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
（序一）
孙逊
古代小说与城市的结缘由来已久，尤其是古代通俗小说，其问世、发展、演进无不与城市声息相关。古代小说这种在血缘上与城市的先天联系，两者在发展中的交错影响，注定了古代小说与城市关系的研究无论对于古代小说研究，还是城市研究，都具有突出的意义。城市影响古代小说，古代小说反映城市，城市映像具体投射在小说中，是作家主观之情与城市客观之景的融合，它生动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小说家对于各个时代城市的想象和追忆。而在不同时期小说家对于城市的描写中，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首都或同一时期一个首都、一个陪都所构成的“双城”文化现象，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宋前的长安和洛阳、两宋的汴州和杭州、明清的北京和南京，乃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描写最多、最充分的三对“双城”。本书系即以小说文本为出发点，尝试就古代小说中所描写的几对“双城”，作一纵向的、历时性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
一、长安与洛阳：宋前小说中的帝都气象
我国自汉代起，就形成了一种吟咏京都的文学传统，《文选》中所收的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以及左思《三都赋》，即是这一传统的具体体现。受汉代咏京都赋的文学传统的影响，唐前有关城市描写的小说，诞生了以《西京杂记》和《洛阳伽蓝记》为代表的城市笔记小说，其内容主要是描绘城市景观、名胜风物。传为汉代刘歆所撰、晋人葛洪汇集的《西京杂记》，描写了汉代长安宫室之雄伟，如未央宫、昆明池之类的宏伟工程，亦状写了内苑台阁之秀丽，如月光殿、月影台、九华殿、开襟阁等，“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焉”[1]。《洛阳伽蓝记》为北魏北齐间的杨衒之所作，以描写洛阳的佛教建筑为主要内容，大力刻画了寺院的雄伟壮观，来渲染洛阳在北魏时的繁荣景象，表达的是对洛阳城市气派乃至北魏国家力量的颂扬。这两部书一写汉之长安，一写北魏之洛阳，都是较早正面描写都城景观的笔记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带有历史主义的追思情怀。
到了唐代，唐人小说在精神上与汉代以来的咏京都赋、城市笔记所体现的对上国都城的歌咏和颂扬情绪一脉相承，不同的是它将情绪进而变为情境，通过文采斐然的文字营构了深情绵邈的城市生活空间，并把这种情绪注入一个个实在的故事场景中。唐人小说中所表现的长安无不与帝国首都的雍容气度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从城市内容的表现、士人心态的反映、城市意象的开创三方面看到这种城市映像的形成。
许多唐人小说之所以选择长安作为故事发生地或背景，是因为那些故事题材都与长安有关。我们可以把这类小说归为三大类，即宫廷娱乐类、举子生活类、对外交流类。这三部分占了唐人写长安小说的绝大部分，反映出丰富的城市内容。写宫廷娱乐的有《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集异记·叶法善》以及《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等；举子生活的有《李娃传》、《霍小玉传》、《樱桃青衣》、《逸史·李君》、《集异记·王维》、《本事诗·崔护》等；对外交流类的如《杜阳杂编·日本王子》、《原化记·胡芦生》等。这些内容的产生都与长安帝都的属性相联系，比如宫廷发生的逸事和从宫廷流落民间的艺人故事，总是让人们津津乐道；由于帝王的爱好，长安音乐文化非常普及，谙习乐器、比赛技艺、自制新声、梦中得曲等，也都演为一个个传奇故事；还有举子进京赶考，在天子脚下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命运的选择、爱情的奇遇后的自叙心曲；以及作为煌煌上国的首都，在对外交流中时时显示出的帝都风范。在这三大类中，我们尤可关注长安的娱乐技艺从宫廷流向民间的趋势。娱乐已不再是帝王贵族的专利，几乎所有的民众都感受着唐王朝的恢弘之音，那种用音乐和才艺表达出来的昂扬勃发、乐观向上的情绪，生动地体现了长安的城市文化精神。
唐代小说集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心态，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小说描写城市平民生活的典型篇章很少，只有《李娃传》、《北里志·张住住》、《大唐奇事·昝规》等寥寥数篇。这是由于小说作者往往是居于长安的文人，准确地说一部分乃是进士。每年的长安城里都云集了大量的各地举子，参加科考，这成为京城的一大景观。唐代的小说和笔记一方面表现了士子难解的科举情结，如《唐摭言》、《隋唐嘉话》等中的记载；另一方面将进士与妓女的故事提炼成主要的小说母题，如《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风流薮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2]再如同卷《颠饮》：“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3]唐代士子作意好奇，围绕这一母题，营构了种种离合聚散的故事，展示了长安进士放浪的生活及其微妙的心态。
更突出的是城市意象的营造，在唐人小说中，某些故事场景由于经常出现而成为一种城市意象。曲江是唐人小说里经常提到的长安景点，农历三月三上巳节游曲江是长安的一大习俗，是时曲江边丽人如云，许多士人胜日寻芳，一些爱情传奇由此展开。如温庭筠《华州参军》：“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唐人小说以曲江为爱情奇遇的发生地可谓开创了一个传统，引领了后代小说中的一系列城市意象，如东京之有金明池，临安之有西湖，南京之有秦淮河，苏州之有虎丘，扬州之有平山堂，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小说中的曲江故事明显表现出与后代小说中城市情境的不同，它们都是以王公贵族、士人淑女为主要人物，充满帝都的富贵气，因而与后来的金明池故事、西湖故事等主体多是市井人物大不相同，从这个角度来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非凡的“帝都气象”。
