却如熹微中的露珠，颤荡于草尖，别有一种清芬。

在庸常而杂乱的现实生活中，保持一颗平常之心已属不易，而拥有一颗玲珑之心，诗意地化解日常的荒芜，尤为难得。确然，文章之美，固在大气。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即便平常的柴米油盐，自己心动了，哪怕只是微弦轻触，有所感悟，方可形成文字的感染力，进而感动别人。如此，则文章经由物象描摹，臻至一种精神气息的漫溢，济世之道，生存之义皆备，显示出壮阔的人生意蕴。如周丽华的《苦楝树》，以物象之树，状人生之艰；施兆祥的《串场河，母亲河》，满怀深情地怀想一条地标式河流的情状；丁桂兴的《春犁渐远》、陈凤如的《庄稼》，用最简洁的语言阐释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讲述凡人琐事，乃《太阳花》又一特色。唯其低姿态，方能引起共鸣。如周春根的《“六县长”》、王春芳的《舅爷爷》、费桂兰的《惹祸精哥哥》状写平凡人的日常，颇多情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正是这些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平凡的生活，让尘世的烟火小温，令人怦然心动。

是为序。

2021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