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
（序二）
孙逊
近年来，讨论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关系的文章陆续出现。城市如何通过成为故事叙事中的重要元素，从而影响小说的写作，小说中有关城市书写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学术课题。
基于此，本书系所探讨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不是一般性地研究小说中所描写的有关城市的内容，而是特别关注作为空间性存在的城市与小说的内在关系，将城市作为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所指出的，具有多重空间性特征的物质与文化存在来加以认识和思考。在这一认知下，研究古人生活于其间的城市空间与小说叙事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具有时代特征的城市多重空间对于小说的深远影响，并尽可能地给予现代的阐释，便是本书系的目的和出发点。
一、城市地理空间在小说中的展示和聚焦
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过程去感知。[1]
——凯文·林奇
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不仅会影响作家的小说写作，而且由于城市的变迁，作为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再现其城市空间以获得真实感和现场感的时候，其城市书写也就必然受制于具体的城市地理空间，从而使其书写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城市空间特征。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不少作品都对所描写的城市从整体上进行了描绘。然而，由于小说家毕竟不是地理学家和城市学家，他们对于城市整体的宏观把握，往往比较笼统，除了一些专门性的地理类笔记，如《东京梦华录》等之外，多数小说只是把城市作为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的背景来予以处理。但即便如此，由于小说文体的特殊性，其对城市的描写并不缺乏细节的真实性。例如在《任氏传》这则著名的唐代传奇中，许多重要情节描写都与唐代都城长安真实的城市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
唐天宝九年夏六月，崟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崟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2]
唐代都城长安，原为隋代起建的新都大兴城，先制定规划，修筑城墙，开辟街道，逐渐筑成坊里，采用严格而整齐的坊制。宋程大昌撰《雍录》卷三《唐朱雀门外坊里》：“京都四郭之内，纵横皆十坊，大率当为百坊，而亦有一面不啻十坊者，故《六典》曰一百一十坊也。”[3]新昌里，坊名，在长安城市东面延兴门旁。宣平，坊名，东面紧邻新昌里。升平，坊名，为宣平坊南面的邻坊。[4]可以看出，郑子所走的线路是符合长安真实的地理空间的。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坊之南，推托有事离开，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坊北门，于道中偶遇任氏等三妇人，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于是在任氏家中发生了一段“一夜情”。按：乐游园即乐游原，为长安游览胜地，其位置正在升平坊东面的升道坊内。郑子所经过的四个坊恰好在空间位置上形成一个“器”字形，左上为宣平坊，左下为升平坊，右上为新昌坊，右下为升道坊。郑子走的是一条逆时针的线路。这里，可以说城市地理空间的展开一丝不乱，达到了惊人的真实；而在这真实地理空间中所发生的故事，则是人与狐的“一夜情”。小说以真实的长安为故事情节的发生地，以真实的坊市名称来反映城市空间，小说中的人物就在这些真实的坊市之间往来活动。而小说中一个比较关键的情节是：“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各系教坊，职属南衙，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这一情节也真实反映了唐代的城市制度：唐代长安每天入夜即在承天门（宫城正门）击鼓，各坊里闭里门，街上禁止通行。到五更三筹，再击鼓，坊、里门才开，恢复交通。宋程大昌撰《雍录》卷三“自朱雀门南即市井邑屋，各立坊巷，坊皆有垣有门。随昼夜鼓声以行启闭。……启闭有时，盗窃可防也。”[5]坊门关闭后，街上就断绝行人，否则就是犯禁，或者叫做“犯夜”。法律规定：“诸犯夜者笞二十。”[6]小说中这一反映城市制度的情节正可以文史互证。
在唐传奇中，以真实的坊市名称来描写长安是比较常见的。然而，在这些早期的小说中，对于长安的描绘也只停留在仅仅提及坊里名称的水平上，直到宋元以后，情况才有所变化。例如小说中的北宋首都汴梁的描写，就远比唐传奇中的长安来得丰满充实。如在《三遂平妖传》第一回中介绍北宋汴州：“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7]在《水浒传》第七十二回中描写东京：“果然好座东京去处！怎见得：州名汴水，府号开封。逶迤按吴楚之邦，延亘连齐鲁之境。山河形胜，水陆要冲。禹画为豫州，周封为郑地。层迭卧牛之势，按上界戊己中央；崔嵬伏虎之形，象周天二十八宿。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边四季花。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四百座军州辐辏之地。霭霭祥云笼紫阁，融融瑞气照楼台。”[8]
