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世纪初的生态小说
一、新世纪初生态小说的背景
历史的车轮驶进新世纪，处于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中国，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落后、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增加，形成我国环境污染的加剧。
我国属森林资源贫乏国家，森林覆盖率只有 16. 55％，人均森林蓄积 9. 048 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蓄积（72 立方米）的八分之一。2004 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37. 1％，其中水力侵蚀面积 165 万平方公里，风力侵蚀面积 191 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范围广，遍及所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国天然草原面积 3. 93 亿公顷，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41. 7％，其中可利用草原面积为 3. 31 亿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 84. 3％。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每年退化的面积以 200 万公顷的速度递增，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扭转。加剧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一是草原过度放牧，二是不合理开垦、乱采滥挖，三是工业污染、鼠害和虫害等。我国的水污染也日趋严重，从 2004 年监测的情况来看，七大水系的 412 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 ～ Ⅲ类、Ⅳ～ 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1. 8％、30. 3％和 27. 9％，主要城市和地区的地下水水质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而每年 482. 4 亿吨的废水排放量更加剧了水质的污染。此外，我国的大气污染也不容乐观，2004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254. 9 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 904. 8 万吨，出现酸雨的城市达到了 298 个，超过80％的城市酸雨频率比例上升了 1. 6 个百分点。加上环境破坏带来的气候异常，如干旱、洪涝、台风、冰雹、高温、雪灾、低温冻害等多种气象灾害，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触目惊心注。
现实环境危机已经让历经 5000 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劫难，一个有着天人合一传统的民族，何以将自己赖以生存繁衍的家园肆意摧残到这样的境地？
中国文学似乎并没有为解答这个问题做好准备。新世纪初，生态文学并未得到预期的飞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除了少数作家，大部分作者对生态知识和观念还有一定的隔膜，往往在写作中只能呈现朴素的环保经验表达，或者纯粹的个人体会，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进入生态文学的领域；二是生态文学并未取得广泛的关注和普遍的认同，处于亚文化的“边缘”状态，到目前为止没能成为创作的主流题材；三是生态文学在体裁和表现手法方面没有取得突破，尤其缺少兼顾“生态”和“文学”两者特点的作品，阐释观念者存在着以理害文的弊端，情文并茂者缺乏较好的生态观作为支撑。以 2003 年全国首届环境文学奖的入围和获奖作品来看注，大部分属于八九十年代的创作。把一批老作品拿来，一方面固然是时间上有点紧迫，留给新世纪的不过短短几年创作空间；但是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新世纪初还是延续了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整体较为疲软的状态。
从内涵上看，生态文学并不迎合甚至反对当前的社会文化潮流：经济过热、资源掠夺、欲望膨胀、精神麻木，但随着环境日益恶化，“生态”“环保”等词汇成为社会流行语，但是在这片喧嚣声中，生态文学逐渐开始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生态文学没有出现与现实环境危机相匹配的繁荣，但生态批评一直受到关注，尽管没有成为主流的文化力量，生态观念上的传播已对文学创作构成了直接或者潜在的影响，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已逐渐进入更为深层次的生态写作状态。新世纪的生态小说创作呈现出微妙变化———在观念上积极地把生态意识糅入创作中去，形成了不少颇具个人特色的“准生态”作品。从作家个体的创作状态来看，不少人甚至选择了把自己“流放”到自然界，打点行囊走向青山绿水、蛮荒森林———既然生态小说是反映人和自然的文学，不深入只能流于形式和概念。有意思的是这种“老海失踪”式的转变悄然伴随新世纪而展开，尤其是集中在 2000 年，这一年叶广苓开始进入秦岭腹地，陈应松找到了神农架……不久，一系列生态小说络绎不绝地问世。