作为陪都的洛阳在唐人小说中也较多扮演了政治中心的角色。唐朝初年的君王就喜往洛阳，如《大唐新语》卷八：“太宗在洛阳，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各赋一事。”[4]其后的武则天和玄宗的洛阳生活更多地见于小说记载中，如《大唐传载》：“洛东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常御石楼坐朝，文武百执事班于外而朝焉。”[5]《隋唐嘉话》卷下：“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6]唐玄宗在洛阳的活动大多是游赏、娱乐活动，如《教坊记补遗》：“上于天津桥南设帐殿，三日。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乃衣以彩缯，梳洗，杂于内妓中……”[7]《明皇杂录逸文》：“上在东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矩，连属不绝。时有匠毛顺，巧思结创缯彩为灯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铿然成韵。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8]从中可以见出这位君主爱好都市奢华的生活习性。
与长安略有不同，表现洛阳帝都奢华更多的是它的宗教建筑。《朝野佥载》卷一：“景龙年，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卷三：“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钑镂，窈窕便娟。”朝廷贵戚对佛教的推崇和倡扬，推动了当时的信佛热潮，如《朝野佥载》卷五：“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五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9]由以上记载不难看出，佛教建筑的奢华已成为洛阳帝都奢华的一个缩影，而唐时对佛教的迷恋和狂热，承自北魏以来的传统，庶几成为洛阳城市情境的一大特色。
二、汴州与杭州：两宋双城的追忆与重塑
如果说唐人小说中的城市还是充满了士人的浪漫情怀，那么宋人小说中的城市则表现为浓郁的市井气息。宋代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期，由于商业发展，市民的文化消费急剧增长，说话和话本广泛流行。说话人生活于城市，对城市有着天然的亲和，他们在面对听讲者时，努力唤起听众亲切的现场感，因而小说中的城市弥散着市井气息，叙述的也是身边“发迹变泰”的市井故事。同样是写京城景象，话本已不再着意于帝都恢弘华贵的气度，穿行于街头巷尾的市井细民成为话本的主角，并真实地描绘出从地处中原的东京到偏于东南的临安的文化中心的迁移和城市图景的变异。
宋元话本[10]主要反映了两宋双城各具特色的城市映像：一是北宋移民追忆中的东京梦华，二是效学汴京气象的临安风貌。在南宋人的追忆里，东京风物中最让他们魂牵梦绕的是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它们频频在话本中出现。它们是：金明池、樊楼和相国寺等景点，其中最让人追怀不已的首先是金明池。东京城外有许多皇家和权要的园林别墅，以金明池名声最著。金明池在话本小说中是满城男女最喜前往游赏的去处，《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写道：“即今清明时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阗，游人如蚁。”《志诚张主管》中亦叙及：“当时清明节候……满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张小员外也出去游玩……”金明池是宋元话本中爱情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正如唐时的青年士人总是在曲江附近遇见淑女佳人，宋元话本所描写的市井子弟的艳遇也多在金明池边。《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就写道：一年“时值春末夏初，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那范二郎因去游赏，见佳人才子如蚁。行到了茶坊里来，看见一个女孩儿，方年二九，生得花容月貌。这范二郎立地多时，细看那女子……那女子在茶坊里，四目相视，俱各有情”。一段市井的爱情故事由此展开。《志诚张主管》、《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等篇也都是如此。
其次是樊楼，“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这是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开篇的描写。樊楼富丽高峻，在当时极为著名。《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曰：“宣和间，（樊楼）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赵伯昇茶肆遇仁宗》中就写道：“将及半晌，见座酒楼，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楼，有《鹧鸪天》词为证：‘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樊楼之所以声名极著，还与误国的徽宗有关。《宣和遗事》后集：“樊楼乃丰乐楼之异名，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后集还引刘屏山《汴京杂诗》：“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11]由此引发的感叹，其意义要比一座建筑物深沉隽永得多了。