这里，小说对于汴京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城市建筑的富丽堂皇等都有所涉及，但也是十分笼统的，就如同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画，不在精雕细刻其形，而重在写出一种整体的精神、意态和氛围。这种城市书写特征，在古代小说中是十分普遍的。如《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写苏州：“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9]《醉醒石》第一回写南京：“南京古称金陵，又号秣陵，龙蟠虎踞，帝王一大都会……其壮丽繁华，为东南之冠。……及至明朝太祖皇帝，更恢拓区宇，建立宫殿，百府千衙，三衢九陌，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礼乐之流，艳妓娈童，九流术士，无不云屯鳞集。真是说不尽的繁华，享不穷的快乐。”[10]《儒林外史》对于南京市面的繁华、人气的旺盛更作了细腻传神的描绘：“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而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11]
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小说对于城市空间的整体书写，多数是比较笼统的，只有少数作品着墨较多，显示了细腻写实的特点，但即便如此，也是无法与西方小说对于巴黎、伦敦等城市的细致书写相比的[12]。
小说中真实的地理空间描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往往以城市地标为主要对象，围绕着能够代表城市特征的地标性建筑展开故事情节。这样，城市的地标常常作为故事场景而经常出现，并逐步演变沉淀为一种城市意象。曲江是唐人小说里经常提到的长安景点，农历三月三上巳节游曲江是长安的一大习俗，是时曲江边丽人如云，许多士人胜日寻芳，一些爱情传奇由此展开。如温庭筠《华州参军》：“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13]从而引发了一段浪漫的男女恋情。唐人以城市地标为爱情故事的场景，开创了一个传统，引领了后代小说中的一系列城市意象，如汴梁之有金明池，杭州之有西湖，南京之有秦淮河，苏州之有虎丘，扬州之有瘦西湖等。周城《宋东京考》卷十引《归叟诗话》：“王荆公有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14]北宋东京城市地标以金明池最为著名，在话本小说中往往成为城市市民游赏的去处和市井男女艳遇的场所。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入话：“从来天子建都之处，人杰地灵，自然名山胜水，凑着赏心乐事。如唐朝便有个曲江池，宋朝便有个金明池，都有四时美景，倾城士女王孙，佳人才子，往来游玩。天子也不时驾临，与民同乐。”而小说中所叙故事就发生在“春末夏初，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那范二郎因去游赏，见佳人才子如蚁。行到了茶坊里来，看见一个女孩儿，方年二九，生得花容月貌。这范二郎立地多时，细看那女子……那女子在茶坊里，四目相视，俱各有情”[15]。于是一段市井爱情故事由此展开。《志诚张主管》的故事同样从“清明节候……满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张小员外也出去游玩……”开始[16]。
明清时代南京的城市地标之一就是秦淮河了。《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第四十一回：“转眼长夏已过又是新秋，清风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到晚，做得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浮在水面上。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17]《儒林外史》中描写的诸多人物和故事，都是和秦淮河相关联或以秦淮河为背景，而小说对秦淮河描写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又是以前有关城市地标描写的小说所远远不及的，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小说有关城市书写的不断进步和深化。
上述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具体场景，往往是一个城市中真实的地名，皆有文献笔记材料可征，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即小说家分明是要突出和强化故事时空的当代性和真实感，故而才刻意地表现出一种写实或仿真的创作意向。小说的时代感和真实性的增强，能够使同时代的读者对于故事世界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幻觉，从而激发起阅读的兴趣。
