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现象
虽然文学并非因进入了新世纪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文艺争鸣》杂志于 2005 年第 2 期推出了“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栏，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加以讨论，学者们认为新世纪文学的提出是对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的终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虽然，新世纪文学延续了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但是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中，新世纪的文学多少呈现出其新的倾向与特点，新世纪初注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学现象，与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有着重要关联，这也应该成为学者们所关注与研究的论题。
一
新世纪初，中国社会延续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市场与读者成为影响着新世纪初文学的基本因素，文学创作从以往的“作家———作品———市场———读者”轨迹，逐渐转变为“读者———市场———作家———作品”的过程，由出版社窥测读者阅读兴趣、策划创作选题，再请作家就某些有市场的选题进行创作，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创作的环节链注，这对于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学者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末 21 世纪初，无论在大的文化语境还是文学思潮上，都有一系列的新变化。尽管其新变往往非常微妙乃至容易被论者忽略，但其嬗变律动与其实质指向都与 90 年代的文化／文学思潮表现出本质的区别。”注研究这种和文化相关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现象的变化，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的意义。
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中，在中国社会不断加快走向全球化的脚步中，新世纪初的文化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色彩，在大众文化流行的趋势里，在对于传统观念与道德伦理的颠覆中，人们在物质不断丰富中加强了对于个人欲望的肯定、对于个人权益的重视。
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Jose Drtegay Gasset）在《民众的反抗》一书中较早地提出了大众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在一个地区、一社团、一国家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它是大众社会的产物。美国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 Rosenberg）将工业化了的大众社会视为一个充满了单调、平淡、平庸、丧失人性的社会，人们在富裕的生活中却充满了孤独感。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媒介的表现与传达，暂时可以克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危机感，但它可能大大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新世纪初，中国社会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并非如西方工业化社会是充满了单调、平淡、平庸、丧失人性的社会，但大众文化却日益成为流行的主要文化之一。大众文化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本位，以商业性时尚性为外表，以现实性及时性为内涵，呈现出一种日益世俗化的倾向。
由于电脑与网络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驰骋遐想表达自我的天地，在网络上便捷地查阅资料、发送电子信、发表作品、表达见解、QQ对话、网聊等等，已形成了一种与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相关的网络文化，以往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的审查制度在网络上基本没有了威慑力，反对权威性追求自由表达成为网络文化的基本特征，随意性、粗鄙化也成为网络文化的某种倾向。