另外，东京城里有许多寺院，最著名的要数相国寺。相国寺在宋元话本中不仅是游人观瞻和烧香礼佛的去所，如《简帖和尚》：“（皇甫松）只得勉强着一领罗衫，手里把着银香盒，来大相国寺里烧香。”由于游人来往众多，因而也是东京商业贸易的重要场地。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赵正、王秀等闲汉和生意人就于此频繁出入。《燕翼诒谋录》卷二：“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12]《麈史》卷下：“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因号相国寺为‘破赃寺’。”[13]作为反映市井生活的话本小说，其故事背景地发生在这样的“破赃寺”，正是情理使然。
其二是宋元话本中作为东京真实映像的临安风貌。林升诗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对于南渡后的临安，人们总是习惯拿东京汴梁作比，话本中同样如此：“却说高宗时，建都临安，繁华富贵，不减那汴京故国。”（《错斩崔宁》）明代学者沈士龙在秘册汇涵本《东京梦华录》跋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事实，其文曰：“余尝过汴，见士庶家门屏及坊肆阖扇，一如武林，心窃怪之。比读《东京梦华录》，所载贵家士女小轿不垂帘幕，端阳卖葵蒲艾叶，七夕食油面糖蜜煎果，重九插糕上以剪彩小旗，季冬二十四日祀灶，及贫人妆鬼神逐祟，悉与今武林同俗，乃悟皆南渡风尚所渐也。至其谓勾栏为瓦肆，置酒有四司等人，食店诸品名称，武林今虽不然，及检《古杭梦游录》，往往多与悬合。惟内家游览，民俗炫奓，《梦游》多逊《梦华》盛耳。”[14]直至明代，东京的习俗还保留在杭州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由此可见出，东京文化作为京师文化所具有的极强辐射力。
当然，外来的影响毕竟不能掩盖临安自身山水风物的独有特色和夺目光彩。《武林旧事》卷三：“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15]《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拼生觅偶》中就有杭州人春游西湖的描写：“……时值清明将近，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坟，就便游西湖。原来临安有这个风俗，但凡湖船，任从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带子携妻，不择男女，各自去占个座头，饮酒观山，随意取乐。”另如《西湖三塔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西山一窟鬼》等话本中都有游览西湖的记载。
此外，临安的商业景观也自具特色。就商业属性而言，如果将宋与唐相比，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唐代基本上属于消费型商业，生产的产品大部分只是为了满足城市主体——那些不事生产的官宦士大夫的需要，而宋代的商业属于流通型商业，商品在不断的交换中产生出价值，原料生产到产品发卖、转卖，形成了商品流通的系列环节，市场因此被激活。临安的商品体系更趋系统，流通更广泛，城市内外的贸易显得十分兴盛，如话本里就写道，每天清晨在城门口都聚集着赶着进城的生意人，“城门未开，城边无数经纪行贩，挑着盐担，坐在门下等开门。也有唱曲儿的，也有说闲话的，也有做小买卖的”（《任孝子烈性为神》）。临安手工业的分工也更细，《西湖老人繁胜录》：“京都有四百十四行”，并列出了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珍珠市、丝绵市、生帛市等一百四十多行。其中最能说明南宋临安商业繁荣的，是宋元话本中反复出现的丝织行业。北宋时江南的丝绸工业并不很发达，而到了南宋，整个江南地区，“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16]，丝织业成为临安最发达的手工业之一。这在话本里也有比较充分的体现，《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吴）防御门首开个丝绵铺，家中放债积谷，果然是金银满箧，米谷成仓。去新桥五里，地名灰桥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吴山，再拨主管帮扶，也好开一个铺。家中收下的丝绵，发到铺中，卖与在城机户。”吴家铺子经营的就是收丝、发卖的生意，由于城中的机户不少，所以卖丝的生意不错，以至于规模扩大了。此外如《错认尸》、《错斩崔宁》、《裴秀娘夜游西湖记》、《沈鸟儿画眉记》等都提到了当时机户的商业活动，足可见当时丝织业的发达。
在两宋城市商业的发展中，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城市里出现不少无业游民，即宋元话本里的“闲汉”、“泼皮”，如果说在东京这类人还不多见，对于临安来说，这类人就显得很突出了。这是因为江南地区人口密集，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加上豪族势家大肆兼并，许多农民纷纷失去土地，或沦为佃农，或涌入城市和市镇谋生。如《武林旧事》卷六《游手》：“浩穰之区，人物盛伙，游手奸黠，实繁其徒。”[17]《随隐漫录》卷五：“钱塘游手数万，以骗局为业。”[18]他们游手好闲，并不时地为非作歹，是宋元话本里经常出现的人物。例如《沈鸟儿画眉记》中记载了西湖边一老二小三个无业游民；“且说南高峰脚下，有一个极贫老儿姓黄，诨名黄老狗，一生为人鲁拙，抬轿营生。老来双目不明，止靠两个儿子度日，大的叫做大保，小的叫做小保。父子三人，正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巴巴急急，口食不敷。”这还是一般的无业者，小说还出现了穷凶极恶的无赖，《错认尸》中写道：“当时有一个破落户，叫名王酒酒，专一在街市上帮闲打哄，赌骗人财。”后来因为敲诈乔家不成，出首告状，使得乔家家破人亡。城市无业游民在宋前的文学作品中较为少见，这一社会群体在宋元话本里的出现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城市变得商业化和世俗化后的必然产物。
