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红说绿
中国人眼中的色彩，是细腻而多变的。不同的颜色或同一颜色的不同调调，往往自有一种情绪和味道。排除了这些微妙的差别，喜欢抽象的人可以把这种种的感觉归为两类：热烈的红与宁静的绿。
在民间，“大红大绿”是富贵的象征，老百姓们喜欢痛快、尽情的东西。《诗经·小雅·斯干》中就说：“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看来这也是有传统的了。难怪富人家的门窗栏杆都要漆成红颜色。不过，我倒不明白，何以佛家的寺院里，也到处是一片红的海洋——既然高僧们个个都是厌弃红尘、追求清虚的。而且用现在的眼光看，红色的热烈也与佛门的宁静大不相宜，所以和尚们也是耐不住贫贱的。现今的时代，从服装上看，“红男绿女”的描述早成了历史，男性在穿戴上的自由大大地受到了限制。小伙子们穿了红红绿绿的衣服逛街，那是时髦。很显然，人们对那种在服色上“男女无别”的时代依然十分留恋。在“红”与“绿”的搭配上，民间也同样“求全责备”。
到了文人手里，这一切都变了样。那些富贵的象征都化作感情的迷魂香，顿时成了有色有味的东西。不过，文人们多喜欢淡一些的调子，他们不像普通人那样实际。淡的色彩正好做梦，飘飘忽忽地寄托着许多情绪，丝毫不觉得碍眼。做了一个温柔的梦，便说是“粉红色的梦”；梦中若得了便宜，则又成了“玫瑰色的梦”。绿色一般只能做红色的陪衬。中国人对色彩的理解，是重情绪而不重视觉的。绿色的背景上，红色太少就是寂寞，就是孤独，仿佛颜色也知道孤立对手似的。虽然历史上曾有过一个时期，“大青绿”非常得势，但那是魏晋时的事。读书人前途黯淡，没有出路，心里阴阴地泛出了绿光，也可以理解。其实唐代的辉煌很快地就扭转了这一局面。诗人的心是多病的，他们喜欢“万绿丛中一点红”那样的搭配。那是哀怨的红，它被无边的绿色包围着，像一颗孤单无告的心，又似一位娇弱多情、无人怜恤的女子。色彩是淡淡的，愁则是酽酽的。李易安早晨起床时嗔怪丫头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用的也是同样的心思。中国人笔下的色彩最富质感，从来没人能像他们那样眼耳鼻舌并用的。从红色中他们可以分别出火辣的红、血刺的红、温软的红、凄惨的红等等来，绿色也有柔的、嫩的、油润的、鲜亮的种种。“红袖”代表佳人，“青娥”指丫鬟（当然要漂亮一点）；“红楼”（有时用“朱楼”）是美人的笼子，也是白马王子们心中的伊甸园，只能远观而不能近探。不然，何以所有诗词中红楼上的风几乎都是凉的、空气都是怨的呢？相比之下，“青楼”的颜色就不太怎么勾人心魂了，因为那是妓院，稍不小心，会有轻薄的嫌疑。当然，杜牧是不怕的。
关于绘画上的用色，民间的百姓和文人也走向了两个极端。农历旧年的门神，大抵以红和绿为主。偶或间以少许的黑、黄和紫色。不过，黑色仅是用来勾线，并代染须发的。黄和紫只作零星的装饰。脸是大红的，袍子是深绿的。而且常常由于套版不严，关云长的绿袍子遮去了半个火红的下巴。然而人们对此从不介意，我小的时候就常常想不通。山水画的用色，则以“灰淡”为主调，花青色尤其得天独厚。画家们差不多在所有的颜色中都要调点墨，以增强它的厚度和质感，并加深意境的层次，使自然环境显得障碍重重，迂回幽曲。人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这不尽的山林。灰淡的青阴沉宁静而又开阔，使失意的人能看得远、想得开；深脆的绿清醒明丽而且幽深，得意者也不至于因高兴而忘乎所以。这正是中国画所特有的境界，是老成持重的。