在小说中，反映城市地理空间的方式除了上述以真实城市空间为基础的方式之外，还有大量的是以虚构的地理空间来展开叙事的。在虚拟的城市地理空间中，可以更自由地展开各种故事叙事；同时也有利于表现和建构理想性世界。《红楼梦》所描写的发生在京都贾府中的故事，便是在虚拟的城市地理空间展开的。在这样的一个虚拟城市空间中，作者可以尽情施展笔墨，发挥丰富想象，演绎复杂曲折的故事，正如《红楼梦》第一回卷首脂批所点明的：“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京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18]《红楼梦》故事的发生地似是在长安，小说第十五回写王熙凤弄权铁槛寺，让来旺儿找人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不过百里路程”可证。但小说中更多的是出现“都中”、“京中”、“京都”、“神京”等字样，是一座虚化了的都市空间，其实暗指的是北京。这种把真实的城市空间予以虚化处理的手法，更强化了《红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艺术特色和效果。
小说中虚拟的地理空间，也可以是理想性世界的建构。《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这样一个空间书写。以往红学家们孜孜不倦地找寻和考证“京华何处大观园”，其实这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大观园是一个虚拟的乌托邦，它与外部的肮脏世界相对立，而且被外在的世界所侵扰和摧残[19]。这种虚拟空间的描写，形成了作品虚幻的梦境式的艺术特征，而这些虚拟性描写又往往与前述真实性的城市书写结合在一起，真假相杂，虚实相生，丰富着小说的内涵与意象，体现着中国美学的精神和理想。因为正是在小说真实与虚拟的城市书写的对立与对比中，展示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与价值取向，体现了作者因为不满足于当下的现实空间而对于理想空间的建构。这种理想空间也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或者几何学的存在，而是人类经验和文化想象的产物。
二、作为政治与文化表征的都市及其在小说中的书写
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20]
——王国维
城市是人口最密集，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然而，和西方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首先是政治的中心，士人到都城来追寻自己的政治前途，即选择了或者说无奈地卷入了城市中的政治漩涡和斗争。
发生在唐代最重要的政治空间——长安城中的，有著名的牛、李党争。唐穆宗、宣宗年间，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首，和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之间，展开了数十年之久的朋党斗争。自陈寅恪、岑仲勉一直到傅璇琮、黄永年等，众多学者对此均有研究，成果丰富而聚讼纷纭，因与本文主旨无关，故不深论。本文关注的是，在运用小说进行政治攻击的唐传奇中，往往是联系到长安的居住空间的描写，来达到讥刺、攻击甚至毁谤对方的目的。丰富而真实的城市政治生活，为小说叙事提供了曲折生动的素材，而牛李党人在长安城中的居住空间，也成为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安邑坊在朱雀街东第四街，新昌坊在第五街，分列朱雀门南第四横街的北边和南边。因此，李德裕在安邑坊东南隅的住宅与牛僧孺在新昌坊西北隅的住宅正好隔街犄角相望[21]。杨虞卿是牛党重要人物之一，其宅位于靖恭坊，钱易《南部新书》卷丙：“咸通中，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并列门戟。”[22]靖恭坊正南与牛僧孺所在的新昌坊南北相对，正西与李德裕所在的安邑坊东西相对。
李党文人擅长以小说影射异己和毁谤对手，李党文人所写的《牛羊日历》，《新唐书·艺文志》入小说家。《牛羊日历》中有这样的描写：“（牛）僧孺新昌里第，与杨虞卿夹街对门。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谓之南亭，列烛往来，里人读之‘半夜客’，亦号此亭为‘行中书’。”作为牛党领袖的牛僧孺与杨虞卿，在居住地理空间上夹街对门仍然不满足，杨虞卿又别起高榭于牛僧孺宅之墙东，想必一方面更便于牛党人物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更便于监视和观察街对面的李党的活动情况。如此密切往来和对于李党的监视，自然成为李党政治攻击的口实。而揭露牛党“列烛往来”，一方面揭露了其政治活动的密切与频繁；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出李党对于牛党活动的密切关注和监视，否则，又如何知晓牛党之间“列烛往来”的情形？在如此特殊的城市居住空间中，提供了政治斗争双方近距离观察对方的有利地形，彼此对对方人物的来往可谓洞若观火，所以才会有以上借居住空间的生动渲染来攻击的影射文学出现。