与宋元时期相比，明清小说中的开封和杭州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在这一时期中，两宋时代的双城仍成为小说作者挥之不去的记忆，只是如果说宋元时两个城市还是双峰并峙的话，那么到了明清，开封明显走下坡路，只是维持了中等商业中心城市的地位，而清代的杭州，人口超过百万，是全国一流的大都市。
明清时期的小说作者仍然习惯于讲述北宋时的东京，但是，由于时代毕竟久远，他们对东京景象的书写呈现出虚化的倾向，这种虚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正面描写东京的城市景观，但不能做到真实和详尽，更多地只是继承以往的小说传统。比如《三遂平妖传》第一回介绍北宋东京：“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足栽花蹴气球。”就属于概括式的套话，移用至其他城市也无不可。二是极少对东京的正面描写，城市隐入小说描写的背后，作为一种符号，它的王朝政治中心的意义被凸现出来。我们从《宣和遗事》—《水浒传》—《金瓶梅》中东京故事的承袭，可以看出东京怎样从一个世俗化、享乐化的都城演变成为一种政治强权的象征。
产生于宋元时期的《宣和遗事》，写的就是宋徽宗如何纵欲逸乐，以致误国的故事。写徽宗如何不惜民力，采花石纲，建造艮岳；写东京元宵节的穷奢极欲，粉饰太平；写徽宗与名妓李师师相好，常常夜宿民家而不上朝等等，都是正面的实写。
取材于《宣和遗事》的《水浒传》，保留并发展了其中的部分故事。《水浒传》中与东京联系的故事不少，但在鲁智深相国寺出家、林冲被诱白虎堂、杨志东京卖刀等故事中，东京的背景显得极为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出人意料地描绘了东京的一些城市面貌，而这回文字另一主要内容却是梁山好汉大闹东京，写李逵痛打杨太尉，放火烧房，好汉们杀出小御街，梁山的五虎将、一千马军在城外接应。如果将这些内容与东京的城市景观对看，作者似乎有意识地描写了两种力量的对立，一种是以巍然的城池、森严的禁苑为象征的封建王朝的政治专权，而另一种则是来自民间山林的反抗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京的有关描写，一些程式化的语句如回前“州名汴水，府号开封”那段赋体文，以及文中对元宵节的描写，都只是起着烘托东京政治中心气氛的作用，而并非实写。
从《水浒传》的一些情节脱化而出的《金瓶梅词话》，将东京的这种政治象征表现得更加充分。《金瓶梅词话》共有三回文字写到东京。第十八回写西门庆派“来保上东京干事”，通过打点当朝右相，使自己逃过一劫。第三十回，西门庆派来保向太师蔡京送上生辰担，蔡京接受重礼后，送给西门庆一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于是，西门庆由一个只以暴发出名的土财主变成了掌握一方生杀大权的理刑官。最后一次是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亲自往东京庆祝蔡京的寿旦，并觐见皇帝，此刻的西门庆在清河县乃至山东省都是如日中天。以上三回描写，小说对东京几乎未置笔墨或只是一些程式套语，但是东京作为巍然的政治中心，却始终存在于幕后，总是在关键时候对西门府产生重大的影响，关系着西门庆的性命和前程。而且，封建政治的特权扶助西门庆攀上了人生的最高点后，东京意象开始淡出西门府，五十五回后的西门府开始遭遇种种灾难，西门庆按照自己纵欲的人生轨迹执着前行，直至死亡。显然，与前一种注重文字表述层面不同，后一种虚化更注重内涵意蕴层面。
与明清小说中东京景象逐渐虚化的同时，清代也出现了正面描写开封的长篇世情小说，其中最充分、最典型的，是河南人李绿园的《歧路灯》。此书堪称18世纪理学家视野中的开封生活志，体现了小说家对历史名城风貌新的把握和塑造。李绿园在小说中细致描绘了当时与宋元时期有别的城市风貌，特别是开封作为中州理学名区与商业都会之间的文化冲突和矛盾。《歧路灯》一直将开封作为理学名区来写，也多次提到“我中州乃理学名区”之类的话，因而写理学也时时带上了地域的特色；同时作者明显地感受到商业文明对传统观念的强烈冲击，开封是清代河南的省会，南与湖广相通，北可直达京津，经商成为一种城市风气，在经济上是当时中州的商业都会，商人和商品观念不时地体现出新的活力。正因为开封处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种种不良的社会习气也如同遭遇了温润的土壤，借势疯长，《歧路灯》中有大量的篇幅写戏和赌，这两方面集中表现了赌徒、滑棍、妓女们声色犬马的城市生活。小说中的开封已经洗去旧都奢华逸乐的铅华，在历史淘漉中，转换出新的城市形象——既富理学气，又讲求生活化，可视为对古代东京故事的一次总结。
这一时期的杭州在小说中却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小说变成了一种接力活动，出现了一系列“西湖小说”[19]。西湖小说无疑是古代小说中表现城市映像最为成功的作品系列，其内容包括三种类型：风物传说、世俗写真和风月言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湖小说就是一部形象的西湖文化史，它们抒写西湖，描画西湖，如《西湖二集》之《序》所说：“苏长公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西湖经长公开浚，而眉目始备；经周子清原之画，而眉目益妩。然则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20]经苏轼、白居易等开浚疏通的乃是西湖有形之山水，而经小说家周清原诸辈以巨笔描画的乃是西湖无形之山水，它凝固着岁月的流痕，交汇着文化的光色。风物传说主要包括景物传说、人物传说等内容。景物传说与人物传说很多时候是联系在一起，很难分开，但也会有所侧重，比如《西湖佳话》又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就是一部以描写西湖风物传说为主要内容的短篇小说集，共包括《葛岭仙迹》、《白堤政迹》、《六桥才迹》等内容。
