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时间开始: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

从发现时间开始: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

我们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是一根棍子,学名叫“表”。

棍子被垂直竖立在地面上,立竿见影,“光阴”被捕捉到了。“光阴”这个词的本义是光的影子,先民们通过观测计量影子的位移,把“时”区分出“间隔”,“时间”的概念产生了。大自然中的时,本来是无间的,一切都那么混混汩汩存在着。“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淮南子·俶真训》)这根棍子立在地面之后,人们的生活轨迹清晰起来,有了时间,也开始有了历史。

对“时间”的发现,是人类认知天地最重要的突破口,是由动物到人的最华丽转身。先民们用智慧把自己从普通动物中完全剥离出来。据科学史家判断,这个时期是公元前6500年的伏羲时代。

我们今天手上戴的,墙上挂的,地上摆设的,叫表,钟表,它们的祖先就是那根棍子。有序跳动的秒针,就是对光影位移的生动临摹。

光阴是被一寸一寸捕捉到的,这个过程,既缓慢又漫长。

先民们观测太阳,也观测月亮。太阳出没和月亮盈亏是捕捉“时间”的两个基本点,并由此发现了天地运行的轮回规律,日、月、季、年这些概念逐一被获取到。昼夜交替为“一日”,月相变化的周期为“一月”。

四季的发现与定位要晚一千多年,已到了神农氏时期,约公元前5000年前后。神农氏与炎帝一脉相承,之后是黄帝,中国人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中国人的大历史由此开启。“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窍领天地。”(《淮南子·俶真训》)首先被认识到的是春秋两个季节。这一时期,火已经被广泛使用,并且辨识出一些草药,初步认识到食用植物和药用植物的区别。农耕生产是这一阶段最时尚的生活方式,春种秋收,把农作物的果实带回家里,烹调出“家常饭”,告别“打野食”的日子,进入“想吃什么种植什么”的新常态,人们开始尝试着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对日月运行的细致观测中,人们锁定了春分和秋分,它们是指太阳投在地面的光影长度相同,白天和黑夜均分,先民把这种情况叫“日夜分”。接下来,又锁定了冬至和夏至,“至”,不是来到的意思,而是达到极点。冬至,投在地面的光影最长;夏至,投在地面的光影最短。对春夏秋冬四个节点的认定,是在神农氏时代完成的,而对四个季节变化规律的整体认知,已到了尧时代,约公元前2100年前后。这一时期,观测天象,以及计时的工具都有了科学的进步和提升,并且成立了观测天象的专职机构,任命重臣担任主官,“乃命羲和(羲与和是两大氏族首领),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两分两至”的最早命名,记载在《尚书·尧典》中,春分称“日中”,秋分称“宵中”,夏至称“日永”,冬至称“日短”。“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春夏秋冬,再加上天和地,被先民称为“六度”,最初的标准和原则形成了,“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淮南子·时则训》)。中国的历史,后来以“春秋”为别名,不仅因为孔子著的那部史书(在东周时代,诸侯国的国史,多以“春秋”为名,墨子说过一句话,“吾见百国《春秋》”),还在于先民传习下来的对“春秋”两季的认知理念:春为规,秋为矩,历史是给人世间树立规矩的。

“年”和“岁”概念的形成也在尧时代,“年”和“岁”是有区别的:“年,谷熟也”

(《说文解字》),谷物从种植收获的一个寒来暑往周期为“一年”;“岁”是天文学的概念,一个节气到下一年这个节气为“一岁”。《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岁”,“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一岁“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旬是计算日期的概念,古人以天干地支计时日,天干甲日到癸日的十天时间为一旬。《尚书·尧典》中记载的三百六十六天为一岁,这个时间是经过缜密计算的。

在尧时代,这根棍子的原始使命终结了,但没有“退休”,而是“转业”,尧把它竖立在“政府”办公地前的广场上,命名为“诽谤木”,并赋予新的使命——倾听不同的政见之声。但这个时候,其倾听的并不是大臣和百姓的批评意见。准确地说,当国家发生了灾难,地震、瘟疫、旱涝,或者重大的军事失败时,尧亲率百官在“诽谤木”前向老天爷悔过,请求责罚。这根棍子由观天转为天问,由仰观天象到替天行道,进而俯察世道民心,由神奇升华为神圣。

中国古代核心的政治理念——“君权天授”开始形成,天是至高无上的万物神明,人间的君主是天之子,应“法天而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春秋繁露·离合根》)

这根古老的棍子发端了中国的天文学,撬动了早期的政治学,更神奇的,它还带动了数学的产生。对影子的反复观察、计量、测定,致使天文学和数学兼容着发展。这根天文学里的棍子,贡献了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定理:棍子被称为“股”,投在地面的影子,称为“勾”,连接勾与股端点的直线,称为“玄”。“勾三股四玄五”被发现了,“勾股定理”在《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里已有科学表述,从这两部书的时间点上计算,也比西方早了六百多年。

光阴荏苒,两千年过去了,时间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刘恒在即位的第二年五月诏令全国,给“诽谤木”重新定义,既保持天问,同时倾听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广开言路,废除“妖言获罪法令”。“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汉书·文帝纪》)刘恒是中国历史里的好皇帝,擅长听取不同的政见,并且实实在在地亲民爱民,即位第十三年,在国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免除全国的农业税,富民以养国。此项政令沿袭十一年,直到他去世。刘恒奠定了汉代“文景之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汉代之所以被称为“大汉”,他是厥功至伟的人物之一。

在古代,帝王宫殿的正门广场上竖立“诽谤木”,寓意广开言路。县一级衙门口的一侧放置鼓,百姓在紧急情况下击鼓鸣冤,按规定,县官须立即升堂受理案子,但多数情况下,这个鼓基本就是一个摆设。即使是个摆设,对官员也有提醒和警示的作用。

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那一对华表,也是一脉相承、自古而来的,可以追溯到最原始的那根棍子。华表上方的云板,不是装饰品,是古代先民的科技发明。为了确保棍子垂直立在地面,在顶部设置云板,沿四周垂下八根绳子,如果每根绳子都无隙地贴附在棍子上,这根学名为“表”的观天计时工具,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这个原理,启发后代木匠做出了吊线的工具——线垂,一条线绳的一端吊个铅锤。木匠手提线垂,观测物品是否垂直立于地面。

古人有多首诗写到华表,选杜甫一首、陆游两首附后:

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

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

顾我老非题柱客,知君才是济川功。

合欢却笑千年事,驱石何时到海东。

(杜甫《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

青鬓当时映绿衣,尧功曾预记巍巍。

玄都春老人何在?华表天高鹤未归。

流辈凋疏情话少,年光迟暮壮心违。

倚楼不用悲身世,倦鹢无风亦退飞。

(陆游《感事》)

岁晚城隅车马稀,偷闲聊得掩荆扉。

征蓬满野风霜苦,多稼连云雁鹜肥。

报国有心空自信,结茅无地竟安归?

浣花道上人谁识,华表千年老令威。

(陆游《岁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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