与网络相关的是当代影视的发展，与影视相关的又出现了以调侃颠覆戏仿恶搞等为基本特征的“无厘头文化”，这种缘于粤语方言“无来头”无准则、无分寸的粗俗随意，在周星驰《大话西游》为代表的“无厘头”电影的影响下，迅速为社会上年轻人所追捧，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话语表达与审美态度，构成了无厘头文化现象。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日益发达，自然环境的恶化、官场的腐败成为中国社会的两个重大问题，在不断翻译介绍西方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中，在中国社会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面前，为中国社会的生态危机而呐喊，为保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而疾呼，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在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保护我们的家园等呐喊声中，中国的生态保护一再为有关人士所提出，生态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在层出不穷的官场腐败案件中，这种与权力捆绑在一起的腐败，给执政者的形象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不仅对于党风党纪，而且对于社会民生都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反腐倡廉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呼声，关于官场的规则、潜规则等的说法在社会上流行，民间流行的一些茶余饭后的段子不少也是针对官场腐败的，权力、权术与权利等，成为官场文化纠结的一些基本内涵。
虽然近些年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世界上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与影响，但是中国社会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在向现代化道路迈进中。由于中国社会不断开放的政策与环境，对于西方文化的介绍引进，对于非洲文化、澳洲、拉丁美洲等国家文化的介绍与接受，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与纷杂，农业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同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孕育萌生，现代性理论、后现代理论的翻译介绍，反对“同一性”“整体性”与崇尚“差异性”和“多元化”思潮的萌生与发展，使后现代的某些话语在中国的土壤上找到了知音。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质疑启蒙哲学时，对于现代社会作了如此的分析：“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结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进入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注被祛魅了的世界已经走向了世俗化、消费性。在GDP日益增长的社会语境中，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突出，文化呈现出更加缤纷多元的色彩，这成为新世纪初的一种倾向，在以大众文化为底色的氛围中，人们各取所需地寻觅着接受着各自的精神追求文化消费，在文化日益成为一种生活需要和呈现出消费色彩时，新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也呈现出缤纷的色彩。
二
与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的铁肩担道义迥异，也与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的走向民间不同，新世纪初的文学在整体上具有平民性、狂欢化的色彩，基本不为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而津津乐道，而为个人的生存与娱乐而执意追求，基本不为启蒙民众的历史责任而任重道远，而为自我表达与宣泄而我行我素。
新世纪初的网络文学、戏仿文学更可以见出如上的特点。借助于互联网而发达的网络文学，已经成为新世纪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在具有相当自由度的网络文学作品发表的现状中，虽然总体上网络文学仍然比较粗糙，但是逐渐由网络成长起了不少网络作家，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网络文学作品，在市场意识中将网络文学作品印刷成为纸面文学的效应中，网络作家又有不少从网络走向图书市场，推动了网络文学的发展与兴盛，加上网络文学稿酬制度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网络文学的创作。慕容雪村、清秋子、夏岚馨、大妞、深爱金莲、江树、海水群飞、不K拉、云天空、安琪父亲、永恒玫瑰、六月飞雪等，成为网络写实作品的代表；罗森、天下霸唱、萧鼎、萧潜、老猪、烟雨江南、玄雨、树下野狐、苏逸平、景旭枫、阿越、波波、骑桶人等，成为网络玄幻小说的代表。他们在网络上驰骋他们的遐思、发挥他们的才智，构成了网络文学众声喧哗的话语空间。