作为政治象征的都城往往并不在小说中正面展开，而是隐入小说描写的背景，作为一种王朝政治中心的象征，在背景中被凸现出来，例如《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中的东京，《红楼梦》中的神京等。在《水浒传》中，与东京相关的故事不少，但在鲁智深相国寺出家、林冲被诱误入白虎堂、杨志东京卖刀等故事中，东京的背景显得极为模糊，在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中，描绘了东京的一些城市面貌，也写到了东京的元宵，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仍然是一种比较笼统的描绘。有关东京这一城市的描写，只是起着烘托东京作为政治中心气氛的作用，而并非实写。《金瓶梅词话》将东京的这种政治象征表现得更加充分，小说中共有三回文字写到东京（详见序一）。在小说中，对东京城市空间很少具体描述，但是东京作为君临天下的政治权力中心却始终对西门府产生重大的影响，关系着西门庆的命运和前程。隐匿的城市政治空间，作为一种权力象征，在西门庆的人生经历和清和县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无处不在的重大影响。《红楼梦》中的神京也是如此，从贾雨村的复职到王熙凤的弄权，它时时暗示作为政治权力中心的京城，其影响力是无处不在的，以笼统的神京掩盖真实的京都地名，更赋予了京城象征符号的意义。
因此，无论是东京还是神京，在作品中，更多地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它是一个象征符号，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城市政治空间，对于众多士子和广大百姓来说，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它似乎是一个虚无的幻影，一个抽象的所在，但同时它又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官员的身家性命和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京城意象，作为政治中心弥漫于整部作品之中，虽然未见确切具体的细节描写，但你却时时可以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真实存在和对于小说人物命运的巨大影响。
西方城市学家芒福德指出：“城市……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城市作为政治空间的同时，也是一座文化的空间，而作为文化空间的城市，则承载着国家典礼、大型祭祀、节日庆典和人才选拔等文化活动，其中尤以科举选拔对于士大夫及其小说创作影响深远。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长久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情感与命运。而决定命运的考试，都是在各级行政权力所在地的城市中举行，参加科考的举子在城市中的活动，也自然成为小说书写城市所必不可少的内容。自中唐以后，进士科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及士人的重视。通过进士科考试，博得功名利禄，是人生正途，是实现政治抱负及人生价值最主要的渠道。而在唐代，由于科举还没有形成宋代以后严格的考试制度，士子的名气在科考中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为达此目的，士子们在京都竞相上演着各种活动。
一个著名而且典型的故事是《王维》。讲王维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臬声名籍甚，公主以词牒京兆试官，令以九臬为解头。这时王维也将应举，言于岐王，也想为解头。岐王于是给他出计，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令王维独奉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大奇之。王维乘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既读，惊骇曰：“此皆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岐王又乘机为王维说项：“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臬矣。”公主便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王维遂如愿作了解头，而一举登第[23]。这则故事，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24]，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具有历史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古代城市文化空间的展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和具体的生活情景。
作为文化空间的城市，同样也是市民节日庆典和民俗活动的场所。这里仅以上元节为例，来透视这一城市多重文化空间交织起的文化场域（皇权、士大夫、市民、游客）及其在小说中的书写。
中国古代小说中，许多发生在城市中的故事，都是以上元节为背景展开的。《包龙图百家公案》中的《金鲤鱼迷人之异》，是从“上元佳景，京中放灯甚多”生发出来；《东京判斩赵皇亲》也是从“是时正月上元佳节，西京放灯甚盛”，刘娘子出门观灯，引出一段悲剧故事；[25]而话本《张生彩鸾灯传》，同样是从张生元宵观灯，引出一段佳话；[26]话本小说《戒指儿记》中的陈玉兰，是在元宵灯夜听到阮华吹出的箫声清圆悠扬，“一时间春心摇动”，萌生“窥玉”之意；《志诚张主管》写张胜与小夫人“鬼魂”的遇合，也发生在元宵灯夜……可见上元灯节，是引发和产生小说故事的不竭源泉。