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来看，新世纪初的中国生态小说依然受到中西生态思潮的影响。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传统渗入其中，往往倾向于个体融合于自然之中的生态和谐气息，这种审美经验往往建立在生态危机未曾出现的前提下，充满了人类童年时期经验，这也正是不少中国生态作品的动人心魄之处；另一方面是欧美生态思想以其反思的视角，对科学、技术、理性造成的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现状进行清算，要求对百年来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生产模式进行批判。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新世纪到来之际，这两种观念随着人类的整体生态自然观出现渐趋融合之势，表现出彼此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中国的生态小说目前较为拘泥于本土的创作方式，对西方一个世纪以来的工具理性批判并不熟悉，对科学地看待人类命运缺少理性的支撑，因此作家们往往只是在自己熟悉的“自留地”里谨慎地抹些绿色，以呼应当代生态文化的呼唤和感受。
如上状态导致了中国生态小说颇为尴尬而独特的局面：由于缺少对深层生态观的理解，导致作品往往呈现“准生态”的色彩，无法为研究者提供可阐释的经典性文本，而只能筛选其中具有生态元素的作品进行研究。
二、新世纪初生态小说的特征与分类
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生态小说的启蒙期，90 年代是上升期，而进入新世纪以后，便处于潜在的调整时期。新世纪初生态小说呈现出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动物题材的创作得到进一步拓展深入，作家通过人和动物之间关系的描写，思考自然、社会和人之间的生态互动联系。二是多数题材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和民俗色彩，通过城乡二元对立的视角，将民族生态传统和现代发展观比较，揭示环境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三是出现了不少有丰富生态意识的准生态作品，并且有诸多以长篇形式问世。为了对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有较清晰的认识，参照王诺的定义，将其分为生态责任小说、生态启示小说两大类。所谓生态责任小说，指作家从物质和精神上考察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探寻人类发展模式造成生态危机的各种根源，通过小说确立人类对自然的义务和责任。生态启示小说是指以虚构文本为特征，通过臆想故事或者预测未来的方式来批判、警示人类的小说。
我国的生态小说主要集中在生态责任的类型中。所谓责任，即没有做好生态分内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相应的过失并力图挽回。在逐步进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环境危机主要表现为生态责任缺失，严重破坏了农业文明天人合一的传统，使人与动物、山川、河流等渐趋对立与疏离。本文将新世纪初的生态小说分为动物生态小说、地域生态小说进行梳理。
地域生态小说是一个相对含混的概念，涵盖了目前生态小说中具有明显地区风格、民族特色的作品。这种分法也有明确的原则，即以作品展示的生态内涵、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为标准，如同为湖北作家，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虽然也以动物为主要描述对象，但是对山川的险峻神秘、风土人情刻画用力颇多，甚至深入探讨生态伦理问题，寻找人与人相处的原点，因此并入地域生态小说；李传锋的“动物传奇”虽然也以鄂西恩施地区的原始丛林为背景，但主要着眼于山林、人、动物的关系探讨，渲染动物和人相互依存的共生共荣的场景，因此归为动物生态小说。类似的还有“大漠之子”郭雪波的作品，主要刻画内蒙古草原人和动物的生存状态与命运，但是已经超越了动物与人二元关系的范畴，展示了沙漠地区的独特生态状况，故考虑纳入地域生态小说中。
动物生态小说
