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微云起泰山
一管笔
它安静地悬垂，带有浅褐色斑纹的竹管，纤细、笔直、肃然。白色的笔头，像一枚倒转的微细的荷花苞，顺滑的弧线，聚向尖尖的一点，指向大地。它，散发着敛收的淡然气息。
将它取下，入水，浅浅地润泽，待花苞略微舒展，控一控水。再入墨汁，深情凝眸一般，待花苞浑然浸透，轻点砚边，控一控墨汁。提笔，落于纸上。
点按、提锋、斜上、折下、再斜上，长而深潜的呼吸一般，在气息的尾部，弯折向下，回锋，内收……饱满、匀停、劲直的“一”，书法中最基本的笔画“长横”，端然卧于纸上。
不一刻，墨汁渗入纸的纤维缝隙，两者筋脉合一，再难剥离。如刻。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横、竖、点、撇、捺、折、钩。在一次次与墨汁的遇合中，渐渐地，每一根笔毫都充分地润泽，充盈，一种急待绽放的力，从根部涌至毫尖，它疾奔起来，像奔跑的脱兔，像游走的龙蛇，像欲牵非牵的蚕丝，像甩动的豹尾，偶尔也像蓦然驻足的猛狮，回头那一瞬莫可名状的凝视……那是深藏在一管毛笔身体里的，兽的精魂，被墨汁释放，纵迹于纸的旷野。
是的，我一直觉得毛笔的身体里有兽的精魂，有山野的气息，有风的涌动、水的流转，有云朵的飘浮、雨的穿梭，有雷鸣的重浊、闪电的迅疾，有歌吟有啸叫，有日月的明暗交接，有一种不受拘囿的力量，尽管它看起来那么安静，遇水柔软，适合文化的语境，被归于雅的范畴。
如果不是墨汁的纵容，它枯瘦、端凝、拘束，等同于被囚禁。可它注定会被唤醒，那是一管毛笔的宿命，甘于拘囿只为被唤醒的一刻。
古来行书有三绝，《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诗帖》。兰亭雅集时，微醺状态的王羲之，信手握笔，瞬息人笔合一，达至化境，与其说是酒在一个人身体里的奇妙发酵与纵容，成就了再难复制的绝笔，不如说那一刻，人的理智松弛而未懈废，感情与意绪舒张而不拘束，一腔浪漫神思联通墨汁，将一管笔内在的力量激发，两者合一，恣肆流泻，化为了墨书的天然自在律动。
当一管笔抵达幸福癫狂的时刻，也是它的至尊时刻。但毛笔无法自为，它是人的情绪、神思与墨汁，与纸联通的管道，握处的刚与稳定，行笔处的软与绵健，保证了这联通实现的可能与通畅。
纸上的墨迹，是一切记忆的涌现，人的、笔的，是对自然与生活的模仿、回忆、提炼与表现。
最初的笔，坚硬，取自石头或兽的骨，与原始人类简单粗糙直接的语言形态呼应。再然后，木加入，铁加入，蘸植物或矿物汁液，点染在陶罐粗糙的肌肤上……直到柔软到来，赋予了多种形态书写的可能，文字疾奔如话语滔滔流淌的可能。
据说，完成这一转折的，是秦朝大将蒙恬。这个统兵三十余万对抗匈奴，又让万里长城初具雏形绵延北方的大将，在某一情急时刻，耐不住以刀刻木的滞缓，以一员武将的莽撞与粗糙，一手抢过身边士兵武器上的红缨，捋巴捋巴，用绳捆绑在木杆上，蘸血水，一通疾书，将急于传递的军讯以文字的形式涂抹在绢上……那一刻，他内里恐怕长舒一口气，每每书写时感觉被捆缚的身心，终于找到了纵马疆场的那一种酣畅淋漓。
他不知道，那一时刻，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后来两千年书写史的大致形态。
一管管毛笔，在两千年时光中演变，形容渐改，簪白笔、鼠须笔、鸡距笔、散卓笔、揸笔、斗笔。可宗旨如初，赋予千变万化的文字组合可以触摸和欣赏、会意和理解的形体，进而传情表意，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代与代之间的接续，记录荣耀、显赫、尊崇、神圣，也记录挫败、屈辱、丑陋、卑微，大地上的风云际会、潮汐更替、峰谷错置、繁盛荣枯、日月消长，人世间的跌宕沉浮、恩怨情仇、生死瞬息、福祸暗转、喧闹寂灭，还有居于这一切之上、阔大无边的虚空，无一不是由一管管笔记载、书写、铭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有的遗失，有的传续。
可以说是一管管毛笔，接续完成了这一贯通古今、接续时空的庞大工程。天定的使命，使得它们以娇小的身形进入文化的领域，成为中华文化与文明的一部分。
看似形简势单的一管笔，之中所蕴含的深刻意味，被东汉末年的书法家蔡邕提升至天地人伦、自然哲学层面，在最早专门论述毛笔的文章《笔赋》中，他怀揣对毛笔的满腔柔情，慷慨而谈：“上刚下柔，乾坤之正也。新故代谢，四时之次也。圆和正直，规矩之极也。玄首黄管，天地之色也。”
天地间，一管管笔铺排成浩瀚的阵容，浩瀚到每一个体都面容模糊不清。可我们只要迫近去看，那一管管笔，犹如一个个人，有着自己的身世、性情、际遇、命途，或平朴，或传奇。
一个人
他说：“我只是个匠人。”
简单的几个字，简短，干净，有力，让微信这一端的我，忽然心生敬意。