对于诸如上元灯节这类发生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文化活动，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可给予深刻的揭示和解释。巴赫金指出，在狂欢节式的节日庆典中，距离感消失在狂欢中，人们暂时从现实关系中解脱出来，相互间不存在任何距离，致使秩序打乱，等级消失，从而产生出一种乌托邦式的人际关系。人们在常规生活中为不可逾越的等级屏障分割开来，相互间却在狂欢广场上发生了随便而亲昵的接触。“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27]正是上元灯节中城市市民的狂欢，使小说人物打破了平时森严的等级秩序，为他们彼此亲密和亲昵的接触提供了最佳的时机。而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市民的急遽增长，也使元宵节的狂欢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庞大的消费群体。难怪众多宋人笔记对元宵灯夜都有动人的记述，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元宵》载：元宵灯夜，汴京城里，“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则记载临安元夕，不仅“效宣和盛际，愈加精妙”，而且“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如果说笔记所载是一种历史的真实，那么小说所写则是艺术的真实。《大宋宣和遗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上元看灯的人丛里，一个妇人吃了御赐酒，将金杯藏在怀里，当下被拿住，有阁门舍人将偷金杯的事，奏知徽宗皇帝。圣旨问取原因。妇人奏道：“贱妾与夫同到鳌山下看灯，人闹里与夫相失。蒙皇帝赐酒，妾面带酒容，又不与夫同归，为恐公婆怪责，欲假皇帝金杯归家与公婆为照。”并有一词上奏天颜。徽宗览毕，就赐金杯与之，再令妇人做一词。女子领了圣旨，口占一词，徽宗见了此词，大悦，不许后人攀例，赐盏与之[28]。无论是笔记还是小说，这些描写都真实反映了在节日的狂欢中，颠覆了日常生活原来预设的礼法和时空秩序，打破了日夜之差、男女之防、贵贱之别，从而提供了男女相处的机会，于是许多小说中的幽会与艳情，便放置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演绎出种种悲欢离合的浪漫故事。透过小说元宵夜狂欢节的有关描写，我们可以大略窥见作为文化表征的城市文化空间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以及作为这个空间主体的市民的梦想与追求。
三、市民生活空间：城市的灵魂与血肉
房屋只构成城镇，市民才构成城市。[29]
——卢梭
市民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的主体。然而，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壮大，是伴随着城市空间由比较单纯的突出其政治功能，到发生了西方学者所称的“至北宋而达于顶点”的“城市革命”[30]，形成政治功能与商业功能并重的城市才出现的。正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使城市的空间变得更加生动鲜活。
使城市变得鲜活的，首先是发迹变泰的平民梦想。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31]发迹指由卑微而得志显达，或由贫困而富足。变泰犹言否极泰来，谓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发迹变泰可谓画龙点睛，彰显出了古代小说在反映市民日常生活方面的重要内容与特征。
在城市，特别是京都，人员构成中普通士子和军人是重要群体，他们无不梦想着一种好运的突然降临，而城市即为他们提供了政治机遇和命运的转机。《警世通言》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开篇就点明了“司马相如本是成都府一个穷儒，只为一篇文字上投了至尊之意，一朝发迹”的主旨，小说中重点讲述的就是俞仲举八千里路来到临安，指望一举成名。争奈时运未至，金榜无名，于是无脸回乡，流落杭州，饱受艰辛，在酒楼题诗后准备自尽。而上皇（按：指宋高宗）由于晚上忽得一梦，第二天就扮作文人秀才，带几个近侍官，行到丰乐楼，读到俞的诗，认为此人正是应梦贤士，当下御笔亲书六句：“锦里俞良，妙有词章。高才不遇，落魄堪伤。敕赐高官，衣锦还乡。”故事的结局是俞仲举授成都府太守，加赐白金千两，被“前呼后拥，荣归故里”。而《喻世明言》卷十一《赵伯昇茶肆遇仁宗》，说的也是“有一个秀士，姓赵，名旭，字伯昇”，他“下笔成文，是个饱学的秀才。喜闻东京开选，一心要去应举”。就在状元几乎到手之际，只为一字之错，被仁宗黜落，流落汴京。谁知命中该发迹，就在樊楼上，巧遇扮作白衣秀才的仁宗，于是拜敕授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这类小说中，士子的发迹都与巧遇皇帝联系在一起，其发生的空间场所，丰乐楼是南宋都城杭州最著名的酒楼，杭州的地标性建筑[32]；樊楼则是北宋都城汴京最著名的酒楼，汴京的标志性建筑[33]。这两个发生在都市空间中的故事，既反映了士子的心态，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与再生产。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处于科考激烈竞争的士子，在都城政治空间中，幻想通过偶然机缘来获得命运转机的共同心理。