明清时代的西湖小说无疑对杭州世俗生活有着更充分的体现，在许多方面对我们了解杭州的历代风俗提供了有益的补充材料。西湖小说中的城市描写一部分是采摭旧闻，因袭笔记中的描写，继承的成分居多，比如小说中的临安妓家酒楼，《西湖二集》中的有关描写就多是依据《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中的材料；另一部分则出自作者的创造，这些形象的故事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史材料，又可以将它们作为正史之补充。在各种史料中，反映最充分的是民俗，阿英先生就认为：“《西湖二集》里也有不少的关于杭州风俗的记录……若细加择录编排，那是有一篇《杭州风俗志》好写的。”[21]
西湖小说中的风月题材则充分体现了文人的情趣和眼光，如果将这一题材的西湖小说放到小说史的流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文人通过创作拟话本，超越了话本的世俗性，所描写的城市风月故事，加强了文人色彩，并开始趋向于独立创作；同时这也预示着，在世情小说之后，才子佳人小说开始大行其道。
西湖小说反映出杭州这一城市的各个侧面，变化的是人事，不变的是景致，静止的西湖和光同尘，融入到现世人们的生活中，而文化的西湖却是流动的，它贯穿古今，预示未来，体现出幽深的历史意识。
三、北京与南京：明清小说中抹不去的京都之恋
与上述两个都城相比，明清时代的“两京”在通俗小说中受到更多的关注。南京作为六朝故都，它在明清小说中有许多表现，最典型的是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巨作中，投射出具有时代特色和作者个性的城市映像。
这两种城市映像是在比较中生成的。我们说，小说对城市的描写，有的是实在的景象，可以量化统计的，有的则是作为内在的意绪，弥漫在字里行间，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红楼梦》中较多的是后一种情况。小说中关于南京的写实内容较少，如第二回：“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即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第四十六回：“那边邢夫人因问凤姐儿鸳鸯的父母，凤姐因回道：‘他爹的名字叫金彩，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从不大上京……’”这里的南京都是实际的城市，但都只是提及，未作深入描述。另一些在小说中则因为反复出现而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如第四回：“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第五回：“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只十二个女子？……’”“宝玉听说，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又一个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第六回：“刘姥姥道：‘……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第五十六回：“史湘云道：‘如今有了个对子，闹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等等。这里的南京就暗指贾府故籍，贾母娘家，四大家族中的王、薛故籍，处处与贾府形成对应的甄家所在地，“金陵十二钗”的所属地。这里的南京更像是个意象符号，它笼括了以上各种层面的含义，虽然隐藏在文字叙述的背后，每一次被提及，却都或多或少地显露出小说背后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地理空间，含蓄地表达出作者潜伏的思想和意趣。曹雪芹笔下的南京，“作为一种精神和心理氛围弥漫于整部《红楼梦》中，又似乎作为一种与现实隐然相对并可以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象征高悬于《红楼梦》的现实时空之上。有时你虽然未见‘金陵’一词，但你却同样可以在‘金陵’与‘金陵’的间隙中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22]。
而《儒林外史》则是完全写实性的，它细致地描绘南京的世态人情，真实地展示了以文人为中心的南京众生之相，树立起南京较为真切的城市形象，小说中的南京是个实在的、立体的、多方位的南京。《儒林外史》写到了南京的许多著名习俗，第四十一回：“转眼长夏已过又是新秋，清风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十里之内，降真香烧的有如烟雾溟濛，那鼓钹梵呗之声不绝于耳。到晚，做得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浮在水面上。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到七月二十九日，清凉山地藏胜会。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这一夜，南京人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桌子来，两枝通宵风烛，一座香斗，从大中桥到清凉山，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像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这一段优美的描写，把一个民俗的南京形象地再现在我们眼前。