我是冲着他的“文港毛笔制作工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名头找到他，可他对自身的定义，忽略了这一身份，之中有一种简明至极的纯粹。
我到的时候，他坐在工作室一隅。面墙而坐的一帧背影，躬身在一张小木桌上。
白汗衫、黑短裤，鼻梁上架一副眼镜，看人时目光越过眼镜的上沿。平朴的面容，淡然的没有笑容的寒暄。直到采访渐入佳境，话语流越来越松弛，笑容才浮上了他的面颊，令眉眼生动起来。
坐下来，看他专注于手中的活儿。这是他工作的常态。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木桌，不足两尺长、一尺宽，桌上堆挤着台灯、笔、笔筒、蜡烛、药瓶、眼镜，无声地明示着一个制笔匠人的日常所需。近手处的铁盘里，一边躺卧着许多细小的棕色笔头，一边是白色笔头。铁盘左边竖着一排排笔毫，仿佛刚刚列队的士兵，号令声犹在空气中回荡。铁盘另一边是一只白瓷碗，碗中清水一盏。他手下卧一小方黑色的大理石板，左手的中指、食指、大拇指抵住一截竹管，竹管前一排湿润的毛毫，紧密排列，他右手握一柄刀，俯身，埋头，刀尖理顺毛毫。这一环节，在整个制笔流程中称为“护笔”，将盖毛卷覆笔芯，再剔除杂毛、浮毛，以确保毛毫的齐整纯粹。
毛笔的制作，分为水作和旱作（也叫干作）。作为文港毛笔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周鹏程擅长的是水作，关乎笔头，一管毛笔的最核心部位。
他与微小的笔头，痴缠半生。在它小小的空间里，横亘着数百上千微毫构成的迷途，他在其中流连、迷茫、彻悟、坐忘，终成为一个洞悉奥秘、深谙其道的匠师。一枚小小的笔头，成为他眼中心中的大道。
匠师的起点，无一例外是一名“小白”，常常在对手中的事物毫无了解时，就被外力推动着与之劈面相逢。周鹏程出生在离文港镇三四公里的周坊村，小小村落在明代就是户户作笔，更因为万历年间，从那里走出过一个以制笔名闻天下的名家周虎臣，其后人在清朝年间为避战乱，辗转至上海，开设了“老周虎臣笔墨庄”，延续至今。周坊与毛笔的链接，在岁月轮回中越来越紧密。至周鹏程懂事时，周虎臣已成乡人心中的一阙传奇，传奇中隐伏着世人的艳羡与追慕。
那时，精于制笔的匠师，被乡人高看一等，被笔庄的老板高看三分，他们通常昂头挺身进入一家笔庄，不左顾不右盼，问一句“要人吗”，若是肯定的回答，自会有人端来凳子，他便端然坐下。老板定然恭敬有加，师傅的手艺决定了笔庄的招牌和颜面。高级匠师通常一年只做三四百管笔，每一管都是精品。他制笔时，连老板也不能站在一旁观看，那是属于一个匠师独有的秘密。或许，他会传给自己的儿子，以确保这门手艺灯灯相续，不萎不灭。
也有匠师已定、无需请人的笔庄，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那闯进门来的匠师依然脚不滞步，昂首直行，从笔庄的另一门出去。民间称之为“不走回头路”。那昂首的姿态里，有制笔匠师的尊严，也有旧时对毛笔的看重，那是植根民间，通向文化阶层的不多的支脉。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刚及桌子高的周鹏程就被父亲约束在家，在一盏煤油灯下，打着瞌睡做“盖毛”。他家因为几代制笔，攒下了一点家业，被划定为“地主”。周鹏程至今记得一个皮革覆面的枕头箱，里面装着金银首饰和做毛笔的工具、材料，后者想必是祖传下来的，可在水流般涌动向前的时光里，不知所终。父亲因为“地主”的帽子，无法进队里的毛笔厂，可他的制笔手艺是远近知名的好，厂长自小相熟，便悄悄将一些活计交给父亲，让他晚上在家里做。
一年到头，农忙的时候，精力只顾得上种田，待到农闲时节，制笔的家什才放上台面。白天大人忙着在队里挣工分，到了夜晚才能制笔……笔头最核心部位“笔芯”，只能是父亲做，而盖毛，工艺上要求不那么精细，对笔的品质相对影响较小的部分，就交给孩子。五个兄弟姐妹中，周鹏程排行老大，自然是逃不过。
一家人围坐在半明半昧的光线中，默然无声又有序地，进行各个不同的环节。制作一管毛笔，光笔芯部分，就有选毛、采毛、熟毛（将毛毫浸在石灰水中，去油脂，去腥味，消毒）、梳毛（用骨梳在水盆中洗去毛绒和残留的皮脂）、齐毛（将一根根毛毫沿骨梳边缘对齐排列）、切毛（根据笔锋长短，用尺子比对后，自根部切齐）、梳毛、去杂毛（用薄刀刀尖剔除劣毛、无锋毛）、梳毛、配料，经过反复梳洗整理的毛毫，摊开成薄薄一片的“刀片毛”，根部齐平，毫锋呈一道弧线，从一端卷至另一端，笔形即出，谓之“作笔形”。但这还只是笔芯部分，制作外面的盖毛，也需要同样的步骤。盖毛卷覆在笔芯外面，使之成为整体，称为“护笔”，一枚笔头终于成型。之后，绑笔头，晾晒干。再装笔杆，笔杆刻字。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环——修笔，这是毛笔正式出品前的最后一次精修，剔除浮毛、杂毛，确保笔形完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