城市也为市井下民的变泰提供了机遇。《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写的就是“贫贱之人，一朝变泰，得了富贵，苦尽甜来，滋味深长”的故事。《喻世明言》卷十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讲述了一个姓史，双名弘肇，小字憨儿的军兵，“合当出来，发迹变泰”，最终成为当朝四镇令公，富贵荣华名标青史的故事。还有《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也记述了一个郑州泰宁军大户财主人家孩儿郑信，父母早丧，流落此间，后来偶遇机缘，得到神臂弓，到辕门投军献弓，后亏那神臂弓之用，收番累立战功，十余年间，直做到两川节度使之职的前后际遇。类似这样写市民发迹变泰梦想的作品在古代小说中不知多少，它们传递了同样一个信息：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有关发迹变泰的种种梦想，不仅构成了城市的灵魂与血肉，成为城市活力的不竭源泉，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以后，文化权利的下移和市民力量崛起的历史轨迹。
使城市充满活力和魅力的，还有两性相悦的市井传奇。城市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是重复单调和平淡无奇的日子，对于不平常的爱情方式的渴望，成为读者的一种普遍审美期待。而城市生活的流动性、集聚性和复杂性，又制造了产生不平常事件和生活传奇的可能性与机遇性。《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唐代动人的爱情故事，都发生在长安城市空间之中。而随着宋代市民阶层的崛起，在都市的市井爱情传奇中，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市井商人逐渐取代了士人的地位，成为故事中的男主角。在《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弃生觅偶》中，那个为了所爱之人，“为情所使，不顾性命”的，是南宋临安府贤福坊安平巷家里开杂色货铺的乐和；在《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最终赢得花魁芳心的是临安城清波门外开油店老人收养的汴京难民秦重；《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中，仕宦马少卿乐意接纳客商蒋生为女婿，还认为“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而《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歌颂的，是义仆阿寄经商成功却一文不取；这都从一个方面真实反映了伴随着城市商业发展和市民文化繁荣，市民社会地位的上升与变迁。特别是我们将其与唐传奇中的爱情故事相比，这种变化更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唐传奇中，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无一例外是出仕或未出仕的士子；而在宋元话本以后，男性则多为市井之人，上述列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城市空间的集聚性和流动性，既为来自四方的士子、商人与城市中的女子相遇、相知、相爱提供了可能与机遇，也为《水浒传》、《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潘金莲、李瓶儿这样的充满罪恶与欲望的男女苟合提供了场所和条件。在城市日常生活空间，既上演着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浪漫传奇，也进行着一出出人欲横流的丑恶表演。《姑妄言》一部书写了众多城市中的奸夫淫妇，从南京应天府，以一尼一道开首，然后叙述杭州和大大小小城市中发生的一系列男女苟合的故事；《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八《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更写了北京城内一群市井男女你贪我爱，为此惹动官司的曲折事件；《绣榻野史》则讲述了扬州秀才东门生、赵大里等人乱伦淫乱，金氏、麻氏狂淫致死的故事；而《僧尼孽海》更书写了众多城市中的僧尼秽行……在这里，人的肉体和色相全为本能所驱使，而被随意抛撒和践踏。情与性的追逐，既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情感维度，也瓦解着由这种维度所支撑着的社会道德秩序。