在民俗的南京之外，吴敬梓还写了一个声色的南京。描画南京秦淮河，《儒林外史》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如第二十四回：“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官仙女。”这种笔法纯用白描，格外引人入胜。秦淮河的声色在当时极有名，钱泳《履园丛话》之“醉乡”条云：“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犹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23]
除此之外，吴敬梓还努力挖掘南京文化中的深层蕴涵，描述他所推崇的真名士。吴敬梓比较赞赏“真名士乃在民间”的观念，他在第二十九回写道：“……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至小说结尾，南京名士消歇，而市井中却出现了几位奇人，一是“会写字的”，一是“卖火纸筒子的”，一是“开茶馆的”，一是“做裁缝的”，皆生性恬淡，以山水自遣。此辈固非儒林中人，却是被作者赞赏的“奇人”。
就小说的结局而言，《红楼梦》与《儒林外史》都表达了一种历史情结，那是古代长篇小说共同的空幻结局，同时掺和了古都南京的文化韵味。“六朝往事随流水”，变迁和流逝似乎是南京文化的固有品格，在南京的舞台上演过太多江山争霸、兴衰更替的历史活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是一座悲情城市，就是风云流散、人非物换的象征。《红楼梦》描写的是真美人的凋零与亲骨肉的离散，《儒林外史》则是真名士的老去和美风物的消歇。
两书在叙述的美学意味上存在不同，就叙述姿态来说，《红楼梦》表现出忏悔情绪，这与作者写作时的立足点有关。《红楼梦》中的金陵意象更多的来自童年记忆，感性而遥远，朦胧又真切，作者不断地回顾和追忆，将过去和现在进行对比，同时不自觉地美化过去。这种叙述在将南京美化的同时又将它幻化了，因而产生了忏悔和赎罪的意识，那种淡淡的留恋和感伤始终笼罩在小说中。而吴敬梓所采取的是近距离审视的姿态，由于经历过由盛而衰的家事之变，饱尝世间冷暖，谙熟儒林的种种陋习，因而笔下充满了理性的批判精神。小说既真实地写了名士对南京礼乐的大力弘扬，也写了若干年后，在名士们已经老去和凋零时，南京充斥的是假名士的无聊和低劣；在描绘秦淮河声色繁华的同时，也刻画了丑陋的人情世故。作者认真地解剖和分析了一个世俗化的南京，同时把他的社会理想深刻地寄寓其中。《红楼梦》中的超验和《儒林外史》中的经验，这是古代小说史上关于南京的最美妙的两种文学形象。
与之截然有别的是明清小说中的北京，它大气醇和的景象源于三种文化：宫廷、缙绅和庶民文化的交织，表现为两种文化精神：官派气度和市井情味的融合。
以《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为代表，清代中期和中后期的京味小说，主要表现了北京作为京都的官派气度。《红楼梦》侧重描绘了权贵豪门、簪缨世族之家的豪奢景象，以及那庞大无比而又高度集中，相互勾连而又彼此牵制的宗室内臣政治姻亲关系网，从而勾勒出帝京独有的政治人文氛围，显示了与外省上层社会不同的京都统治集团的特点。《儿女英雄传》作者为满族贵胄之后，其家道也已中落，但他以理想化的笔触，写了“京都一桩公案”，即一个汉军旗人世家经历世运变迁而最终家道中兴的故事，其中渗透着京都上层社会官员之间的倾轧与复仇，失意与得意，贬谪与升迁。它和《红楼梦》旨趣迥异，但在反映和表现京都特有的官派气度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以京城贵族家庭为描写对象，塑造了一种属于帝都的官派气度，这种气度慢慢积淀为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
因为生活在天子脚下，济济的京官之中，好排场和摆架子是北京人最为显著的文化心理，即使是已经没落的官僚子弟，也无法改变这种深入骨髓的官派作风。《负曝闲谈》第二十四回写了一个绰号叫“老不要脸桐”的破落的贵族子弟，写他如何“满口大话，架弄他的身份”，明明一贫如洗，却要在外人耳里摆架子，将捡来的砖头说成“枕头”，把刚卸下来的门说成“被窝铺”，酒坛子是“靴子”，酒是“皮袍”，结果惹出一场笑话。这正是破落旗人子弟的德性。
讲排场、讲体面是官派的一种表现，而北京士大夫当然更有其优雅的一面，因为京城官员生活多有闲暇，收集和评赏古玩字画成为士大夫官僚阶层的一种风尚；与之密切联系的是清代北京琉璃厂的兴起，这里几乎成为考察北京士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是缙绅士人最喜流连之处。《永庆升平前传》第九十五回：“前门外南孝顺胡同住着一个人，姓张，名奎元，家中富丽，在琉璃厂开设四宝斋南纸铺的买卖……”《负曝闲谈》第八回写清末北京琉璃厂已经颇有规模：“这番光景竟不同了，只见一家一家都是铺子，不是卖字画的，就是卖古董的，还有卖珠宝玉器的。有一家门上贴着‘代办泰西学堂图书仪器’。劲斋进去一看，见玻璃盒内摆着石板、铅笔、墨水壶之类，向掌柜的要一本泰西的图书看看。……又到隔壁一家，见玻璃窗内贴着许多字样儿，都是些状元，什么翁同龢、骆成骧、张謇。进去一问，可以定写，连润笔、连蜡笺纸价，一古脑儿在内，也不过三四钱银子。”至《孽海花》所写时代，北京士大夫们与琉璃厂更是声息相关，第五回说朝廷将要大考，一班久疏文墨的老翰林急得要命，于是“琉璃厂墨浆都涨了价了”。
如果说以《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清中期和中后期京味小说，多表现了官派气度，那么晚清小说《小额》、《春阿氏》则主要体现了市井情味，特别是旗人的生活习俗。以婚俗为例，满人结婚在合八字帖、放小定、放大定之后，乃是通信过礼，一些礼仪就颇有地域民族特色。《春阿氏》第十三回写道：“只见一抬一抬的往院里抬彩礼，小孩们爬头爬脑，又说又笑。两位放定的女眷自外走来。这里亲友女眷按着雁行排列，由街门直至上房，左右分为两翼，按次接见新亲，从着满洲旧风，皆以握手为礼。”在北京，女方送嫁妆，物以抬计。《民社北平指南》曰：“物以抬数计，中等之家，大半为二十四抬、三十二抬、四十八抬，富者则自数十抬至百余抬不等，贫者则十六抬、十二抬，再次则仅备女子常用之物若干，雇扛肩人送去，不上抬。”[24]至于握手为礼，李家瑞在《北平风俗类征》中写道：“满人相见，以曲躬为礼，别久相见，则相抱。后以抱不雅驯，执手而已，年长则垂手引之，少则仰手以迎，平等则以立掌平执。”[25]这种礼节俗称“拉手儿”。由此婚俗就可见出北京地区一套带有满人特色的礼仪系统。