新世纪以来，在生态问题日益引发现代人焦虑的语境下，中国一部分生态小说将表现的对象设定于人和动物，用充满灵性的文笔描绘出生意盎然、缤纷多姿的动物世界，以诗意的语言传达了对人与动物、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向往和追求。从人类历史来看，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和动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类生存必需的渔猎、游牧、农耕生活，某种意义上就是和动物打交道的过程。动物的形象很早就进入了人类文学的领域，但是此前由于人自视为万物之灵，将人之外的动物称为禽兽，在对动物的描写上是一种俯视的姿态。当代的动物小说的兴盛一定意义上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有内在的联系，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反对“通过某种动物行为的描绘，创作主题有意识地表现人类社会的某些思想感情和伦理道德”，或者拒绝“各种动物形象往往肩负着人类某种伦理品性任务”注。这些作品倾向于表现动物丰富的习性、性格甚至某方面真正的兽性，创作本体意义的动物艺术形象。北大教授曹文轩曾指出：“动物小说的不断写就与被广泛阅读就是一个证明。它显示了人类无论是在潜意识之中还是在清醒的意识之中，都未完全失去对人类以外的世界的注意与重视。那些有声有色的，富有感情、情趣与美感甚至让人惊心动魄的文字，既显示了人类依然保存着的一份天性，又帮助人类固定住了人本是自然之子，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员，并且是无特权的一员的记忆。”注这段话可以视作当代动物小说被置于生态小说视野中观照的概括。
不可否认，不少作家创作的动物小说并未完全进入生态创作的领域，只是在自己熟悉的题材上，或多或少地摄入了生态思想的部分元素，作家甚至一开始也未必意识到是生态题材，只是在创作的时候将一些本真的经验、体会、想象添入其中，之后却受到生态批评的关注，部分作家也逐步转型为生态文学作者。新世纪以来大量生态动物小说的出现，其原因主要在于后现代的生态思潮下，文艺开始重新关注自然，思考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反省人对自然扭曲的掠夺关系。从深层的时代哲学思潮来看，这些小说是对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形象化挑战，要求人类摆脱狭隘的自我骄纵状态。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即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尺度来解释和处理整个世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的思想，它要求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目标。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中心主义”本身也是一种进步，它成功地克服了此前人类社会普遍以神灵为中心、对人类自身的了解处于混沌的蒙昧状态，成为促进人类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由于这种观念的自身的局限和偏颇，只看到了人的眼前的物质利益，只看到了人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占有、利用，或者说，只看到了人的利益而没有看到生态系统生存发展的需要及其对人的长远价值，在实践活动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进一步生存与发展。如约翰·希德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中就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人类沙文主义，这种观念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王，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是所有事物的批判尺度，它深深地蕴涵在我们的文化和意识之中。”注要消除生态危机，必须扬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而确立整体的生态观念：“人类绝不是、也绝不能君临万物、自我孤立地生存于世，而是、也只能是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相互依存。人类若想长久地生存于这个星球上，就应也不能作万物的中心、主宰和统治者，而只能做万物的朋友———平等互利、密切融合、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朋友。”注只有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才会得到净化，人与自然才能和谐。
国外学者把生态观念的进步概括成“一个中心转化和扩大的过程：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中心主义，再到生物中心主义，最后是生态中心主义”注。倘若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国内的这些动物生态文本正是处于第一阶段的过渡当中。现代人在潜意识中已经习惯将世间万物分类，人为万物的灵长，优于动物或者自然界的其他生物，甚至高于自然，“生活在这个文明中的我们继承了这样一种心理习惯……我们不再认为我们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我们甚至学会否定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动物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是人类回归自然迈出的第一步，而新世纪以来的动物小说展示的正是这种回归的重大转折状态，将动物作为人类最为亲近的朋友，通过人和动物的关系调整，重新恢复人类和其他生态整体间的和谐、稳定的关系，重新确认人类在自然整体中的应有位置，重新承担人类在自然整体中的责任和义务。