在“无厘头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戏仿文学，成为新世纪初的一道有趣的景观，甚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电影《大话西游》之后出现了诸多戏仿作品：《东方时空内部晚会》《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鸟笼山剿匪记》《为人民币服务》《大话李白》《大话三国》《水煮三国》《Q版语文》《Q版史记》《玩转三十六计》《搞定孙子兵法》《春运帝国》《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中国版自杀兔》《布什与猩猩的惊人相似之处》《武林外传》《疯狂的石头》《大电影之数百亿》《人体成为地球最后的水源》等，在竭尽调侃、戏谑、嘲弄、颠覆之能事后，在狂欢化的语言表达中，却也有对于诸多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的愤懑与讥刺。
新世纪初的文坛上，“80 后”文学已经成为不可小觑的文学阵营，他们的创作大多以其个人生活为半径、以个人体验为核心，基本呈现出以青春叙事、成长叙事为基调的青春文学，弥补了中国文坛历来有成人文学、儿童文学，而缺少青春文学的遗憾，也使他们的作品拥有众多青少年读者，在中国独身子女的氛围中，形成了他们作品令前辈作家惊诧的市场发行量，在名利双收的诱惑中，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写手加入这个阵营中，出现了李傻傻、郭敬明、张悦然、韩寒、春树、孙睿、小饭、蒋峰、周嘉宁、苏德等有影响的“80 后”作家，在他们的创作颠覆传统、宣泄欲望、自我迷恋、自我标榜、孤独意识、悲观情绪等色彩中，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的某些特点。
从某种角度说，新世纪初的官场文学、传记文学与大众文化的流行密切相关，虽然官场文化成为官场文学的根基，但是人们对于官场腐败的憎恶、对于官场内幕的好奇，成为官场文学走俏市场的原由之一。陆天明《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周梅森《绝对权力》《国家公诉》《至高利益》《我主沉浮》，王跃文《梅次故事》《西州月》《官场春秋》《官场无故事》，张平《国家干部》，汪宛夫《机关滋味》，范小青《女同志》，肖仁福《待遇》等，成为新世纪官场文学有影响的作品。新世纪初传记文学的兴盛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延续了以往对于领袖、名人的崇敬与关注，出现了诸多此类传记：毛新宇《爷爷毛泽东》，孔冬梅《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毛泽东与贺子珍》《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韩石山《徐志摩传》，陈廷一《宋氏三姐妹》《贺氏三姐妹》《周氏三兄弟》《蒋氏父子》《宋氏三兄弟》等。新世纪出现诸多电视主持人传记，如倪萍《日子》、赵忠祥《岁月情缘》、敬一丹《声音———一个电视人与观众的对话》、水均益《前沿故事》、杨澜《临海凭风》、崔永元《不过如此》、白岩松《痛并快乐着》等。一是拓展了对于平民人生的兴趣与书写，出现了诸多平民传记：刘红庆、王景春《向天而歌：太行盲艺人的故事》、刘邦立《我是北大四不像》、陆步轩《屠夫看世界》、李崇安《牵手一家人》、母国政《岁月剪贴》、陈丹燕《上海的红颜遗事》、胡辛《网络妈妈》）、陈燕《耳边的世界》、路福《路福记事》、国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陈子衿《一个和生命奋战的勇敢灵魂》、杨孟勇《一位心脏移植者的自述》等。
与其他文学作品相比较，新世纪初的生态文学是最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家们面对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面对生态危机的不断呈现，纷纷加入到生态文学创作的行列中，出现了不少有鲜明生态意识的生态文学作品：姜戎《狼图腾》，杨志军《藏獒》《远去的藏獒》，郭雪波《狼孩》《银狐》，雪漠《大漠祭》《猎原》《狼祸》，叶广苓《山鬼木客》《老虎大福》《黑鱼千岁》《猴子村长》，李传烽的《红豺》，温亚军的《寻找太阳》《驮水的日子》，陈应松《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独摇草》，李晋瑞《原地》，张炜《鱼的故事》等，这些作品在对于生态环境恶化的描写中，表达了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平衡回归自然的企望。
新世纪初的文学现象是多元的、复杂的，我们在此列举如上的文学现象，只是关注到新世纪初文学的某些方面，并未注意到新世纪初文学的全部，并且大多仅关注小说文本，未对于诗歌、散文、话剧、报告文学等文学体裁予以关注。
三
我们梳理新世纪初的文学创作，意在观察新世纪初文学发展的趋势与走向，在总结此阶段文学创作的某些症候时，评说在新世纪初文化语境下文学创作的长与短，以引导新世纪文学健康有序地发展。
在新世纪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文学创作也具有多元化的色彩，但是又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某些共性。