作为“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许多北京人从旗人那里学到了一套繁复的礼仪规矩，就像南京的“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样，老舍也认为，北京城中“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26]；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人并不都是优雅而多礼的，因为尚武同样也是北京的特色风习，也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北京位于旧时燕赵之地，既多豪侠之士，同时也承袭了《燕丹子》以来尚勇不惜身的精神。这种传统延续到清代，满洲习骑射，尚武功，并以此立国，更是强化了这一传统。《红楼梦》里写到贾家一班子弟也要拉弓习武，《儿女英雄传》里的十三妹更是一位武艺超群的奇女子。《春阿氏》中旗人子弟春英在三伏大热天，用石锁练臂力，号称“尚武的精神，是满洲固山的本等”，表明这种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习俗同时表现为北京民众好急喜斗的性格，比如在《小额》中，“（楞祥子）一瞧青皮连这分儿不说理，真气急啦，说：‘小连，咱们俩外头说去。’青皮连说：‘外头也不含糊哇。’”然后两人就动起手来了。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北京人向来又是以文化素质高于外省而自负，两种传统的碰撞，无疑产生了奇怪的文化现象，这就典型地展示了北京文化的多元性。
曲艺是北京最具市民性的一种娱乐活动，主要的曲艺形式一是说书，一是唱戏。小说关于这方面的描写也较多，如《小额》写道：“第二天是四月初七，河沿儿上通河轩，是初七初八两天的随缘乐。小额吃完了早饭儿，带着一个童儿，得意扬扬的”，“来到通河轩门口儿……那天书坐儿，上的还是真不少，天才一点多钟，人已经快满啦。可是生人很少，反正是那把子书腻子占多数。内中废员也有，现任职官也有，汉财主也有，长安路的也有，内府的老爷们也有”。小说还介绍了当时的说书名家，“那个老者说：‘啊，这两天我倒是见天来，昨儿个是哈辅元的末天吗（原注：哈辅元是个说评书的，能说《济公传》跟《永庆升平》）。过了这两天随缘乐，还是双谭坪过来，要讲说评书里头，真得数的着人家。’”再有是看戏。京戏之有名，闻于全国，清代许多写北京的小说中多有写及。《红楼梦》写的是贵族家庭演戏看戏的场景，《负曝闲谈》第八回写的是市井戏院嘈杂的情形：“劲斋久闻京师的戏子甲于天下，今番本打算见识见识，焉有不往之理？午饭后同车而出，到了一个很窄很窄胡同里面。门口花花绿绿，贴着许多报条。门口有块匾，叫‘同庆园’。……其时台上正唱着《天水关》。子蛰道：‘这些都是乏角儿，不用去听他。’劲斋不懂，回脸一望，只见嚷卖冰糖葫芦的、瓜子儿的，川流不息。……一会台上唱过了四五出戏，大家嚷道：‘叫天儿上来了！’原来叫天儿这日唱的《空城计》。二人听过一段摇板，便有人哄然喝彩。还有闭着眼睛，气都不出的。也有咕咕囔囔在那里骂的，说：‘你们老爷别只管喝彩，闹得我听不着！我今天好容易当了当，才来听戏的。’”典了家当听戏，这段描写真实地写了北京民众对京戏的痴迷，京戏已成为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浸润其中之时，才消弭了宫廷、缙绅和庶民文化之间的种种界限。
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中“双城”现象作了纵向的、历时性的描述，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上述三对“双城”、六大古都正代表了我国古代最重要的都市群体，它们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全国一流的大都市。就地理位置而言，它们分别位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而联系和沟通这两大流域的是京杭大运河，三对“双城”有两对坐落在两大河流和大运河的交汇点上，并呈由西向东、自北而南的发展态势。其实，明清小说中的“双城”，除了北京和南京两座首都与陪都外，集中描写到的还有苏州和扬州两座商业都会城市，它们也构成了一对“双城”，同是所谓“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只是其城市性质与作为首都、陪都的北京和南京不同；而当19世纪中期扬州开始衰落时，隔江而南的上海便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成为晚清小说集中描写的一座都市。因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把这三座商业都会城市纳入研究视野，但综合整个小说城市描写史来看，我国古代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城市映像的演进，正和我国古代城市的实际发展相吻合。
这里，有两个现象是饶有趣味的：一是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京都，往往构成古代小说反复描写的一种“双城”模式，最典型的就是汴州和杭州。前者是北宋的首都，后者是南宋的首都，前者为后者的故都。因此，对于生活在北宋时代的人们来说，汴州是他们的自豪和骄傲，而对于生活在南宋时代的人们来说，故国之思、故都之思则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记忆。而作为南宋首都的杭州，一方面自然会竭力效仿当年的汴京气象，习惯于拿汴州与杭州作比，所谓“直把杭州作汴州”，以及将杭州改称为“临安”，都反映了南宋王朝和市民对于杭州的心理错位；另一方面，杭州自身的山水风物和四时无休的“西湖歌舞”，又使他们乐而忘忧，乐不思蜀，陶醉在山水歌舞的享乐之中。所以，汴州和杭州作为故都和现都，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象，反复出现在宋元至明清四代的小说描写之中，形成一种绵延不绝的“双城”文化传统。