新世纪以来，随着环保观念的加强，人们越来越注重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动物在各种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它们成为了人类和自然的纽带，作家不仅站在人类的叙述角度把动物看作“自然形态”之物来进行外部的观察与描写，而且在生态观念上作深刻的自我反思。由于历史文化、思想观念或者个人经验的局限，新世纪以来的动物小说的创作虽然精彩纷呈，但是在生态观念上比较驳杂，出现了不少生态观念较强但是并不符合生态整体利益的作品，可以视为一种“准生态”的创作现象，虽然在对生态哲学的认识上并不深刻，在生态伦理道德上也颇不完善，但是由于其反对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尺度的鲜明姿态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一）准生态长篇动物小说的兴起
新世纪的几部著名长篇动物小说体现了“准生态”的特点。世纪之交出版的《怀念狼》注追述了商州南部曾是野狼肆虐的地区、人和狼之间发生过惨烈战争的故事。但是百年后时过境迁，狼成了保护动物，于是舅舅傅山、“我”和一个绰号叫烂头的人担负起了追踪普查这些狼的职责。在一路上怪异的人狼冲突中，狼表现出和人一般的友好、感恩特征，而人变成的人狼却行为怪异、“兽性”十足。《怀念狼》以独特的视角，在看似平常的故事里作深度的开掘，拷问着人类生存以及自我精神的归属。在这部小说里，猎狼行为并不是人征服自然的体现，而是被视为自然生态中一个物种和另一物种之间冲突中的共生与互证。姜戎的《狼图腾》出版后激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小说是一部以狼为主体的叙事史诗，由几十个有机连贯、紧张激烈而又新奇神秘的情节组成，讲述了北京知青陈阵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和草原狼之间一个个神奇而惊心动魄的故事。从文本来看，《狼图腾》是一个复杂的主体，牵涉较多层面的问题，既有对人性的丰富考察，也有对国民性的探讨，甚至对民族特征的剖析等等。
这两部小说的共同之处在于突出了反“人类中心主义”特征。《怀念狼》通过展现禁捕所造成的人与狼的物种退化，对人的精神危机、人的命运前景进行反思。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物种却在退化，农业文明的诗意传统断裂了，人类无法逃避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危机。贾平凹发现了狼，欲借助狼的原始野性来拯救人类。《狼图腾》从本质上突出了人对动物的自觉敬畏，小说中人只是观察者或者配角，主要通过对动物的自然习性、禀赋、脾气、情感、性格的描写，在保持动物“兽性”的本真状态的前提下，使动物的生活和人类在某种层面上获得和谐，从中领略人生的意义与生命升华的思考。在小说中，狼表现出来的勇敢、智慧、顽强、不屈、忍耐、团结、谨慎的精神，狼的每一次侦察、布阵、伏击、奇袭的高超战术，狼对气象、地形的巧妙利用，狼的视死如归和不屈不挠，狼族中的友爱亲情，狼与草原万物的关系，倔强可爱的小狼在失去自由后艰难的成长过程，无不栩栩如生。除了狼之外，小说中还有不少动物让人印象深刻，如狗，桀骜不驯的二郎、英勇的巴勒、聪明的黄黄；还有修巢的天鹅、斗狼的老兔、风流的种马等，性格各异，令人叹为观止。以一个人类的视角，平等地叙述这些动物主人公的故事，既是这部小说新奇独特所在，更是其跨入生态范畴的最主要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是作者扎实的生活经历酝酿而成，故而避免了当前国内生态文学中常见的说教味，也没有为了诠释生态理念而损害艺术创作的通病，小说甚至被评为中国生态小说“在文学本体上走向成熟的标志”注。这部小说通过狼群的荣衰叙述了蒙古草原逐渐消失的生态悲剧，探讨人性与狼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品的价值在于：首先，作品提出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性问题。草原文明的发展依赖于生态的稳定，即构成人、狼、马、羊、鼠、旱獭、兔、草等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动态平衡。正如蒙古老人毕力格提出的“大命”和“小命”，“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把草原上的大命杀死了，草原上的小命全都没命”注。为了保障草原的发展，必须跳出局部的功利视野，而重视草原整体的生态状况。其次，作者揭示了草原生态被破坏的各种原因。一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要符合环境的特点，不能盲目以一地的经验强加于别处。草原上的狼和牧民是顺乎天理而生存的，他们尊重当地的自然规律，那些农区的人往往以农耕文明的经验治理草原，结果造成草原不可逆转的破坏。二是人性的贪婪欲望导致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是真正摧毁草原的深层原因。小说花了不少篇幅写包顺贵等人挖芍药、捕天鹅、赶尽杀绝旱獭等令人发指的恶行。三是对现代科技在生态破坏中的作用予以揭示。整体上看，草原生态的被破坏一定程度上和现代科技、工具的介入有着直接和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