除了发迹变泰的平民梦想，两性相悦的市井传奇，对于司法公正的内在渴望，构成了小说反映城市日常生活的又一重要内容。城市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市民提供庇护与安全，然而，生活于其中的城市市民，却往往并非可以高枕无忧，而是常常面临着各种的不安甚至飞来横祸。《喻世明言》卷三十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的张员外，只为“悭吝”二字，惹出大祸，连性命都丧了；而秉公执法，缉拿罪犯的王七殿直王遵、马观察马翰，却被罪犯陷害，后来俱死于狱中，而“这一班贼盗，公然在东京做歹事，饮美酒，宿名娼，没人奈何得他。那时节东京扰乱，家家户户，不得太平”。这里虽然说的是北宋东京，其实也概括出了古代城市中的一般安全状况。《醉醒石》第九回《逞小忿毒谋双命 思淫占祸起一时》中的开首交代：“至京师为辇毂之下，抚治有府县，巡禁有五城，重以缉事衙门，东厂捕营锦衣卫。一官名下，有若干旗校番役。一旗校番役身边，又有若干帮丁副手。况且又有冒名的，依傍的。真人似聚蚁，察密属垣，人犹自不怕。今日枷死，明日又有枷的；这案方完，那案又已发觉。总之五方奸宄所集，各省奔竞所聚。如在前程，则有活切头、飞过海、假印、援纳、加纳、买缺、挖选、坐缺、养缺各项等弊。事干钱粮，上纳的有包揽、作伪、短欠、稽延之弊。买办的，领侵、冒破、拖欠之弊。尝见本色起解，比征参罚，不恕些须。及落奸解奸商之手，散若泥沙。况功令森严，本色完纳，极其苛刻。十分所收，不及一二。及至一不堪驳回，竟如沉水。茶蜡、颜料、胖衣，拖欠动至数年。买铁、买铜、硝黄，拖欠动至数万，弊窦百出。至刑名，在上则有请托贿赂；在下则有弄法侮文。都是拿讹头光棍的衣食。所以京师讹棍盛行。”[34]更高度概括地揭示了官府普遍的黑幕，活画了城市特别是京师生活的种种祸害和罪恶。正是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下，才发生着无数像《错斩崔宁》的冤案，演绎着《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横行霸道和《红楼梦》中一系列草菅人命的故事，也因此才盛行着体现市民愿望的包公故事的流传，表达着市井细民对于社会和司法公正的内在渴望。
由于传统侦破手段的缺乏，使得案件的侦破往往是依赖神人的暗示和个人的智慧运气，因而，发生在城市复杂空间中扑朔迷离的破案故事，也就成为体现司法公正与传统文化智慧的普遍模式。《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讲述了北宋兖州府奉符县第一名押司孙文离奇致死，来年换个知具，姓包名拯，此时做知县还是初任。他夜间被托梦，通过猜出字谜而破案，揭穿真凶竟然是被孙文从雪地中救活并培养的小孙押司，他与孙文妻子有奸情并合谋害死孙文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程朝奉单遇无头妇王通判双雪不明冤》也讲述了一个离奇曲折的侦破故事：明朝成化年间，直隶徽州府有一个富人程朝奉，拥着巨万家私，所谓饱暖生淫欲，心里只喜欢的是女色。徽州府岩子街有一个卖酒的李方哥，有妻陈氏，生得十分娇媚。程朝奉动了心，用金钱哄动他夫妻二人，同意程朝奉一夜偷情。临到时间，李方哥已寻个事由，避在朋友家里。程朝奉因事耽搁，待到李家店中，只见满地是鲜血，一个没头的妇人躺在血泊里。李方哥认定是朝奉杀了妻子，府里见是人命事，发与三府王通判审问这件事。经过一年侦探，王通判同时侦破了两件没头案件。这篇小说，有奸情，有凶杀，有悬疑，故事曲折跌宕，情节峰回路转，案中套案，谜中有谜，比较充分地展示了这一类型故事叙事的迷人之处。而从明代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这部汇集了包公断案种种传闻的短篇小说总集开始，公案小说不断涌现，从明代《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皇明诸司公案传》等书的畅销，到清代的《三侠五义》、《施公案》、《海公案》等书的风行，都反映了作者与读者对于这一类题材所折射出的司法公正和破案智慧的持续迷恋与热情。
一座城市，仅仅有建筑，只是一个地理空间与物质空间；仅仅有赴考的举子和节日的狂欢，只是城市的点缀甚至只是我们想象的点缀。城市日常生活的真实内容是由市民书写的，他们才是城市的主角和最稳定的阶层。正是他们的梦想、传奇与渴望，才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最实在的内容，也构成了城市的鲜活灵魂与丰满血肉。
小说家很难完全凭空虚构和想象一个城市空间，他们往往凭借现实的城市进行书写和叙事。但由于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在这个空间中活动着的人，发生着的事，以及传承着的历史。因此，城市、包括小说中的城市，它展示给我们的，是远比地理空间丰富复杂得多的政治文化表征和日常生活内涵。正如美国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所指出的：“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35]
事实上，对于小说中城市书写的探讨，不仅能够拓展小说研究，并给城市史研究增加感性的历史画卷，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思考人类的城市生活和小说叙事，探求那些在传统知识模式下被遮蔽或者被忽视的方面。城市的地理空间，构成了一个城市的物质存在，成为城市政治、文化与市民日常生活空间得以存在的基础。就像著名城市史学家芒福德所指出的，城市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一座舞台[36]。而这座舞台所蕴含的包括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空间等在内的城市多维空间的存在形态，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小说对城市多视角的书写，激发出丰富的小说叙事；而且对于这些小说有关城市书写的阅读、传播和接受，也对城市共同体的建构，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37]。唐传奇以来对于长安与洛阳的书写，宋元话本以来对于北宋东京与南宋临安的叙事，明清小说对于北京和南京、苏州和扬州的渲染，以及近代小说有关上海城市和广州空间的描绘，一方面塑造了这些城市鲜明而各具特征的城市意象，同时这些意象又成为城市阅读群体共享的生活体验与文化想象，从而使生活于同一城市的市民获得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立场。