新世纪初的文学创作在忽略传统的启蒙、教育等职责时，注重文学的自我表达与娱乐特性。中国文学历来强调启蒙的传统、教育的功能，自梁启超提出文学新民说以来，中国文学就承担着极为沉重的重任，在救亡图存的民族现实危难面前，文学就担负着种种不堪的负荷。就是在新时期，文学在控诉“文革”伤痕、反思历史灾难、面对改革现实时，仍然具有着这种启蒙或教育的企望。自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加快了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步伐，文学成为商品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逐渐摆脱了以往政治功能教育功能的窠臼，突出了娱乐功能消遣功能。进入了新世纪，网络文学、戏访文学、“80 后”文学等大多注重自我的表达，努力抒写自我的生活与情感，注重靠拢自我的生活与体验，注重文学本身的娱乐性特征，文学变得越来越轻松，文学脱下了以往启蒙、教育等沉重的外套，而注重以戏谑的、调侃的、诙谐的笔调，叙写人生抒发情感。
新世纪初的文学创作在忽略传统的经典性、贵族气等追求时，注重文学的个人化、平民性。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中，中国 20 世纪文学整体上逐渐走着一条欧化的道路，在传统的通俗文学被鄙视、被歧视中，中国新文学注重文学的经典性，呈现出鲜明的贵族化色彩，无论是语言的表达，还是思想的建构，从总体上背离了“五四”初期为启蒙民众的文学大众化企图。新世纪文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的轨迹上前行，文学创作已并不将经典性作为追求，只要将自己的真实生活与真切感受写出来，就达到了表达自我的目的。新世纪初的文学，呈现出鲜明的个人化的特征，无论是“80 后”的创作，还是“戏仿文学”；无论是生态小说，还是网络文学，都可以见出创作者独特的个性特征。在新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中，呈现出鲜明的平民意识，作品常常描写社会底层人生，官场文学在对于官场生活的描绘中，其实关注的是百姓的利益与眼光；传记文学中出现了诸多以普通平民百姓为传主的作品，屠夫、盲艺人、普通百姓都成为传记文学的描写对象；小说创作也常常将眼光靠拢平民，鲜有贵族气，而多了平民色彩。商业文化产业“用平民主义来巩固自身的文化折中主义基础……它卖出自己的产品时宣传的是人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趣味，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方式享受快乐”注。
新世纪初的文学创作在忽略传统的崇高性、史诗性等风格时，注重文学的平易性、世俗化。晚清以降，中国文学就越来越注重崇高性、史诗性，将民族、国家作为作家描写的主要对象，在救亡图存中，让文学承担拯救国家危亡国民性改造的历史重任。就是新时期的文学，也常常在反思、寻根等文学潮流中，注重写出民族文化、民族发展的历史，在史诗性的创作中呈现出崇高的美学风格。新世纪初的文学，淡化了崇高与史诗，而强化了平易性与世俗化，作家注重描写普通人物的普通生活，几乎没有宏大悲壮，只有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小说创作不执意追求跌宕起伏的情节、大开大阖的人物命运，而描写最有生活质感的普通人生。无论是“80后”文学的成长经历，还是网络文学的家长里短；无论是戏仿文学的异想天开，还是传记文学的平庸无奇，作家都老老实实地叙写出来，不注重惊心动魄，只要求有血有肉。
新世纪初的文学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呈现出其独特的光与彩。新世纪初的文学注重文学自我表达与娱乐性，脱下了以往文学过于厚重的道袍与盔甲，使文学回到其原初的境地。新世纪初的文学注重文学的个人化、平民性，使 20 世纪 30年代后文学逐渐强化的阶级性群体性得到了改观，突出了文学个人化个性化的特征，也使“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的平民文学倡导真正得到了实施。新世纪初的文学注重文学的平易性、世俗化，洗净了以往文学伪善的油彩，将文学本真的、切实的面容呈现了出来，在世俗化的叙写中使文学充满了生活的真实与生动。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世纪初文学的某些不足，在过于强调个人欲望的满足中，往往忽略某些社会的责任；在注重文学娱乐性时，又常常以过于随意的恶搞、戏谑展开戏说，使文学有时简单化地变异为一种笑料；在注重创作的个人化时，有时却极端突出个人的物欲追求，而忽略自我的修养；在注重文学的平民性时，往往又降格以求，缺乏对于平民社会的批评与针砭；在关注文学的平易性、世俗化时，有时将文学等同于生活的录写，甚至将世俗化等同于庸俗化，文学变得粗疏粗糙，缺乏对于文学精致化、经典化的追求。
新世纪初，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文学也处于一种转型的阶段。在中国社会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逐渐发生着变化。
注：我们将进入 21 世纪后最初七八年称为新世纪初。
注：见杨剑龙《新世纪文学市场化与当代小说创作》，《文汇报》2008 年 7 月 27 日。
注：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04 年第 5 期。
注：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93 页。
注：莱恩·昂：《〈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9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