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同一时期一个首都和一个陪都所构成的“双城”现象，例如唐时的长安和洛阳、明清的北京和南京，就属于此种情况。唐代以长安为首都，洛阳为陪都；明代开国之初以南京为首都，后迁都北京，南京成了陪都。清代基本沿袭了这种格局。首都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自然成为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文学所描写的主要对象；而陪都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也成为小说和其他文学样式竞相表现的对象。这样，首都和陪都又形成了一种“双城”的并峙与对应，这种“双城”不仅在小说中，而且在其他各种文学样式中都同样存在。它们虽然在本质上并不具备前朝移民的故国故都之思，但由于南京曾经是六朝古都和南明王朝的故都，因而多少烙上了一种感伤的历史情怀，渗透和流淌在《红楼梦》、《儒林外史》和其他小说的血液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成为历史陈迹之后，任何“双城”都会成为城市悲情的载体和源泉。
在古代社会的任何时期，京城都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的兴衰足以显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古代小说对城市、特别是对京城的描绘，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城市的兴衰，城市在小说中是否频繁出现，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都有内在的规律可循。本文对“双城”的论述，即着力于展示城市、特别是京城在不同时代中的地位与作用。必须强调：虽然我们力图以城市为视角，找到小说史研究的一条新途径，并尽可能为当代的城市研究提供一份形象的、被忽略的历史素材；但是这一课题本身的广度和深度，又几乎是言说不尽的。
[1] 《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
[2]《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25页。
[3]同上书，第1727页。
[4]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7、889、109、130、978、11、41页。
[5]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7、889、109、130、978、11、41页。
[6]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7、889、109、130、978、11、41页。
[7]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7、889、109、130、978、11、41页。
[8]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7、889、109、130、978、11、41页。
[9]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10] 这里所讲的宋元话本，是指学术界多数研究者取审慎态度考定的40篇左右篇目，参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年。
[11] 《宋元平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44页。
[12] 《燕翼诒谋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13] 《麈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8页。
[14] 转引自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2—383页。
[15]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376页。
[16]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十六《富国策》第三，《四部丛刊》本。
[17]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444页。
[18] 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笔记小说大观》第九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第380页。
[19] 首先提出“西湖小说”概念的是刘勇强教授，参见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20] 《西湖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页。
[21] 《〈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西湖二集》，第673页。
[22] 梅新林：《〈红楼梦〉的“金陵情结”》，《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期。
[23] 《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193页。
[24]参见《春阿氏》，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19页。
[25]同上。
[26] 老舍：《四世同堂》第1部，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