[1]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页。
[2]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狐》六，中华书局，1961年，第3692页。
[3] 程大昌：《雍录》，黄永年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52页。
[4] 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5] 程大昌：《雍录》，第53页。
[6] 《唐律疏议》卷26《犯夜》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8] 《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88页。
[9]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页。
[10]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3页。
[11] 《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293页。
[12]参见Richard Lehan，The City in Literature：An Intellectualand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Univer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13]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42《鬼》二七，第2713页。
[14] 周城：《宋东京考》，中华书局，1988年，第186页。
[15] 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年，第786—787页。
[16] 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第725页。
[17] 《儒林外史》，第297—298页。
[18] 《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页。
[19] 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1—55页。
[20]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史林》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
[21] 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
[22] 钱易：《南部新书》卷丙，《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23]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79《贡举》二，第1332页。
[24] 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25] 安遇时编集：《包龙图百家公案》，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7、163页。
[26] 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第561页。
[27]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76页。
[28] 《大宋宣和遗事·亨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7—78页。
[29] 转引自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100页，译文有改动。
[30]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第23页。
[31] 《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98页。
[32] 参见周密：《武林旧事》卷6《酒楼》，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41页。
[33] 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中华书局，1982年，第72页。
[34]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128页。
[35] 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页。
[36] 参见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译序。
[37] 小说对于建构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